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内部管理。“因为组织是由不同背景、知识、技能的人所组成，所以有效的沟通非常重要”。在非营利组织中，沟通能增加做出正确决策的机会，是让工作顺利完成的重要基础、可以提供归属感。通常组织的沟通有效性与其规模成反比，为了克服这种沟通的不利，书中讲述了六个建立良好沟通气氛的步骤：设定目标、找出沟通不畅的问题所在、确定沟通中的重要因素、制定执行计划、执行、对该沟通做评估与改善。“管理与人密切相关，跟人一起工作、鼓励人们一同努力是管理的真谛”。在论述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这章时，盖拉特由道格拉斯x/y理论出发，得出有机式的、机械式的两种基本的管理方法，随后又重点介绍了管理四象限及情景领导。在内部管理这一章中最出彩的地方是有关董事会与员工这一章。德鲁克在1992年就提出非营利组织管理结构的核心是董事会和总裁。由于非营利组织形式多样,董事会与总裁的分工也不尽相同。同德鲁克不同的是，盖拉特首先界定了强董事会（健全的董事会）和弱董事会（辜负众望的董事会）的特征，并提出好的董事会应设定高的期望、视员工需要提供援助，并留给员工自我发挥完成任务的空间。
组织理论提醒我们：组织依赖环境而生存；与环境互动才有希望。作为现代社会结构分化产物的非营利组织，如果无法做到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势必为时代所淘汰。在美国，过去的十五年中有1/4的非营利组织因跟不上环境的变化已遭淘汰，《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就是一剂开给非营利组织适应新环境的良方。
一、21世纪的新环境21世纪在人口结构，价值观，教育政策等层面上的变革，对非营利组织的结构和管理有巨大影响。主要如下：人口老龄化、社会急趋多元化、志愿者制度的改变、职业女性比率增加、主流价值观的变化等。为适应21世纪新环境及应对以上十大问题，盖拉特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详细描述了组织该如何管理。
二、非营利组织的新管理管理大师德鲁克有句名言：营利组织向非营利组织学使命，非营利组织向营利组织学效率。他的《新现实》中的管理七原则常被管理人士奉为提高组织效率的金科玉律，《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全文虽没有明确按照七原则来行文，但每一章节都可以看到德鲁克的影子。鉴于将全书的12章一一列出稍显杂乱，所以本文根据这12章的内部联系，将全书分成以下数块：1、愿景设计。“共同的目标与价值观非常重要”是七原则之一。杰出非营利组织的以德鲁克的眼光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具有明确界定的，且为所有成员认同和珍惜的使命。清楚的使命感，能使上至董事会下至全体员工都能据此凝聚共识，全力投入，使机构形成一体，是组织成长演化的原动力。愿景陈述应做到以下几点：语气积极、把愿景当作现实状态来叙述、勇于冒险、叙述具体明确。愿景陈述之后就是战略规划，战略规划由任务陈述、环境评估、目的、优势劣势、策略方向、目标六大块组成。为明白非营利组织的目的，书中介绍的方法有团体举荐法。2、信息获取。“管理必须能随着组织成员的需求，以及组织所处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是七原则之一，了解信息对组织来说非常重要。书中主要介绍了两种了解及使用新信息的方法：九宫格及趋势图。信息与组织的三大基本过程：输入、处理、输出有密切关系。筹募经费作为输入的重头戏，更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否则将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被淘汰的非营利组织的原因在于募款能力不佳导致经费短缺。战后婴儿潮的一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职业女性的增多左右着募款的变化。募款可以分成以下四个步骤：因素分析；目标设定；拟定行动计划并实际执行；绩效评估与检查。3、组织营销“营销的目的是让销售行为变得多余，她的目的是让我们对客户的了解非常深入，使产品或服务刚好符合他的需求，无需推销就自己卖出去”德鲁克这句关于营销的话虽不是管理七原则之一，但对于组织管理的影响还是意义深远，营销中说要找出顾客的需求、兴趣、需要，并使组织的能力、产品或服务能够符合顾客的需求。故有效的营销管理就是一个让双方都能够感觉受惠的交换过程。盖拉特由此提出了非营利组织的营销。4P是传统营销的四大基石，在非营利组织中也存在4P：product——了解组织成员的愿望与需求；price——服务成本，如果人们认为服务特别，就可以提高收费；promotion——信息爆炸时代，推销工作很重要;place——营销的功能同时涵括资源配置（提供商品与服务）与资源吸引力（得到收益）。公共关系也是非营利组织营销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衡量一个非营利组织是否健全的指标就是组织是与各类群体是否保持足——读盖拉特《21世纪非营利组织管理》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动机是分析盈余管理行为的前提。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有以下四类：薪酬契约动因：企业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的手段达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预期的会计信息，从而提高自身的报酬，从委托理论的角度出发，管理层为了增加自身的报酬，满足管理层的目标，偏离了股东的目标。盈余管理的动因从这一角度来说是使得管理层报酬最大化。债务成本动因：企业向债权人借入资金后，其目的是为子扩大经营，投入到有风险的经营项目中去，以期获得最大的收益，如果经营情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便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而债权人的目标是为了到期收回本金，得到约定的利息收入，所以，债权人在发放债务的时候就需要考察债务人的真实情况，因为信息不对称，债务人一般是通过会计信息来衡量。而企业是会计信息的直接制造者，这就导致了企业的盈余动机十分明确——通过会计报表来获得债务人的信任，并最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资本市场动因：除债务融资之外，资本市场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资本市场对于企业的融资也提出了自身的种种要求，以满足他们的利益和目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财务指标的业绩评价在资本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管理层为了能在资本市场中顺利达到融资的需要，盈余管理在这方面的贡献就变得很有意义。政治成本动因：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一部分，其生存与发展都受到了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相关政治成本对企业的制约作用。国内外有研究证明，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的政治成本，为了达到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政治成本的目的，企业往往会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
二、非营利组织的盈余管理动机
非营利组织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不能分配盈余，不进行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些特点会导致其不具有资本市场动因。为了维持非营利组织的永续经营并发挥社会福利功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层也须追求合理利润，且部分非营利组织（如非营利性医院）也有商业营业行为，所以非营利组织也可能与营利组织一样具有财务绩效诱因。但非营利组织的经营受维持财务收支平衡的预算限制影响，其公布的财务绩效过低或过高，均有其代价，所以，非营利组织同样具有盈余管理的动机，只是种类和表现方式与营利组织有所不同。非营利组织也具有广泛的委托关系，如果管理层管理不善，组织发生亏损，会提高组织的债务成本，管理层的管理能力受到质疑，甚至会面临被解聘的风险，且非营利组织不同于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较低，其与相关利益集团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致使问题比企业更加显著，因此管理层迫于监督压力，为了避免出现大幅亏损，非营利组织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以使损益两平。如果非营利组织盈利水平过高，社会大众会对其非营利宗旨产生质疑，从而产生负面的舆论压力，甚至会付出重大成本，例如捐款收入减少、免税待遇被取消等，因此，管理层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刻意压低盈利水平，防止盈利水平过高带来的负面效应。
三、非营利组织的盈余管理
门槛效应企业盈余具有分布非连续的特点，即在某些临界点处，盈余分布的频数出现异常的跳跃或回落，这一现象被称为盈余门槛心理（盈余门槛心理，是指当管理层有很强的诱因跨越某一盈余目标水平而进行盈余管理时，则盈余管理的结果，可能会使盈余分配在某些金额水平呈现不连续的现象，其盈余的分配状况呈现微幅低于门槛的观察值较预期少，而微幅超过门槛的观察值较预期多的情况）。研究已证实上市公司有避免亏损（即盈余目标为0）或以前期盈余水平及分析师预测为标准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其主要意图是影响资本市场股价。相较于企业，非营利组织虽然没有股价的考虑，但管理层也受到不同利害关系人的监督，为了不增加债务成本或者获得良好的管理能力评价，可能会有调高盈余的倾向，不同于企业的是，若非营利组织大幅获利，管理层可能面临负面的舆论压力甚至付出政治成本，所以，非营利组织更可能会刻意地压低盈余，尤其是具有商业营业行为的非营利医院等，在长期赚取正常利润的目标下，非营利组织为了盈余门槛，以会计政策和会计应计项目作为盈余管理的工具，进行盈余管理。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非营利组织也如同企业，会进行盈余管理，只是基于他们的盈余目标与盈余用途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报告策略。然而，非营利组织的减免税待遇是国际通行的惯例，对非营利组织本身，中国税法规定了比较丰富的税收优惠政策，基本上涵盖了向非营利组织征收的各个税种，各种非营利组织享受着不同的税收减免优惠。但是管理层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行为将造成经济资源的错误配置，甚至违背非营利组织存在的社会目的。政府与社会大众应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规范和监督，以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国内外学者对于民间非营利组织这个概念说法繁多，目前大致上有以下几个名称：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等。这些名称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了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各种特点，但是都不全面。美国研究民间组织的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特•萨拉蒙学者指出：这里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术语能够将这一特殊组织准确的刻画出来。简单来说，非营利组织就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履行政府职能，主要为了开展各种公益性活动或者是互益性社会服务的独立民间组织。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四号《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目标》中将非营利组织的特征主要归为以下几部分：（1）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捐献者，组织目的不是期望收到利益；（2）业务运营的目的不是以提供劳务或产品来换取同等利润或同等利润的等价物；（3）没有明确规定的所有者权益以及没有出售、转让或赎回的权利，组织清算或解散时不能凭借所有权分享一定份额的剩余资产。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正在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概念，但是大方向还是能够确定的，即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从事各种社会公益性的活动，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会志愿服务组织。
二、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现状
（一）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的特殊性
1、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稳定。
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社会各界公益人士的捐赠，政府拨款和基金会的收入等各种来源，但是总体上还是十分的不稳定，资金上的短缺让非营利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社会公益目的，甚至连组织本身也无法继续维持。
2、非营利组织不存在利润指标。
非营利组织是为了实现社会使命而运营的，而不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公益组织，虽然为了实现公益目的而进行社会服务也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收费水平很低甚至免费。所以在非营利组织财务中通常不会有利润这一指标，这使得一定的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组织实现目标也不确定。
3、民间非营利组织管理中权责不明确。
在非营利组织中，由于缺乏利润等量化指标，使组织的管理人员难以就各种组织目的达成一致。由于民间非营利组织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考核标准，因而对各部门的权责就无法划分得十分明确。
（二）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存在问题
1、首要问题是对财务管理的不重视。
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观念陈旧，他们认为非营利组织与企业是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应该是“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没有利润也就没有财务管理问题，只是以社会责任为目标，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从而造成资源浪费。
2、资金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财务的透明度不够。
非营利组织的资源提供者很难合法而有效地及时看到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无法确定他们所捐赠的物资是严格按照他们的意愿而使用。
3、渠道狭窄导致财务收入非常有限。
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的财政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一些社会性的服务收入以及政府资助、社会资助等。但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分配结构还不是很完整，所以非营利组织收到的政府的资金收入有局限性，在灵活性和张力上还有不足，由此导致组织的财务管理出现问题。狭窄的财务收入渠道会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工作开展产生巨大影响。
4、缺乏管理导致财务管理混乱。
当前许多非营利组织都存在财务管理混乱，特别是目前有许多已经演变成社会问题，例如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等。红十字会是一个发展时间较长，组织结构比较完整的非营利组织，但它也会出现财务问题，说明非营利组织缺乏较为正式并且严格的监管，尤其是像红十字会、希望工程等由政府支持的、正规的非营利组织，更需要强力的监管和约束，否则长此以往会影响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公信力。
三、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出现问题的成因
（一）缺少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
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活动中的独立法人，必须要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和内控管理三个方面进行日常的财务活动。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依法依规进行，作为组织内部财务管理依据的规章制度都包括：会计制度、财务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从法律和政府监管部门的角度看，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还是缺少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作为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规范典型，对其财务流程也缺少明确规定。
（二）专业人才的缺失。
我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规模都相对较小，运行机制不完善，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也较差，由于这些工作对于高素质的专业人员没有吸引力，所以经常会发生财务人员由非专业人员代替。伴随着人才缺失的后果是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能力不足，组织的筹资能力降低，导致组织财务困难重重，难以持续发展。
（三）缺少严格的监督。
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第三部门，财务过程必须要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进行监督和管理。我国在内部监督方面的管理设施不够健全，缺少项目审批和财务监督的环节。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支出和使用，资产投资、收益与处置等重大财务活动，政府部门应该做出什么样的监督，如何完成监督等均无详细规定。
（四）资金利用效率低。
非营利组织对支出管理重视不够，做事业不是很得力，从而导致了资金利用效率低，组织发展力度跟不上。经常出现相互挤占，相互挪用的情况；不能明确分配各项支出，手头的项目不仅没有做好并且别的项目也会受到影响。
四、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不断增多，但是我国的现有的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完善，所以我们要建立全面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并且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建立完善的控制体系，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有效的对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状况进行管理以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一）从事经营活动，扩大自创收入。
为了实现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社会公益目标为主要业务活动的同时，也可以从事一些商业的经营活动，将获取的利润收入用于组织的发展壮大，也为了更好地向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做基础。而且非营利组织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必须是合法的，不会损害自己声誉的商业活动，所盈利的经济利益不能在组织内部分配，必须全部投入非营利活动。
（二）严格执行会计制度，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
非营利组织要获得健康持续发展，保障其社会公共责任的实现，就需要健全的制度和内部控制。首先应完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还要建立健全的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行为准则、职业道德规范，使民间组织人员言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章程只是一种条文规定，要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还需要加强实际的操作程序，即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系统。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掌握每一个职能部门、每一个业务环节，使组织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组织目标得到有效的实现。
（三）公开财务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
在重视会计信息披露成本的基础上，非营利组织需要不断提高其财务信息度和质量。所谓透明度，就是公开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信息，并且财务信息必须清晰、真实。非营利组织要让每一个捐赠者的资源都能够被谨慎的、严格的按照捐赠者自己的意愿使用，并且非营利组织有义务让每位捐赠者都能清晰地看到财务记录，这样才能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知名度和社会声誉，才会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国家对于不按时信息的组织可给予必要的惩罚，甚至可以免除非营利组织免税权、注销其合法资格的方式进行制裁。政府部门、社会公众以及资源提供者对组织应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管，非营利组织的效率将会大大加强。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收入是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非营利组织应当对收入进行分类管理，积极获取社会捐赠，努力扩大自创收入。
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非营利组织为完成某一具体的社会使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非营利组织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这是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而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加强非营利组织收入管理，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非营利组织收入的分类
为了加强对收入的管理，有必要对收入进行分类，从而根据不同类别收入的特点加强其管理。非营利组织收入可进行如下几种分类：
（一）货币性收入与非货币性收入
对于企业而言，收入通常表现为货币性收入，最终以货币或广义的现金收取。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情况则不相同，在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中，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的资财，相当部分是非货币性资产，如设备。为了管理上规划现金收支的需要，可将非营利组织收入区分为货币性收入和非货币性收入。
（二）自创收入与非自创收入
非营利组织收入按其来源可分为自创收入和非自创收入。自创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通过提品或劳务而向消费者直接收取的收入以及通过投资而从受资方取得的收益。自创收入主要包括业务收入、经营收入和投资收益。对于自创收入，非营利组织按照法定或约定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取得，主要用于补偿业务支出。非自创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接受的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对于这类收入，非营利组织需要依法定程序申请或者采取措施争取。
（三）限定性收入与非限定性收入
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根据资财提供者的规定要求不同可以分为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例如，接受一笔捐款，若捐款人未予规定其使用方向或者期限，可由非营利组织自主调配使用，则属于非限定性收入；如果捐款人规定这笔捐款本身的用途或期限，则列为限定性收入；进而如果捐款人还规定由于运用这笔捐款所产生的收入的用途，则这种配生的收入也属于限定性收入。对于限定性收入，非营利组织应当严格按照捐款人规定的用途使用。
二、获取社会捐赠
社会捐赠是非营利组织收入的重要来源。非营利组织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获取尽可能多的社会捐赠，以更好地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
（一）寻找企业合作伙伴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界紧密的合作关系，对双方都有益。非营利组织可以得到资金与财物的援助，从事良好的活动。而企业则可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它将被视为“优良公民”，而非仅是赚钱机器。
企业优良公民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新的理念，是企业内在的利益追求与外在的社会要求相结合的结果，目前正在成为企业文化特别是大公司文化必要的组成部分。以前，社会认为企业的责任仅是增加股东的利益。而在今天，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实践经验证明，企业的社会公益成绩，完全可以帮助企业的营运取得更佳的成效，鼓励公司的员工更投入他们的工作，使优质的人才不致流失，增加公司的收益，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道义责任已不再是企业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唯一的、最重要的理由。代替它是一个更现实的看法，即企业公民理念。为使非营利组织获得更多的收入，使企业从捐赠中获得更好的投资效益，为企业带来更高的认同和更好的形象，非营利组织应当为企业特别是大公司的公益捐赠定出一个统一的而且往往与企业的营业需要有关的主题，并且尤为注重与企业结成合作伙伴，使企业能作出一个长期的支持承诺。企业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形式，可以是捐献资金、产品、公司的专门技术和智识、也可以是公司员工的义务服务。由于非营利组织与公司成为伙伴，为社区及公司的将来进行投资，不仅可能更有效地利用公司的资源，改善营业的环境，而且往往使得非营利机构的运作更有效益，公司所在的社区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二）面向社会公众募捐
面向社会公众募捐是非营利组织获取社会捐赠的重要途径。非营利组织在进行募捐时，应当为捐赠者提供足够的、至少能使其用来进行抉择的真实准确和没有故意误导的信息。对于信息的提供，可以根据公布信息的成本和预期收益决定公布信息的多少。比如，通过电视广告信息时，其信息量可少一些；而通过电子邮件信息，信息量应该多一些。
要使募捐取得好的效果，公益项目的选择以及社会公信度非重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的希望工程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募捐的方式应当灵活多样。比如，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就采取了具有上海特色的系列化募捐方式：万人上街募捐、慈善长跑、慈善义赛、慈善义拍、慈善义卖、慈善一日捐等等。
三、扩大自创收入
许多人认为非营利组织不应该有经营收入，其资金应全部来自于外部援助，民间捐赠应当是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这是社会观念对非营利组织的误解。美国萨拉蒙（Salamon）教授主持的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研究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主要是由私人慈善支持的。国外实践表明，非营利组织收入可来源于接受民间捐赠和公共部门支持，但其主要来源是自创收入。然而，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中，自创收入的比重还相当低。扩大自创收入，是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必然要求。自创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通过提品或劳务而向消费者直接收取的收入以及通过投资而从受资方取得的收益。自创收入主要包括业务收入、经营收入和投资收益。
（一）业务收入
业务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而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这是自创收入的基本形式，它主要是顾客支持型非营利组织对其顾客提供服务时的收取一定的费用所形成的收入，如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医院向病人收取医疗费和药费。除了慈善型非营利组织，公众支持型非营利组织同样可以向其服务对象收取一定的费用形成业务收入，以扩大收入来源从而更好地提供服务。比如，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一直是免费对读者开放的，为了创造更好的条件为读者服务，每年向读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完全是可行的。
需要注意的是，非营利组织是为实现其社会使命而运作，因此，对于为实现其社会使命所提供的服务，其收费应当是低水平甚至是免费的，而不能按照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来收费。
（二）经营收入
经营收入是指非营利组织在其实现社会使命的业务活动之外开展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为了筹款支持其非营利活动，非营利组织可以从事活跃的经济活动。对许多国家的非营利组织而言，从事经济活动的获利，是一极重要的资金来源。
非营利组织从事合法的经营来支持其非营利性的活动，需要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利润或收入不可分配给其创立人、会员、干部、董事或员工，二是其主要目的并非单纯从事经济活动，而是实现其非营利宗旨。
（三）投资收入
非营利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一、“大问题”的提出与早期争论
从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菲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的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2］“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
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
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
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
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
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
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
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
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
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五、价值与启示
毫无疑问，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来说，无论是普遍性问题的总结和回答，还是分支学科问题的延伸研究，“大问题”讨论的意义都是显然的，它不仅体现了公共管理学为摆脱“认同危机”、建构统一哲学基础所做的努力，也为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视野、内容和活力。尽管这种努力和成就仅仅代表了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侧面，且存在着持续深化以及如何使对“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相匹配的压力，其学术价值特别是方法论意义却已经开始彰显出来，即使在应用性较强的实践领域也不例外。譬如，登哈特(2001)曾将“大问题”范式引入公共管理教育领域，颇有成效地提出并阐述了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经常出现的四个基本问题:我们追求使我们的学生尊重理论还是尊重实践?我们培养学生以他们适应第一份工作为准，还是以学生未来可能追求的长远目标为准?什么是MPA(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合适的供给机制?作为公共管理教育者我们应当做出什么样的个人承诺?［12］526－534譬如，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遭受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和洪水袭击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伤亡后，席格勒(2007)借用“大问题”范式思考引起这类公共灾难的原因以及预防和灾区恢复问题，将其与自然和人类对环境的改变联系起来，认为是人类和自然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这场灾难的产生，灾难的预防和灾区重建也应当在这种关系中寻求方案。“大问题”在此不是具体的哪位个人应当为生命财产的毁坏受到责备，而是个人角色、政府和私人市场应为类似的“自然”灾难的发生与治理承担责任。［13］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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