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12］何九盈.汉语三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256.
文字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佩》 价值 综述
一、郭忠恕其人与《佩》
《佩》的作者是宋人郭忠恕①，生年不详，卒于公元977年。《丛书集成初编》本《佩》文后附有《郭忠恕传》，其中说道：“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阳人也。幼能诵书属文，七岁童子及第，兼通小学，最工篆籀，又善史书。弱冠之年，汉湘阴公辟为从事公，在徐州同府记室，董裔与忠恕情意不叶，因争事，忠恕拂衣辞去。周广顺初，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周易博士。皇朝建隆初，被酒与监察御史符昭文竞于朝堂，御史弹奏，忠恕叱台史夺其奏，毁之，坐贬乾州司户参军。乘醉殴从事范欤擅离贬所，削籍隶灵武。其后流落，不复求仕。……太宗初即位，闻其名，召赴阙，授国子监主簿，赐袭衣、银带、钱五万。馆于太学，令刊定历代字书。”[1]93
郭忠恕为后世留下了两部文字学字书：《汗简》和《佩》。关于《汗简》，后代多有论述，如黄德宽先生的《汉语文字学史》将其列为“古文字书”，称其是“对宋以前传世古文的一次全面整理和总结”[2]74，并对该书作了具体介绍，此处不作详述。
《佩》得名于《诗经・卫风・芄兰》“童子佩”一语，所谓“佩”，是古人佩戴在腰间的佩饰。“”，指古代解结的工具。《说文解字》：“，佩角，锐Z可以解结。从角，`声。《诗》曰‘童子佩。’”[3]88此书取名《佩》，是作者的谦虚之辞。
关于该书的性质，后代很多语言文字学著作都将《佩》定位为蒙童识字用书，如何九盈的《中国语言学史》、黄德宽的《汉语文字学史》，等等。但该书内容深奥，体例严谨，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字书，而非只是简单的儿童识字用书。
《佩》成书于五代后周，而五代后周是传统文字学发展的低谷时期。《佩》代表了当时的文字学发展水平。该书的体例为“三科十段”，上卷的内容总结为“三科”，主要阐述了郭忠恕本人对文字变迁的看法，总结概述了汉字结构、读音的沿传讹误和撰写偏差；中下两卷的内容概括为“十段”，主要依据平上去入四声编排，根据两两组合相对和自相对的规律列出十个组合，即平声自相对、平声上声相对、平声去声相对、平声入声相对、上声自相对、上声去声相对、上声入声相对、去声自相对、去声入声相对和入声自相对，以此编排进行音近形似字的辨析，这种编排方法简单方便，多为后人沿用。《佩》在进行字音字形辨析时，多为两两举例，如“庠痒：上序羊翻，庠序；下叙章翻，病也，一本作余庠翻。”[1]34也有三字比较辨析的，如“毋母：上古九翻，穿物也；中武扶翻，禁止之辞；下莫厚翻，父母。”[1]46更有极少是四字相比较的，通篇仅4例。中下两卷是字与字之间的辨析，主要是注反切音（极少数注直音），再释义，偶或注明出处，或说明古字，还有极个别析形的例子，如“：上遐甲翻，隘也，从二人；下矢冉翻，郡名，从二入。”[1]71卷末还附有与《玉篇》、《广韵》音义不同者十五字，辨证讹误者一百十九字，似乎并非出于郭忠恕之手。
二、关于《佩》的历代研究状况
清代以前是《佩》的传播刊布阶段。在这个阶段学者对于《佩》的研究成果寥寥，但作为一本辨别音近形似字的字书来说，其使用还是相当广泛的，这也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决定的。五代后周，封建制度衰落，割据战争四起，当时的统治者急需通过文字的统一规范来稳定政治，而《佩》在当时就承担着这样的责任。特别是宋代，《佩》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丞相宋庠“早以文行负重于时，晚年尤精于学，尝手校郭忠恕《佩》三篇，宝玩之”[4]26。一代文学大家欧阳修在著作《归田录》意提及《佩》，由此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地位。
清代以后至近代以前，此时是《佩》的校勘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可谓是《佩》研究的转折点。此时学者们对此书不再局限于传播刊布，而是涌现了王颂蔚、翁方纲、丁杰、谢启昆等一批学者对《佩》的校勘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内容重在该书的版本与收藏情况，对该书本身内容的研究却很少。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佩》进行了主要内容的概括，也简要评价了《佩》的优缺点，论述较公允，并认为“忠恕所论，较他家精确多矣”[5]27。这可以说是当时对郭忠恕及《佩》最公允的评断，且在如今看来，对该书这样的评价也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近代以来，对《佩》的研究就比较深入了，但纵观近代以来的语言文字学、字典学方面的各家著作，虽对《佩》有所涉及，但都没有非常详尽地挖掘。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是将《佩》介绍得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著作，他指出《佩》“三科十段”的写作体例并分别加以简单举例说明，认为钱大昭《说文统释》中的思想就是在“三科”的基础上加以扩充的，并说惠栋的《九经古义》试图批判《佩》的错误与不足，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郭氏的论述虽有偶疏之处，但仍无法抹灭此书的学术价值。黄德宽先生的《汉语文字学史》仅指出了该书是辨正文字之书，并对“三科十段”作了精简的介绍。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认为《佩》与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及张有的《复古编》都是为汉字书写规范化作出一定贡献的正字法之书，除此外对《佩》并未深入论及。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对《佩》的书名及“三科十段”都作了分析，比较全面，但也将该书归为正字形著作。
由此可见，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学者或仅重视《佩》的性质和体例，对其简单介绍，或将《佩》列为正字法字书。其实《佩》重在音近形近字之间的辨析，是一部辨正文字之书，将其与《干禄字书》等并称正字之书是不妥的。
另外，张涌泉先生的《汉语俗字研究》是必须一提的。在此书中，先生将《佩》列为俗字辨析之书，并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论述，为我们研究《佩》提供了新的视角。
《佩》在当时作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辨别音近形似字的字书，在字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如刘叶秋的《中国字典史略》认为《佩》是辨正形音义相近字的字典，同样对该书的“三科十段”作了详尽的阐释，并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评价，比较客观。
《佩》作为一本辨析音近形似字的字书，并非完美无缺，正如刘叶秋在《中国字典史略》中所述：“书中所论，大都精确多矣，但也不免有偶疏之处。”[6]101比如该书极力摒弃俗字。由于当时社会的战乱环境，俗字大量产生，但郭氏却一味摒弃。如“y乱”二字，《干禄字书》认为“上正下俗”，给俗字较宽容的态度。但《佩》中却引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oy从舌”之语，推崇正字“y”，并将“乱”字归为“讹俗”之列，认为讹俗破坏了汉字原有的表意和表音作用。这样做虽然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利于当时的社会统治，但不利于正确对待俗文字。其实所谓的正字都是在俗文字的运动发展下筛选变化而来的，我们需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俗文字，并不能一味排斥。但也诚如黄德宽先生所论《佩》：“均病微疏。无伤大雅。”[2]67
综上所述，《佩》在语言文字学及字典学中都有所涉及，尤其是上卷“三科”所列的三十四种文字现象，大有可研究之处，我们今天研究它，可以探讨其中蕴含的汉字演化理论，汲取其中丰富的文字学思想；该书产生于文字学的低落时期，当时的文字学著作相对较少，理性分析该书的价值，从而准确定位《佩》在文字学史上的地位，可以丰富完善汉语文字学史。
三、关于《佩》的成书年代
此书在这一时期得以完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客观方面，首先要归功于五代时期混乱的战争环境。这一时期，唐朝灭亡，割据战争纷起，导致文化交流加剧，文字在这样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必然会受到影响；但同时，从另一方面加速了文字的发展，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俗字大量产生，这一特征在郭忠恕所论述的三十四种文字现象中得到广泛体现，如：矛盾，浅陋，备率，谬误等。
其次，历代学者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促成《佩》的主要原因。颜师古的《字样》是“字样”之书的开创之作，此后“字样”学代有新作，如颜元孙《干禄字书》、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张参《五经文字》及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相继问世，这些“字样”学著作都为《佩》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郭忠恕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却又不拘于成规，在继承与创新中完成了《佩》的写作。
主观方面，郭忠恕本人学识渊博也是此书得以问世的一个重要原因。郭氏“幼能诵书属文，七岁童子及第，兼通小学，最工篆籀，又善史书”[1]93，再加上他少年得志，后周广顺年间被召为国子周易博士，这些都证明了郭忠恕有着非常深厚的小学基础和广阔的文化视野。
四、关于《佩》的汉字演化思想
文字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佩》一书用三分之一的笔墨在卷上“三科”，描写了伴随汉字发展形成的三十四种极其精彩的文字现象。这些文字现象对我们今天探索汉字演变原因，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研究汉字发展规律都是非常有用的。
郭氏罗列的三十四种汉字演化现象，学术界历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仅见姜燕的硕士论文《〈佩〉研究》，对其中逸驾、立教、多僻、寓言、矛盾、声近、尚俗、祛惑、备率、芜累、谬误、俗讹、独擅、方言、迁革、避讳、务省、顺非、浮伪这十九种文字现象有所论述，通过对这些文字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郭忠恕学术眼光的前瞻性，他的很多文字思想是现如今很多文字理论的先导，为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有益启示。
但姜燕在论文中对相承、浅陋、野言、滥读、离合、不典、约文、求意、交相、疑韵、拘忌、变古、d音、淆溷、赘韵这十五种文字现象并未提及，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但也给我们如今再研究《佩》遗留了大量学术空间。
五、《佩》研究中还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据《郭忠恕传》推测，《佩》成书于951～960年之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千多年中，该书经多人之手，辗转传抄，不可避免有讹误现象。如今我们研究《佩》，首要的是根据以往的不同版本细加检核、校勘，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纠正讹误。
（二）纵观《佩》成书以来提到此书的相关著作，皆仅对《佩》的“三科十段”作了一些简单描述，特别是其中对“三科”的理解，仅限于“造字之旨”、“四声之作”和“传写之差”，而对“三科”之下的三十四种文字演化现象很少提及。目前仅有姜燕的《〈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浅析〈佩〉中郭忠恕关于汉字演化的观念》和周玉秀的《〈佩〉简论》等为数有限的几篇学术论文，对这一现象有所涉及。而且上述论文也仅仅研究了郭氏所罗列文字现象的一部分，并不全面。所以，对汉字演化的这34种现象进行全面研究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应该从汉字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归纳比较分析，探索每种现象所代表的文字演化规律和这种文字演化规律对汉字学史的意义。
（三）对《佩》“十段”的研究也不容忽视。中下两卷按四声编排的十种组合为上卷的“三科”提供了强有力的辅证，是上卷理论部分的具体运用和实践。这部分内容可以从音韵学的角度，探索音近字的语音演变情况；也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剖析形近字之间的书写演化状况；在释义方面，该书虽只收字的常用义，较他家并不算精确，但它只收常用义的特殊释义原则，可谓开启先河，前人鲜少有之，因此也可以从训诂学的角度，梳理该书在释义方面的特殊体例。
可见，《佩》的可研究之处很多，作为一本产生在文字学低谷时期的辨析音似形近字著作，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们能做的是从汉字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比较和分析，用辨正发展的眼光来研究《佩》，从中了解当时文字学的发展水平，探讨关于汉字演化的理念，从中汲取丰富的文字学启示，完善丰富当今的汉字学史。
注释：
①关于《佩》成书年代，学界多以“宋代”为定论，但经推测，大致成书于后周，详见后文。
参考文献：
[1]郭忠恕.《佩》三卷（丛书集成初编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2]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增订本）[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汉]许慎.说文解字（[宋]徐铉校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宋]欧阳修.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重印存古斋版）[M].上海：东方图书馆，1926.
[6]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8]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5.
[9]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0]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11][唐]颜元孙.干禄字书（丛书集成初编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2][元]脱脱.宋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
[13]姜燕.《佩》研究[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14]姜燕.浅析《佩》中郭忠恕关于汉字演化的观念[J].语言科学，2005（2）.
[15]周玉秀.《佩》简论[J].甘肃：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4（4）.
文字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说文解字》；文字学史；价值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以下用简称），东汉许慎撰，是我国文字学史上最具权威的经典著作，也是我国及世界上最早的字典。原著15卷，其中正文14卷，后叙、部目及许慎之子许冲的《上〈说文解字〉表》共为1卷。
两千年来，《说文》一直被奉为研究汉语言文字的首推力作，其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为无数专家学者指引研究发现之路。自《说文》成书以来，其价值和地位之探讨就未曾中断过，其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之深广，后人受益颇多，几乎任何其他相关著作所无法比拟和超越的，因此，对其在文字学上的价值的研究是非常必要且有益的。
该文作为一篇综述性论文，总结各家在其论著中对《说文》这一著作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大致可归纳为六点。
一、首创分部。
《说文》分部创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点在很多文字学乃至语言学著作中都有提到。胡朴安1983《中国文字学史》一书中在谈到《说文》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时首先便提到这一点，称其价值之一便是：“分部之创举也。五百四十部。统摄9353字。为前此文字书之所无。”[1]
说文四大家之一段玉裁说：“五百四十部首，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2]
濮之珍也曾就这一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许慎《说文》对当时丰富繁复的汉字作了深入的字形结构分析，首创了分部的工作。”[3]
近期有研究《说文》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提到《说文》的分部之创举，且都作为重点来阐述。张其昀1998《“说文学”源流考略》中谈到《说文》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时便第一个写道：“《说文》开创了字典式体例。《说文》以字的偏旁为分部依据，建立五百四十部首，将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形立而音、义易明。”[4]
二、总结、发展“六书”理论
《说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多方面、多方位零的创举，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博采众长，在总结既有理论的同时有所发展。它总结和发展了“六书”理论，尽管有些理论现在看来存在缺陷和不足，但在当时已经是惊人的突破，因此，在总结《说文》价值的时候，关于《说文》在“六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方面很多学者不惜用大量墨笔阐述这一成就。首推的，仍是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他总结道，《说文》的价值之一在于“明字例之条也。六书为整理文字之条例，虽属后起，然自经整理以后，9353字，皆能说以六书之条例，使读其书者，可得形声义相互之关系……明字例之条，为古今文字书所未有。”李亚军2004《述评》中说：《说文》“第一次阐述了：‘六书’的理论，建立了分析研究汉字的科学基础和应用体系，至今仍为无上经典。”[5]
三、通过形、音、义全方位分析汉字
这一点上，胡朴安先生在《中国文字学史》中分别进行了非常详尽的阐述，他认为《说文》的价值在于“字形之划一也”、“古音之参考也”、“古义之总汇也。”王远新在《古代语言学简史》中，同样提到这种通过音、形、义分析汉字的方法，并进一步引用许慎的原话加以佐证：《说文》的价值在于“首创汉字形音义分析法。许慎指出：‘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四、由字溯源
这里的字，不仅指《说文》中的单字，同时，还包括词、音、义等，通过其在《说文》中的描写，推求其上古文字的形体，音义构拟、同源关系等，追溯其文字源头，以更深更好地理解字词的本义，理解今义由来。
胡朴安在《中国文字学史》中对《说文》的这一价值阐述道：“能溯文字之源也。《说文解字》，虽以小篆为主，而小篆实古籀之遗，所以今日研究古文字学者，莫不以说文解字为研究之基础。”濮之珍在《中国语言学史》中对这一价值的阐释凸显在字义方面，他认为“在字义解释上许慎也有创见。
五、保存了大量古文字资料
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而《说文》中对汉字本源进行追溯，描写汉字形体特点，语音，意义等，所涉范围极其深广，蕴含着重要的文字资料和史料价值，为后代学者学习和研究古今语言文字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和方法。
在语音方面，《说文》主要从字形的分析上建立了一套形声系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秦汉古音资料。段玉裁作《六书音韵表》，其分部的主要依据就是《说文》的谐声偏旁。
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唐兰曾说过：“因为周代的铜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释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这种最简易的对照法，就是古文字学的起点。一直到现在，我们遇见一个新发现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说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续。”[6]陈玺在《论对我国文字学史之贡献》一文中也有相关阐述，他对《说文》中关于考求古音转变方面的资料进行了简单凝练的总结：“《说文》包容了上古音之资料。……根据《说文》来考求语音转变，其资料可有五个方面：一是根据重文；二是根据说解；三是根据读若；四是根据无声字而细索其声音；五是根据有声音而推求其演变。据此，我们可以说《说文》包容了研究上古音的组要资料，对于人们研究上古音系统有很大的帮助。”
六、学习语言文字重要的辅助工具
《说文》是学习语言文字重要的辅助工具，正是有了许慎的《说文》，后人在研究语言文字的时候才得以有如此得力的辅助和参考，并运用《说文》探求汉字本源、构成等，得以更深入地学习和使用语言文字，《说文》的这一价值在文字学史上可谓是影响深远，后人受益颇多。
胡朴安在《中国文字学史》中说：《说文》“能为语言学之辅助也。有声音而后有言语。有言语而为有文字，文字之音……可推求言语之根。又古多专名。后来专名废弃。而以形容词加于共名之上以代之，亦可推求言语之变迁……今日方言，见于说文解字中者颇多，可为方言之考证。”乔智慧2007《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价值》中认为：《说文》是“规范、统一汉字的重要工具。”
七、结语
在我国文字学史上，《说文》以其灿烂辉煌的成就雄居于源头高峰。这不仅因为它自问世至今一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也因为它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在今天仍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将《说文》在文字学史上的诸多价值大致归纳为六个方面，并陈列多位专家学者的著作及著作文章中涉及的相关观点，希望能够体现出《说文》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之所在。
对于《说文》在文字学史上的价值的研究从未停止，我们在研读的过程中，越加发现《说文》的重要性，《说文》也越加彰显出其价值所在，因此，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对《说文》的价值的研究还将继续，并更为深入全面的延展下去。（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 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P7.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③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1995.
[2]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文物出版社，1987.
文字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字学思想；唐兰；裘锡圭；《中国文字学》；《文字学概论》
中图分类号：K82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是文字学思想方面的大师，现阶段，大多数人都把两人的文字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作为学习文字学的蓝本。尽管对两人的某些思想依然存在很大争议，尤其在“六书”说和“三书”说上。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俯拾皆是，如《浅议“六书”“三书”》（肖方平），《“三书说”比较说略》（张先坦）之类。当然，争议是真理的必经之路，这恰恰证明了两者理论的价值。目前关于唐裘两人文字学思想的差异的研究，笔者考察了一定的背景，发现有一些期刊论文从两者的文字学思想差异都只是做一些零星的涉及。故笔者以此为切入点，主要是从两书学术侧重之差异、书目编排之差异、对汉字发生时代、性质及“八分”的看法之差异、对传统“六书说”的批评及各自新“三书说”之差异、写作的学术背景及贡献内容之差异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一、 学术侧重之差异
两人的研究轨迹的差异，造就两人知识体系构成方面差异，故两人著作在语言措辞和论点选材方面就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通过研读《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就能找出一二。唐兰先生的《中国文字学》用词自信而清晰，书中常有论断之句的提出。如，“三书，可以包括一切中国文字，只要把每一类的界限，特征，弄清楚了，不论谁去分析，都可以有同样的结果”。在作此书时，对自己前期的作品多有涉及，如在51页就有这样的句子“我在《殷奇佚存》的叙里还说过”。又因为他曾写过文字学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导论》，所以他在写《中国文字学》时，主要是厘定概念，而省略了大量的具体论证，大有鸟瞰中国文字学之势。而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论》中，对于论点的提出方面一般持谨慎的态度，不直接对前人的理论加以批判，而是通过大量的例证，充分利用了他的在文字研究方面的造诣和研究成果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在阐述自己的“三书说”时，就用了大量的甲骨文、金文等加以说明。如果是无法用大量事实来说明的，他绝不会当即就下一个结论，而是把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来思考。如，在关于“八分”得名的原因研究中，他就列举了古人的各种说法，然后说“究竟哪一说符合或最接近进入八分命名者的原意现在已经难以确定了，也有可能这些说法全都是不正确的”。
二、书目编排之差异
《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两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在理论创建方面的成果。这两部书的主要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汉字的构成，追溯汉字的发展演变。书的用途各异，因此书的编排结构很不一样，唐兰先生的书是界定文字学理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裘锡圭先生的书是在唐兰先生对文字学界定之后的思考，主要是用于教学，故对文字学领域内的争议说得相对详细。
现以两书的目录为例，从中揣摩各自的侧重点及思路。唐兰先生重整体轮廓，因此目录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文字学范围的界定、文字发生的时代、文字的构成、文字的演化和变革。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文字的演化”和“文字的变革”等。在编录文字的演化时，就有包括如用“绘画・锲刻・书写・印刷，行款・形式・结构・笔画，趋简・好繁・尚同・别异，致用・观美・创新・复古，混淆・错误・改易・是正・淘汰・选择”直接将造成文字演化的因素运用于标题上，如此，只要看到标题读者就会明白他要说明的是关于文字演化的原因。诚然，在这个什么都要求深奥的年代，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样的做法，因为文化是必须经过传播才有意义，普通读者能读懂的理论自然是最好普及的。
《文字学概论》实际上是为了说明文字学领域三个主体部分―文字的性质、形成和演变。在说明文字的演变过程时，作者没有像唐兰先生那样把演化和变革分作两部分来写，而是以变革为主线，中间略微夹带了些文字的演化。这样很好的告诉了读者其实演化和变革是两个彼此相依无法分割的两个部分。在文字形体的演变之上与唐兰先生的第一章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那就是裘锡圭先生将秦系文字划分到了古文字的范畴。唐兰先生以文字变革的主要字体为主线，而裘锡圭先生直接陈述了隶楷阶段各字形的相互影响。
三、对汉字发生时代、性质及“八分”的看法之差异
首先，两人对文字的发生的时代的看法不同，唐兰先生意识到文字发生的时代在文献里没有直接的凭据，只能寻求其他的途径来寻找答案。从文字本身来看，现能考察的各种古籍最早的也只有商代的文字；从历史的角度来推测，历史是在文字很发展以后才能产生的；从历法的发明及卜辞的研究的角度，得出文字远在夏以前已经有了，于是推定文字发生应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关于文字的发生形成和发展，裘锡圭先生认为由于缺乏原始文字的资料，没有复原汉字形成的具体过程，所以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推测。对于原始汉字有关资料是否具有汉字的特征的研究，推断，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普遍使用的几何形符号还不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可能与原始汉字同时存在，相互影响，或曾对原始汉字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距离事实大概不会太远”，于此，他推测的结果是，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
其次，定义中国文字的性质的时候，唐兰先生对现有资料和观点的批判，否定了中国语言为单音节语，认为中国语言对大体是由单音节语和双音节语构成，由于无法弄清楚古汉语的读法，所以无法做出定论；其后又批判了中国古代汉语有复辅音的说法；最后提出“如果硬要给中国语言下个定义的话，那就说是“声调语”吧”。而裘锡圭先生从语言的角度比较了近代研究中的一些叫法中来寻找可能，从把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角度出发，认定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所以把中国文字定义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另外，如果把字符看做在语素层次，那就可以定义文字体系为语素-音节文字（即使用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字符，又使用表示音节的字符的文字）。在这一点上唐兰先生显然没有裘锡圭先生对汉字的性质定义清楚的。
再次，唐兰先生在他的《谈谈文字学》中提到，“文字学就是研究这些文字的形体的科学”“研究文字学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中国文字的历史与其该走的路”。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汉字的演化和变革过程是唐兰先生文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于汉字的演变过程，他说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对着简易的目标前进的，在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是相似的。但是，在说到汉字的变革过程时，两人的观点有了分歧。裘锡圭先生认为唐兰先生把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四类，这种方法也能够反映出古文字形体变革过程的一些重要特点，但是其实这四类文字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明确，所以他在写书时主体注重的是用大量的史料来说明各阶段文字的特点，而未涉及到这四类文字的区分。
最后还有关于“八分”的说法，唐兰先生认为王的说法是对的，在《文字志》中古书三十六种有楷书而没有“八分”，所以楷书就是“八分”。例证是在毛宏的教秘书中却只是八分，这就很像近代所谓寸楷，一般要学书，非得从八分楷法入手不可，所以他的观点是八分就是楷体，而裘锡圭先生认为汉隶才是“八分”，其依据是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在涉及了“八分”得名原因的问题时，唐先生认为“八分”是“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裘先生则陈列了现存的各种可能的情况，并且对当代各学者的观点进行辨析，但是最后没有做一个总结，并陈述自己的理论。
四、对传统“六书说”的批评及各自新“三书说”之差异
关于唐裘两先生的文字学方面的思想，在《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两本书中有足够的体现，最可圈可点的当属两人对“六书说”的态度和“三书说”的提出上。六书是造字之本，也就是造字的六种方法和原理，既然它是理论，那么这六种造字方法就必须要有清楚的界定。这些造字法之间是否有明显的差别，两种造字法之间重叠的地方是不是能引起争议，有没有充足而准确的例证，都将是这些造字法能否让大家信服的依据。
在这一点上，唐兰先生对“六书说”是持很明显的批判态度的，首先他认为，“六书说”的界定粗疏。其理由是，象形、象意、象声就已经包括了字的形音义三方面，为了把图画的实物的文字和少数的记号文字分开，所以多出了一种象事。至于转注和假借，根本就不属于造字法，而是汉字孳乳的一种方式。其次，是“六书说”的义例问题。 这一问题是“六书”界限不清导致的必然结果，不明晰的定义，就使得一些字的归类不同，使得后人的解释，各执一词。对于刘昕、班固、许慎三家说法，清代学者讨论得很多，但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条例最详细的《说文解字》中，每一书的例子也都只有一两例，并且没有注明某字属于某“书”，也未能清晰表达每一“书”的定义。如郑樵的《六书略》，因没有看到许慎义例本身的缺点，对于不容易分类的字，只好采用“声兼意”一类的迁就方法。所以唐兰先生不得不提出“三说书”，以达到不迁就的目的。“三书说”的内容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据唐先生自己的看法，这三种基本类型包尽了一切的中国文字。裘锡圭先生对此有很大的意见。
裘锡圭先生认为，六书说很难从实际出发去将汉字完全归类，这是先立其名而后将汉字归类的结果。例如，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所用的字符像实物之形，所代表的词是所想之物的名称。后者用的是抽象的形符，所代表的词不是“物”的名称，而是“事”的名称。这两类字的区别似乎很明确。但是实际上却有不少字是难确定它们究竟应该归入哪一类。“六书说”建立之初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对现如今汉字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自从它建立其威信时，很多学者就限于此，做了很多没有必要的研究。如，就如何对转注下定义这种说法就有很多，在裘锡圭先生的书中就列举了九种。裘先生不希望大家再陷于这毫无意义的探讨中，因此，他开始探寻文字史上“六书说”的异声，唐兰先生的“三书说”进入了裘锡圭先生的视线。并且，他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自己的判断，认为唐兰先生的三书说――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没有多少价值，其理由是三书说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完全没有必要将象形字单独列为一书，象意字就可以把它包括其中；其次，没有给非图画文字类型的表意字留下位置，裘先生推测唐先生可能认为这些字都是后起的，数量也不多，故能不管，在裘先生看来这是一种不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最后，没有把假借字列入汉字基本类型，这是不对的，假借字不但在构造上有自己的特性而且数量也很庞大，作用也很重要，不把假借字看作一种汉字的基本类型实在是没法反映出汉字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裘锡圭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分别是使用意符、音符还有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的造字法造的字。另外他还将三书不能概括的文字进行归类，分别命名为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
五、学术背景及贡献内容之差异
由于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处于不同的时代，所以知识体系的形成也通常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完善，当然因为论述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无法评定两人到底谁对文字学的贡献更大。笔者认为，对于两人对文字学贡献的讨论应该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唐兰先生是较早从建立古文字学角度来研究古文字的古文字学家，是现代古文字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中国文字学》成书于20世纪四十年代， 194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字学概论》出于同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部用新的观点系统地研究汉字字形的理论性专著。
唐兰先生《中国文字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确立了中国文字学的名义；第二，从实际出发，确立了中国语言、文字在世界语言文字史上的地位；第三，解决了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否定了仓颉造书等不可靠的说法，确定了文字由众人创造的说法；第四，进一步深度批判传统的六书说，创立了三书说，在中国文字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唐兰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为我们走上真理之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五，系统地论述了汉字演化、变革的历史。他的《中国文字学》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无疑它开辟了中国文字学的新时代。
裘锡圭先生的著作《文字学概论》的贡献，我们必须把它放到与前人理论的比较中去加研究。第一，《文字学概论》第一次明确定义了文字的性质即语素――音节文字；第二，比较合理地论证了图画文字和汉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关于汉字何时何地开始形成的问题去中，以严谨的态度做的论断，对于扭转许多论著简单草率地把原始陶符与表意性古汉字相比附的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三，第一次论证了俗体字对汉字演变的关键作用，揭示出汉字演变的内在原因和动力；第四，从字符所反映的汉字性质来看，如果撇开隶变后才大量增加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其三书说无疑是迄今所见最能反映汉字本质属性的结构类型模式。第五，他把“表意字”再分为六小类：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变体字。这种分类尽管在某些划分细节方面没有必要，但是他避免了传统六书说中像“指事”、“转注”那样含义不明的纠纷，而且更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汉字结构的实际情形；第六，对先秦古文字发展阶段的研究继承了自唐兰以来既按时代又按地域划分阶段的处理办法，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秦系文字、六国文字四块。这种划块法既能反映时代差异（商、西周春秋、战国），又能反映空间差异（秦系与六国），构成了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状况的立体系统，比过去习惯于，按书写材料分为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处理法要科学合理得多；第七，快刀斩乱麻似的处理旧的纠纷，对引导汉字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也是很有益的；并且他还指出在语文研究中跟假借有关的几种错误倾向。当然，从汉字学研究史的角度来说，《文字学概论》一书凝聚着作者30年独立思考和研究的心血，总结了前人汉字学研究的成果和教训，在汉字学史上具有历史性的地位和价值。
综上所述，唐裘两人的文字学思想的差异，实际上也是中国两代文字学大家对中国文字学本体及未来的思考，无所谓优劣。但是我们能从对两者文字学思想的比较中去学到很多，我们未来的文字学该何去何从，文字学思考的角度有哪些，不能仅囿于现有文字学家研究的论点而不去思考这些理论是否真正能够适用“唯物”的文字学。唯有这样，中国文字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才能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8，（8）
[2]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
[3]詹勤鑫.《汉字学研究的总结和发展一评裘锡圭》.语文建设，1991，（5）
文字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第六届;汉语言文字学;研讨班;学术综述
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自2010年暑期举办以来，引起了文字学专业学习者及其爱好者的热切关注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2015年8月11日至8月18日，以“新时代的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为主题的第六届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在郭锡良、王宁、鲁国尧三位先生的关怀下，于河北大学顺利开办并取得圆满成功。
八月的保定已经跨入酷暑，滚滚热浪并未阻挡学员们踏入保定的步伐。为了一睹各位先生的风采，获得更多关于汉语言文字学的知识和前沿信息，与学术界专家们增加交流、提高科研水平，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多位学员冒着酷暑，千里迢迢赶到河北大学参加第六届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
8月11日上午，王宁先生、鲁国尧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李国英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在由河北大学杨宝忠教授主持的庄重而简朴的开幕式上，李国英教授和鲁国尧先生先后致辞，他们阐述了研讨班开办的初衷，回顾了开办之初的情形，同时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学生们寄予殷切的期望，希望研讨班能够一直办下去。期间，和蔼又不乏幽默的鲁国尧先生还同现场在座的一百五十多位学员约定，二十年后再与王宁先生一起，和大家相聚河北大学。从先生们的言语表情间，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对于中国语言文字学未来发展的深深忧患和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眷念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认真去选择和培养学术继承人的那份厚重的教育责任感，是对我们年轻一代的深切关怀与殷切的期待。正是在这样轻松、和谐而又亲切的氛围中，为期八天的高研班拉开了序幕。
前来此次研讨班作学术报告的专家学者多达14位，他们从各个领域多角度多侧面深入探讨，涉及文字训诂、音韵学、方言学、语法词汇学、出土文献、词典编纂、专书研究、文献学方法以及语言政策等多个领域。所讲内容都集聚了各位专家学者在各自领域内多年辛勤研究的成果，是他们丰富的学术积累，更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文字训诂、音韵学方面
王宁先生在《〈说文解字〉与〈说文〉学》的报告中详细的阐述了《说文》学的主要精神，介绍了汉字构型系统的建构、《说文》优选字形的原则，最后强调了《说文》学的发展。她说：“《说文》学不可轻视和低估，它涵盖了中国文献文字学也就是传统文字学全部的自觉理念和方法，概括了汉字的特点，提供了规范的汉字形体和符合汉字特性的全部属性，中国文字学的创建不可缺少。”讲座期间，先生两次谈到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忧患之情，也谈到先生的老师陆宗达先生和太老师黄侃先生对于传统文字学的坚守，以及他们持有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之朴学精神。正是这样的一脉相承才让我切身的体会到，为什么王宁先生面对《说文》学精神的失落，会有如此沉重的忧患意识，会发出“民族文化是不属于个人的，它是若干代人共有的财富，践踏她、舍弃她、甚至冷落她，都是对人民的一种背叛！”这样强烈的呼喊。这也让我想到研究生刚入学的时候，我的老师闫艳教授强行规定我们每人买一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要求我们时学时读、用熟用懂。
除此之外李国英教授在《汉字造字原理》的报告中，介绍了汉字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范畴、前人的相关研究以及造字定义的内涵。并且在此基础上延伸扩展，紧扣“新时代的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这一主题，给我们介绍了“如何制定计算机字库的国际标准、如何制定汉字顶级域名用字的规范以及中华字库工程”等等这样一些科学前沿的信息。这让我对汉语言文字学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新时代的语言文字研究绝不仅仅只局限在传统的文字训诂，语音词汇等方面，而是紧跟时代的步伐，与现代接轨，服务于当代，伸向更加广阔的领域。
苏宝荣教授在《汉语研究应当在“兼综”的基础上“创新”》的报告中，分四个主题，深入探讨了在汉语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兼综”与“创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还有北师大的王立军教授作了《谈训诂实践中的字词关系问题》的学术报告，分四部分谈到了“汉字与汉语关系的密切性、汉字与汉语的不同质性、前代训诂家对字词关系的认识、朱骏声转注系联中的字形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王志平研究员为我们作了《上古音与古文字研究刍议》的报告，详细的讲解了上古音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古文字和出土文献音韵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语法词汇、方言学方面
浙江大学王云路教授在《论汉语词汇的核心义》的报告中，首先介绍了词义产生的三种主要类型，然后从“词义演变研究的历史”、“核心义研究的历史”、“核心义的定义”、“核心义的来源――抽象义”、“《说文》本义与核心义重合”、“核心义的渊源――段王核心义研究”这六个方面入手，探讨了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历史和词义内部意义之间的深层联系，并且列举了相当多具体鲜活的词语考释，这些详尽而精确的考释为核心义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和证明。这样的一个理论构建，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两个小时的课程就能讲得明了通透。但过程却是异常的漫长和艰辛。王云路教授从2006年发表《论汉语词汇的核心义――兼谈词典编纂的义项统系方法》一文，提出汉语核心义这一理论，引发语言学界的强烈关注，直到2014年出版《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一书，历经八年的时间。也正如王教授在这一书中所说：“即使核心义的存在不能得到确证，这种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构建依然值得探索和讨论，正如共同义研究使多义词的本质和特点得到全面的认识，核心义研究也能够推进词汇语义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
戴庆夏先生在《汉藏语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报告中，从“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的渐进过程”、“根据自己的实际辩证地处理好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的关系”、“正确把握好‘博’和‘精’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展开，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汉藏语研究的经验，介绍了如何开展汉藏语研究的体会。戴先生将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娓娓道来，给我们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自信。更难能可贵的是，戴先生如今80多岁的高龄还一如既往的坚持田野调查。
张安生教授在《语言接触与汉语方言语法“型变”――以甘青河湟方言为例》的报告中采用生动且丰富的示例，详细讲解了语言接触的概念、河湟方言的型变特征等问题。张教授也是在坚持多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获得方言学上的巨大成就。
三、专书研究与辞书编纂方面
鲁国尧先生在《〈永乐大典〉编纂、辑佚与语言文字学古籍》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永乐大典》这部巨型百科全书，分两章主要讲解了《永乐大典》的编纂和辑佚问题。第三章就有关《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问题做了专门探讨。对于《永乐大典》编纂动机问题，先生列举了三种观点，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通过对朱棣相关史实的列举，先生认为朱棣编纂《永乐大典》是刻意包装自己的形象工程。在辑佚的问题上，先生着重给我们介绍了丁治民教授的《〈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与研究》一书，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从先生的言语当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先生作为一个对祖国传统文化无限眷恋的富于高度责任感的教育者，向我们发出“关注《永乐大典》、继承传统文化”的强烈呼喊！诚如先生所言，《永乐大典》就是一座蕴含丰富的矿山，虽历经两百多年的不断挖掘，但这座矿山蕴藏之广之深厚，仍然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挖掘，在辑佚小学书的课题上，仍然大有作为。在报告的最后，鲁国尧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八个大字：“凡我同志，争着先鞭”。是的，面对《永乐大典》这样一部巨著，谁的眼光敏锐，谁先下手，谁能有足够的勇气攀爬这座矿山，谁就会成功。而我们这一代年轻的学生们，究竟有没有足够强的能力去面对和继承我们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的古代文献和遗产呢？
郭锡良先生在《王维〈鸟鸣涧〉再议》的报告中结合传统训诂学和现代学科汉语史，对《鸟鸣涧》一诗中的“桂花”作了比较全面的考证和分析，认为此“桂花”是指月光，而不是指桂树的花朵。先生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对于古诗当中的一些意象的释读，一定要落实到字、词、句。先生还重申了王力先生对章太炎、黄侃两位先生古音学的继承与发展，严厉批判了学术界一些弄虚作假的个别现象和学者。还谈到了“博”和“精”的问题，先生告诫我们，一定要拓宽自己的视野，在广博自身知识的基础上做到精于本专业及同本专业相关的方方面面。先生在学术问题上较真的态度，给我们所有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宝忠教授为我们作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存在的问题》的学术报告，杨教授从2001年跟随王宁先生从事大型字书疑难字考释与研究，这15个年头以来，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他2011年年初开始读《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到2014年7月读完，发现了一些和疑难字考释相关的问题。他分别从“字形问题、释义问题、注音问题、引证问题、异同认同问题、同形别异问题、核对问题、引文标点问题、体例问题”这十个方面作了一个系统的疏通与整理。《汉语大字典》是一部通用性的大型字书，杨宝忠教授能够不厌其烦的一个字一个字去考辩，这种精神着实令我们叹服。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像《汉语大字典》这样通用性大型字书的讹误错漏问题，是让我们所有学习中文的人高兴的事。
四、文献学及其他方面
黄德宽教授作了《新出楚简文献与文字学研究》的学术报告，为我们详细介绍了近年新出土楚简文献的情况及其文字学价值。值得提出的是，根据黄德宽教授的讲解，这些新出楚简部分文献在经过考释以后，证明《说文》所收古文字确系战国文字，且与齐系楚系文字多有相合。那么王宁先生说的“《说文》是唯一，且不容否定”得到进一步确证。
华学诚教授在《文献学方法与语言学著作研究》的学术报告中，谈到了古汉语研究过程中的研究方法问题。他认为，文献学研究方法是研究古汉语的基础和前提，它与其他方法不处于同一个层面，报告采用详细的文献材料示例分四部分进行阐述：不懂文献难以研究语言，不懂辩伪难得材料之真，不讲版本难得材料之善，不会校勘难复材料之源。
最后北京语言大学的李宇明教授为我们做了《中国的语言政策》的学术报告，生动形象的为我们阐述了新时代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以及21世纪的语言竞争问题。
五、结语
为期八天的高研班课程安排得既丰富又紧凑，老师们的报告几乎涵盖了汉语言文字学的方方面面。上课期间，学员们也并非处于纯粹的接受者的地位，每一位老师的讲座都有学员积极参与互动，提出自己的困惑，表达自己的观点，气氛紧张而融洽。除此以外，主办方还于8月14日上午安排了“青年沙龙”这一特殊环节，总共有十位学员提交并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学员们分两组就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进行交流、对话、相互评议。这些提交论文的学员当中，有在读博士生也有在读硕士生，甚至还有刚刚考上硕士的学员。在这样一种场合宣读自己的论文，对他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更是一种进步。我深深的感觉到这样生气勃勃的学术讨论，不仅给我一种相互碰撞的激情，同时消除了平日里处于社会上的一些浮躁的毛病。八天的时间，我收获的绝不仅仅是知识的增加和学术视野的开阔，我融入在浓厚的学术气氛当中，学者们严谨可贵的治学精神以及全身心投入的虔诚态度让我感动。八天的时间，我与来自其他院校的同学们相识、相知，到最后的依依不舍。我们坦诚地相互学习，发现各自存在的差距，我们相互勉励在往后的日子里更加奋进。
文字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疑难俗字；成果；综述
中图分类号：H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094-02
在近代汉字学体系中，俗文字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近几十年来，在诸多文字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俗文字学异军突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对疑难俗字的研究成果丰富，本文拟就此择要作一介绍。
一、俗文字学理论著作
1995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这本书是第一本研究汉语俗字的理论性著作，较完整地构筑了汉语俗字学的理论框架，“填补了文字学领域的一大段空白”。对学者研究考释汉语疑难俗字多有启发。对于本书的内容及价值学者多有评介，此不赘述。
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宝忠的《疑难字考释与研究》一书。此书下编在上编考释的基础上，梳理大型字书发展脉络，提出疑难字择定标准，揭示疑难字形成的原因，总结疑难字的考释方法，指出疑难字考释的重要意义。“总之，正因为作者善于揭示汉字讹变的规律，注意总结辨析疑难字的方法，才能在汉字的海洋中纵横驰骋，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就。”“恰好填补了大型字书中疑难字考释的薄弱环节。”
二、疑难俗字的定义
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认为：“汉字史上各个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称为俗字。”①他在《汉语俗字研究》中说：“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②杨宝忠在其《疑难字考释与研究》一书中给“疑难字”作了界定：“本书所说的疑难字，是指音、义不详或形音义可疑的字。疑难字又可分为疑字和难字，难字是指音未详、义未详或音义未详的字，疑字是指音义虽全，但形音义可疑，也就是形音义之间或字形与字用之间有矛盾的字。”③
杨宝忠先生从微观上对“俗字”和“疑难字”作了区分，认为“疑难字”并不等于俗字，实际上，二者在范围上是交叉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张涌泉先生所说的“俗字”不能代替“疑难字”。杨先生指出：“汉字在贮存过程中，由于传抄和编纂失误，产生了大量的疑难字，这些疑难字（还有字书所谓“古”“籀”），其实并未在民间流行，因而不能以俗字称之。大量的俗字是可识的，特别是在文献的语言环境中，很多俗字是常用字，这些字不但可以认识，而且有的比正字的通行度还要高。”④因此，《疑难字考释与研究》一书没有使用“俗字”这一概念。
我们认为所谓“俗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俗字是指易于辨识的、与正字相对而言的异体字；广义的俗字则包括疑难字。疑难字与狭义的俗字二者是一对孪生兄弟，疑难字是广义的俗字的一部分，它的形成与俗字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的演变规律是相通的，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可以统称为疑难俗字。如果出于研究目的需要特指的话，则可以把“疑难字”这一概念从“俗字”中离析出来；否则，为称说方便起见，以“疑难俗字”统呼之亦无不可。俗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疑难俗字。
三、疑难俗字的考释成果
疑难俗字的考释成果可分为专著类和论文类。
（一）专著类。专著类按照所研究材料的来源又可分为两个方面。
1、来源于新编大型字书
（1）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⑤
该书是首部以《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为纲，借助敦煌写卷的俗字材料与《龙龛手镜》等古代字书，对历代字典辞书中的疑难俗字进行了系统全面考辨的学术著作，内容包括字形楷定、辨识、注音、释义等问题，涉及两部大型字书疑难俗字三千多个。所有考释“几乎都是确凿有据，不容辩驳的”（参见裘锡圭《汉语俗字丛考·序》）。
（2）杨宝忠：《疑难字考释与研究》⑥、《疑难字续考》⑦
《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由上编《疑难字考释》与下编《疑难字研究》两部分组成。上编综合利用文字学、训诂学、语音史、校勘学、辞书学、文献学等相关知识，从辞书编纂史和汉字演变史的角度对大型字书疑难字进行考释，考释唐宋以来大型字书贮存的疑难字1650个。下编已见上文。《疑难字续考》作为考释《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的姊妹篇，已于2011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疑难字续考》考释《大字典》、《字海》疑难俗字1000个左右。
（3）邓福禄、韩小荆：《字典考正》⑧
该书同样以《大字典》、《字海》所收疑难俗字为考正对象，考正《大字典》、《字海》疑难俗字1121个，其中包括“考出音义未详字超过350条，沟通字际关系近270条，为字书补充文献用例近260条，纠正字书沟通字际关系错误近70条，纠正最近几年学者考证的错误近30条，为近年来学者考证补证近40条”（参见李国英《字典考正·序》）。
（4）周志峰：《大字典论稿》⑨
该书是作者有关《大字典》研究系列论文的结集，收入论文14篇，内容涉及《大字典》收字（漏收）、义项、释义、举证、注音等问题以及对《大字典》疑难字的考释，考《大字典》疑难俗字近100个。
2、来源于佛经文献
（1）郑贤章：《龙龛手镜研究》⑩
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内容包括《龙龛手镜》的研究价值、俗字考释方法、阙失、术语以及其与《一切经音译》、汉文佛经、《汉语大字典》的关系等。下篇俗字汇考部分以《龙龛手镜》俗字为研究对象，依据《一切经音义》与佛经文献，考释《龙龛手镜》俗字965个（含上篇考释）。
（2）郑贤章：《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11}
上篇：包括绪论，《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与汉文佛典的校勘，与《龙龛手镜》、《一切经音义》研究，与大型字书的完善，同形字、类化字研究，常用俗字形体演变研究（以“惡”、“惱”为例）等内容。中篇：《随函录》俗字汇考，本篇以《随函录》所收俗字为考释对象，以《随函录》所收俗字与佛经文献相对勘，考释《随函录》俗字凡1670个。粗略统计，该书考释《大字典》、《字海》所收疑难俗字约120个。下篇为《随函录》俗别字谱，收录《随函录》俗字15000个左右，以正字带俗字，按音序编排。
以上所介绍的研究专著，其大多都把考释成果编写成检字表附于书后，极便读者查检使用。
（二）论文类
近20年来，文字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疑难俗字研究的论文。这些学者主要有：张涌泉、杨宝忠、郑贤章、邓福禄、韩小荆、李国英、姚永铭、杨正业、梁春胜、张小艳、于建华、周志峰等。论文类疑难俗字考释成果的考释材料来源主要有古今大型字书、韵书、佛经文献、敦煌写卷、古代刻本文献、碑刻等。这些论文既有对疑难俗字的考释，也有对疑难俗字演变规律及考释方法的探讨。由于数量众多，这里只好从略。
我国俗文字学兴起时间还不长，特别是对疑难俗字的专门研究只是近20年来的事情。虽然学者经过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直到现在，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汉字，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全面的汉字史，单就疑难俗字领域来说，前景还是一片广阔，等待着来修时贤去上下求索。相信有了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俗文字学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注释：
①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版.
②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版.
③杨宝忠.疑难字考释与研究.中华书局2005版.
④同上.
⑤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版.
⑥同上.
⑦杨宝忠.疑难字续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版.
⑧邓福禄、韩晓荆.字典考正.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版.
⑨周志锋.大字典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版.
⑩郑贤章.龙龛手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
{11}郑贤章.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
参考文献：
[1]梅季.一部填补近代汉字研究空白的力作——评张涌泉[J].语文建设，1996,（1）：41—42.
文字学论文范文第7篇
《高等国文法》是《马氏文通》之后最重要论文联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在汉语语言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一经出版，即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前，它已经列入商务印书馆最权威的《大学丛书》；同时，欧、美、日、苏的一些大学及汉学家，大都选用它作教材或参考书。时至今日，我国中学、大学所使用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语法体系仍与《高等国文法》的语法体系相差无几；有的相异之处，还以后者稍胜一筹。如“暂拟系统”有“量词”而《高等国文法》没有；我们知道，后者虽然是一个泛时的体系，但例句多采自先秦两汉，也即是上古的典籍，而上古汉语恰恰是只有单位名词而没有量词的。因此，在这一点上，《高等国文法》是胜过“暂拟系统”的。语言是一个严整的系统，大系统下还有中系统、小系统。《高等国文法》从语音上探究了古汉语第一、第二人称的系统。例如，在《自称人称代名词之音系》一节中指出吾、我、?n都是疑母字，台、余、予都是喻母字，朕、身等都是端母定母字等，这是非常科学的。又，目前中学文言教学中作为重点、难点的文言虚词系统，基本上还是沿袭《高等国文法》的体系；目前中学生都基本掌握的动词、形容词的“使动”（即“致动”）、“意动”用法，也是沿袭《高等国文法》的说法而一成不变的。
《中国修辞学》是我国修辞学两大流派之一民族形式派的代表作。遇夫先生将修辞与校勘加以区分，使之各成专门之学，同时归纳总结古人修辞的规律，是为“科学性”。发前人所未发，指出古汉语中的若干特殊修辞现象，并将之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是为“创造性”。从古籍中辑录大量修辞事例，分类编排，让事实说话，而不言自明，关键处加以简明扼要的按语以画龙点睛，所谓“以少许胜许多”，是为启发性。秦旭卿先生指出：一是由先生的前期著作《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到这部《中国修辞学》是中国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的一大飞跃；二是《中国修辞学》第一次把修辞和语言三要素紧密结合起来了；三是《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
周秉钧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作了更为凝练的总结：“杨氏博览群书，从我国古籍中收集了非常丰富的修辞材料，加以分类排比，揭示出我国古代修辞的真实面貌。汉语修辞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里可以说基本概括了。杨氏是全面地占有了我国古代修辞材料科学地进行研究的开路人。《中国修辞学》这本书是研究我国古代修辞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在我国修辞研究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一书的基础上增删和改写而成，“续补”是《中国修辞学》的资料长篇。遇夫先生十分重视“彰显华夏历古以来”语法和修辞的民族特色，反对所谓“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中国不能独有”的错误说法，指出这种谬见只会导致“贬己媚人”、“一一袭之”的恶果。《中国修辞学》第一次把修辞和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结合在一起，在方法上综合运用“归纳法和比较法”，这在汉语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中国修辞学》问世，使古汉语修辞学摆脱了作为经学的附庸，使之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传统的中国语文学向现代科学语言学飞跃的标志”，“是杨氏的创造性学术成果”。郭绍虞称杨著在内容上和方法上，可说为中国修辞学“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全书十八章、十七万余字，1933年由世界书局出版，1954年由科学出版社增订出版。
五、文字、训诂学著作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是遇夫先生文字学、训诂学、语源学的代表作，1936年底出版，奠定了他作为当时“文字训诂之学第一人”（陈寅恪语）的崇高地位。
《积微居小学述林》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的姊妹篇，1954年出版，因为后出，考据更为炉火纯青。上述两书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国内外影响深远。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是论文集，文字训诂学名著。1931年至1936年冬，先生“乃专力于文字之学”，完成了“说字”、“音韵方言文法”、“经史金石考证”等论文一百零六篇，五卷，共十六点四万字，书名《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937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乍出”，师生同行赞为“创获”。著名语言学家余嘉锡说：杨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于《说文》讽籀极熟，于群经讲贯极精”、“上溯钟鼎甲骨之文以识其字，旁通百家诸子之书以证其义。穷源竞委，枝叶扶疏”，为近代文字训诂之宏著。张尔田称：“《论丛》内容精墒”，“自开户牖”，有“创通之美”，“不堕乾嘉大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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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该书乃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原创性学术精品之一，收入《民国丛书》第五编。《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1937年先生任教湖南大学后，将小学金石的新作辑成《续编》一卷，于1946年出版。1954年，先生将1931年出版的《文录》，1937年出版的《论丛》和1946年出版的《续编》，进行删选增订合并，辑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共六卷，一百三十九篇，三十一点六万字，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先生小学金石研究的卓越成就。郭在贻称：遇夫先生“于音韵、文字、训诂、语法、修辞等，靡不淹贯，其于训诂之学，尤为卓绝”。新著《论丛》，“对乾嘉时代训诂学”“有所创新和发展”。他和章太炎、黄侃等都是“卓越的训诂学大师”。雷敢指出先生精于“王、段之学，但不拘泥于王、段”，“不在文字本身兜圈子，而能博涉经学”，“大量运用金甲文的研究成果，考释文字，校勘考证历史文献和整理古籍”，因而“开辟了文字学研究的新境界”。陈寅恪倍赞先生经史兼精的学养，说杨先生“熟读三代两汉之书”，群经诸史，“融会贯通”，故考证“脱离片断之金石”，解释“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言从字顺，犁然有当”。“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诬也”。
《积微居小学述林》收入的是杨先生1936年以后写的“说字之文和其他文字”，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的续集或姊妹篇，全书七卷，二百零七篇，前五卷为解说通考文字之学，后两卷是故书古史杂考与序跋书札杂文，共三十四点七万字。195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中华书局重印。封面书名译有英、俄文字。曾运乾说：《述林》“绎许书，广综经典，稽诸金石以究其源，推之声韵以尽其变”，其文字学说，已“超二王而迈俞、孙矣”。廖海廷称先生谙练许、段、王之学，“博学精思”，“能独出新诠，发复千古”。先生说字，“形、声、义三者密合”，“明文字之源”；“精通古韵，穷其语源”，故能辨段、王之“瑕瑜”，剔许君之“谬说”，为文字研究“辟一新径”。
《中国文字形义学》是遇夫先生治古文字学、文字学的集大成式的总结性著作。1944年，杨先生对《中国文字学概要》作了增删和调整，改名《中国文字形义学》，分《形篇》、《义篇》。《形篇》取原书前六章，另增“会意兼声”和“准会意”两章；《义篇》取原书第七、八两章，扩充原书第六章“训诂知识”。1952年对《中国文字形义学》进一步修改，使全书“益臻细密”，1955年写成定本。先生逝世后，1961年《中国文字形义学》定本转到他人之手，至今下落不明。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中国文字学概要》和《文字形义学》底稿的前半部，以及《文字形义学目录》合订出版，约十三万字。遇夫先生曾说：《文字形义学》论文联盟“经营前后十余年，煞费心思”。周秉钧说，先生写此书“用力甚勤”，是他“数十年心血的结晶”。它有以下四个特色：1、博采了近现代汉字研究的新成果，集中了先生自己的创见，订正了《说文解字》一些失误；2、理清了“象形”和“指事”的界限，化解了前儒颇多难点和误解；3、运用近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细分了汉字结构的类型，为现代科学文字学的奠建做出了新贡献；4、揭示了汉字发展的一些规律。黄侃说：“长沙杨君之于形、声字有独见，越段、王樊篱，补许君之不足，自为一家之言。许嘉璐称：“杨先生于文字研究”，广综博取，自创一条新路，形成了“‘说文’杨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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