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贸易政策产业竞争政策产业结构升级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协调
产业竞争政策源于产业组织政策，它是为了获得预期的市场绩效，由政府主导制定的干预和调整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经济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竞争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协调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关系，在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上，培育和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产业竞争政策一方面要鼓励竞争、限制垄断，另一方面要避免过度竞争、追求规模经济。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冲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原来主要用于调节国内市场关系的产业竞争政策逐渐演变为保证和维持国际竞争环境的一种协调工具。产业竞争政策的内涵与外延远远超出了产业组织政策的范畴，已成为包括产业组织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等方面内容的国际性经济协调政策。
在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产业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产业竞争政策已经成为多边贸易谈判中的重要议题。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自由化的成果越来越多地受到产业竞争政策所管辖的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侵蚀；同时，越来越多的贸易政策措施不仅没有促进竞争反而恶化了国际竞争环境。
从长期来看，对于竞争性产业，其竞争能力在竞争环境中比在保护条件下更容易培养。因此，从培育产业竞争力的角度分析，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应该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政府在选择贸易政策和制定产业竞争政策时，应该尽可能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构建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
(二)产业集群和产业类别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政策和产业竞争政策的协同作用领域和政策目标是不尽相同的。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竞争政策体系的重点与思路时，将竞争政策的作用领域划分为三大产业群和六大产业类别。
依据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程度，将现有产业分为竞争性产业、准竞争性产业和非竞争性产业三大产业群。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既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又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准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但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非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
在三产业群划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竞争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竞争能力的差异，将竞争性产业细分为吲际竞争性产业(如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机电设备、船舶制造等)和国内竞争性产业(如轻工、机械、电子、建材等)；按照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长远发展战略的影响，将准竞争性产业细分为经济安全性产业(如兵器、航天、航空、核装备等国防工业，石油、化工、能源、资源等支柱产业)和发展战略性产业(如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技术等)；按照规模经济的显著性和公共产品性质的显著性，将非竞争性产业细分为自然垄断性产业(如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和外部经济性产业(如港口、机场、城市交通、供气、供水、广播电视、气象、环保等)。
(三)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协同作用领域和政策目标
对于竞争性产业，产业竞争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反行政垄断，促进市场竞争，保证市场机制在产业内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反过度竞争，实现行业规模经济。反行政垄断与实现规模经济并不矛盾，因为规模经济是竞争的自然演化结果，是竞争产生规模经济，而不是垄断“制造”规模经济。与产业竞争政策相配合，贸易政策应该实现竞争性产业的国内市场全面开放，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借用国际竞争机制来抑制和消除行政垄断和过度竞争。
市场竞争同样有利于提高准竞争性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可能危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目前，外资经济在我国准竞争性产业领域的经济性垄断有逐步加强的趋势。在一些重要行业(如电子产业、汽车产业)或重点企业，外资通过持股控股、技术控制、经营权控制等方式，形成了对当前或未来市场的控制。而国内这些行业的企业规模小，生产经营分散，相互间恶性竞争。因此，在该产业群中，产业竞争政策的重点目标是反对跨国公司的经济性垄断，同时限制国内企业间的低水平过度竞争，推动规模经济的实现和整体竞争实力的提高。贸易政策应该与投资政策相配合，对准竞争性产业给与适度、适时地限期保护。应当注意的是，关税壁垒基本消除并不等于全面的零税率，国际惯例也并不是全面的自由贸易惯例。
从总体上看，自然垄断性产业和外部经济性产业属于非市场竞争性领域。但这些产业并非完全、绝对地排斥市场竞争机制，因为在这些非竞争性产业链条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市场竞争性部门或市场竞争性业务。对于这些竞争性业务和部门，产业竞争政策的目标也应该是反对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非市场竞争性业务和部门，应该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贸易政策也应该着力于扩大这些竞争性部门和竞争性业务的对外开放。
二、贸易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升级。产业间结构升级主要指国民经济增长对三次产业的依赖，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顺次转移。在宏观总量上表现为三次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变化和调整，即农业总产出占GDP的比例逐渐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总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渐上升。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步提高，同时，还伴随着服务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协同增长。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人“重化工业化”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工业化开始进入以电子、能源、汽车、石化、建材等行业为工业经济增长支柱产业的新工业化阶段)，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稳步提高，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渐下降，服务业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但是，这种产业间结构升级的比例并不协调。首先，区域结构严重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而成为所谓“新兴工业化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农工业化时期”，农业总产值占地方GDP的比重还很高。其次，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在东部“新兴工业化地区”更是如此。第三，由于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后劲明显低于工业，这造成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相对波动幅度较大，反映出工业化进程的不稳定性。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问结构升级
就贸易政策如何促进产业间结构升级而言，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由于“重化工业化”的支柱产业属于“准竞争性产业群”，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战略，其投入和产出都应该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贸易政策应该着眼于保障技术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配合国内投资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确保这些支柱产业的稳定发展，防止外资垄断和国内市场过度竞争，实现规模经济。其二，总体而言，服务贸易领域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服务业同样存在一些诸如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幼稚业，其开放速度和深度要与他们的改革速度和市场竞争能力相适应，既要有足够的竞争压力，又要有足够的成长空间。其三，对于农产品贸易，贸易政策的重点是要维护公平竞争，保障粮食安全。要建立健全农产品补贴制度体系，用足用好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框架下的“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支持农业生产。
(二)贸易政策与产业内结构升级
产业间的结构升级是以产业内结构升级为基础的。而产业内结构变化是由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生产供给结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一定收入约束条件下的需求结构决定供给结构，一定生产可能性边界条件下的供给结构变化诱导需求结构变化。
产业结构是由其内部相互关联的产业链交织而成的产业网络。产业内结构升级是指价值增值中心沿着产业链向新的环节或结点转移，并伴随着增值比例的上升。在升级过程中，有的产业链条可能收缩，有的产业链条可能延展；产业网络的某些部分可能变得更加密集，某些部分可能更加松散。产业内升级的结果是：投入产出比例提高，产业运行更加富有效率。
在产业内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可能有新的富有活力的产业环节和产业分支产生，即出现所谓“产业岐化”。如果资源不断向新产生的环节或分支转移或集中，新的环节会不断“增生”，新的分支会不断延展，旧的环节或链条会逐渐萎缩甚至消亡，那么旧的产业结构会被新的产业结构替代，即出现所谓“产业蜕变”。
在供给方面，贸易政策应该有利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展。而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展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更依赖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在这里，进口贸易政策应该得到足够重视。在需求方面，贸易政策要随着收入结构变化导致的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做出适时调整。调整的方向是：通过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诱导需求结构升级，进而推动产业内结构升级。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Constant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网络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ofChina）号首航广州，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Act），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鸦片战争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中国见闻录》（ThesefromtheLandof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鸦片战争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of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000镑，白银320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Cheong,"MandarinsandMerchants,JardineMastheson&Co.aChinaAgency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p.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1581—1600年，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es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鸦片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鸦片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现了222766两的赤字。1786年，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鸦片输出，当年输华鸦片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鸦片。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鸦片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社会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工业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鸦片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交通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H.Pritchard,"TheCrucialYearsofEarlyAnglo-Chinese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Thee"p.13.museumboymans-vanbeuningen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Ukers,"AllaboutTea",vol,1.p.23,p28,NewYork1935.
〔4〕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TradingWorldofAsin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P.538,Cambridge,1978.
〔7〕LouisDermigny,"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aCantonauXVIIIeSiecle,1732-1833",3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Years"p.395-396.
〔9〕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1842",p.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CommerceandDiplomacy,P.5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p.217,TheHage1982.
〔13〕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15,TheHage1958.
〔14〕DeHullu,"OverdenChinaschenhandelderOostindischeCompanieindedertigjaarvande18eeeuw",in"BijdragentotdeTaal-,Land-enVolkenundevanNederlandschIndie(BTLV),vol,73,P.42-43,TheHage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Hoekong,KapiteinderChinezenteBataviain1740",inBTLV,vol,74,1918.
〔16〕LeonardBlusse,"StrangeCompany:ChineseSettlers,MesizoWomenandtheDutchinVOCBatavia",p.137-138,Leiden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RherDulles,"TheOldChinaTrade",p.210,NewYork1970,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在此以中章价245两计算。
〔20〕Yen-pingHao,"TheCommercialRevolu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TheRiseofSino-WesternMercantileCapitalism",p.1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6.
〔21〕TimothyPitkin,"AStatisticalCiewoftheVommer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arford1816,Reprintedin1835,NewHaven,P.301.
〔22〕ZhuangGuotu,"InternationalTradeinChineseTeain18thCentury",p.30-33,APaperPresentedtothe34thInternationalCongressontheAsianandNorthAfricaStudies,Hong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andlornaH.Mui,"TheManagementofMonopoly;aStudyoftheEastIndiesCompany''''sConductitsTea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Vancouver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Trade",p.5.
〔26〕AdamSmith,"AnInquairyintotheNatureandthe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p.188,NewYork1937。
〔27〕H.A.CrosbyForbes,JohnDevereuxKernanandRuthS.Wilkins,"ChineseExportSilver1785to1885".p.22.MuseumoftheAmericanChinaTrade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TraditionalTradeofAsia",p.231,NewYork1968.
〔37〕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ExecutiveDocument31.19thCongress,lst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历史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ccou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HistoryofEarlyRelationsbetweentheU.S.andChina1784-1844）载于"TranslationsoftheConnecticutAcademyofArtsandScience",vol,28,NewHaven1927,Cheong在其所著的“MandarinsandMerchants”（P.54）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Silver-MiningintheEighteenthCentury:TheRevivalofZacatecas".LatinAmericanseries,No.277.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from"TheAmericanhistory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ProductionandUsedofGoldandSilverin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Japan",in"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g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Wilson,"Trade,SocietyandtheState",inE.E.RichandC.H.Wilson,eds,"TheEconomyofExpandingEurope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p.51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49〕W.E.Cheong,"TradeandFinanceinChina:1784-1834",in"Business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WhitePoppy:AHistoryofOpium",p.5,London1969.
〔51〕"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April,1837,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ol,1.p.173,Shanghai1910.
〔52〕Prichard,"Crucial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Allen,"OpiumTrade",p.12,reprintedinBoston1973.
〔55〕Prichard,"CrucialYears,"p.217-218.
〔56〕"Chinese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A.Traocki,"OpiumandEmpire:ChineseSocietyinColonial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58〕Allen,"OpiumTrade",p.10.
〔59〕"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vol1.p.238.
〔63〕Tyler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ACriticalStudyofUnitedStates''''PolicyintheFarEast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1992,reprintedin1963p.115.
〔64〕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
〔74〕JohnkingFairbank,"TradeandDiplomacy",vol,1.p.74.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贸易结构高级生产要素金融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立足于金融业在混业经营上的趋同，而金融业借助于混业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经济增长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从区分上可以从金融的生产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来看，生产性效率简单来看就是企业从金融发展中可以获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则是指金融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些内在的关系为对外贸易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运用来通过技术或者是生产要素高级化的实现来优化该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法。
我国金融的发展在促进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将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借助于整体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可以在混业经营方式下多渠道地获得风险资金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在生产转型过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发展中体现出的金融产品功能，可以帮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规避全球经济负面作用下的贸易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资生产，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的相关产业产生激励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从另一方面来增加我国贸易商品的技术标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格局，为长远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利益获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贸易单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为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为了追求贸易利率而加大对资本的投入量，优化国家贸易结构创造基础；最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良性促进作用反过来又会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尤其在开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两者在发展的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我国多年来贸易成果同样也为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结论
金融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个方面。对外贸易是积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保障层面。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要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贸易上，还要在高速发展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迎头赶上。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为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为方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金融发展不利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与资本一样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要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关注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给对外贸易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地防御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贸易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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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贵宾，李燕妮.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演进动态[J].上海金融，2005（3）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垂直专业化是当前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形式。论文基于国际分工垂直专业化的视角，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垂直专业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利用垂直专业化的评价指标（VS），对中国与东亚之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评价；二是利用零部件技术含量指标，分析了中国与东亚之间零部件贸易的结构。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与东亚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并且垂直专业化多发生在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国通过承接东亚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转移，参与到东亚乃至全球的垂直分工体系中，但中国在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处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在此基础上，论文利用出口产品附加值指数和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进一步探讨了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地位提升的作用：通过参与东亚地区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机电产品在我国出口中占主导地位。但分析也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出口结构中仍以附加值较低的产品为主，中国的贸易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鉴于此，论文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时，应采取措施，避免被锁定在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的低端，积极向价链的高端攀升，以真正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关键词：中国-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结构；变迁
第1章导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在20世纪最后的30余年时间里，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突出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即为出现了以垂直专业化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协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区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某特殊阶段或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了产品的内部，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Specialization）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种新国际分工，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除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外，还包括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国际生产分割（InternationalFragmentationofProduction）、国际生产分散化（InternationalDisintegrationofProduction）、全球生产分享（GlobalProductionSharing）、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Outsourcing）、价值链切片（SlicinguptheValueChain）等等。尽管这些术语的定义可能略有区别，但其基本涵义是一致的。Hummels（2001）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必须为连续数个阶段；（2）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提供价值增值，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一个以上的生产阶段，但不是完成所有的生产阶段不是专业化于整个商品的生产；（3）至少有一个国家必须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产出的产品除了部分国内使用外，还必须有一部分用于出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明显的梯次差异和东亚各国相互紧邻的地理优势，使东亚成为垂直专业化体现最为明显的地区，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提升。根据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政策研究报告(Ng&Yeats,2003)的统计,从1975～2001年,东亚出口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从5.4%提高到18.7%。同一时期,欧盟(15)的出口比重从39.2%下降到34.3%,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口比重几乎保持不变,从18%略有上升达到19%。中国作为20世纪末最令人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加入除中国外，本文研究中的东亚经济体主要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个国家。因为香港主要是转口贸易，因此不包括香港。在东盟10国中（除新加坡），由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四国的贸易额占绝对地位，因此东盟10国（除新加坡）主要以这亚洲“四小虎”（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来代表。到东亚垂直分工网络中，使东亚的分工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中国与东亚之间的贸易也取得了快速发展。2007年，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接近7300亿美元，占中国与世界总贸易额的35%，如果包括香港地区的话，中国与东亚的贸易总额占中国与世界对外贸易额的近40%，可以说东亚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区。
以零部件为代表的中间品贸易是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东亚各国专门从事密集使用该国丰裕要素的工序的生产，由于产品生产各环节在价值链上呈垂直分布，最终形成“垂直专业化”。具体说来：日本主要专业化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零部件以及从事产品的研发设计；韩国、中国台湾等专业化生产中等技术的零部件和部分高技术零部件；东南亚较为不发达的国家主要专业化生产资源性产品、第一产业产品；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提供部分金融贸易服务；中国大陆和东盟4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主要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工序——加工、组装和包装。中国较多地参与到了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形势，并就对外贸易中贸易条件恶化、竞争力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的几点理论思考。
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3.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霍建国.中国外贸与国家竞争优势.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2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6篇
一、中国高等服务要素禀赋状况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2年11月12日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2002-2003年的微观经济竞争力在80个国家中排名为38，比2001年上升了5位。据专家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环境有所改善。然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子指标国家技术水平的排名，中国从第53位下降到第63位，主要因为中国在人均专利数量、人均的信息技术投资、公司购买技术专利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并落后于发展中的印度和巴西。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从发展前景看，一国服务贸易能否构建国家竞争优势，关键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充裕的高等要素及其优越的要素生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讯网络、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先学科等高等要素的供给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竞争力还较弱，如1998年中国每千人拥有电话主线70条（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I].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66.），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7条）的12%，全世界平均水平（146条）的48%；另外中国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只有高收入国家的14%，发表于科技刊物的论文只有全世界的1.4%，高技术出口只有全世界的2.8%（详见表1）。
表1中国部分高等要素供给状况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为世界银行出版）数据整理。
另外，从表2可见，中国教育投入及接受教育机会的状况虽改革开放后有很大进步，但与高收入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都相差很远。1997年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NP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国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3.1、2.5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占相应年龄组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国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53、13个百分点；用于每个大学生的支出占人均GNP的比重比高收入国家高出28.7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人均GNP较低，所以其实际支出水平也是不高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仅占GNP的0.66%，更是低得惊人。可见，中国是一个高等要素比较贫乏的国家。
表2中国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二、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与竞争力实证性国际比较分析
2000年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排名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0多名上升到第14名（世界银行，2001），取得了很大进步。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很弱，国家竞争优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进出口结构尚待优化与升级
国际服务贸易中形成的出口结构是国际竞争力的直接表现。世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服务出口的主要国家，他们都在致力于改善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主要表现为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根据表3计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商业出口占全世界商业出口的平均比重分别为4%、16%、80%，可见，高收入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几乎一统天下。1998年中国商业出口占全世界商业出口的比重仅为1.8%，甚至低于1980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从表中还可看到，收入不同的国家整体呈现出运输百分比不断下降，旅游特别是其他类百分比迅速增长的结构调整趋势。而在这一整体趋势下，收入不同国家的出口结构又是大相径庭的，低、中收入国家其他类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偏低，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较高。中国作为低收入国家，国际服务贸易出口中旅游超过了一半的比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偏低，这种过分依赖自然禀赋的出口结构是相当脆弱和低级的，必须努力进行优化、升级，不断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
表3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以上分析的是出口结构，下面我们再考察进口结构。根据表4计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商业进口占全世界商业进口的平均比重分别为6.6%、22.8%、70.6%，1998年这一指标分别为6.4%、16.8%、76.8%。结合表3数据，说明低、中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总体处于逆差地位，而高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顺差地位。1998年中国商业进口占全世界商业进口的比重为2.2%，比出口高出0.4个百分点。从表中还可看出，低、中收入国家的运输进口百分比远远超过高收入国家，而旅游与其他类服务进口百分比相对较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从目前看还比较均衡，但随着中国加入WTO，服务贸易将逐步自由化，国际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等服务的进口将大规模增加，原有结构将被打破，如不及时予以调整，整个服务贸易国际收支将会失衡。
表4中国国际服务贸易进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2.国际市场占有率有待提高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衡量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它等于一国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出口额与该产品或服务世界出口总额之比。根据世界银行及《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约为0.73%，1998年上升到1.8%，这样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与中国整体的贸易地位不相称的。即使我们自以为不错的国际旅游业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并不高，尽管自1980年以来该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国际旅游收入由1980年的617百万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2,602百万美元，增加了19倍多；国际旅游收入占整个外贸出口的百分比也提高了2.5个百分点。然而直到1998年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才2.8%，而其他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国际份额更是微乎其微。
三、优化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思路与建议
1.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给能力
我们应把竞争策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优势上，从而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构建国家竞争优势打下基础。中国目前缺乏一种科学、合理的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先学科等要素的培育与发展，存在盲目扩张、急于求成的误区，对高等要素质量的检测与监督机制也不健全。作为一种全球趋势，国际服务贸易对扩大社会就业、增加收入成效显著。从短期来看，加入WTO与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存在一些冲突，譬如社会就业问题。因此，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给能力，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长足进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日益提高，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必须全力以赴地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尤其是对高新技术项目的投入。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相互配套的科研评估与检测机制，提高开发、研究质量，保证优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充分发挥政府的孵化、激励作用，审慎建立国际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
政府对构建国家竞争优势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对科技进步的孵化上，还体现在对企业创造力的激励上。国际服务贸易最发达的美国，其政府为了鼓励服务出口，长期以来给予服务企业很多优惠，同时非常重视技术研究、开发与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国政府要加大对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辅之以积极的产业政策，努力提高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另外，中国作为WTO成员已经承诺尽快实现相关服务贸易自由化，但目前中国在现代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数据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势单力薄，很难与外商抗衡，这对国内相关服务企业将造成直接冲击。这种冲击到底有多大，目前是较难预测的，不过，我们应该尽量多考虑困难，加快建立起国际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做到有备无患。当务之急，中国政府要加快制定相关法律，同时要深入研究并合理运用WTO的“保障措施协议”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多方寻求法律、法规的支持，有理、有利、有节地保护中国弱势服务行业。
3.稳步进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
在信息社会，消费需求的导向效应更加强烈。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对一般商品消费的比重往往较低，而对高档商品及商业服务的消费比重较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尽管中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50%以下，但中国居民对商业服务的消费需求还不是十分强劲，服务消费的比重偏低。任何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构建往往都以合理、高级的国内社会消费需求结构为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是以商品消费为主，服务消费比重过低，或服务消费的层次过低，那么该国的服务贸易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当今世界服务贸易强国的服务产业一般是首先在其国内形成竞争优势，然后才逐步走向世界的。因此，入世后中国企业和政府应依托巨大的市场需求，努力引导居民优化消费需求结构，提高服务消费的比重，为中国服务贸易国家竞争优势的构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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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over.
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the
adjustmentsofJapan''''s
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8篇
一、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二、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一）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三）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
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四）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
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五）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
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六）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
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
三、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一）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二）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三）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1、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2、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3、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五）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汇率机制问题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采用1996-2007年山东省相关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加工贸易结构升级有着负的影响，技术进步对其影响不显著。
1．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现状
受国际金融危机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需减弱以及近一两年来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因素影晌，我省加工贸易发展速度明显减缓，2009年1-8月，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369.6亿美元，下降13.6%其中，出口240.2亿美元，下降11.4%;进口129.4亿美元，下降17.3%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山东省的加工贸易在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贸易结构也在逐步的优化，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和产品附加值都在不断增加，用加工贸易的增值率来表示产品的附加值n，即加工贸易产业链的延伸。随着山东半岛制造业集群的建立与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关联度也不断增强。用山东加工贸易对GDP的贡献率来表示加工贸易产业关联度以及加工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从2005年到2007年山东加工贸易对GDP的贡献率由21%上升到29%。
但是目前山东加工贸易还只是处在量的发展阶段，结构升级的速度并不快，且具有很大的波动性，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并且由图2看出，山东与江苏等先进省市相比，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步伐明显趋于缓慢。
2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2.1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检验以上这些因素对山东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计量模型:
y=a+(3c1+3,x2+32x3+(33x4+(34x5+)ic6
其中，Y表示山东的加工贸易结构，为被解释变量,x1代表外直接投资，x2代表劳动力资源享赋，x3代表的是技术进步水平，x4代表的是对外开放度，x5代表的是产业结构水平，x6代表的是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是随机扰动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他未考虑的因素对加工贸易结构的影响。
2.2变量及数据说明
(1)加工贸易结构，由于加工贸易结构的数据难以找到，而大部分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为制成品，此处我们以历年山东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代替衡量。
(2)产业结构，这里以历年山东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3)外商直接投资，用历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山东GDP的比重表示。
(4)国内的技术水平。选取的技术水平指标是根据“索洛余值法”计算而得，并取1979年数据为初始数据。
(5)贸易开放度。关于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有多种指标，一般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即一国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6)劳动投入常用劳动力人数替代。出于数据可获得性考虑，本文假定劳动力总量等于就业人员数。劳动力的文化水平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来表示。
2.3计量结果分析
估计方法则采取最小二乘法，用Eviews3.0做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RZ=0.9918，回归的结果是比较显著的，劳动真赋和对外直接投资对山东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比较明显，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对加工贸易结构升级有着负的影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l)山东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有限，加工贸易在一定时期内有着明显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飞地”特征，所以技术水平的提高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在加工贸易结构升级身上，技术水平提高给山东加工贸易带来的利小于弊，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不仅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培训专业人才，所花费的成本大于由技术水平提高带来的高效率而增加的利润。
（2)产业结构与现实的贸易结构存在错位的现象。在加工贸易中占优势的产业，出口产品结构是以轻纺工业为主，而国内的生产结构却是以重化工业为主，这种明显的错位现象将会随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而逐渐消减。
3促进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对策
3.1努力提高国内技术水平，促进核心技术的开发应用
一方面，需要国家积极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改造传统加工贸易产业，提高传统加工贸易产业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要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和未来国际产业的发展方向，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弓}导外资投向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层次。
3.2充分发挥要素票赋优势，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我们知道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的资源优势，也是山东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山东加工贸易面临着发展的瓶颈，无法实现突破，只是进行者简单的组合加工。所以我们在充分利用劳动力这一资源优势的同时要实现其动态转变。动态比较来自于资本积累的加速、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和增值比率的提高。
3.3积极完善产业配套能力，加快产业链条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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