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一、研究对象——事实的确定
进行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根本特点是与现实的国际互动密切相关。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但演绎的每一步都须与现实相联系，而且其最终结果也必须与可以观察的现实有对应关系。即使是进行抽象的概念或理论探讨，也不可能脱离现实，因为这些概论与理论一定是对于现实的概括与解释。现在的一些国关论文人们读不懂，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理解不了其论证过程或结论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怎样的联系。这种“玄之又玄”的研究，不是值得倡导的模式。从规范的角度讲，进行国际关系论文的设计，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是与哪些具体事实相关。不能指明这样的联系，设计论文就如同是缘木求鱼。
作为对象的国际关系事实，概括地讲，包括国际行为体本身，行为体的观念、政策与行为，行为体的互动和互动所导致的结果。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可以是单一事实，也可以是多个（一组）事实；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可以是作为实在的事实，也可以是作为文本的事实；可以是具有物质属性的事实，也可以是具有观念属性的事实。研究者进行事实选择，无论出于怎样的偏好，根本宗旨都是要实现研究的创新。
选择事实实现研究的创新，可以体现在论文写作的四个环节中，即描述、解释、价值判断与提出对策。
（1）描述
描述就是把对事实的观察表述出来。描述要创新，就要通过观察有新的发现并把这种发现表述出来。在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通过现象观察，发现并描述了新的事实。例如，新闻记者进行突发事件的报道，国际机构就重大事态（如核问题、人权问题等）进行核查并提出研究报告，专业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档案发现新事实并做出描述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
第二，在已知事实的基础上，发现并描述了事实的新的关系、属性、特点、变化趋势，特别是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等。例如，描述国际格局的新结构、大国关系的新特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动向、全球治理的新的作用机制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双边关系、区域形势、国别政策走向等问题的研究，通常都应包括对机制、结构、趋势的新描述。
在描述环节创新，关键是要有新的发现。如果仅仅是梳理已有描述，即使文字做得更好，也不能算创新。对于研究者来说，仅仅把新发现描述出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出解释。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描述不可能是单纯的“是什么”的研究，研究者还必须作出有关“为什么”的解释。因此，描述的创新往往会带来解释的创新。
（2）解释
解释就是对于事实的机理进行系统说明。它不是针对事实“是什么”，而是针对事实的“为什么”。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作为人的行为都具有社会属性，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和由人的意图所决定的内在意义，因此在这里解释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对观察事实的解释，例如对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解释。现实主义者观察国际冲突现象所提出的有关权力政治的解释，[1]自由制度主义者观察相互依赖现象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合作的解释，[2]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研究某一类机制（诸如冲突解决、一体化进程、经济制裁等），常常需要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在这样的研究中就包括对观察事实的解释。
第二，对社会意义的解释，例如对外交政策意图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针对的是国际关系事实与文本中所蕴含的主观因素，包括事实发生的社会意识背景，国际互动所形成的集体意向，以及国际关系文本中所内含的作者原意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都具有社会意义，因此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需要这种解释。在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就属于这个范畴。温特有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论述就是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意义的系统解释。
研究者要在解释的环节进行创新，就要提出与此前解释不同的东西。通常，人们提出全新的解释是困难的，能够在已有解释基础上再向前走一小步，例如弥补已有解释的不足，或是纠正已有解释中的缺陷或错误，那就是难得的创新了。
在解释环节创新，如果能提出具有新意的系统说明，提出一组相互联系的命题，那就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的创新通常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例如，如果研究者能够对事实发生的原因、属性、运作机制和国际影响做出系统的新说明，那就具有了理论创新的意义。
（3）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就是对事实进行好坏的判断。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大到国际格局的结构，小到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乃至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研究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价值的评估与取舍。尤其是涉及国际伦理问题时，人们往往需要就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阐释。例如，冷战结束以来围绕人道主义干涉而不时发生的国际争论，就涉及了这个领域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是从学理的角度进行正当性的阐释，例如，说明什么样的事态符合国际正义，怎样的格局有利于世界和平，怎样解决人权问题，怎样看待民主的价值，怎样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国家应怎样遵守国际规范等。进行这样的阐释，关键是要有新意，即要讲出此前学界未讲过之理由，而这样的理由能够成为政策选择的依据。
（4）提出对策
提出对策就是建议政府应当怎样做。通常，价值判断与对策建议是相联系的。研究者认为有价值的政策，也就是希望政府能够采纳的政策。在这个研究环节进行创新，就要基于事实的判断与价值选择，提出具有新意的建议，或是针对已有对策提出新的分析与阐释。
在以上的四个环节中，研究者基于事实都可以创新。不过，从学理研究的角度讲，解释的创新应该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解释的创新，就没有理论的创新，也就没有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因此，在设计论文选取研究对象时，应首先思考能否提出新的解释。以此作为标准，在观察事实时，可以侧重思考对国际互动的原因、运作机制、影响因素等有没有疑惑，对所发现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有没有进一步解释的前景。
以创新为目标选取事实，适当性标准只有一个，即发现了尚未解决的疑惑。如果有关事实的方方面面都清清楚楚，那就不存在创新的可能和进行研究的必要。只有存在疑惑，人们才能够提出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二、提出问题
把事实的研究价值体现在论文设计中，其表现就是提出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是指学术界有待解决的疑惑或争论。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问题不单是需要解答的疑问，它还具有规定研究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目的的属性。没有研究问题，研究者都会茫茫然而不知向何处去。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撰写学术论文与编著教科书在宗旨上的不同。编教科书是综述、梳理已有的知识，而撰写论文则是要通过解决问题创造新的知识。
从知识的构成来看，研究问题是处于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相交的部分。研究问题相对已知的知识而言，应该是未知的东西，但这种未知并不是完全的未知。对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研究者是不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在这里，研究者提出问题所要探求的未知，必须是与已知有联系的东西。这种东西应该存在于已知与未知这两个范畴的交界之处。研究者能找到这种具体的交界之处，就有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设计论文提出的问题，在形式上可大体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和“做什么”三大类。
“是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描述”相对应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事实是否存在，有怎样的形态、属性、影响和变化趋势，都需要通过描述来解决。例如，《美国利益面临五大威胁》一文，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5]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描述，“是什么”还涉及对理论概念的描述。例如《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所描述的就是一种概念化的事实，即一个行为体使他者做原本不会做之事的能力或关系机制。[6]通常，在有关概念的研究中，描述与解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者在运用概念阐释有关现实的“为什么”的同时，也需要回答有关它自身“是什么”。
“为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解释”相对应的。比如，发问“北约为什么要东扩”，“美国为什么会把战略重心转向东亚”，所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针对冷战后现实主义不再具有解释力的批评，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2000年在《国际安全》杂志发表了题为《冷战之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文。该论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冷战后现实主义仍然具有解释力。
“做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价值判断”和“对策建议”相对应的。由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意味着赞同或反对某种行为体、互动行为、政策或现状，而对策建议则总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因此这两者就研究问题而言往往是分不开的。例如，《美国不同的大战略观》一文所进行的战略观的比较，[8]就包含价值的取舍和美国政府应当“怎样做”的建议。
研究者设计论文提出问题，途径没有一定之规，但其中最基本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现实，二是文本。在这里，现实是指实际发生的各种国际关系事态，而文本是指描述、解释现实的各种成果。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观察现实和阅读文本都是必须做的事情。观察现实可以得到有关真实的信息，而阅读文本则可以得知有关真实的描述、解释、价值判断和应对策略。如果人们发现这两者不一致甚至相矛盾，就会产生疑惑，并进而提出有待研究的问题。
从操作的角度讲，提出研究问题可以经由这样几个途径：
第一，观察事实，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人们的观察通常会从个案开始，关注与他者不同的事实，或是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由此提出问题。进行这样的观察，人们可以横向地比较同类的事实，以探求事物的新属性；也可以纵向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以探求事物的发展变化。前者是由此及彼，后者是由表及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尽管坚持实证方法的人青睐大样本的统计分析，但直接做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事实可以做定量研究。通过对个别事实进行深入观察，即个案研究，就有可能发现进行统计分析的路径。这也是一个从点到面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观察提出问题，人们重点应关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这样就能从发展理论的角度进行创新。
第二，阅读文本，进行理论、概念的比较。人们阅读文本，了解一个理论概念的时候，总会对比已知的其他文本和已知的事实。对理论、概念进行判断，固然要看逻辑是否自洽，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与事实是否相符。通常，得到一定认可的理论总是能解释一定的对象。在阅读文本时产生疑惑，通常是因为有些事实用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当研究者发现一种理论不适用时，就会思考是不是有其他理论可以解释。当发现没有适当理论可以解释时，就需要针对已有理论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可以是颠覆性问题，也可以是修正和补充的问题。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针对已有理论的弱点、缺点和遗漏进行增强、修正、补充，以便把原有理论再向前推进一小步，是很值得做的事。当然，为了能够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理论问题，研究者必须对相关事实和文献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第三，诠释意义。研究者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通常都涉及对意义的解释。例如，提问小布什为什么坚持进行伊拉克战争，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什么与西方为敌，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都是涉及行为体意图的问题。
第四，变换角度，探讨新的研究思路。当研究者发现传统的研究路径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或是发现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有效方法时，就可以跨学科进行研究途径的借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借鉴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手段，就是这样的探索。基于新角度进行研究，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当然，借鉴新的学科方法，最终是要为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因此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该进行这样的转向。一般来说，变换思考角度要向研究较少、较薄弱的方面转化，向研究的空白点转化。
第五，提出政策建议。当国家外交面对新挑战需要有新的对策与战略时，就可以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这样的研究问题，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直接关系，所要解决的是行为体应当怎么办。例如，应如何进行特定问题的外交谈判，应如何对国家利益进行判断，应怎样排列不同的目标与需求，应怎样处理国际危机等，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部门需要研究者加以回答的问题。除了短期和急迫的对策需求之外，国家还面对着中长期的对外政策问题或战略问题，如国家应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地区战略以及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战略等，都可能需要对策建议。提出这样的核心问题，配套问题通常涉及对形势走势、国家得失、资源运用、相关国家的可能反应等方面的研究。
以上所讲的问题提出途径，都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不过，研究问题并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产生的，有时问题可能是来自灵感和突发的联想。牛顿看到苹果下落，突发奇想而提出了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研究者在思索研究问题时，应该不受任何拘束。当然，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还要经过仔细推敲，以便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研究问题。
关于好的研究问题，有四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一个好的研究问题，一定对应于一个未解决的疑惑，所期待的答案与论证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是指能产生对于事态的新的描述、解释或对策，理论价值是指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要么能一个错误的理论并建立新理论，要么能修正一个有缺陷的理论使之更完善。
第二，好的研究问题应表述得非常清楚，有严谨的逻辑基础，其指涉对象没有含糊之处。如果问题表述含糊，那么针对它的研究，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不可能给出清晰的论证。要想使所做研究不产生歧义，提出清晰的问题是一个必要前提。
第三，好的问题应当有适中的领域范围，有较为广阔的研究和解释空间，但又不过于宽泛。通常，其构成应当是以核心问题为主的一组问题，这一组问题能够很好地构成研究者的研究框架。如果大问题不能分解或演绎成若干具体的小问题，研究者就可能无处着手。
第四，好的问题应当有适用的研究方法和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问题就是要达到的目标，没有适宜的方法，就不知道应如何研究，自然不可能达到目标。由于研究者掌握和熟悉的方法都是有限的，因此所提问题一定要与自己的研究能力相适合。再者，研究者有了好的方法，还要考虑能否找到适用的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例如进行外交史研究，有时就是因为档案不开放而无法进行研究。
关于问题的提出，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的问题设计。“20世纪上半叶，大国两次介入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导致将近5000万人丧生。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又经受了冷战、地区战争以及核威胁的折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在新世纪里它们还会再度爆发吗？抑或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跨国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带来一个新世界秩序吗？在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信息技术又在怎样影响着全球的权力分布？”约瑟夫·奈虽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他的核心问题是清楚的，即“为什么会发生国际冲突”。
三、提出核心观点——问题的答案
研究者提出问题，同时需要给出问题的答案。在论文设计中，与问题相对应的答案就是论文的核心观点。[11]在设计论文时，核心观点必须先行提出，这一点与写小说不同。写小说可以把悬念留到最后，写论文则必须在一开始就把观点亮出来。有人主张写着看，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明确自己的观点，“摸着石头过河”。从操作的角度讲，未尝不可，但一旦观点明确，就必须在论文的结构中体现出来。人们阅读论文，需要在一开始就知道作者要论证的观点是什么。事实上，论文选题有没有意义，自己的研究是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自己的方法是否适当，都是相对论文的核心观点而言的。
论文的核心观点，在不同类别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形式。
进行实证研究，例如论证所发现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核心观点就是论文的核心假设。作为对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学术猜想，假设既是对研究结果的一种预测，也是对所研究问题的预先给出的有待验证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是要说明国际行为体间有怎样的关系，国际事态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从形式来讲，假设乃是陈述事实的一个命题。
对于假设的提出，钟伦纳指出，在一定的时间和资源条件下，每一个可以接受检验的概念或概念间的关系，都可以成为一项待验假设。有些题目可以转化为一项而且只有一项待验假设，有些则可以分解为多项或多种可以互相代替的待验假设。如果研究者遇上题目广泛而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情况，那么就应选择最重要或最具代表性的假设来检验。
对研究者来说，要提出假设，基本的前提就是研究对象要可以观察。如果研究者提出的命题包含不能观察的要素，那么这样的命题就无法进行经验实证。例如，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命题“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包含了“共有观念”、“建构”、“国际体系的结构”等不可以直接观察的因素，因而不能作为研究假设。相反，民主和平论者所提出的“民主国家不打仗”，则符合假设的条件，因为该命题所涉及的两个要素，即“民主国家”与“战争”，都是可以观察的，因而是可以进行验证的。
根据指涉变量的属性，假设可以反映因果关系，也可以反映相关关系。如果观察事实发现A是C发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提出有关A与C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如果发现A与B是影响C发生的因素，那么就可以分别提出有关A与C和B与C的相关关系的假设。例如，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大国关系导致争霸战争的观点，指涉的就是因果关系，[13]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上升、国际政治中低政治议题地位上升和军事力量地位下降等命题，[14]所指涉的则是相关关系。
根据指涉的对象，假设可以分为特定假设或一般假设。特定假设是有关特定对象的假设，主要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特定事件，带有特殊性。例如，冷战是一个特定事实，对于冷战的结束，人们就可以提出待验证的假设（答案）。一般假设是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事实，具有较广泛的解释力。用于解释规律的假设，就是一般性假设。上述米尔斯海默和基欧汉的假设就属于一般假设。这种假设即使只能表明变量关系的或然性，仍具有较广泛的解释意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论研究者提出何种假设，从规范上来讲，都应该有清楚明确的表述：假设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不应存有争议；所有变量都应有明确的界定；表述应为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每一个假设说明的都是两个变量的关系，如果有更多的变量，则应分解为不同的假设。如果假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性，人们在理解上就会有不确定性，进行验证也会有歧义。
同实证研究不同，如果研究者是进行非实证研究，那么就不能采取提出假设的方式陈述核心观点。通常，探讨事实之意义的研究，进行战略意图的研究，解读文本的研究等，所提出的核心观点，都是基于对事实理解的主观判断。例如，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把力量的重心转向亚太，这个事实的意义何在，是不是有遏制中国的意义，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得到的信息进行解读和判断。
研究者采取非假设形式提出核心观点，特别需要表述简明清楚。如果是用一段话来陈述拟论证的观点，那么其中一定要有核心命题。一般来说，核心命题越简明，设计论文框架就会越明确，是否有创新就会越清楚。如果读一篇文章找不到清晰的核心命题，那么这篇文章就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
设计论文提出核心观点，必须要有新意，这是设计与写作论文的最重要的规范。所谓有新意，就是要与此前学界已提出的观点有所不同，能够贡献新的知识。要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进行文献综述。
四、进行文献综述
专业研究者进行文献综述，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学科综述，即说明学科的发展，表明自己对相关研究有充分了解，拟在前沿问题上做进一步探索。另一种是问题综述，即集中于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陈述已有研究的观点，说明自己正进行的研究具有创新性。这两种综述有密切关系，但范围与功能是不同的。前者是要说明研究者所选定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则是要说明论文拟研究问题的特定知识背景。从撰写论文的角度讲，阐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拟做研究才具有合法性。
以创新为目的进行文献综述，既要表明论文拟论证的观点与已有研究的不同，又要表明这两者间有密切联系。研究者集中陈述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要旨是搞清楚自己拟解决的疑惑学界已有怎样的研究，是否已经解决。如果发现学界已有研究，自己的观点没有新意，那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和观点，或是放弃对该问题的研究。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有明显新意，且与已有研究存在逻辑联系，那就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具有合法性。在综述中，如果研究者发现学界没有或很少相关文献，要慎言“填补空白”，因为与现实相关且具有学理意义的问题，通常不可能没人关注。除非研究者有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否则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没有研究价值的。
一般来讲，学术研究都具有沿袭传承的特点，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任何一项研究的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讲，适当的研究问题应当处于既存在研究又存在疑惑的领域。研究者为解决疑惑，其问题与观点应当是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在这个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过程中，研究者的演绎做得越精妙，拟做研究的创新价值可能就越大。在这里，成功的演绎乃是创新的保证。
从操作来讲，进行文献综述要特别避免泛泛而谈，例如从三大主义讲起。基于研究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就象是为盖房子而打地基。房子的地基不应打在任意的地方，而要打在拟建房子的地方。如果做综述缺乏针对性和深入性，所综述的文献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逻辑关系，那就像是在一片土地上东挖一锹，西刨一镐，然后就随意地把房子建起来。这样的房子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以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为导向，综述文献要选取与问题相关的资料，特别是对于该问题的直接论述。如果没有直接论述，则要选取有逻辑联系的相关论述。这里所说的逻辑联系，是指有直接的推导关系，而不是泛泛相关。为了说明逻辑联系，进行综述就不能是纯粹的梳理，而是要联系拟提出的核心观点对资料进行评述。例如，可能需要说明已有研究是否涉及过这个问题，已提出了哪些观点，是否解决了问题，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在已有研究途径无法进一步深入的情况下为什么选取新途径具有学理意义，等等。对文献进行学理分析，对于研究进程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总之，做好文献综述，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学界已有研究与论文拟做研究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这种联系阐释的越明确、越深入，综述的任务完成得就越好。
五、方法的选择
有了适当的问题和拟论证的核心观点，还要选择适宜的方法才能实现论证的目的。在撰写论文时，研究方法的选择决定于研究对象的属性。由于国际关系事实既是客观实在，又是行为体的意图的结果，因此针对可以观察对象的实证方法和针对不可以观察对象的非实证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以对军事力量的研究为例。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军队规模与部署等都是可以观察（包括统计）的“外在现象”，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对安全问题的判断，特别是会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则具有不能直接观察的“内在意义”，只能进行非实证研究。再比如，研究美日同盟关系的演进，对于其意图需要做非实证的研究，即依据各种文本进行诠释；而对其实际行动则需要做实证研究，即进行经验观察与解释。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国际事态，都需要同时研究其两面，只解释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当然，在实际研究中人们都会有所侧重。
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致的，即在搞清楚事实客观真象的基础上探求变量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不能靠主观想像与猜测，所得结论必须是可以检验的。从操作的角度讲，实证研究可以选用多种方法，包括关注一个或几个事例的案例方法，对大样本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的定量方法，以及把事实模型化、数学化的形式模型方法等。这三种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实证方法。
案例法是针对单个或少数事例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的一种途径。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挑选的事例与大样本研究中随机选出的样本是不同的，通常不能代表事实的总体。用案例法进行研究，可分为非理论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前者是对该事实本身进行解释，类似于历史性研究，而后者则是为了检验或发展理论。用案例法对理论进行检验，可以进行证实，也可以进行证伪。不过，由于案例法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普遍性研究，因此用于证实一般性命题通常被认为缺少说服力。相反，用案例法进行证伪则是受肯定的，因为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命题。用案例法发展理论，其目的不是检验假设，而是要探求新的变量关系，以便提出新假设。这类研究作为理论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最值得提倡的一种案例研究方式。
定量研究法是与事实的量的规定性相对应的。对于可以观察之事实，没有恰当的定量研究，就不能进行准确描述，也不能发现规律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验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简而言之，就是研究者根据大样本数据描述事实的现状、过程、趋势（包括测量变量间关系），或者根据部分数据以及问题的条件和假定对未知事物作出推论。由于这种研究途径具有科学的形式，因而在国际关系学界有日益流行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关系事实不具有进行大样本统计的条件，因此定量研究的选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再者，进行统计推论尽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学”的结论，但这种计算结果未必与事实的发展相符，因为国际关系的演进并不是纯客观的进程，人的意图发生改变，国际互动的“客观规律”就会被打破。
形式模型（formalmodel）方法是指运用数学、图形和符号的研究途径。其中，以研究对抗冲突中的最优对策为目标的博弈模型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方法。由于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军备竞赛、军事结盟等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研究者基于理性选择模型可以明确各方的战略选择与收益，并推论出结局，因此把某些国际问题形式化是可以得到许多有益启示的。例如，研究者可以简化真实世界的某一部分以描述其逻辑关系，可以用模型的方式演绎在经验世界无法观察到的景象，也可以用经验事实对所做推论进行证实或证伪。这些都是运用形式方法的长处。不过，形式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把问题形式化会忽略掉许多关键因素和条件，因此所做推论很可能与现实情况有较大距离。再者，以形式方法演绎的结果是以博弈者对环境与规则有共识为前提，但现实却未必是这样的，即决策者未必是理性的，因此，用形式模型说明现实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事实上，实际决策者是不可能把形式模型的结论简单地应用于实际的。
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的非实证研究，所需运用的主要是诠释方法。这种理解与解释文本的途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方面，宗旨是说明事实的社会（历史）意义。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首先要理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即文本的原意。再进一步，则需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即解释作者思想是如何从生活的整体环境中产生的。由于文本的内涵不能做经验实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中解读出新意义，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诠释，要旨始终是要能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即说出前人没有理解或解释的东西。
在诠释的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运用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可以用历史分析法解释国际事件的由来，用演绎法把已有理论用于解释现实问题，也可以用比较法对照反映国际事实的不同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为了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用诠释法解释出来的东西，尽管针对的是不可以观察的对象，例如心理因素，但这种对象与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始终存在对应关系的，因为它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或局部或全部会以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表现出来。
例如，国家的对外战略理念最终会表现为实际的对外政策行为。当然，要确定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终究是不能划等号的。
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方法，是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途径。[16]除了这几种学科方法之外，研究者们为了实现论证目的，还需要灵活运用其他工具性方法，例如访谈、问卷、层次分析等。研究者选择方法，关键是要切合拟解决的问题。用过的俗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就是对方法选择的形象表述。
六、结语
了解论文的设计与写作规范，对国际关系研究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在研究中自觉地做好这些方面，论文的论证目的才能够达到。对研究者来说，要写好论文，最关键的是要有好的观点和好的论证。所提观点好不好，要靠文献综述说明；所做论证好不好，则要看解释是否自洽与深入。什么是好的解释？也许可以从效果着眼，即人们读过之后对于国际关系现实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事态的未来演进能够产生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对策性启示。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关系 CSSCI来源期刊 文献计量学 论文被引著作被引 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81-06
引言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两个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中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出版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理论和问题方面的论著，相应地，中国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类期刊刊发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愈益增多。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本文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2000―2007年中国国际经济关系期刊论文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论文收录和引用、关键词及其分布、发文期刊、发文学者和引用文献、学者所在机构和地区分布等数据，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做出初步分析和评价，并指出该领域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和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概况
本文所分析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依照2000―2007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选取303种重要和核心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期刊，排除通俗读物、二次文献以及非中文文献期刊，并按照中国图书馆学科分类，在“世界经济”总目录下，通过关键词搜索，挑选出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方面的来源文献6127篇、引文文献33281篇。这是本文分析的出发点。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我们检索的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发表和引用文献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呈现出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从事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队伍和成果逐渐减少，反映了该分支领域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从而表明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的趋势。其二，引用文献的数量呈曲线波动，2001年后逐步下降，2005年和2006年却连续两年大幅上升，2007年又大幅下降，表明该领域研究状态并不稳定。在6137篇文章中，有引文的3986篇，无引文的只有2151篇，篇均引用文献5.42篇，大致接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平均量。令人振奋的是，无引文的文章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7年，其绝对数字从492篇大幅减少到148篇，从而反映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性不断加强。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随着我国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增多，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成果不断与国际规范接轨，学术差距日益缩小；二是随着学科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两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不断扩大，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和学术规范有所增强。
2000―2007年论文分类、引用文献语种和引用文献分类的统计，也说明了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表2所示，在本文检索的6137篇文献中，研究论文为5369篇，占87.48％，综述、评论、传记、报告、译文等文章，仅占12.52％。众所周知，研究论文的原创性最强，学术价值最高，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前列。
在表3给出的引用文献语种中，尽管引用的中文文献数量始终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但所有引用的外文文献数量之和，却远远大于中文文献，特别重要的是，引用的英文文献数量始终接近中文文献，2005年和2006年甚至还超过了中文文献。这表明，第一，由于该研究领域的国际性质，外文文献的引用率始终很高，表明我国学者高度重视借鉴外国研究成果；第二，我国学者始终关注和立足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前沿，外文文献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第三，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外文是英语，德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文献的引用率较低，而且处于波动之中，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受到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较大；最后，译文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引用对象。
在表4的引用文献分类上，图书引用13788篇次，居于首位，占41.42％，如果加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则占48.73％。此外，在大多数年份里，引用的图书文献均超过了引用的期刊论文；但在2005―2007年三年里，图书的引用却少于期刊论文。可能的趋势是，图书仍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期刊论文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报纸文章在所有引用文献中的比例为5.8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新颖性和前沿性。二是网络资源的引用率超过报纸文献，占总引用文献的6.38％，而且大体呈逐年大幅增加的趋势，说明网络成为研究人员获取信息的一个愈益重要的来源。三是学位论文以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的引用率较低，学位论文仅引用62篇次，为0.18％，至少说明我国在该领域的新人才的研究成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或缺乏应有的创新；汇编、报告和法律文献的引用为2431篇次，占引用文献总数的7.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不太重视实证研究和问题研究。
期刊学术影响力
学术期刊是学科发展和专业研究的重要平台，期刊对某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文，说明了它们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视程度，而期刊论文的引用，又表明该期刊这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本文选取303种发表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期刊，从发文和引文分布两个方面来说明它们的学术影响力。
我国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主要发表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也有一些发表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以及大学学报上。这表明，一方面，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所瞩目的，仍是本学科专业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研究成果也主要出现在这些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是跨学科专业的。表5给出了2000―2007年期间国际经济关系发文超过60篇的22种期刊，其中，经济学和政治学期刊各10种，其他两种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科学总论。在经济学期刊中，8种为世界经济类，2种为经济总类；而10政治学期刊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和核心期刊。这22种期刊在该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学术推动作用。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发文的被引次数。概括而言，期刊发文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它们对某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在本文检索
的303种期刊中，2000―2007年被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者和研究论文引用10篇次以上的期刊有185种，超过总数的61％；被引用16篇次以上，即年平均被引率为2篇次的期刊，有130种，约占总数的43％；被引用40篇次以上的，即年平均被引率为5篇次的期刊，有45种，占总数14.85％。
在表6被引40篇次以上的45种期刊中，中文期刊30种，外文期刊15种，比例约为67:33；在被引率最高的前20种期刊中，中文有13种，外文为7种，比例为65:35。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外文期刊中，英文期刊有14种，俄文期刊1种；在14种英文期刊中，美国期刊10种，英国和荷兰各两种，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在这种15种外文期刊中，13种为经济学期刊，2种为国际政治期刊。第二，在表6的30种中文期刊中，经济学期刊13种，其中，世界经济专业期刊9种、一般经济学专业期刊4种，分别为《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动态》和《中国工业经济》；国际政治类期刊11种；社会科学总论和其他类型期刊6种，如《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和《改革》等。第三，表6中的大多数中文期刊，无论世界经济类还是国际政治类，大多数的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以及国家各部委，其中，最著名的世界经济类专业期刊有《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和《国际贸易》等，较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类专业期刊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拉丁美洲研究》、《当代亚太》和《现代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总论类期刊的代表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等。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期刊及其学术影响，是以北京为中心的。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一、日本近代与哲学
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接受西方哲学的近代日本历史。明治的近代化也是引进西方文物制度的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在哲学领域也是如此。学习西方哲学并将其介绍到日本的学者们,原本大部分人最初学习的是儒教,而且多数人精通传统的佛教教理、哲学。在这样的哲学接受史中,最初的成果且本身具有重大哲学史意义的是哲学用语的创造。“哲学”这一词语本身也正是这样诞生的。在创造哲学用语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西周(1828—1897)①。西周本来学习的是被视为日本“法家”的德川时代的“徂徕学”,后来转而学习“兰学”(荷兰学),留学荷兰期间学习了国际公法之后回到日本。明治时代初期,西周等人开始了用西方文明精神进行教化的启蒙活动。尽管他们对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的导入是片面的,但是哲学不只停留在用语、概念的翻译上,而且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明治时代后期,哲学开始影响日本人原本的思想形态。开始于西周、福泽谕吉等人的启蒙思想,到明治后期终于发挥了作用。
(一)哲学的胎动期
从德川时代末期开始,在明治近代化的过程中哲学受到各种潮流的影响。由福泽谕吉、西周等启蒙知识分子组成的“明六社”的活动(功利主义的影响很大)、影响了自由民权运动的英国自由思想、法国的革命共和思想对哲学产生影响,此外,进化论哲学、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德国观念论、实用主义等相继被介绍到日本,并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发挥了作为社会思想、社会哲学的作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使以天皇为政治权力中心的国家主义更为强化,经历两次战争的明治时代后半期,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新康德派哲学也被介绍到日本。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以青年为中心展开了将人生意义与“哲学”思考相结合的动向,并与大正时期的教养主义、文化主义、民主主义的动向相结合。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大学学院派逐渐确立,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康德。另一方面,在实践的社会活动中,对马克思的关注越来越大,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两股潮流一直没有融合。
(二)大学哲学学院派的形成(明治后期———昭和、战后)
以下考察在学院派与实践性的社会哲学、社会思想分离过程中作为学问研究的哲学的状况。首先在大正民主主义过程中出现了暂时的、开放的学术繁荣,并出现了寻找在学院派之外的活动场所进行哲学言论活动的思想家。土田杏村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所论的和辻哲郎也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创作活动的。日本的代表人物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也一边享受着这一时代的氛围,一边登上了学院派的舞台。西田几多郎很早就开始用独特的日语文体进行思考。在任职于京都大学的西田教授的周围,汇集了优秀的年轻人,诞生了被称为京都学派的一群哲学家。在野时已经很有名的和辻哲郎也被西田发现,并被邀请到京都大学开设伦理学讲座。西田以后接踵辈出的哲学研究者们被称为京都学派。日本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哲流都处于被批判而没有被重新审视的状态。也就是说,哲学被看作是推动了国家主义支配下战争的御用学问。直到上个世纪末,哲学终于摆脱了偏见重获自由,开始从新的视角被研究。
(三)战后的新研究
战后,在美国占领下,以大学为首的高等教育机构脱离了政治相对独立,哲学、思想领域也呈现出新的盛况。尽管依然受到德国哲学的很大影响,但是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存在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越来越关注,以往那种观念式的、封闭的学院派开始变得开放起来。尽管如此,与现代相关涉的“日本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呢?可以说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很难找到能够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的具有倾向性的看法。(四)最近的动向笔者认为最近的动向可以说是对新的“实践性”哲学的要求。人们对应用哲学、应用伦理学的要求不断提高,新的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的领域诞生。原本这也是与欧美动向连动的现象,初期也有近似于欧美翻版的东西。但是最近,在与日本的“现实”的关系中出现了新动向,即希望深入日常人们关系性的深部。这一动向作为对我们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状况,或者源自新的日常关系性、日常用语的哲学的要求,影响着年轻人。哲学著作也开始用简单易懂的日语写作。以上简单回顾了日本近代哲学史。最近新的实践哲学的发展动向之一,是关注如何用哲学概念去理解现实的日常关系性,深入思考日语与哲学的关系,可以说这与本文的主题和辻哲郎的哲学、伦理学密切相关。
二、和辻哲郎的哲学
(一)和辻与西田
西田几多郎(1870—1945)与和辻哲郎(1889—1960)是日本哲学研究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共同经历了大正时期这一开放的时代,西田经历战争,在战争结束前逝世,和辻在战争结束后逝世。对比两者,西田几多郎将研究主题定位在“自己与世界哲学”或者“宗教哲学”,具有“内向的哲学”的性质。与此相对,和辻哲郎将研究主题定位在“自他关系的伦理学”、“文化哲学”,具有“外向的伦理学”的性质。西田哲学,其“内向的哲学”有时被批判为唯我论。但是,西田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是要克服唯我论。另一方面,和辻的研究,其出发点是立志于学院派之外的艺术、文学活动。最初以文化研究的形式开始。但同时,正因为是文化研究,所以其内容与学院派哲学大多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近代哲学一直采取掩饰着广泛的防守范围相关。
(二)和辻的研究
和辻最初以尼采研究、克尔凯戈尔研究面世。现在这些研究的预见性得到了认可。后来完成了《大和古寺巡礼》等随感性的、文学性的著作。他的文笔活动受到西田几多郎的注意,被邀请到京都大学开设伦理学讲座。和辻从此开始了作为学院派学者的研究经历。后来,和辻返回东京,成为东京大学“伦理学”讲座的教授。在创作了评论家时代的《古寺巡礼》、作为京都大学博士论文提交的《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以后,完成了《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义》、《孔子》、《风土》、《日本精神史研究》、《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伦理学》(战中到战后)、《日本伦理思想史》、《锁国》和《被埋没的日本》等许多著作。和辻关注的内容涉及日本文化史、精神史、欧洲哲学、伦理学、佛教、基督教、儒教的源流等,内容丰富多彩。和辻哲郎的弟子、和辻研究第一人汤浅泰雄将和辻的研究分为以下三个时期③。
第一时期,大约30岁之前即学究生活以前的和辻。具有大正教养主义、人格主义倾向,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学审美倾向、个人主义倾向。其著作内容关注的是古代日本文化、尼采、克尔凯戈尔。
第二时期, 30岁至40岁中期。留下了日本精神史、基督教、佛教、西方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主要作品有《风土》与《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
第三时期,40岁以后即和辻伦理学体系形成的时期。主要作品有《伦理学》与《日本伦理思想史》等。这一时期正值日本战败,这两部作品也反映了战败的经历。作为国家主义的全体主义,和辻受到批判也正是这一时期。将和辻作为面向21世纪哲学的日本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进行考察,也是将第三期的和辻及其周围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三)和辻对哲学伦理学的关注
人们普遍认为从第二期到第三期,以日本战败为契机,和辻的伦理学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将在后文论述,下面先介绍贯穿和辻思想的哲学问题意识。其一是日语这种语言、进而到贯穿着日语的日常性的人际关系之点;其二是对这种人际关系的关注;其三是再到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倾向与关注。下面分别对这三点进行简要论述。
1.日语这种语言。在《日语与哲学的问题》这篇论文中,和辻指出日语没有性别、单复数差异,词尾不因人称不同而发生变化。与西方语言比较而言,日语的这些特性是适合日本人活动的语言形态,并非不适合于哲学思考。他最后总结说:“远离日常语言的哲学绝不是幸福的哲学。百余年前的德国哲学家们从长期以来的拉丁语的桎梏中突然获得了解放,由之同时使哲学成为朝气蓬勃的鲜活事物。进行这种研究确实需要具有巨大力量的人士。于是,具有巨大力量的人士便应运而生。我们在这里发出期待的声音。日语并非是不适合于哲学思考的语言,只不过对哲学思考而言,日语仍是处女。用日语思考的哲学家,快诞生吧。”(《日语与哲学的问题》,《续日本精神史》所收, 1929年完成,1935年修改)[1]551
2.对“世间”关系的关注。对日常语言的深入关注与和辻哲郎的伦理学构想密切相关。体现了和辻最初伦理学体系的《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中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他的问题意识。和辻将西方的个人主义作为反世间事实的虚构理论加以排斥。所谓“世间”不是指作为个人的人,原本是指人们居住的世界,应该读作“じんかん”(jinnkan人间)。世界上每个人的形态,正是人—间,应该将“人与人之间”作为鲜活的关系来理解。无论是仅仅把个人的存在作为人的本质来理解,还是将淹没个人的整体作为人的形态来理解都是不正确的。个人的—社会的二重性、辩证的二重性才是人之存在的真实。西方伦理学史也绝非将人作为孤立的个人主义性的存在。以上就是和辻阐释的伦理学。“世间是指‘世界’本身同时也是指存在于世界中的‘人’。因此‘世间’不仅指人也不仅指社会。‘世间’是将二者辩证的统一。”(《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2]和辻的这一构想一直存在于构筑后来的浩瀚伦理学体系的《伦理学》中。具有辩证的二重性格的人的存在,最主要展现给我们的就是日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辻将信赖看作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感情。信赖有各种表现,在和辻看来,在人的行为、交涉的根底通常有对他者的信赖。即使是在近代社会,人们无意识的日常行为中也存在着他人对自己没有害意的信赖。虽然在现实中存在着背叛和虚伪,但作为缺少信赖的状态,反而体现了信赖的根源性。人的“真实”表现为对待信赖的态度,这是人之存在的基本形态。
3.和辻的文化多元主义构想。第一期、第二期的和辻,集中精力著述以佛教、儒教、基督教或者希腊等文化源流为对象的著作。其中,关于应如何把握自古以来一边吸收外来文化,一边创作自己文化的日本这一文化个体的本质的问题横在和辻面前。同时,他也曾力图将这些源流思想作为人类共同遗产(人类的教师)来理解。在文化之价值多元性的根底,以及与之同时的多元的文化价值中,存在着普遍性的“人间”这一主题。将日本、中国、印度分为季风型风土、沙漠型风土、牧场型风土,在与人的风土的关系中理解自我的《风土》,正是将这种对文化多元性的关注寄于风土概念的著作之一。
三、战后的和辻———从战前开始的变化
(一)从战前的和辻到战后
日本战后对和辻哲郎的评价多是批判的。战前,户坂润也对和辻的解释学方法进行了严厉批判。战后的批判是专门针对和辻思想的第三期即伦理学的性质。和辻否定个人主义、提倡全体主义性的个人的灭私奉公,认为献身道德才是日本的传统。人们认为和辻的这种思想帮助了战争的施行而加以批判。实际上,和辻的思想本身从战中到战后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国家、人伦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的理解方法等方面。“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近代日本的世界史地位不复存在。”[3]日本战败对此前日本的自我理解以及和辻的日本印象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战败也成为和辻思想的巨大转折点。对于和辻的伦理学体系,笔者认为和辻的伦理学乍一看,其重点大多放在日常的解释学。但当和辻的伦理学关注利益共同体、国家的时候,和辻的解释学也发生了变化,带有应称为既成法解释的特征。战后和辻修改了伦理学,这也意味着他改变了战前的观点。我们从和辻对把重点放在国家人伦的公法方面这一现实形态的解释的变化上,能够看出和辻思想的发展。首先,我们来看和辻国家观的变化。战争中和辻有如下论述:“国家的防卫不是指守护个人幸福免受外部威胁,而是指国家自身的防卫,因此是指对人伦组织的把捉,人伦之道的防卫。从这一点来看,国防不是手段,其本身具有人伦意义。”[4]493和辻将国家看作人伦组织,给予其至高无上的人伦意义。这当然也影响了国际公法。把国家看作是人伦的最高形态,对于超越国家的存在,诸如国际联盟等组织当然也就持否定态度。“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自古至今都不存在。由人形成的整体没有比国家更大的东西。即国家不具有在自己之上规定自己的如人性那样的整体性。”[4]500“国家的‘力量’集中于统治权。因而统治权不仅是立法而且是实现法的巨大力量,其根系被植入神圣性之中……因此性表现为国家整体性是有限的这一人之存在的终极的整体性。”[4]476
(二)战后和辻自身的变化
战后的和辻修订了战争中写的《伦理学》,表明了自己对超越国家的国际组织的理解。和辻认为国际组织是以国家为前提、同时又保护国家的存在。“不君临任何国家的世界国家、各国国民全体担负的世界国家,作为这种国际组织的国家必须出现……为了世界上所有国民都能自主完成他们的人伦组织,必须给其以充分的自由与独立。只要与这种人伦努力有关,各国国民就必须完全拥有已经形成的国民国家的……世界国家的……对各国民国家的统治也不容置喙……”[5]
(三)对日本思想传统的关注及其变化
和辻对国际社会关注的变化同时也是他对日本历史、思想传统理解的变化。战前的和辻肯定了武士对主君的“献身道德”,否定商人的文化、思想、活动。因为“商人本性”(商人精神)是以追求私人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续日本精神史研究》中收录的《现代日本与商人本性》很好地体现了战前和辻的观点。“商人精神在17、18世纪的日本形成了功利主义道德,到19世纪后半期作为商人本性遭人鄙视。认为应该鄙视商人本性的是经济上处于商人支配下的武士阶级的道义观。对商人本性的鄙视一直持续到武士阶级以后,而且商人本性这一概念本身也变成含有鄙视意义的词语。从这一点来看,以自家福利为绝对目的的道德观只在日本没有得到认可。”(《现代日本与商人本性》,《续日本精神史研究》所收)[1]478“我们必须承认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是现代日本建设中的强劲动力……现代的危险也正在于这一点。”[1]500和辻认为日本需要的是克服近代欧洲肯定欲望的思想。日俄战争作为防御西方各国侵入的战争,当时在国内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和辻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指出“商人本性”与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相同性质,对其加以排斥。这种意义上的商人本性是指近代欧洲的个人主义,其背后是功利主义哲学。和辻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追求利己利益也不是无缘的。即“阶级斗争”只不过是将追求利己利益转变成“共同的经济利害关系”的形式。④但是,和辻在战后的著作《日本伦理思想史》中却对商人阶级给以肯定的评价。“长期以来,商人阶级已经成为文化的支配者。”[6]700“当倒幕目标终于明了化的时候,作为这一运动的旗手展示自我的是下层武士与上层庶民组成的革命团体。他们被认为是来自此前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能动的部分。”[6]710可见,和辻开始认为支撑商人经济活动的道德观是必需的。可以说,战前和辻批判商人本性,主张回归共同社会的理想与人伦的自觉,结果也都意味着“道德观”是必需的,因此并不是说战后和辻才完全改变了观点。事实上,战前的和辻是对一味振兴经济、殖产兴业,失去道义的近代日本的反省;战后的和辻是强调近代日本的问题点,即批判迅速引进近代技术,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近代精神的吸收。“正如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所证实的,这种迅速引进的过程中隐藏着各种偷工减料引起的危险弱点。最大一点就是急于引进近代技术,却忽视了对与之平衡的近代精神的吸收。特别是没有注意到作为国民国家,当机构发生变化时与之相适应的公共精神的培养以及社会道德的发展。”[7]
(四)回归文化哲学
战后,正如最初那样,和辻重新回归到“文化哲学”这一原点,写作了《锁国》《日本伦理思想史》《被埋没的日本》等“文化哲学”的一系列著作,批判了此前日本的封闭性与精神。例如,他在《被埋没的日本》中这样写道:“(关于波茨坦宣言的承诺、制定宪法…)我们宣告不用‘武力威慑’、‘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持有武力才这样做。不持有武力自然无法将武力作为手段,因此没有必要特别宣告。我们的宣言显示了这一决心是为实现支配人际关系的崇高理想而做出的努力。将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违反了上述理想。纷争最终不需要依靠武力,而需要依靠道理来解决。如果不坚持这一原理,就无法最终实现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的立场》《被埋没的日本》所收)[8]和辻在战后的上述反省,并没有在战后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但是今天,当我们毫无偏见地探寻和辻哲郎的思想轨迹,毫无偏见地面对曾被认为帮助战争施行、战后受到批判的西田哲学时,上述引文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被大家认识。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世界以及东亚的今天,虽说和辻的思想在战前战后有所变化,但他对异文化的一贯关注、潜在的文化多元主义视角以及将人际关系理解为“信赖”的伦理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对于和辻曾持有的、战后修正了的国家观、国际关系观,笔者认为必须将和辻战后的国家观、国际关系论作为日本自我认识的形态之一,在21世纪发挥它的作用。可见,和辻的伦理学虽然在公法方面存在问题,但其精髓原本在于私法方面的哲学(诚实与信赖的伦理学)⑤。对于将对私法层面人的理想状态的关注联系到公法层面的关系的这种意图与方法,虽然战前和辻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不少偏颇,但也有功绩。继承其意图,重新进行哲学思考,应该是和辻给我们提示的课题吧。笔者认为应该在以下几方面继承和辻的思想。
第一,和辻提出的挖掘国民精神史的重要性很重要。探寻文化的底层,比反省历史、反省自我更为深入。这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对各文化独立性的哲学反省之后,尊重他国文化的可能性。
第二,和辻的伦理学。从与法制的关系来说,和辻的伦理学希望将公法(宪法及其他统治法)与私法(民法、经济法)相结合。但是,公法方面并不适用于多元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应该说和辻伦理学的特色在于私法领域、从私人关系到从事经济活动的私人领域。“诚实与信赖”这种伦理学的“真实”在今后也具有意义。在此之上重新构筑公法领域,即新的“公共性”(排斥灭私奉公的道德),对日本国内继承和辻伦理学来说是必要的。
第三,和辻最初否定商人道德(商业道德)。但是,特别是以战败为契机,他开始认识到确立商业道德的重要性。伴随现代经济活动的繁荣,商业的道德性将成为重要课题。我们必须从与和辻倡导的“灭私”的不同方向考察经济活动与个人幸福的关系。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学教学；文科大学生；创新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从1993年开始在校内所有文史类专业开设高等数学必修课，是国内率先开课的学校之一。经过15年的教学探索，目前这门课在我校已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教学体系，并形成了一系列教学制度。文科学生对课程的认可程度已由最初的不足20％，上升到现在的70％以上。实践证明，我们设置的文科数学课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都比较适合我校学生的情况，这门课也较好地发挥了培养文科学生理性思维与综合素质的作用。在全社会都高度重视人才创新能力的今天，我们感到，高等数学课对培养文科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同样具有很好的效果。本文介绍的是我校文科高等数学教学培养文科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情况。
文史类专业的数学课要面临一个改变学生学习态度的问题，这是它与其他类型数学课的不同之处。因为初学这门课的学生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对数学有畏惧或抵触心理，他们之所以报考文科专业正是为了躲避数学。因此如何设置教学内容、采取怎样的教学方式才能使学生乐于接受数学课是个很大的问题。根据学生的学习现状与社会对文科人才数学素养的要求，我校把文科数学课定位为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文化素质课，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贯穿于教学内容的设置与教学方式的改革上。
一、教学内容的设置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我们是通过构造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来实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性思维。
1、优化教学内容，构造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
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从构建其合理的知识结构着手。对于当今的文科大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的高等数学知识，这本身就是在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因为数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内容和思维方式上都有着根本的不同，数学知识的加入，可以使得原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所构成的平面知识结构变成立体知识结构。知识结构维数的拓展意味着思维空间在质上的扩大。只有在广阔的思维空间里，各种具体的创新思维技法如类比、移植才可以派上用场。
在文科学生的知识库中加入怎样的数学知识，才能使其数学知识的结构、乃至整个知识结构达到最优呢?经过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与研究，2005年由我校严守权老师主编的教材《大学文科数学》正式出版了。这本教材就是我们探索这门课教学内容的研究成果。该教材设置的我校文科数学教学内容有四大模块，它们是向量空间与矩阵、微积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模糊数学与图论简介。我们认为以这些内容构建文科学生的数学知识结构是合适的。首先，这些内容都是现代数学的基础和最主要的部分，由它们生成的现代数学观念是当今文科人才必须具备。其次，它们都是重大的数学思想的典型代表，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虽然这些教学内容与其他类型数学课的内容是重合的，但与其他数学课不同的是，我们尽可能地列举数学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应用的例子，使数学知识更贴近人文、社会科学。这也正是我们这本教材的一个特色。比如，讲函数时我们介绍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和油画赝品鉴定；讲极限时我们介绍古希腊哲学著名的芝诺悖论；讲导数时我们介绍新闻传播的速度问题等等。在具体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我们尽量摈弃不必要的抽象证明，比如，极限的ε－δ定义我们就没有详细地介绍。目前我校这门课教学内容实施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中文、外语、国学三个专业实行一学期制，共72学时，讲授一元微积分。哲学、历史、党史、新闻、法学、国际政治、档案各专业实行二学期制，共144学时，讲授向量空间与矩阵、一元微积分、概率统计。模糊数学与图论简介部分根据学时情况选讲，一般作为学生自学阅读。
2、组织教学内容，培育学生的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能力
鉴于文科数学课定位为文化素质课，因此在教学中更应该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众所周知，学习数学是培养抽象思维的有效途径，其实学习数学也可以培养形象思维。我们是通过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能力来提升学生整体的思维能力，从而促进其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在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方面，首先，数学教学离不开形象思维，因为数学概念的引入必须借助直观的形象。因此数学教学的过程就是开发、锻炼学生形象思维的过程。其次，在文科数学的教学内容中有很多训练学生形象思维的好材料。比如，连续、导数、定积分直观形象的几何意义或物理意义，会丰富学生的表象；极限能地锻炼人的想象力；离散型和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的对比能锻炼人的联想能力。我校文科数学课除了一般的形象思维训练之外，还根据文科学生的特点，特别加强了教学内容的直观性与整体性。所谓加强直观性就是将数学概念的实际意义、几何意义或物理意义讲解得更加详细，把它们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而不是次要的附属部分。所谓加强整体性就是尽力展现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展现数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使学生从整体上去理解和把握数学。而“从整体上去把握事物”正是形象思维所具有的特点。在教学中我们了解到，希望能从整体上去把握数学也正是不少文科学生的愿望。为此，我们在教材中穿插了数学史、数学小典故、数学家生平简介、数学名言警句等。教材也因此变得生动活泼。教学内容的直观性与整体性的加强，既化解了数学知识的抽象性，使得教学工作能顺利地进行，又使得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效果更加显著。这种把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做法，是文科数学教学的一大特色。
在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方面，我们针对文科大学生思想活跃、思维跳跃性强的特点，特别注意训练学生思维的严谨性，以此作为提高他们抽象思维能力的突破口。比如，对于判断是非题“初等函数在其定义区间内可导”，有不少学生误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隐约记得有一个关于初等函数在其定义区间上的性质。其实那个性质是“初等函数在其定义区间上连续”。我们在纠正学生具体知识错误的同时，还纠正了他们容易犯的忽略概念准
的解法中，每一步都是有依据的，这就是推理的严谨。每当我们在课堂上给出正确的解法，学生都会深有感触地不断点头，看得出他们是被数学推理的严谨性折服。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在加强思维的严谨性方面确实有所收获和进步。连一些入学时自以为抽象思维训练已足够的中学理科生，学完这门课之后都感慨自己的抽象思
维能力还有待提高。在教学中我们体会到，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需要磨练的。只有通过大量的、反复的、手脑并用的练习才能有效地刺激学生的大脑，使之内化为一种思维的习惯，最终形成思维的能力。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定位为文化素质课，文科数学课也还是需要系统的教学，不宜开成单纯的数学讲座。
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化与整体思维能力的提高，会使得他们思维的品质得到改善。这些品质分别是思维的广阔性、思维的深刻性与思维的灵活性。而这些优良的思维品质正是创造性思维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我们认为，文科学生学习高等数学有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
二、改进传统数学教学方式以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采取怎样的教学方式能使文科学生乐于接受数学课，是开课以来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开课后的第六年1998年，我们决定在数学课通常的教学环节(课堂讲授、学生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之外再增加“学生撰写数学小论文”一项。我们设计这项教学环节的初衷，一方面是要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加大平时学习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的比例，以缓解学生对学习数学的畏惧与抵触。另一方面是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他们善于阅读和写作的特长，倡导研究性学习。这一教学方式的改革立即得到广大学生的积极响应与热烈欢迎，同学们发现数学、学数学、用数学的兴趣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其教学效果之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这项教学工作开展的情况。此教学环节规定，学生在修课期间提交1篇与数学有关的小论文。数学小论文的选题很广泛，它可以是数学在文史学科应用的综述、可以是学生在文科专业或生活中应用数学的案例，可以是从数学的角度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可以是对学习数学与提高思维、培养素质的关系论述，可以谈学习数学的心得体会，可以是对文科高等数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探讨和建议等等。论文要求正式格式、字数不超过5000。论文成绩占总成绩的10％，论文成绩特别优秀者可以另外再得到总分加分的奖励。到目前为止，约有5000多名学生参与了这项教学工作。每学年，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约占论文总数的15％左右。已有60多人获得了总成绩加分的奖励。
每年我们都会收到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高质量的学生数学小论文。例如，《数学精神与法律原则》、《数学与法律的比较》、《从数学看人生的道理》、《概率统计在辛普森杀妻案中的应用》、《关于的概率分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数学》、《数学思想方法在政治学领域中的应用》、《罚球角度与命中率的数学分析》、《交通事故与刑事案件中的数学》、《现代新闻人离不开数学》、《概率统计在公交车问题上的应用》、《浅析“诗经”中语言的连续性》、《用二项分布分析宿舍插座的使用情况》、《研究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官阶、官员年龄结构的分布规律》、《大学生如何购买牛奶最省》、《大学生生活费的分配与使用》，《便民小餐馆每日购买多少扁豆能使成本最低》、《报贩每日的合理进报量》、《对希望工程的效益作评估》、《对所在村外出打工人员情况的调查与思考》、《对学生食堂就餐人流量的分布规律探讨》、《对学生公寓楼厕所坑位数目的合理设计》、《对大学生晚自习状况的统计分析》、《对家乡城市园林无障碍设施设计的调查报告》、《研究和比较几种体育记分法的公平性》、《对商场“买100元返88元”促销活动的分析》、《用正态分布验算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的合理性》、《学生上网时间的数学分析》、《关于话费节省的函数思考》。学生论文的选题很广，内容也很新颖。透过这些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看到文科学生所特有的敏锐洞察力与文采、看到学生试图从数学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看到学生亲手应用数学后的兴奋与自豪。有学生在交给老师论文时高兴地说，“没有想到自己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数学论文”。
我们感到学生撰写数学小论文是一种非常适合文科学生特点的教学方式，它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具有很好的效果。这种创新实践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一是创新的技能，二是创新的精神。在创新的技能方面，撰写数学小论文培养和锻炼了学生发现问题、明确问题、阐述问题、组织问题和输出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在创新精神方面，撰写数学小论文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性、自信心和意志力，而这些都是人从事创新活动的动力、是创新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布置小论文的作业我们发现，一般新生的独立性都不够强。每当我们宣布写小论文的事，学生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惊讶的“啊”声。他们认为，自己的数学知识有限、数学学得也不够好，不可能有独到的见解和新颖的发现。经过近一年数学教学和学生个人的努力，一些学生最终写出了有创意的论文。这无疑是他们破除迷信、增强了独立性的结果。因此说，撰写数学小论文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撰写数学小论文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信心。由于自信心是人获得成功体验的产物，因此，一旦学生在自己相对薄弱的领域写出了有创新点的论文，他们成功的体验将会更深切，自信心增强的幅度会更大。撰写数学小论文还很好地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力。我国中小学生写论文训练不多。文科生要在大学一年级自己确定选题作有关数学的论文，确实会遇到不少困难。这其中既有心理和认识上的困难，又有方法和技术上的困难。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才更能磨砺学生的意志。学生撰写数学小论文所受到的锻炼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认为，文科学生以这种研究性的方式学习高等数学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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