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不仅仅是绝对过剩，往往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结构过剩。表现为低端产品、粗加工领域产能过剩，而该行业内高端产品、高技术项目、高附加值领域产能不足。这样的结构过剩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以我国钢铁行业为例，在产能利用率低、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近几年还要从国际市场进口超过千万吨的钢材，原因就是我们过剩的都是低附加值产品，无法满足市场对于高端产品的需求。对于这种尴尬的局面，一些中型企业舍弃了钢铁的主业，没有在技术研发、产品升级上投入大量资本和人力，反而将其投入到其他领域，放弃对高附加值的高端市场的追求导致了企业投资的大而不精，对国外市场高端产品的依赖阻碍了钢铁产业的持续升级。另外我国各地迅速扩张的钢铁企业大多数都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规模小、技术差、污染大，在缺乏有效资本市场的作用下，很难进行产业整合，这些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反而降低了产业集中度，造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阻力。
二、对策建议
（一）银行业构建防御体系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要针对产能过剩行业规模的扩大采取有效措施，构建既保护自己同时也能有效刺激产业整合升级的防御体系。首先，投放信贷规模上要严格控制。银行要加强与政府的联系和合作，建立产业信息共享机制，使过剩行业的动态能够达到政银共享，合力制定战略规划和政策。其次，银行业要充分把握信贷的主动权，抑制企业的重复生产，支持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积极参与企业并购重组的过程中，增加行业内新的增长点。第三，建立对风险的防控体系，各银行之间加强信息共享及信贷统一准则的协商，防止企业盲目授信、过度授信等行为的发生，同时建立信贷风险评估机制。第四，银监会要加强差别化监管，加大违反规定向产能过剩行业提供授信行为的惩治力度，引导银行业将信贷资源转向低能耗等绿色信贷领域。
（二）增加基础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林毅夫曾说：“解决产能过剩还是必须靠投资，能够降低能耗、提高效率的投资。”2014年前三季度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大力度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开工项目不断增多。从推进发展西部战略、实施城镇一体化建设、农业现代化等政策措施来看，我国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还存在着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务院已提出将增加与民间资本合作的方式来促使更多的私人资本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拓宽了融资渠道，发挥了市场调节的作用。其次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来提高低收入者的购买力，积极培育消费的新形态，以补贴、减税等手段刺激消费，通过扩大内需缓解过剩的产能。
（三）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不仅能够淘汰落后产能，开始向高新技术领域转变也会促使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对国家宏观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严控行业准入，限制新增落后产能，加强对高污染、低附加值、高耗能企业的淘汰力度，进一步完善企业退出法律政策的配套，建立激励机制淘汰落后产能。其次鼓励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重视新能源、信息产业、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技术扶持和资金扶持，鼓励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美国的匹兹堡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着同样的产能过剩问题，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基地，匹兹堡深受产能过剩影响而陷入了危机，但是匹兹堡的转型也正是在这种危机中倒逼出来的。通过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技术研发资金，匹兹堡从一个高污染的钢铁生产基地逐步转型为以能源、医药、科技和教育为规模产业的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它的成功经验表明，转方式和调结构将是抑制产能过剩、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宏观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巨灵金融平台及国泰安（CSMAR）数据库，样本选用2002—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由于CSMAR数据库从2002年开始披露成本费用粘性计算中所需使用的收入及费用季度数据，另外，考虑到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需要，为了保证恰当的时间跨度，本文选用了2002—201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剔除了金融业上市公司及同一年度中四个季度销售额连续上升或连续下降的样本。最终，本文的样本包含了961家上市公司，共11351个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及回归模型设定
(一)宏观经济波动的计量已有研究在考察宏观经济因素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时，通常选用的是GDP增长率（Lev&Thiagarajan,1993；ABJ,2003；Bankeretal.,2010；孙铮，2004等），没有考虑到宏观经济波动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选用产出缺口对宏观经济的波动进行计量。
(二)成本费用粘性的计量借鉴DanWeiss(2010)的方法，本文利用企业收入、费用的季度数据，通过下列算式，对各企业每一年度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进行了计算。上式通过测量销售额每下降一个单位时的费用变动额和销售额每上涨一个单位时的费用变动额之间的差值，来衡量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若Sticky<0，说明企业存在成本费用粘性；反之，若Sticky>0，则说明企业存在成本费用反粘性。
(三)管理者未来预期的计量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表明，管理者会依据企业前期的业绩表现来推测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Barberisetal.，1998;LantandHurley，1999），当前期销售额增长时，管理者往往会更加的乐观；反之，会更加的悲观（曹歌，2012；Bankeretal.，2014）。因此，本文设置了一个关于管理者预期的虚拟变量，并将前期销售额变动方向作为管理者预期的判断标准：当第t-1期销售额大于第t-2期销售额时，我们认为管理者对第t期销售额将持有乐观预期；否则，将持悲观态度。
(四)回归方程的设定为了检验假设一，即观察宏观经济波动是否会对费用粘性产生影响影响，我们使用了如下方程。在这里，我们用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来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与管理者未来预期共同对费用粘性产生的影响，并以此考察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方程的回归结果中，我们主要观察该交乘项的符号和显著性，以此检验假设二、三、四。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表1中，我们队全体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费用粘性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0.1393、-0.1171，均小于零，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费用粘性的现象；管理者预期的均值为0.7477，大于0.5，说明上市公司高管更容易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持有乐观预期，这与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现象相互对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的均值约为38%，两职分离情况的均值约为0.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并没有很严重的问题。在表2中，我们将样本按照企业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并对子样本进行了双重差分检验。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平均费用粘性为-0.0855，非国有企业的为-0.1783，非国有企业费用粘性程度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的费用粘性程度，并且，就均值而言，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乐观程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高管的乐观程度，说明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更低，当经济发生波动时，对于成本的调整也更加随意，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假设三和假设四。此外，无论是均值还是中值，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都要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国有企业的问题，导致国企的治理效率低下。
(二)实证回归结果利用模型1和模型2对假设H1-H4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的回归中我们可以看到，产出缺口与费用粘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当产出缺口大于零，即宏观经济上行时，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会随之上升，印证了假设1。另外，资本密集度与成本粘性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当收入出现波动时的调整成本越高，企业的费用粘性就会越强，这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相反，劳动密集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是由于在计量过程中，我们为了控制异方差对劳动密集度取了对数，导致劳动密集度的样本值小于零导致的，就本质而言，劳动密集度的系数说明当企业的劳动密集度高时，企业的费用粘性也会更强。为了验证假设2，即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影响机制中的作用，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管理者预期的变量及其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得到模型2。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管理者未来预期的乐观程度与企业的费用粘性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管理者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持有一种乐观态度时，往往会更不愿意调整企业的现有资源，以防未来期间调整成本的发生，这与曹歌（2012）、Bankeretal（.2014）的结论是一致的；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也与企业费用粘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当管理者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上行对费用粘性的促进作用就会加剧；反之，当管理者对未来持有悲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下行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也会加剧，假设二得到数据支持。模型3和模型4是在将全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基础上，用子样本对模型2进行的重新回归，其中模型3是对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模型4是对国有企业样本进行的回归。从回归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与费用粘性水平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当国有企业管理者持有乐观预期时，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水平并不存在着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低下，管理者并没有很强烈的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动机，并且国企的所发生的费用多少也不会对企业的生存产生实际的影响，在做出成本决策时，管理者并不会很认真的考虑调整成本的问题，更多的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和个人利益的问题。与国有企业相反，在非国有企业赝本的回归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与产出缺口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未来预期会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帝国建设主义思想”更强，在作出成本成本决策的过程中也就会更加细致的考虑宏观经济的波动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由此，假设3和假设4得到证明。
四、结论
通过建立相关实证模型，本文得到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宏观经济波动会对企业费用粘性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当宏观经济上行时，企业费用粘性也会上涨，反之，当宏观经济下行时，企业的费用粘性也会随之下降；第二，管理者未来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当管理者持有乐观（悲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上行对企业费用粘性的促进（抑制）作用会得到加剧；当管理者持有悲观预期时，宏观经济下行对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会得；第三，国有企业管理者未来预期并没有显著的传导作用，与之相比较，非国有企业管理者预期在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宏观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国际上存在很多种类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所采用的汇率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面临重新选择。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核心是权衡效率与稳定之间的两难，在一个资本账户未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也不可能有市场化汇率，而资本账户的开放和汇率的完全市场化才是有效的汇率制度安排。显然，中国与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安排有相当大的差距，只能选择稳定的汇率而牺牲一定的效率。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的建设。
从国外经验来看，无论是汇率制度还是汇率水平的调整，都必须主动操作，不可被动应付。凡主动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国、智利和韩国；凡被动应对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马来西亚。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美元利率处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结束了长达5年零利率政策；欧元区也在进行小幅加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了研究。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全部托盘买入，汇率变动的幅度被严格控制在0.3%以内。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节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节作用；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防范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流入。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防止对贸易部门的过度调整。我国在走向开放的经济中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通过出口导向促进经济增长战略，这是一种促进就业并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的贸易战略。而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的收缩作用最大，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因而，汇率调整必须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同时也考虑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破坏出口竞争力。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其后的理论发展都是在这个模型基础上的修正、延伸。在这些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汇率升值通过汇率的杠杆效应使总需求减小的同时，也使总需求在国内外的分配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但问题是：由于人民币币值存在较大幅度的低估，人民币的初始升值强化了国外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如果外资转化为人民币后不投入非货币资产，外资流入的年收益率是人民币年升值幅度与国内利率之和，这个收益率与国外利率之间的权衡（这里没有考虑外资进入的操作成本和政策风险）来决定外资是否流入。因而，在人民币升值时，为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国内将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动资产（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从资本市场而言，这将导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从信贷市场而言，低利率导致信贷扩张，这些过度投资导致总需求扩张，并可能导致通胀；在这些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后又将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于外资而言，在转化为人民币后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伏击”，获取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以汇率调整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必须要与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使经济达到平衡。在资本项目受到严格管制、投机性外资难以进入时，汇率升值除了调节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外，对总需求有紧缩作用，需要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同时，尽管我国资本项目实施管制，但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投机性外资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因而，要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收缩流动性。从前期的升值情况看，中央银行比较多地运用冲销政策来收缩流动性。
宏观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一)发展历程纵观统计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从中得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将统计学作为知识体系的核心，还具有较为独特、清晰的发展流程。这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利用3个发展阶段概括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下文针对这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并分析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第一个发展阶段：在该阶段，经济学专家主要关注国民经济的重要统计指标，研究比较国家经济实力的实际发展情况。第二个发展阶段：属于国家经济核查体系的完善阶段。多数和本体系有关的部门，在分类上更加细化，使得国家经济核查体系逐渐完善。在本阶段，统计学设计思想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进，确定核心指标，形成指标体系和国家经济行业分类体系，细化国民经济结构部分等，不断充实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科学统计体系。在科学应用统计学的基础上，优化资料配置，将社会经济危机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第三个阶段，也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目前所处的阶段。在本阶段，在经济统计领域中，形成了微观统计与宏观统计互相促进、互相融合、不断完善的新局势，使得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信息网络技术、电子商务、政府信息化、网络购物以及企业信息化等方面的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独立性地位更加重要。这就要求人们要从新的社会发展途径中，深刻理解经济统计，为统计分析打好基础。一些人无法全面理解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主要是只是用来说明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这无法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分析作用。此外，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旅游业、收支分配调节、交通运输、物流、金融体系以及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统计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二)欧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多数经济学专家和统计学专家都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进行了研究。其中经济学家、统计学法威廉•配第就对国民收入总量进行分析、统计。随后，出现了价格与需求函数关系量化分析，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完善，进而实现统计和分析这两门科学的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了国家经济核查体系，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充实国家经济核查体系。此后，出现了投入产出分析法与资金流量表。这些都极大了促进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推广应用和发展。
(三)中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统计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检查与制定工作之一，在企业，乃至国家所有部门中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成为了总结与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就我国目前形势而言，统计学数据等有关内容并没有获得较为深刻的利用，统计学的重要性经常被忽视。因此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明确统计学在整个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研究方向、核心地位、知识体系中的关键所在等，并不断发展此趋势，利用措施弥补数据的不足和数据质量问题，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采取现代统计学分析法，实现统计学的独立发展，以此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二、结束语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要求以先进的数据信息技术作为数据支持，还需要强大的数据库系统以及计算机网络先进技术和统计学专家的紧密配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仍然要保留并继承优化管理、统筹兼顾的科学思想，并将其视为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管理理念。
宏观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一）有关社会矩阵的平衡方式
除采用以上方法之外，还通过CGE进行研究。在建立CGE模型之前，要先对初始的SAM进行科学处理。可采用最小交叉熵法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例如，使用最小交叉熵法对相关的房产服务和房产开发、房产物业管理等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科学、全面的进行考察，并根据比较科学的原理和科学方法进行调整，使有关数据达到平衡，即与原始值保持一致。
（二）有关房地产实际经济价格的经济影响
房地产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位置，表明了房地产经济在各经济行业中至关重要性。房价的波动时刻影响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例如，房价上涨，则和房产业关系密切的钢铁行业、砂石行业、机械行业等行业产品价格也随着上涨。房产价格下降，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也会随之下降；农业同房地产业的关联程度较小，因此农产品价格的变化相对较小，不受房地产价格变化的起伏而变化。其次，房地产价格变化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是正相关形式变化，房地产价格上涨，宏观经济相关数据也会随着变化。同时，房地产价格变化对居民收入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房产价格出现小幅度改变，在收入水平上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房产价格有显著变化时，则居民收入也会有显著变化，总之房价和居民收入密切相关。同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对金融业也有一定的影响，金融业的弹性较大，从投入到产出，很明显的能够看出两者的关系。
二、有关房地产价格的效应与影响
（一）有关价格上涨的部门直接产生效应
首先，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和之前预计的保持一致。在一些场景中，由于房地产的实际价格上涨让一些行业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幅度增长。其次，在相应的场景中，排除所有房地产自身以外，相应的建筑业、重工业以及一些公用事业均受到房地产影响颇大，在一些农业、工业与相关服务业中相应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实际影响比较小。综上述，从整个行业的实际分布来说，由房地产的实际带动是比较大，主要以一些基础性设施为主要行业，而这些行业中大多数都存在着相应的产业关系。所以，部分行业在实际的产出增量中要增加直接性关联，一些轻工业与农业等多种行业其实际增长幅度都比较小，而和预期相对比却保持着一致性。
（二）房地产价格的相关影响
我国房地产实际价格的不断下降也让国家的宏观调控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不断改革，我国一些房地产行业已经逐年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地产的GDP的实际变动，相应的就业以及进出口也在不断增大，而对一些消费与总产出来说其一直都受着宏观调控的直接影响。对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来说，其实际价格的不断变动对一些非生产的账户有着直接而必然的影响。对房地产的下降与上升使一些人的收入持续降低。但是，房地产的实际价格下降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相关政府与企业的房价与收入在实际的变动方面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相反的是，其给相关的居民只带来了较差的居民收入，房地产的实际价格的下降对我国的居民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房地产的实际价格对宏观调控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与之比较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总而言之，房地产的实际价格促进了国民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波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实际住房矛盾，同时也直接影响着相关的行业，这就给宏观调控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与实际价格的波动具有实际研究性意义。因此，本文就针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性做了简要的分析，希望通过本的研究可以提供参考。
宏观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一)实证方法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往往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间的关系，然而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左端也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端，从而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向量自回归(VAR)较好的解决了以上问题。在研究货币政策传导及其影响的过程中，向量自回归模型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实证方法之一。因此本文也采取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二)变量选取本文基于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选择变量，选取中国的经济增速、物价、货币供应量增速、贸易余额增速、股价、汇率以及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进行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速，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为季度数据，数据量较少，而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存在非常相似的变化态势，因此采用工业增加值增速(cgdg)作为经济增速的变量。对于物价，因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市场敏感度非常高，通常可作为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因此将其作为指标。关于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2增速(cm2g)为研究对象。对于贸易余额增速(ceig)，选择出口当期值与进口当期值之差的同比增速来衡量。以上证收盘综合指数作为股价(csti)的衡量变量。对于汇率，基于目前中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将其确定为实际有效汇率(cexr)。对于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3可能更好的衡量流动性，然而IMF统计数据库的M3统计时期截至2005年第四季度，此外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度相对较低，美国M3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因此以美国的M2增速(um2g)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IMF统计数据库和国际清算银行。
(三)数据说明及其统计特征在样本选择期方面，由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开始启动首轮量化宽松政策;此外2008年量化宽松政策开启至目前的季度数据跨度较短，实证结果难以说明问题;因此选取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区间。为进一步对比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前后中国经济指标响应的变化，以量化宽松政策开启时点为界限，将样本选择期划分为两个子区间:第一阶段为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第二阶段为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对这两个子区间再分别进行研究。各序列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实际有效汇率(cexr)和美国M2增速(um2g)均为I(0)序列，而中国的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为I(1)序列。这样，如果要利用回归模型研究各序列之间的关系，就要求各序列之间存在协整性，为此本文利用Johanson协整性检验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七个序列中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量化宽松政策之前的估计结果根据AIC统计量可得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二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求取美国M2增速对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实际有效汇率(cexr)六个指标的冲击。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即以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的样本为研究对象。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长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中国M2增速具有正向的冲击;对贸易余额增速、实际有效汇率具有反向的冲击;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基本不受影响。各经济指标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表3是中国经济指标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6.58%、4.17%、5.12%、4.93%、1.32%和1.76%，国内因素对各对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3.42%、95.83%、94.88%、95.07%、98.68%和98.24%。
(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估计结果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即以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为样本区间进行研究。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M2增速、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呈现正向的变化;贸易余额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反向的变化。如表4所示，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8.14%、19.29%、14.22%、4.52%、9.51%和8.09%，国内因素对各相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1.86%、80.71%、85.78%、95.48%、90.49%和91.91%。总体而言，美国M2增速发生一个正向冲击，对于中国各经济指标，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之后，其变化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对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的结果显示基本不受影响，而之后的结果呈现正向的响应。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程度大于量化宽松政策之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2年至2013年这一新的样本选择期，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为进一步使得研究具有对比性，将样本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加以检验，研究结论总体如下。首先，无论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还是之后，美国M2增速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贡献度仅占很小的比例，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变化绝大部分由其自身解释。因为自2005年7月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在此基础上测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水平的变化;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呈现一定的独立性。其次，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响应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各宏观经济指标变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变化呈现明显的方向性。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的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经济指标变化的解释程度大于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最后，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M2增速、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呈现正向的响应;这是因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会导致其需求增加，基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同时由于中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从而引起中国M2增速、中国经济增速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升，中国的流动性增加会引起股价指数上涨。贸易余额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反向的响应，因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所以实际有效汇率表现为反向变化，这进一步会引起贸易余额增速呈现反向变动。
鉴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全局来看，首先，中国宏观经济指标虽绝大部分由自身解释，但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指标确实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制定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可能需要将美国的货币政策纳入考虑范围，或许需要站在国际协调的视角，从而实现中美货币政策的良性博弈。其次，如要尽量规避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可能是当务之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内需而不是外需，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加绝缘于外部货币政策的冲击。第一，逐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可能不能同时实现，在当前资本自由流动或许不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从经济制度及结构上逐渐完善，逐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掌控货币政策制定的主动权，以削弱美国货币政策实施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冲击。第二，逐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作用，营造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增强汇率政策的灵活性。第三，降低外贸依存度，分散外贸风险。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管理和调节对外贸易，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改良贸易结构，降低外部冲击对中国贸易的影响。扩大贸易对象，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程度，分散对外贸易中的风险。第四，理性应对人民币升值。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不可取，应理性应对人民币升值，设置合理波动范围。第五，资本账户开放须要谨慎。目前资本账户是否开放成为非常热门的话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下，如果资本账户贸然开放，资本势必大量流入或流出中国，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较大的波动，因此资本账户是否开放以及如何开放须要仔细考量。第六，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仍由美元主导，美国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元贬值，严重损害他国利益。中国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金融合作，继续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从而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宏观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本文的任务，就是要对”企业拖欠“这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经济波动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并对处理三角债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做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
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and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
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也是造成企业间债务大量增长的原因。其中包括：金融市场不完全，资金的使用与配置缺乏效率，缺乏商业票据的贴现与抵押机制，缺乏银行对企业财务状况的监督。更重要的是，整个经济中尚缺乏对财产权（包括债权）的保护，不履行债务合约的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结果必然是违约方、债务方得益，任意拖欠，越拖欠越受益而不会受损，而债权方反倒处在被动的地位，商业信用无法正常展开，反倒形成了不讲信用的”拖欠文化“。这些体制上的缺陷都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间债务拖欠的恶性循环。
宏观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自20世纪末以来，系统耦合理论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系统耦合理论对交叉领域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理论的指导下，人们构架了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关联和影响的桥梁。“耦合”一词系借用物理学的概念。《辞海》关于耦合的解释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例如，两个单摆中间连一根线或一根弹簧，它们的振动就是此起彼伏;原子内部电子的总角动量就是自旋角动量和轨道角动量的耦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组成一个网络时，其中一个电路中的电流或电压发生变化，能影响到其他电路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现象叫电路的耦合。电路之间的耦合方式包括电感耦合、电阻耦合、互感耦合、电容耦合、电阻电容耦合等。在化学反应领域有耦合反应，将两个化学反应联合后，其中一个化学势大于零的反应，可以带动另一个化学势小于零，单独存在不能进行的反应能够进行。生物系统中许多反应就是靠这一原理实现了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在生物、生态、农学、地理学等领域，都有人们引用耦合的思路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两个或两个以上性质相近的生态系统具有互相亲和的趋势。当条件成熟时，它们可以结合为一个新的、高一级的结构———功能体，这就是系统耦合，属于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任何系统，其非平衡态是绝对的，平衡态是相对的、偶存的。系统自由能的积累可使系统进入非平衡状态。通常人们说“能量是系统的驱动力”，无疑也适用于系统耦合。当条件和参量适当时，系统势能延伸，可以使不同系统实现结构功能的结合，产生新的且高一层的系统。它不是原系统量的增大，而是新功能体———具有新质的较高层次的系统。它联通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发生系统耦合，由此产生的新系统称之为耦合系统。系统耦合的相关因子主要包括:耦合的关联性、耦合的整体性、耦合的多样性以及耦合的协调性等等。系统耦合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纽带，其理论意义在于充分发挥生态系统所固有的开放性带来的外延特性(自由能的积累)，导致系统进化和生产潜力的解放。系统耦合的生产潜力源于其催化潜势、位差潜势、多稳定潜势和管理潜势。耦合的关键是要打破原有系统的界限，破除原有系统的束缚，以构成要素的自然关联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原则，将关联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形成具有自组织结构的、系统内各要素具有能动性的新主体联合系统。例如人们关注的环境保护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的耦合关系(如图2所示)，两者存在催化潜势、位差潜势、多稳定潜势和管理潜势等等，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联起来，建立畅通的信息通道，建立新的自组结构体系，使各要素之间充分发挥能动性，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从而构建新的动态平衡系统，找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
二、耦合经济概念的提出
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很多经济问题，例如个别的如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环境容量不相容的矛盾，有望在已经立法促进的循环经济阶段解决。其他的矛盾，通过实施循环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这是因为按照物理中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规定，能量是单向滑向退质劣化以至于彻底失去做功能力的。因此能量的消耗是持续的。再比如，现行的市场经济中的供求定律与生态系统的供求定律是相悖的，例如市场上海鲜鱼类的供给量减少，则价格上涨，从而刺激捕捞量增加，而海鲜鱼类的保有量则会下降。使这种相悖的规律通过耦合协同起来，扭转向耗竭方向恶性发展的局面，是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实现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必须靠机制创新才能做到。继循环经济之后，人类社会进一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经济形态是“耦合经济”。所谓的耦合经济，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充分发挥循环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当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生产活动相互耦合，人造财富生产能力、自然资源消耗能力与自然资产生产能力相和谐，经济活动中排放氧化物的规模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还原规模相和谐;人类社会所依赖的能源在依靠工程技术使能量得到梯级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工程科学突破了对物理学中热力学第二定律限制性的理解，以耦合作为创新的主要手段，在地球环境条件下，发展能够把赋存于地球环境中的能量聚集起来，使之成为新能源的可持续能源技术，最终实现由可持续能源支撑的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使经济形态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简而言之，耦合经济就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以及自然生产要素相耦合，经济(Economic)、环境(Environment)、可持续社会(Ecotopia)三者(3E)协调、和谐、共同发展，构筑“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友好复合型社会体系.
三、耦合经济的制度创新设计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国富论》中提出来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其含义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力图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费者追求满足程度(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一般说他们并不企图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们所增加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但是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引导他们去促进社会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们真心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产生的效果好。后来经过后世经济学家A•马歇尔等人的不断完善和演进，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可以有效率地实现稀缺资源合理配置的机制。现在我们尝试移植这一原理，把它应用到自然资产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中来。我们把这一原理中市场参与者的个人追求定义为明确目的，把在不经意中达到的目的定义为伴生目的。把这只新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描述为复合社会(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每个人都在力图追求个人满足。一般来说，他们并不企图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资产，也不知道他们所作的贡献有多大，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去达到伴生目的，并且其效果要比他们真心想的效果好。很显然，如果在实践中做到了这样，那就是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活动耦合起来，在人们追求个人幸福的努力过程中，同时达到了生态友好、环境友好、气候友好的伴生目的。这只新的看不见的手，将是有效果的。作者构思了一个关于“空气资产”生产消费等行为中新的看不见的手起引导作用的模型(如图4所示)，它初步显示，经过努力这条路是可行的.假如我们每时每刻呼吸的空气资产为某个拥有者所有，消费者不按市场价格付费，就无法取得呼吸用的空气，就像哺育婴儿需要牛奶，婴儿没有付费购买牛奶的能力，而是由其抚养人代付的。由此我们建立这样的市场关系:空气资源拥有者依靠出卖自己的空气取得收入而生存发展，他会按照市场竞争决定的价格向消费者收取费用。由于排污者对空气产生污染，降低了空气的效用，进而降低了拥有者出售空气的价格，并因此受到损失。在法律的保护下，拥有者向排污者收取赔偿金而加大了排污者的行为成本。空气拥有者为了永续经营下去，会将出售空气得到的资金和向排污者收取的赔偿金用于根据消费者需要、维持和扩大生产者的生产量的投资，如用于清除污染从而提高销售价格的投入。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排污者向大气环境排放污染物使空气受到污染的过程，是一个自发的扩散过程，而拥有者要治理污染物的时候，首先是一个把污染物富集起来、分离出来的不能自发的过程，其后才是把污染物无毒、无害化转化的过程。较之排污者在排放之前污染物尚处于“浓相”时治理，至少是多出了把污染物富集起来、分离出来的成本。排污者终究会发现，赔偿损失比自己治理的花费要大，从自身利益考虑，他最终会选择自己治理而不是向空气排放污染物。这个很简单的模型告诉我们，通过导入一只新的看不见的手，使现行市场经济体系参与自然系统的运行耦合起来，最终实现建立在自然系统上的良性发展，自然资产保值增值基础上的经济繁荣、社会财富增长，是能够做到的。
四、耦合经济解决问题的思路
耦合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创新，因为它符合创新的最本质特征，即把一切不可能变为一切皆有可能。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耦合是构造一个新系统的手段。由于新系统的新结构，决定了新系统的新功能。新系统能够涌现出新的特性或功能，包括把过去的不可能或把在其他存在形式下的不可能变成新系统下的可能。
(一)人类活动与自然活动的耦合如今作为地球村的村民，我们欣喜地看到经世界各国政治家、科学家以及社会名流的大声疾呼和国际组织的不懈努力，各国政治家在遏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并且列入国家议程。在有关制度驱动下的主要行动包括发展循环经济、深入的节能减排、清洁发展机制、低碳经济、可持续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植被恢复与荒漠化治理等。目前，全球人类活动排放的CO2数量远远多于全球自然生态系统还原的CO2数量，处于大气中CO2含量因为总量积累而上升的阶段，且CO2含量处于对气候不友好的、使全球气候变暖的水平。通过把人类活动与自然活动耦合起来，先期要达到遏制住大气中CO2浓度继续增长的势头。这要靠发展、繁荣地球自然生态系统，扩大其还原CO2的总规模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依靠发展低碳经济，使全球CO2排放总规模下降。两者相向运动至规模相当。其后一个阶段，是低碳、非碳可持续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主导，CO2排放总规模小于还原总规模，大气中CO2总水平因负积累而下降。最后一个阶段是使CO2排放总规模与还原总规模达到一个动态平衡阶段，此时的平衡使大气中CO2的浓度处于气候友好、生态友好的水平。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里要呼吁的是，我们要把大气层中的CO2看作全球共享的资源。谁把它更多地转化成碳质能源，谁就多了一份竞争优势、生存发展优势。为此，应该制定国家发展耦合经济战略。
(二)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耦合我们今天遇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原因是人类社会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属性上走的太远，因此，我们要跳出现今的社会属性回归自然属性，但这绝不是要解体社会，重新以个体的形式实现人的自然属性，而是要通过创新破除目前这种游离于自然界之外的社会，建立一个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复合社会。按照扩充后的复合社会去理解，认识论就要丰富和完善其内容。例如，除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资产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资产生产力与人造财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才能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复合社会。建立这样的复合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于明确生态资产的产权归属，确立并实现生态资产的价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很多问题，看到和想到远远不等于做到，而往往是稳定的利益结构、心智结构、群体的博弈结构在起决定作用。尤其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放弃无回报地索取自然资源的行为，拿出人类劳动成果的相当一部分回馈于自然，这将面临整个价值体系的改变，是极为不易的。构建复合社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完善问题。首先，构建复合社会要解决的问题是明晰生态资产的产权归属，使生态资产受到有效保护，避免历史上一再发生、被经济学家称为“公地悲剧”的事件;其次，承认自然资产的价值和生态服务的价值并实现它们的价值，最终要在复合社会的框架结构之下，形成价格机制。这将是极为复杂、深刻的问题，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为了不至于拖延时间，快捷而有效的办法是向自然资产的采掘、耗用和享受生态服务征收税金，提高现行市场经济成本和价格总水平。然后将征收的税金，以公共财政投入的方式，一方面用于支持耦合经济产业技术开发;另一方面用于扶持生态产业及生态资产所有者，矫正因为价值被忽视的参与市场竞争的先天畸形。因此，我们才能迎来一个生态逐步繁荣，环境容量相应增大，生态系统产出持续提高，生态服务逐步增强，自然资产充分保证的前提下、人造财富最大化得以实现，人与环境系统和谐共荣的未来世界。
(三)自然生产要素之间的耦合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使是在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个阶段，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的知识，都是有错误的，仔细推敲下来，对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对征服自然产生的狂热情绪的批评中，有一种声音是“出于人类的无知”。其实，人们对于征服自然产生的狂热情绪并不是完全没有知识的无知，而是基于一些错误的无知。但是，在汲取因为基于偏颇甚至错误的知识而发生不适当的征服自然的行为招致自然报复的教训时，我们也要切实防止消极看待人类对自然进行干预甚至是改造的作用，防止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事实上，就自然的生产力而言，完全自然的状态中，往往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但因为自然生产所需要素耦合不完善，而始终发挥不出来。其中的“玄机”一旦被人类看破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干预甚至是改造，往往能够快速而有效地把这种潜力释放出来。古往今来，此类成功的实践不胜枚举。尤其是在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又面临可持续发展难题的今天，运用人类知识作用下的劳动，把自然生产要素耦合起来，形成高的自然生产力，服务于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理应成为耦合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必将在耦合经济的实践中得到更加理智地看待和应用，并因为创造出难以估量的自然生产力而推动可持续发展。2000多年前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成就了四川“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国古代先人运用自然规律的正确知识，用劳动改造自然、使自然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杰作，它发挥作用的本质可以理解为:通过都江堰水利工程改变有限水资源(自然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的时空配置格局，使得整个成都平原都能及时得到水资源以与其他各项自然生产要素偶合起来，使自然的生产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材料提供的支持，人们通过干预和改造自然，形成了能够大幅度提高自然生产力的人工环境。例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北方农民发明并广泛应用的塑料大棚温室种植技术，改变了自然状态下整个漫长冬季因温度和热量水平不足以支持其他要素耦合并转化为生物质的状态，改善了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富裕了一方农民。总而言之，在很多丰富而又具有说服力的成功案例的启发下，我们确实该自觉地、能动地、清醒地认识“运用人类知识作用下的劳动，把自然生产要素耦合起来，形成高的自然生产力”这一命题了。
(四)创立可持续能源技术体系创立可持续能源技术体系，是耦合经济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从能源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走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能源全部依靠可持续能源技术体系之日，就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之时。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物理学中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内容的理解和突破，这里主要涉及聚集结构的知识，可以肯定它是揭示客观上存在而人类却一直未曾深入的理性认识，特别是没有深入认识之一类过程所拥有的共性的新理论。可以肯定聚集结构理论的提出，使人类主观认识自然的理论体系与客观存在的、首尾相接的第一类过程和第二类过程构成的过程循环相吻合。可以预见，随着人类能动地发展聚集结构过程，将使当前文明依赖并面临的可耗竭、不可持续的过程中，转而成为支持我们文明持续发展的、不可耗竭的、可持续的过程。可见，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能源科学突破对热力学第二定律限制的理解，以耦合为主要手段，使不同性质的过程关联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宏观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1.1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需要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检验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为了减小数据变动幅度，首先对原始数据取对数。根据和的时间变动图，在ADF检验中设定两个变量均有截距项，但不含时间趋势项，由Eviews8得到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汇总如表1所示。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选取1%的置信水平，如果ADF检验得到的统计量小于1%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则表明所检验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否则存在单位根。由表1可知，在1%的置信水平下，和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和在1%的置信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的，有必要进行协整检验来分析两者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1.2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且它们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那么这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关系表明变量之间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由上文可知，和都是I(1)即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本文采用E-G两步法来完成协整检验。首先，用普通最小二乘法(dinaryLeastSquare，OLS)估计协整回归模型，并得出残差序列估计值。用Eviews8得到的回归方程如下：其次，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如果残差序列平稳，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反之则不存在协整关系。仍用ADF检验来验证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以上检验结果表明，ADF检验统计量小于三个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与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结合协整回归方程可知，和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1.3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上文检验结果可知，和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此前提下，有必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验证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用Eviews软件得到的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对于第一个检验，只有在滞后阶数为2和8时接受原假设，在其他滞后阶数下都拒绝了原假设，因此拒绝原假设是较稳定的结果，即是的格兰杰原因。对于第二个检验，在滞后阶数为1～8时都接受了原假设，这一检验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此不是的格兰杰原因。综合以上检验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与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BDI指数的变动会引起EPI指数的变动。
1.4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为了进一步研究BDI指数与我国宏观经济景气状况之间的动态特征关系，本文对两个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考察一个内生变量受到某种冲击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首先选用5个指标来完成最优滞后长度检验，结果显示LR、FPE、AIC三个评价指标认为滞后阶数为10较为合理，因此本文建立10阶VAR模型。为了保证所建立的VAR模型的稳定性，本文利用Eviews软件作出了VAR模型特征根的倒数值图示，VAR模型所有特征根的倒数值都落在了单位圆内，说明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可靠的。通过上述最优滞后长度检验和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本文保证了所建立的VAR模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为了进一步分析BDI指数与EPI之间的动态关系，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明对具有单向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本文作出了对的脉冲响应函数。对的脉冲响应函数显示(见图3)，当在本期给一个正冲击后，对冲击的响应是正向的。具体而言，在前两期小幅上涨，从第3期开始迅速上升，在第5期达到峰值，从第5期到第10期在一个高位上表现出小幅波动，从第10期开始平稳下降，并在第23期时变为负效应。这表明BDI指数的上涨能够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较为显著的拉动作用，而且这种拉动作用具有较长的持续期。
2检验结果分析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BDI与EPI指数随时间变动的图示得出，两变量上升、下降的阶段及波峰、波谷出现的时间较为接近，因此BDI指数与我国宏观经济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本文通过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与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且对具有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得出，BDI指数的上涨会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比较显著的拉动作用，且能够持续较长时间。BDI指数是海运市场的晴雨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全球贸易和经济的繁荣与低谷，是一个先行经济指标。BDI指数的上涨表明全球贸易规模增大，也能够折射出全球经济走势向好，我国现阶段还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国际上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大国经济状况的波动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因此BDI指数上涨能够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拉动作用。由此可见，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与经济理论是相一致的。因此应当认清BDI指数的走势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重视BDI指数走势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作用。通过BDI指数的走势合理预测我国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并基于此制定合理的防范和调控措施，防止我国经济状况出现剧烈的波动。
当BDI指数走强时，可能预示着我国经济将出现新一轮的繁荣，应当制定稳健或者适度紧缩的财政及货币政策，防止出现经济过热。当BDI指数走弱时，可能预示着我国经济状况的不景气，应当制定适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防止我国经济跌入低谷。此外，应当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BDI指数预测体系。由于BDI指数有助于预测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因此对于该指数的预测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对BDI指数走势的科学预测有助于把握我国经济形势可能出现的变化，提前制定合理的应对措施，避免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出现大幅波动.
宏观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模型定义为了合理描述宏观经济波动状况与汽车行业发展情况，将宏观经济的形势和汽车行业的发展分别看作是两个综合的、模糊的、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其中宏观经济的形势受多个可观测经济变量的影响，如CPI、PPI等;而汽车行业的发展情况也是由汽车产销量、汽车进出口量等可观测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SEM)是在70年代KarlJores-kog和DagSorbom等学者提出的在统计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验证性多元统计分析技术［11］。通过观测变量集合之间的协方差结构和相关结构，从定量的角度建立模型处理潜变量与潜变量、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关系的方法。一个典型的结构方程模型包括两大部分:测量模型与潜在结构模型。1)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与显变量之间的关系:x=Λxξ+δ(如CPI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关系)y=Λyη+ε(如汽车产量与汽车行业发展情况的关系)在实际应用当中常常将潜变量表达为其相应显变量的线形加权和的形式，且有几个潜变量即需定义几个度量模型。2)结构模型(StructuralModel)描述的是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模型η=Βη+Γξ+ζ(宏观经济形势与汽车行业发展情况的关系)实际应用中往往用线形回归的形式拟合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潜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常称为路径系数。
(三)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宏观经济波动体现的不仅仅是GDP的变动，而是伴随着出口、消费、存贷、利率等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变化。同样汽车行业的发展状况也绝不仅是由汽车的产销量来体现，而是通过一系列汽车指标进行的综合评判。笔者将宏观经济形势和汽车行业发展情况看作不可直接观测的潜变量，而将反映宏观经济形势和汽车行业发展情况的经济指标作为其观测变量。参考以往关于宏观经济与汽车行业之间关系以及各类指标数据，结合历年关于宏观经济与汽车行业的发展数据，运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下列变量指标。在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构路径图中，用圆或者椭圆表示潜变量，矩阵表示观测变量，单向箭头表示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双箭头表示变量之间的协方差或者相关关系。宏观经济与汽车业相关关系模型的结构路径图和基本路径假设如图2。
(四)数据说明模型选取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信息网以及《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7至2012六年间的月度数据，缺失数据运用趋势拟合与均值补充进行数据填充。
二、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模型的拟合度检验基于六年的72条数据，运用软件AMOS17．0，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分析。使用检验、规范拟合指数NFI和修正拟合指数IFI、比较拟合指数(CFI)、近似误差平方根(RMSEA)等较为稳定的指标考核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拟合后的评价结果及其理想值汇总于表2。表2表明，P值为0．000，说明模型通过检验;卡方与自由度之比从总体上反映了模型的拟合度，有学者认为小于2．0，则可以认为模型拟合较好，但也有学者认为当χ2/df介于2．0到5．0时，也可以接受模型，要视情况而定。本模型由于样本空间较少，故3．8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规范拟合指数NFI、修正拟合指数IFI和比较拟合指数(CFI)都是越接近于1越好，而RMSEA低于0．1才是好的拟合，模型结果中NFI、IFI和CFI都在0．8以上，RMSEA为0。093，小于0．1，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另外，根据AMOS所给出的结果，其组成信度(CR)大部分都在0．7－0．9左右，其平均提炼方差(AVE)也都在0．5以上，所以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内在结构上，该模型都实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说明了该结构关系能够反映样本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样本数量的关系，模拟结果还未达到最理想。
(二)模型的结构关系分析运用软件AMOS17．0进行假设模型的验证与分析，再根据修正指数MI进行多次变量之间关系的修正，得到所有不可观测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以及显变量与隐变量之间的因子负荷，其结果如图3所示。本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时采用了固定因子负荷法设定因子的度量单位。由图3分析表明:第一，负荷系数具有显著性，表明测量变量能很好地反映其对应的潜变量。在宏观经济形势因子中，外商直接投资、货币供应量和汇率对宏观经济的潜力影响显著，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发展影响显著，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宏观经济的现状影响显著。汽车行业发展中，汽车产量和汽车工业增加值的作用很明显，而汽车产品以及汽车进出口贸易差额的作用不是很显著。第二，路径系数具有显著性，表明宏观经济形势与汽车行业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关系。宏观经济影响因子与汽车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8、0．84、0．71，其中，宏观经济因子E1，即宏观经济的潜力水平对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影响最大。相关关系表明，信贷、货币、财政收入、城镇固定投资额、PPI、PMI等外生因素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最终也影响了汽车行业的发展。两者之关系可归结为:汽车行业的发展程度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宏观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反作用于汽车行业的发展，且对汽车行业的产量、贸易、增加值都有显著影响。
三、结论
本文根据2007－2012年的月度数据，在建立多维度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运用AMOS17．0软件分析宏观经济波动与汽车行业发展的之间互动效应。主要结论有:(1)模型中选取的各种经济变量，如新增信贷数据、货币供应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等，通过一定途径影响宏观经济，而汽车的产销量和进出口量等则影响汽车产业的发展状况;(2)宏观经济形势与汽车行业发展状况联系紧密，为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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