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论文范文第1篇
籍贯为浙江温州，然无经商潜质，只有读书心性。2010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律史、法律社会学和法学学术史，倡导跨学科研究风格。
发表有中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有专著《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以及《司法、政治与社会：中国大陆的经验研究》《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当代台港卷）》等多部编著。
好书推荐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美]黄宗智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加]卜正民、[法]巩涛、[加]布鲁著，张光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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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权力与法律文化：晚期的讼师》，[美]梅利莎·麦柯丽著，明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制度移植：民初上海的中国律师（1912—1937）》，孙慧敏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1980—2008）》，陈柏峰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新垣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中国訴訟社会史の研究》，夫馬進編，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1。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Teemu Ruskol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期组稿
章永乐：《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评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支振锋：《法治转型与国家能力》
侯猛：《法律职业与国家建设》
欧树军：《监控与治理：国家认证能力辩正》
法律史论文范文第2篇
文圣：孔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史圣：司马迁，字子长，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
诗圣：杜甫，字子美，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著有《杜工部集》。
医圣：张仲景，东汉著名的医学家，所著《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对我国医学发展影响很大。
武圣：关羽，字云长，东汉末期蜀国大将，重义气，精武艺，也称“关圣”、“关帝”。
书圣：王羲之，字逸少，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
草圣：张旭，唐朝书法家，擅长草书，当时其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文剑舞”并称“三绝”。
画圣：吴道子，唐朝著名画家，擅画人物，有“吴带当风”之美誉。
茶圣：陆羽，唐朝人，以嗜茶著名，著有《茶经》三卷。
古人为何把居丧守制称考“丁忧”?
“丁忧”最早见于《宋史·礼志》：“咸平元年，诏任三司、馆阁职事者丁忧，并令持服。”那么，古人为什么把居丧守制称为“丁忧”呢?究竟什么是“丁”?什么是“忧”呢?《尔雅·释诂》中说：“丁，当也。”是遭逢、遇到的意思。《尚书·说命上》有：“忧，居丧也。”所以，古代的“丁忧”，就是遭逢居丧的意思。父母去世，“遭逢居丧”时，儿女们会忧伤，会居丧，会遵循一定的民俗和规定“守制”，这显然比单纯“人丁忧伤”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丁忧”期限三年，其间要吃、住、睡在父母坟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丁忧”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在中国存在和沿袭了数千年。到了现代社会，“丁忧”的繁杂形式已经不能适应飞速发展和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只是作为—种古代文明，一种道德符号，永久地留在史册中。
梁山好汉为何总吃牛肉?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吃肉几乎只吃牛肉，整部书中指明是牛肉的就有48处，而明朝的其他小说中，写到吃牛肉的却极少。如，《金瓶梅》全书具体描写吃食种类有41处，但其中只有一处指明为牛肉。《醒世姻缘传》的吃食描写中则没有一处指明为牛肉。这是为何?原来按照明朝的法律，屠宰耕牛是犯罪行为。《水浒传》作为历史上唯——部正面描写“反贼”的小说，作者有意描写吃牛肉，以此来烘托和渲染梁山好汉公然藐视法律、“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
古体议论文的分类
古体议论文根据论述方式、论述内容或适用场合的不同，分为许多种，常用的有“论”、“说”、“辩”、“原”、“议”、“赞”、“谏”等。
论，析理推论的议论文体，如，《六国论》、《过秦论》。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把论分为理论、政论、经论、史论、文论、讽论、寓论和设论八种。
说，用记叙、议论或说明等方式阐述事理的文体。如，《师说》、《马说》、《内储说》。与“论”相比，“说”更重旨趣，以托物寓意的方式来解述。古人常将“论”、“说”两体并称，后世的论说文由此得名。
辩，明辨是非的议论文体，盛行于唐、宋以后，如，《讳辩》、《桐叶封弟辩》
原，推原事物本源或本义的文体。唐代韩愈作“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后人效仿者颇多，于是“原”体也成了一种受人重视的文体。
议，凡议政论事的文辞皆称为“议”，如，《驳举乐议》、《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赞，本用于赞美，后来也用于评述，常以一种押韵的四言句写成，也有用散体写的赞文，篇幅都比较短小。如，《项羽本纪赞》《书赞》、《晋诸公赞》。赞分杂赞、哀赞、史赞三类。杂赞专用于褒人物、文章或书画；哀赞专用于哀人之殁而赞扬其德操；史赞则词兼褒贬，用于对历史人物的品评。
法律史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中国侵权法史论文类研究总述
在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中，特别是民商法史等领域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如何将现代的法律体系与传统的法律内容相结合。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中国法律史学作为一门法学之下的次级学科，是在西风东渐之后产生的，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无相应的学科存在，因而存在着研究方法、研究术语等等方面的隔阂。另外，从研究对象上来说，中国古代的法律与西方的法律存在着很大的差/:请记住我站域名/别，套用西方的法律体系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虽然为传统的作为史学的次级学科的法律史学带来了新生，但是两者之间必然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削弱了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特性。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时间跨度极长，社会发展情况不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十分复杂，可供研究的资料或残缺稀少，或浩如烟海，且多数都存在着一定的语言障碍，这些问题都为研究增加了难度。
可喜的是，在近二十年的侵权法史的论文类研究成果中，处处可以看到学者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与努力。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深入解读和研究对象的细化方面。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侵权法史的研究已经渐成体系，并形成了具有中国法史学研究特色的一套初步的研究方法。即在现代西方的侵权行为法体系结构之下，发挥中国传统史学分析解读史料这一研究特长，通过对史料内容的现代解读描述中国古代侵权法的面貌，并说明其现代意义。在这一整体方法之下，按其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又分为通史研究、断代研究、比较研究和专题研究四大类。下文就将按照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介绍侵权法史论文类研究的具体成果，希望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侵权法史研究一个方面的现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中国侵权法史论文类研究分述
1、通史研究
中国古代目前来看缺乏经过统一汇编的民法典，与民法相关的各种法律规定散见在各种史料之中，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并且，中国传统社会时间长，情况复杂，又使研究的困难大大增加。但是，这并不说明中国古代的民法研究，特别是部门法通史研究是无章可循的。如果在种种史料中耐心的梳理总结，并结合现代的法律理论加以分析，较为清晰的展现中国古代某一部门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构成要件还是可能的。在侵权法通史研究方面，陈涛、高在敏的《中国古代侵权法例论要》便是一个代表。文中首先追述了中国古代侵权法的历史发展，指出其渊源是“原始氏族社会的同态复仇习俗”;至周代已经有因侵权行为而引起损害赔偿的实例;唐代侵权行为法例有了重大发展，之后的历展则极为有限;直至近代，才出现了完全意义上的侵权行为法。其后，作者用很大的篇幅，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素、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民事责任的免除三个方面，详细说明了中国古代法例中规定的侵权行为及其民事责任，特别是对后两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列举的十分详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作者结合现代法学理论体系，充分运用已知史料的研究特点。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总结了中国古代侵权法例的特点与局限，特别说明了中国古代侵权法例中具有重视习惯和礼制，重视调解但禁止私和，根据侵害对象不同而责任不同的特点;并指出了中国古代侵权法例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伦理道德中心文化与专制集权政治、公法本位法律支配”的环境中形成的。[1]
2、断代研究
长久以来，为了解决通史研究难以顾及发展细节的缺陷，众多的学者开始了对断代史的研究，希望通过对某一特定时期历史的研究，不断发掘、补充历史的细节，从而使学科的内容更加生动、丰满。同时，由于研究对象进一步特定化，也便于收集更加具体详实的史料，充分发挥作为中国传统学科史学的特长，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大大提升。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民法的研究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民法史料散见于各种古籍之中，其整理、总结的工作量很大，若是进行通史研究，研究者的能力往往很难满足其需要;而断代研究因为史料的局限性较大，便于研究者对其精心研读，从而得出内容详尽的研究成果。正因如此，作为民法部门法的侵权法，其断代史研究成果颇丰。
田振洪《秦汉时期的侵权行为民事法律责任论析》，根据已出土的秦汉简牍文书中的法律史料，指出在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在所制定的法律中已有初步的侵权行为法律规范，且其中不乏科学、先进的成分。文中具体说明了当时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提出了当时已经有抗辩事由的规定;区别总结了对于财产权和人身权侵害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在文章的结尾总结了秦汉侵权责任承担的特点是以刑事附带民事责任为主，民事责任以赔偿损失为主要方式，重视针对官有财产的损害赔偿。[2]
徐静莉《试论唐代的侵权民事责任--以唐律动物致害责任为典型》，运用现代侵权法理论为分析工具，对《唐律疏议》中关于动物致害责任的规定进行解析，说明了唐代动物致害责任是“凡官私饲养之动物因动物的独立动作而致人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时，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责任”，同时说明了其作为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免责及赔偿范围。但是文章并没有仅限于此，而是以此为例，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唐律中的侵权民事责任赔偿制度的整体特点：一是以刑事处罚为主，同时附加民事赔偿;二是将民事赔偿作为刑事制裁的附加物。[3]
张文勇《宋代的侵权行为法律责任及其对当代立法的启示》一文中，用几乎全部的篇幅，详细说明了宋代侵权行为法律责任上采取的多种责任方式，主要有监还、备偿、排除妨碍与恢复原状、赔礼道歉四种，并说明这样的多种责任方式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利，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4]
中国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活跃，民间贸易往来频繁，民事法律关系大量存在，因而侵权行为得到重视，律例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散见于各具体的法律条文中。孙季萍《明清侵权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
问题》一文，就对这些散见的条文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该文较为突出的内容一是区分说明了几种共同致害中责任承担的不同方式，二是总结了民事法律责任的特点：不仅仅以实际损害程度为依据，并说明了参考的标准;以罚代偿;司法实践中礼法结合调解解决民事纠纷，同时简要分析了其原因和影响。[5]
随着学术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近年来对近代历史的重新认识，近代法律史在研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已经成为重要的新兴研究热点。究其原因，有两点最为重要：首先，近代与当代联系最为紧密，对于近代的研究对当代的借鉴意义更大;其次，近代以来，中国的出版业蓬勃发展，留下了大量的一手史料，且由于时间间隔不大，其语言文字亦通俗易懂，几乎不存在语言障碍。因此在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中，近代法律史的研究成果占了很大比重。在侵权法方面，有蔡晓荣的《文本嬗递与“法意”薪传：中国近代侵权行为立法的一般脉络》和杨立新的《中国侵权行为法的百年历史及其在新世纪的发展》两篇论文。前者内容上看似是立法的比较研究，但是细读便不难发现，其实质的要通过中西法典的比较，说明清末与民国时期的两个民律草案和一部民法典这些重要的侵权行为法形式载体内容的渊源及其相互间的继受关系。文中指出，《大清民律草案》以德日等国民法为蓝本，将侵权行为的相关内容，作为债之发生原因的一种涵纳于债权编之中。而《民国民律草案》又是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删修而成，《中华民国民法》亦是以《民国民律草案》为基础，参酌德、瑞、日等国民法损益而成。[6]后者内容极其丰富，不仅仅追述了清代末期的古代侵权行为法和近代法时期的近代侵权行为法，还通过对现行法律的深入研究总结，介绍了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发展演变历程。该论文最有特色和价值之处在于，由于作者有长期的法律实务经验且理论基础扎实，在总结研究的基础上展望了新时期立法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发展建议。[7]
3、比较研究
由于中国法律自身的特殊性及近代以来西法东渐的影响，中国的比较法学一直受到较多的重视。目前来看，比较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分别选取时期较为相应的中西方法律，将两者进行比较并说明其成因;二是比较两者的发展历程，从中得出可供借鉴的内容。在侵权法史研究方面，张文勇的《侵权行为纵横谈--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之比较》属于前者，文中在比较古代中国与古罗马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发展基础上，从侵害财产与侵害人身两方面比较古中国和古罗马侵权行为法的差异，指出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是古中国和古罗马侵权行为法指导思想原则及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根源在于两者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而产生的强化还是弱化权利和个人价值的法律观念上，并说明了其对今天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8]
梁利、骆元卡的《中美侵权行为法历史发展比较和评析》则属于后者，分别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追述了中国和美国侵权行为法发展的历程之后，从法源、归责原则、侵权行为的内容和损害赔偿四方面总结了两者发展过程中的异同之处，并分别说明两者各自的优缺点。文章的目的在于指出我国侵权行为法发展中的不足之处，说明我国应当借鉴美国侵权行为法中的合理成分。[9]
4、专题研究
在中国古代侵权法史的研究中，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种较为突出的研究方式，即专题研究。随着民族政策的不断落实，学术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及国内外相关学科发展的影响，这种研究往往与少数民族侵权法史研究相结合。由于目前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习惯法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视，这种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并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对少数民族侵权法通史的研究有代表性的为明辉的《游牧部落习俗对正统律典制度之冲击与融合--从古代损害赔偿制度之建构透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该文从“埋葬银”这一制度的产生时间及其原因入手，说明了“游牧部落习俗在对律典制度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不断的与之相互渗透与融合，从而不仅在制度层面参与了中华法系之建构，而且对形塑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与法律精神，具有不应被忽视的且值得思考的作用与意义”这一命题。文章作者根据对大量史料与法典内容的详细比对考证，指出“埋葬银”应当属于国家法律规定的由致害人支付给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损害赔偿，至少具有惩罚、赔偿与抚慰的多元化制度功用。[10]由于作者对制度的详细考证及法律文化传统的深入探析，本文可以说是近年来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论文类学术成果中的佼佼者。
烧埋银是元代首创的颇有特色的中国古代侵权赔偿制度。张群对此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系统考察了烧埋银的起源(认为是蒙古人早期命价银的习惯法，并非学界普遍认为的烧饭)、在元明清三朝的演变、实施及对近代侵权法制的影响。张文特别指出，元代的烧埋银不仅是对犯罪分子的附加刑罚，更是对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损害赔偿。这是我们考察烧埋银的时候首先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是其研究的重要性所在。因为从烧埋银的名称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仅仅是赔偿丧葬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首先，征收烧埋银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被害人的生命权遭到了侵害。其征收与否跟杀人是故意还是过失、刑罚是轻还是重，均没有关系。只要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权，就征收烧埋银。反之，如果杀人未遂，或者并非对生命的非法剥夺，杀死的是“应捕杀恶逆之人”，则不征烧埋银。其次，元朝的烧埋银脱胎自命价银，它的数量是比照命价银(也就是人命的价格)的标准来确定的。反映在数量上，元朝起初规定“烧埋银五十两”，就颇为沉重。这甚至造成了实施上的困难。明朝定为十两，虽然远少于元朝的五十两。但根据当时的物价，十两的数额，安葬死者足够敷用。这些都说明：赔偿烧埋银的用意绝非限于支付烧埋费用，而是有很重的人命赔偿和安慰苦主的因素。当然，也含有对杀人者加重惩罚的意思，但前者应该是主要用意所在。因此，在烧埋银制度下，苦主不必以放弃复仇或诉讼为交换条件，即可得到适当的补偿，以弥补其因为亲人死亡而遭受的物质损失。这对苦主来说是很大的安慰。相比命价银、私和银、还有赎罪银，其进步性是很明显的。即使与现代民法“侵害生命权之损害赔偿”的规定相比，烧埋银也不为逊色。事实上，烧埋银制度对近代以来的法制和社会仍旧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对烧埋银制度的研究，不仅便于我们把握元、明、清时期人命赔偿法制的特点，对我们考察整个中国古代人命赔偿法制的特点，以及当代有关法制的特点也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11]
另一较为集中的研究专题为存在于藏族习惯中的“赔命价”制度，由于其至今仍然存在且影响较大，因而对其的研究成果不仅仅限于法律史学中的制度考证恢复，更有众多具有地方实务经验的学者结合今日的司法实践对其进行评析论证。因为这一制度至今犹存，且藏族是较早具有文字记载史料的少数民族之一，文化传统未出现过完全的中断、变革，所以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这一制度的历史脉络已经渐渐清晰。目前学界公认为是以高原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受到藏传佛教思想和封建领主头人制度影响的，作为民族习惯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损害赔偿制度。它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被作为落后风俗，全面的打击压制，随着民族政策的恢复落实，又重新萌芽兴盛，在其盛行区域内社会影响很大。传统学界对此的定位一直是一种落后的，扰乱正常司法秩序的，应当予以取缔的风俗习惯。代表性的论文类学术成果有吴剑平的《对藏族地区“赔命价”案件的认识和处理》;[12]徐澄清的《关于“赔命价”“赔血价”问题的法律思考和立法建议》;[13]张群、张松《中国少数民族的“赔命价”习惯法》;[14]南杰·隆英强、孟繁智的《藏族习惯法如何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思考--从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赔血价”谈起》;[15]曹万顺的《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刍议》[16]等等。但是今年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民族传统在法律活动和研究方面的地位不断提高，民间法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蓬勃发展及刑事中恢复性司法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个别学者对这一制度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其中较为典型的有藏族学者淡乐蓉的《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的比较研究》[17]和《藏族“赔命价”与国家法的漏洞补充问题》;[18]曹廷生的
《恢复性司法视角下的赔命价--以民间法为研究立场》;[19]尚海涛的《会通赔命价制度与恢复性司法之可能性》。[20]笔者认为，对于这一类型的制度，不能将其与国外的或现当代的某些司法制度进行机械的比较或照搬定性。因为这一制度同许多中国民间自发形成的传统制度相同，有其存在发展的必然性，其内容有落后愚昧的一方面，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客观的维护了特定地区的社会秩序，并为特定的群体所认可。正确的做法是，结合国内外现代的法治理念，充分发掘其合理性的因素，并予以适当保留;在运行过程中，充分调动多种社会力量，特别是宗教力量，在保障法律权威的前提下，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使之逐步的融合、消亡。这一方面符合了以消解矛盾为最终目的的当代司法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中国侵权法史论文类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
1、关注重点以以汉族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为主，缺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侵权法史的关注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社会一直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共生共存，并共同缔造了中华法系，可以说，少数民族法是中华法系的一个多姿多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纵观侵权法史类论文的研究成果，对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侵权法史进行关注的学者数量仍然较为有限，研究的领域也集中于蒙、藏等少数民族的特定习惯法。这一缺陷的产生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语言文字的障碍，一些少数民族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字，虽然至今仍然使用，但应用者数量有限，难以为学术界广泛了解;另外，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民族融合和战乱的影响，许多在历史上繁盛一时的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成为了死亡语言，释读尚有困难，且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本已十分稀少的史料又分散于海内外各处，难以统一整理研究。二是许多少数民族的法律未形成成文的法典，而是作为民族习惯、民族禁忌等等非成文法形式使用，且具有严格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纷繁复杂，难以整理总结;并且这些少数民族习惯法生存的地域往往十分偏僻，交通不便，更为深入研究增加了困难。在民族法史、侵权法史研究都不断发展深入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2、在史料来源方面相对单一，缺乏对非官方史料的足够关注
注意一下侵权法史类论文中史料的来源便可发现，其中主要是历代的法典、法令及出土的史料中的法律部分，但是中国古代的法律对于包括侵权法在内的民法一直是将其视为“细故”，而规定较少。大量的相关民事规则存在于民间的风俗、习惯之中，虽不为官修正史所记载，但是在地方史料、民间史料中往往得以保存。近年来，随着对古代法律的社会作用研究的关注及史料整理工作不断进行，有大量的地方档案和民间规则史料得以面世，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档案史料有台湾地区的“淡(水)新(竹)档案”，大陆的宝坻档案、黄岩档案及四川部分地区的档案史料;民间规则史料有徽州的文书史料;以天津、苏州为代表的行会史料;以山西为代表的碑刻史料等。然而目前学界对其中侵权法史相关的史料研究成果却寥若晨星，亟待扩展。
【注释】
[1]陈涛、高在敏：《中国古代侵权法例论要》，《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
[2]田振洪：《秦汉时期的侵权行为民事法律责任论析》，《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3月。
[3]徐静莉：《试论唐代的侵权民事责任--以唐律动物致害责任为典型》，《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22卷。
[4]张文勇：《宋代的侵权行为法律责任及其对当代立法的启示》，《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
[5]孙季萍：《明清侵权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6]蔡晓荣：《文本嬗递与“法意”薪传：中国近代侵权行为立法的一般脉络》，《政法论坛》2009年11月。
[7]杨立新：《中国侵权行为法的百年历史及其在新世纪的发展》，《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2月。
[8]张文勇：《侵权行为纵横谈--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之比较》，《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8月。
[9]梁利、骆元卡：《中美侵权行为法历史发展比较和评析》，《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
[10]明辉：《游牧部落习俗对正统律典制度之冲击与融合--从古代损害赔偿制度之建构透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政法论坛》2010年1月。
[11]分别参见张群：《元朝烧埋银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人命至重”的法度：烧埋银》，《读书》2003年第2期;《烧埋银与中国古代生命权侵害赔偿制度》，《中西法律传统》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法律科学》1992年第4期。
[13]《人大研究》1999年第8期。
[14]《法律史论集》(第6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5]《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
[16]《辽宁警专学报》2008年1月。
[17]《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
[18]《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
[19]《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4月。
法律史论文范文第4篇
一
2004年出版的约60部著作中，约17．9％为研究专著，约l6．1％为论文集(包括个人论文集、学术会议论文集和以书代刊者)，约33．9％为考古文物类著作，约12．5％为整理的历史文献，约19．6％为人物传记。
三联书店推出的钱穆作品系列之《秦汉史》，虽为钱氏旧作，但其对秦汉史的总体把握及对众多问题的独到见解，迄今仍不失其学术指导意义。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修订本)》(中华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两部贯通秦汉魏晋的专题研究论著，凝聚着两位前辈学者的真知灼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山大学出版社)、吉仕梅《秦汉简帛语言研究》(巴蜀书社)是两部学术特色突出的简帛研究专著。中国汉画学会、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编辑的《中国汉画研究(第一卷)》(广西师大出版社)、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齐鲁书社)、黄雅峰《南阳汉画像砖石的视觉造型》(河南美术出版社)，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汉画、总结汉画，颇具参考价值。黄怀信主编的《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汇集有关《大戴礼记》的校、注于一册，并参以己见，多便读者。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研究集成》丛书，推出有关《史记》与司马迁的专书多种，对推动和深化《史记》、司马迁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的《秦汉史论丛》第九辑(三秦出版社)，收录秦汉史论文42篇，集中反映了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外学者所提交的研究成果。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的《秦文化论丛》第十一辑(三秦出版社)，收录有关秦史、秦文化和以秦陵、秦兵马俑为主的秦文物考古及评述论文40篇，集中反映了近期秦历史文化与秦考古文物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众多的以书代刊的书籍型刊物中，以下的几种是发表秦汉史文章较为集中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商务印书馆)，刊发秦汉史的论文4篇；黄留珠、魏全瑞主编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三辑(三秦出版社)，刊载秦汉史论文5篇；《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一辑(三秦出版社)，刊出秦汉历史考古论文7篇。
本年度出版的著作中，张金光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值得特别介绍一下。该著91万字，共计12章，系作者20余年来研究秦制度文化的结晶，分别对秦的土地制度、为田制度、阡陌封疆制度、租赋徭役制度、官社经济体制、家庭制度、刑徒制度、居赀赎债制度、乡官制度、学吏制度、爵制、户籍制度等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全书的核心观点认为，秦社会经济制度的支配形态，是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份地授田制，建立起强制性的份地农分耕定产承包制——一种政社合一的官社或公社经济体制；其政治经济关系是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之间发生的统治、剥削关系，所谓阶级关系也都表现在官民对立之中。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秦制所做的分析，自成一家之言。其见解精辟，认识深刻，是本年度最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之一。
二
2004年发表的约600篇左右的论文中，社会政治及综合类文章约占34．3％，经济类文章约占8．4％，文化类文章约占13．5％，简牍类文章约占9．2％，而文物考古类文章约占34．6％，是文章数量最多的一类。如果把简牍也并入此类，其比例则高达43％以上，这突出反映了秦汉史研究越来越倚重考古新资料的发展趋势。
社会政治及综合类文章之中，职官、爵制的研究，虽然是老课题，但在精细化方面却有新进步。如沈刚《汉代廷尉考》(《史学集刊》第1期)厘析汉代掌管刑狱的最高职官廷尉的主要职掌，分为三类：1．“决狱，包括行政和军政系统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宗室犯罪，及谋反等重罪”；2．“部分法令的制定”；3．“决天下疑狱”。他指出，“在皇权至上的政治格局下，廷尉的权力受虱其他职官的制衡。作为司法官吏，廷尉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法律素质，西汉武帝之后，这一职官也要有相应的经学修养，这同汉代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有密切关系”。另外，对廷尉的众多僚属，文中也做了相当细致的考证。孟宪实《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广东社会科学》1期)利用新出的汉简资料，对原先争议颇多的戊己校尉问题，提出了若干新论点。指出“戊己校尉是西汉在车师王国设置的屯田军队，它的存在是汉朝经营西域政策的一部分，并为汉朝在西域的威功做出了巨大贡献”。认为“戊、己校尉在西汉以分置为主，戊己校尉的屯驻地主要是车师，己校尉只有过短期调离；戊己校尉的隶属关系是中央北军而不是敦煌郡”。朱绍侯《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零陵学院学报》5期)十分细致地论证了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与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的五点不同：“一、一级以下还有三级；二、二级以上至大良造只有十六级；三、有爵者有乞庶子的权利；四、不受限制的逐级晋升爵位和受赐田宅；五、低级爵位有树墓权”。指出秦国早期军功爵制“比较重视低级爵位的利益，高爵与低爵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低爵也享有很多权利，而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高爵与低爵之间是不可逾越的，低爵仅成为荣誉头衔，权利大大缩小”。
关于典制的研究，也出现了某些新变化。如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河北学刊》4期)从变革的角度把制度与汉武盛世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汉初制度多疏阔，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措施，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董平均《西汉诸侯“惟得衣食租税”考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期)则对学术界颇多争议的汉代景、武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所食究竟是“全租”还是“半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诸侯的衣食租税应为‘全租’，而非‘半税’。田租、算赋为诸侯之公用，山川园池市井之税作为诸侯的‘私奉养’并未完全取消。汉武帝为解决财政困难，推行盐铁专卖政策，逐步取消了诸侯经营盐铁、铸币、酤酒的权利”。
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胡守为《“举谣言”与东汉吏政》(《中山大学学报》6期)堪称一篇代表作。该文对东汉一代国君“仿效古代听百姓的歌谣而知施政及地方官吏得失”的意图与实践，进行了极有见地的分析。以东汉的事例为证，阐明“此举要收正面效果，必须使民能自由发表意见，以及君主不受干扰，确以民意为鉴，舍此徒具虚名而已”。
有关军事思想的研究，黄今言《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对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做了详细的探讨，认为“西汉前期，奉行‘黄老学说’，采用南抚北守、以防为主的战略思想；自汉武帝起，‘尊儒’‘重法’，实行主力伐胡、开拓边疆的战略；东汉前期，在‘柔道’治国方针指导下，实行保境安民、俱存不扰的战略思想，废除更戍役制度，大力调整边防力量；东汉中后期，公卿大臣‘多近儒’，实行‘恩信招降’、‘以夷制夷’的战略思想，着力于组建与增设营兵，大量使用属国兵等”。指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形势不同，边防战略思想有别，战略思想的文化特征和所产生的效果、影响也各有不同”。
有关民族问题的研究，葛亮《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河北学刊》5期)对长期流传的王昭君嫁匈奴是“和亲”说做了辨析。认为“在汉代，所谓的民族‘和亲’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彼此商定，捐弃仇怨，消弥战争，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在和平时期王昭君奉命出嫁匈奴单于并非“和亲”，而在汉代的史籍中亦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只是随着“和亲”词义在北朝隋唐之际的衍增，民族“和亲”与跨民族的“政治联姻”混为一体，于是昭君出嫁就被唐代学者引申联想为一次民族“和亲”，从而世代流传，遂成定论。作者指出，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邪韩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研究汉代历史，应该摒弃‘昭君和亲说”’。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4期)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并对西汉屯戍士卒的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诸多问题，做了全面的探讨。
经济类文章之中，关于土地、徭役制度的探讨仍占较为重要的位置。朱绍侯《论汉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坏》(《河南大学学报》1期)指出，“名田制是商鞅变法时建立的土地制度，并为汉代所继承，但在史书和秦汉简牍中，从未见过名田(受田)制的具体内容。《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保存有吕后二年颁布的以军功高低及其他身份为依据的受田受宅的律文，才第一次知道高爵获得者所得到的惊人受田数字，证实了汉初确实培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该律令还证实了名田制是一种有受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但汉政府为了确保税收，对授出的土地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并能干预和调整土地的再分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长期占有逐渐转化为私有，并导致汉武帝时期出现的汉代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名田制遭到彻底破坏，到东汉建国，名田制再也没有恢复。历史进入了豪强地主掌权时期。”张金光《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山东大学学报》3期)一文认为，“秦的‘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皆有别。凡单言‘更’或‘更’卒者，尽皆指为月更之役卒。一年一度的月更之役，称为‘更’役，应‘更’役者，在习惯上可以称为‘更’卒。‘正’与‘正’卒之称既有别而又相一。凡按律应从事军戍之役者，则通称为‘正’，此为着重就其在役之龄方面而言之；凡正在从事军戍之现役者，则可通称之为‘正卒’。此二义又实相联为一事，只是其中言各有所侧重而已。然‘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更’、‘正’起役年龄先后稍有所差。先为‘更’，待稍壮之后，即按法定年龄‘移为正’，并按编次从事正役。每一个男子一生，在法定役龄期限内，既需为‘更’，又需为‘正’。‘更’的役期以月计。‘一更’就是一月的时间。正役役期以岁计，所谓‘一岁屯戍，一岁力役’即是也。时间总为二年”。
生态史的研究，是近若干年来新兴起的，发展势头很猛。陈业新《秦汉政府行为与生态》(《淮南师范学院学报》4期)对秦汉政府行为对生态的影响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中央及地方诸生态保护和管理职官的设置，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有利的政府保障；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虽使经济发展有了基本的人口数，但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压力；移民、屯垦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发展了边疆，另一方面却严重地破坏了北方特别是黄河上中游地带的生态，导致生态性灾害的频发；统治者兴动土木工程之行为客观上具有保护生态资源的积极作用”。王子今的系列论文——《南都赋自然生态史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两汉“五陵原”的植被》(《咸阳师范学院学报》5期)，《汉代河西的“茭”——汉代植被史考察札记》(《甘肃社会科学》5期)，《汉代驿道虎灾——兼质疑几种旧题“田猎”图像的命名》(《中国历史文物》6期)等，从史料学、植被史、动物史多种角度，深化了秦汉生态史研究。
文化类文章之中，有关礼制建筑和宗庙礼制的探讨较引人注目。徐卫民《秦都城中礼制建筑研究》(《人文杂志》1期)认为秦都城中的礼制建筑，既有对周文化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指出“秦国早期的礼制建筑在其都城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到后期特别是建都咸阳后，作为供帝王居住的宫殿的地位高于礼制建筑，礼制建筑营建于宫殿周围。这种宫殿与宗庙的结构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郭善兵《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期)认为，“东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宗庙之制有所变革，表现为：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除殇、冲、质、灵四帝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到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有关民俗问题的探讨，王大建《两汉民俗区研究》(《山东大学学报》3期)认为“民俗的重要特征是地域性，民俗区研究对研究区域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指出自司马迁起，就开始将西汉民俗区划分为9个，后又有刘向、朱赣把全国划为13个民俗区，17个民俗亚区。当今研究者有人重新组合《汉书·地理志》的资料，把两汉民俗区划为三大民俗区域，16个民俗区，15个民俗亚区。“以上划分法都有一定的缺憾，应划分为四大民俗带：长城民俗带、黄河民俗带、长江民俗带、珠江民俗带。民俗区的形成有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影响，相对南方而言，北方地区民俗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更大一些”。
李禹阶《秦始皇“焚书坑儒”新论——关于秦王朝文化政策的矛盾冲突与演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秦王朝统一初期，对占据全国文化与学术优势的齐、鲁文化采取了文化怀柔与融合的政策、措施，这既本于秦武强文弱，需以齐、鲁儒学‘兴太平’以文治国的需要，又本之于始皇对滨海神仙文化的希冀。但关东、关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秦固有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力’治世的政治文化心理，使这种文化政策在两大文化系统价值观的冲突中迅速转向，演变为‘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取向，开启其后封建专制主义的先河”。
简牍类文章之中，有关张家山汉简的研究仍占重要方面。张颉慧《张家山汉简中“隶臣妾”身份探讨》(《中原文物》1期)对汉文帝刑法改革前“隶臣妾”的身份进行了研究，认为“‘隶臣妾’是一种刑徒，刑期有限，同时具有官奴隶身份，但又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奴隶”。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汉初马政及相关问题》(《史林》6期)说明“西汉立国伊始即重视养马业及其管理”。指出汉初“以一系列的法律手段发展、规范养马业。在详细规定养马程序的同时，突出国家对马匹的控制。马匹的名称、身高、年齿、颜色等均登记于官府，以传而行；无论因公、因私，买卖马匹均要办理相应的更籍手续，并经批准；严禁中央所辖郡县马匹流往诸侯王国。马政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西汉王朝强干弱枝的政治方针。”
沈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汉初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学术月刊》10期)认为《二年律令》反映了汉初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方面的内容，多为传世文献所失载。指出“从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管理范围看，主要有人口、商业秩序和公共事务等几个方面。从控制的手段看，利用以户籍为核心的簿籍制度对人口和财产的管理，使用爵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以及运用乡里和亲族连坐等法律条文是其主要方式。此外，对基层官吏的保护和整饬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高叶青《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南都学坛》6期)认为“罚金和赎刑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经济制裁，属财产刑。由于史料缺乏，这一问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等资料出土以前一直未得到系统研究”。指出“汉代的罚金分为七个等级：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二斤；它既适用于一般百姓，也针对官吏的罪行进行处罚，不限定一定的身份和阶层，所不同的是汉代罚金所涉及的官吏名称较秦律为多，但大都是较低级的官吏。汉代罚金的适用罪名很多，有以下犯上、任人不廉、盗窃、学业不精、打架斗殴等罪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森严的等级性是其本质特征。汉代的赎刑小到赎耐、赎迁，大到赎死，几乎全部刑罚都可以赎。赎宫、赎死已不象秦代时只有特权阶级才可以赎，汉代法律原则上规定平民百姓也可以赎死、赎宫。汉代赎刑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黄金为主，铜钱为辅，兼及爵位、竹、谷、缣、粟、马、军功等形式。汉代赎刑适用对象很广，各类赎刑从法律表面规定的情况来看没有等级及特权的限制，即官民通用”。
此外，高荣、张荣芳《汉简所见的“候史”》(《中国史研究》2期)对汉代边塞防御组织的基层官吏“候史”作了有益的探讨，指出“候史与候长之间不是一般的主官与属吏的关系，候史常以候长副贰的身份处理内部各项事务；候长总揽所部各燧，候史则主理一燧或数燧，故候史不一定与候长同驻一处；候长空缺或休假、取宁不在署时，由候史其职”。张俊民《龙山里耶秦简二题》(《考古与文物》4期)运用已公布的里耶简资料对秦时移民方式和徭役方式进行了初步梳理，指出里耶简“为我们认识移民过程提供了一些比较清晰的细节资料”，“告诉了我们秦律徭役征派的程序与方式，以及事后的监察措施”。王庆宪《从两汉简牍看匈奴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3期)指出“两汉时期很多中原商贾经边疆郡县，再入关塞，驱赶着牛羊往来转输货物，经商贸易。匈奴胡商贩客H款塞下，骡驴驼马衔尾入塞，还常有渡越天田者及逃亡人员出入。汉朝对出关物品虽屡申律令限制，但仍阑出不禁。汉简的记载与正史内容吻合”。认为“匈汉经济互为补充互相依赖，风俗文化互相影响。双方始终保持着密切繁盛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强劲纽带”。
考古类文章之中，靳生禾、谢鸿喜《东汉白波垒古战场考察报告》(《山西大学学报》1期)，对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以郭太为首的黄巾余部复起之地“西河白波谷”，以及所构筑的垒壁——白波垒，运用文献考订与野外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后提出了新见解。认为“西河”是指古冀州西界南北走向的一段黄河，但“西河白波谷”及其白波垒，却与汉西河郡无涉，应“集中于今襄汾西南的永固”来探寻。张鸣华《东汉南宫考》(《中国史研究》2期)对学界通常的看法——认为东汉洛阳的宫城由北宫及南宫组成，整个宫城几乎从洛阳的北城墙延伸到南城墙。北魏时城市布局发生重大变化，其宫城只包括东汉北宫，东汉南宫所在地已被改建为铜驼街及其两侧的中央官署——提出异议，认为“东汉与北魏的都城布局基本是一样的，东汉的南宫实际上位于洛阳城北部，而且北魏也有南、北宫。所以北魏洛阳并不是一种新的都城布局”。周?《从考古资料论秦汉时期江南手工业与中原的关系》(《四川文物》2期)论述了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江南地区手工业在冶铁、炼铜、青铜器、舟船、釉陶、青瓷、漆器、纺织等方面取得的较大成就，以及所形成的地域特色。其强调指出，“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原手工业的影响”。
本年度的众多论文，不乏富于创见的佳作。其中阎步克《文穷图见：王莽保灾令所见十二卿及州、部辨疑》(《中国史研究》4期)、《诗国：王莽庸部、曹部探源》(《中国社会科学》6期)两文，无疑最具代表性。前者通过校正天凤三年所颁“保灾令”的错误，修订了关于新莽地方行政和监察制度的旧认识；后者则对以往有关新莽牧、监性质和相互关系的混乱错讹解释，做了颇有见地的厘清。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手中虽没有掌握什么稀罕史料，所见都是前人征引过的东西”，但却从平常资料之中，做出大学问来。这不仅对深化、细化新莽制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推进整个古史研究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三
总观2004年的秦汉史研究，尽管成绩使我们感到高兴，然而存在的问题也颇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秦汉史研究成果在一些影响较大的杂志和著名高校学报所刊载的比例很小。例如《历史研究》本年度所刊“专题研究”52篇中，秦汉研究论文仅1篇；其他“读史札记”、“学术述评”等16篇文章中，均无秦汉方面的内容。再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本年度共144篇，秦汉史文章竟为零。《北京大学学报》全年刊文112篇，秦汉史论文仅1篇，等等。而本年度数以百计的秦汉史论文，大多数发表在地区一级刊物以及地方性师院、师专或职业技术学院的学报上。这表明秦汉史研究成果发表阵地的下移，反映了秦汉史研究在文章数量大幅增加背后的实质性衰退。
其次，文章选题的重复现象相当严重。大致可分为三类情况：一是同一作者将同一文章，题目稍作变化，发表在不同刊物所造成的重复。二是把某些老生常谈的题目，或常识性题目，或研究成果相当多的题目，重新推出所造成的重复。三是为追求学术对现实的关怀，选题撞车所造成的重复。诚然，正如研究者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历史研究)“是永远聚讼的难题，由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件史实必然呈现不同的面貌。于是，即使已经整理相当清楚的某一事实，又必须由另一史学工作者加以新的解释”(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这就是说，史学研究中，选题重复有其存在的某种必然性。不过这必须具备前提条件：“讨论角度已改变”，“加以新的解释”。最可怕的是那种既无新观点、新视角，又无新材料、新解释的炒剩饭式的重复。可惜，我们所出现的重复，多属此类。
第三，缺少学术争鸣。本年度发表的数百篇论文，除了少数几例学术商榷文章外，绝大多数都是各自为战，各说各的，很少观点交锋。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始自今日。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在一篇评述文章中便曾提到这个问题(黄留珠：《近十多年大陆秦汉史研究述评》，[日]《中国史学》第四卷，1994年)。然而十多年后，改进并不显著，以致又得旧话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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