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风险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离岸金融市场离岸金融风险风险管理
离岸金融市场风险的定义
离岸金融市场风险即指在离岸金融机构的货币经营和信用活动中，由于各种因素（如利率、汇率等）随机变化的影响，使离岸金融机构或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的不确定性及其资产蒙受损失的可能性。用公式可以表述为：R=f(p，c)，R指风险；p为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c为该事件发生的后果。
离岸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较高，其风险的构成复杂。几乎包括所有类型的金融风险类型，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并且各种风险没有明显的界限，具有一定的共生性。离岸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通过价格、利率、汇率、股价等机制，以及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产生链式反应，如图1所示。因此，一国离岸金融市场要获得健康的发展，该国的监管当局必须对本国的宏观经济、对外经济和金融市场有清醒的判断和认识，其中尤其要重视离岸金融风险和管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严格监管。
离岸金融市场风险对我国的影响
（一）有限渗透模式加大离岸资产风险
我国离岸市场采用的是有限渗漏的内外分离型模式。有限渗漏的内外分离模式可以使试点银行在其需要时将在岸资金补充离岸头寸，有关银行将在岸资金渗漏到离岸账户中去，一旦离岸贷款不能按时收回，或者离岸市场的存贷款不能自求平衡，就只能冒险继续追加在岸资金以弥补离岸账户的存贷款缺口，进而打破在岸资金向离岸市场渗漏的限度，并进一步增加了离岸银行业务的呆坏账。
（二）转嫁金融风险
企业随着负债率上升，财务风险加大，其融资成本（贷款利率）将会上升。对于奉行激进经营策略的企业而言，如果能够向公众和金融机构隐瞒其真实负债水平，将有助于其扩大融资规模而不至于推高贷款利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拥有不透明“优势”的离岸金融中心无疑是最佳选择。借助离岸中心，外资公司可以在集团整体债务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将其控制下的信息披露义务较高的子公司的账面债务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推行高负债经营，最终发生债务违约而殃及向其在华子公司放款的中国金融机构。
（三）非法逃汇、套汇和骗汇
一部分企业利用《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缺陷，通过离岸业务以逃汇套汇。我国严格的外汇管制造成离市场和在岸市场的外汇资金价值差异，企业为了利用离岸市场赚取这个价值差异，有可能将境内资金转移到离岸市场，也可能将离岸资金转移到境内市场。例如，境内机构给境外机构提供担保，若境外机构经营失败，境内机构的资金就要划到境外，如图2所示。反过来，境外企业为境内企业提供担保，境内企业的经营失败就会使境外资金进入境内，如图3所示。
在没有离岸银行业务的情况下，这种转移要受许多限制，而有了离岸银行业务，这种转移就会很方便。不仅如此，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人们还会故意制造经营失败的假象，以实现逃汇、套汇的目的。
美国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借鉴
美国从两个方面对离岸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一是对国际银行设施的监管。1981年美联储批准设立纽约离岸金融市场，即国际银行设施（IBF），国际银行设施在风险监管方面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存放在IBF账户上的美元视同境外美元，与国内美元账户严格分开。其次，美国对IBF从事存贷款业务进行比较严格的管理。只能够向特定的对象通过提供大额存单或本票来吸纳存款，而贷款也只能必须用于美国境外；二是对美国银行在海外离岸金融市场的分支机构的监管。美国对国内银行在海外离岸市场的监管比较宽松。美国的一系列监管法令和政策都不适用于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对预定在境外支取的各项存款，不受联邦储备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管制；存款利率可以根据所在国家的实际情况自由浮动；贷款比例也较为宽松。此外，美国允许其商业银行的海外机构经营国内商业银行原不允许经营的业务，诸如证券经纪业务、保险业务等。
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政策建议
（一）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外部监管
1.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一方面，对离岸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控制是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离岸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管制主要看其是否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章程，是否有符合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额，是否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是否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措施；另一方面，对离岸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监管也是有效监管的重要一环。严重亏损或严重违规的离岸机构退出金融市场，将其破产倒闭的发生及其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体现了有效监管的要求。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健全，表现在对于离岸银行机构退出的问题，还没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与之分配。可以借鉴2003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对于离岸银行机构的市场退出方式进行规定，即接管、解散、撤销。
2.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在离岸银行业务日益多元化以及衍生业务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仅靠监管者单方的力量难以对离岸银行施以全面监管，信息披露则有助于强化监管，促进离岸银行业实现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另外，信息披露有助于遏止银行的各种违规操作，使银行经营管理层把精力从钻空子、找漏洞转到加强内部管理、减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上来，从而实现离岸银行在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协调统一基础上的良性运作。
3.健全风险预警体系。首先，科学的预警指标，针对离岸银行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三大因素（外债、银行坏账和通货膨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防止离岸金融风险的安全指标体系；其次，建立健全离岸金融机构材料上报制度。金融风险预警制度必须建立在充分、详实的金融资料基础上。为此，应当建立严格、完善的财务报表上报制度，各离岸银行必须按照金融监管当局规定的时间、项目、格式和口径上报各种财务报表和资料；最后，建立风险预警的评估系统和传导机制。金融监管当局在收到离岸银行上报的资料后，预测出各家机构所面临的风险程度，并列出有问题金融机构。随后将金融风险反馈给金融机构，向其发出警示信号，使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金融风险。
（二）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监管
1.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内部控制水平。离岸银行建立和完善科学、高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达到稳健经营的目的。具体来说，要建立、健全内控组织体系。抓紧在银行中设置稽核审计机构，同时要选配高素质人才充实稽核审计队伍；建立内部稽核监控指标体系，通过对资本、业务经营、制度执行、资金运用、经营成果、经营风险等指标的建立和考核，预防、预测金融风险；加强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对主要负责人的职责履行、权力作用、行为规范等方面进行动态监督，防止；严格对贷款、投资等资金运用操作，实行第一责任人制度。只有不断改进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及时有效地对风险进行识别和控制。
2.在满足资本充足率的条件下，充分运用巴塞尔协议相关规则提升离岸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离岸银行必须遵守8%最低资本要求，保证为存款者提供一定的缓冲资产。这将使离岸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增强，并降低离岸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巴塞尔新协议中IRB法的使用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其中许多规则都是我国银行目前无法满足的。但我国银行要想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参与国际竞争，必然要遵守全球一体的“游戏规则”，因此积极研究开发内部评级技术已成为当务之急和必然选择。银监会2007年公布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其中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改进风险管理，采取风险敏感性高的IRB法，最迟在2013年底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
3.严格加强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管理。我国在开展离岸业务时要严格在岸账户和离岸账户的分开管理，同时加强监管当局对离岸账户的掌控。监管当局可以要求定期报送离岸帐户的各项报表或临时要求的特殊报表，供其了解离岸业务的规模并监督各项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具体来说，银行可采取下列措施：银行对离岸业务应当与在岸银行业务实行分离型管理；非居民资产汇往离岸账户和离岸账户资金汇往境外账户以及离岸账户之间的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间的资金往来，汇出行（汇入行）应当遵守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和贸易进口付汇（出口收汇）核销监管规定，并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方法》进行申报；银行离岸账户头寸与在岸账户头寸相互抵补的限额和期限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定；为防止客户利用离岸账户“洗钱”，规定离岸账户不得接受或提取现金。
（三）国际银行业的合作监管
加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合作，一要促进双边监管当局的信息的共享，提高监管的协调性。我国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的往来，加强信息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互相提供监管信息加强对离岸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的审核，通过互派现场检查组的形式加强对本国银行海外分行的监管力度，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减少监管摩擦；二是加强资本流动的监管合作，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对一国的金融稳定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此，监管机构要加强监管合作，互相学习监管经验，共同打击洗钱活动，防止资本流动给金融体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三是加强金融监管人才的培训和合作，提高监管水平。我国应该积极与监管水平高的国家合作，共同培训监管人才，通过派员到先进的监管当局跟班学习、共同举办金融国际研讨会以及参加国际金融组织的活动，进一步提高我国监管人员的素质。
参考文献：
1.陶湘，陈雨露.国际金融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刘振芳.离岸金融市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金融市场风险论文范文第2篇
1.常规模式下Copula方法的应用
如同任何新方法被应用到新的领域一样，Copula方法之于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理论研究到具体实证中的过程。Sklar(1959)到Nelson(1998)，对Copula理论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Embrochts(1999)把Copula作为相关性度量的工具，引入金融领域。Matteis(2001)详细介绍了ArehimedeanCopulas在数据建模中的应用，并运用Copula对丹麦火灾险损失进行了度量。Bouye(2000)系统介绍了Copula在金融中的一些应用。Embrechts(2003)，Genest(1995)分别于模拟技术、半参数估计、参数估计对Copula的统计推断作了详细介绍。RobertoDeMatteis(2001)对Copula函数，特别是ArchimedeanCopula函数作了较为全面地总结。Romano(2002)开始用Copula进行了风险分析，计算投资组合的风险值，同时用多元函数极值通过使用MonteCarlo方法来刻画市场风险。Forbes(2002)通过对固定Copula模型来描述Copula的各种相关模式，并把这一个方法广泛地应用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管理、投资组合选择及资产定价上。Hu(2002)提出了混合Copula函数(Mixed-Copula)的概念，即把不同的Copula函数进行线性组合，这样就可以用一个Copula函数来描述具有各种相关模式的多个金融市场的相关关系了。上述文献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了Copula方法的适用性，并对Copula函数形式的选择，Copula函数的参数估计方法等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且采用金融市场的数据进行了相关实证说明，但都是在固定时间段内固定相关模式的假设下进行，没有体现出金融市场风险瞬息万变，投资组合的风险值动态变化的特征。
2.动态模式下Copula方法的应用
众所周知，金融市场投资组合面临的风险每时每刻都在波动，在模型假设固定的情况下测算往往会低估风险，因此建立动态的，能及时体现市场波动特征的模型显得更为重要。DeanFantazzini(2003)将条件Copula函数的概念引入金融市场的风险计量中，同时将Kendall秩相关系数和传统的线性相关系数分别运用于混合Copula函数模型中对美国期货市场进行分析。Patton(2001)通过研究日元/美元和英镑/美元汇率间的相关性，发现在欧元体系推出前后这两种汇率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基础上，Patton提出引入时间参数，在二元正态分布的假设下提出了时变Copula函数来刻画金融资产。Goorbergh，Genest和Werker(2005)在Patton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动态演进方程并用在时变Copula中对期权定价进行了研究。JingZhang，DominiqueGuegan(2006)开始构造拟合优度的统计检验量来判断样本数据在进行动态Copula建模时适用的模型结构，也就是时变相关Copula模型与变结构的Copula模型的统计推断，Ane，T.andC.Labidi(2006)采用条件Copula对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Bartram，S.M.，S.J.Taylor，andY-HWang(2007)采用GJR-GARCH-MA-t作为边缘分布并用GaussianCopula作为连接函数建立了动态Copula模型对欧洲股票市场数据进行了拟合，取得了较好的结果，Aas，K.，C.Czado，A.Frigessi，andH.Bakken(2008)在多元分布前提下对双形Copula建模进行了研究。二、Copula方法在我国金融市场风险测算中的应用
1.二元Copula方法的应用
Copula方法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张尧庭(2002)才将该方法引入我国，主要在概率统计的角度上探讨了Copula方法在金融上应用的可行性，介绍了连接函数Copula的定义、性质，连接函数导出的相关性指标等。随后韦艳华(2003，2004)结合t-GARCH模型和Copula函数，建立Copula-GARCH模型并对上海股市各板块指数收益率序列间的条件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板块的指数收益率序列具有不同的边缘分布，各序列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条件相关具有时变性，各序列间相关性的变化趋势极为相似。史道济、姚庆祝(2004)给出了相关结构Copula、秩相关系数Spearman与Kendalltau和尾部相关系数，以及这三个关联度量与Copula之间的关系，各个相关系数的估计方法等，并以沪、深日收盘综合指数为例，讨论了二个股市波动率的相关性，建立了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叶五一、缪柏其、吴振翔(2006)运用ArchimedeanCopula给出了确定投资组合条件在险价值(CVaR)的方法，对欧元和日元的投资组合做了相应的风险分析，得到了二者的最小风险投资组合，并对不同置信水平下VaR和组合系数做了敏感性分析。曾健和陈俊芳(2005)运用Copula函数对上海证券市场A股与B股指数的相关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了与国外市场不同的研究结果：不论市场处于上升期或下跌期，上证A股与B股指数间均存在较强的尾部相关性。李悦、程希骏(2006)采用Copula方法分析了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尾部相关性。肖璨(2007)则较为全面的介绍了Copula方法应用二元情况下的建模与应用。
2.多元Copula方法的应用
只在二元情况下度量金融市场风险并不全面，现实金融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人通常选择多个金融资产进行组合投资以降低投资风险，因此如何刻画多个金融资产间的相关结构，对于规避市场风险更具有现实意义，但如何将二元向多元推广依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这是因为当变量增加时，模型的复杂程度及参数估计难度都将呈指数倍增长，针对二元方法的模型参数估计可能将不再适用，需要研究新的估计方法。
三、总结与展望
Copula方法作为一种测算技术被引入金融领域中，由于其良好的性质和对风险的准确度量受到了理论界和金融机构的广泛重视，已成为金融风险测算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就国内外采用Copula方法对金融市场风险测算的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可以看到对于市场风险，已有的研究经历了从理论研究到实证说明，从常规模式到动态模型，从二元基础情况到多元复杂拟合的一个过程，Copula方法对于市场风险的测算已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摘要】本文就金融风险测算的一种新方法Copula理论在国内外的已有研究进行了总结，较为清晰的勾画出Copula方法在金融市场风险测算中的发展过程及应用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Copula方法对综合风险度量的可适性及应用前景。
金融市场风险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掀起了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的浪潮。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这是扼制危机蔓延的权宜之计，但本文从银行信用的本质、私人资本的逐利性、信息不对称和防范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的角度分析，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是一项长期策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关键词：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内在经济决定
自2008年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先后掀起了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的浪潮。历来视国有化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由政府注资或收购股份的措施对大型商业银行进行救助，以扼制危机的蔓延。这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临时的过度性措施，但本文从银行信用的本质、私人资本的逐利性、信息不对称和防范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的角度分析后，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是一项长期策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救助商业银行的主要措施
随着次贷危机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美欧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纷纷采取国有化措施对大型商业银行业进行救助。英国率先于2008年10月8日由政府出资500亿英镑认购商业银行和房屋贷款机构的优先股；10月13日，英国政府向皇家苏格兰银行、劳埃德TSB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注资370亿英镑，将其部分国有化；2009年2月27日，英国政府再次向深陷困境的苏格兰皇家银行银行注资255亿英镑；2009年3月7日，英国政府在莱斯银行中的股份从原来的43％上升为至少65％。美国紧随英国于2008年10月14日由政府注资1250亿美元购买美国九大银行的优先股；11月17日，美国政府再次斥资335，6亿美元购买21家美国银行的股份。德国政府于2008年12月12日向德国商业银行注资82亿欧元；2009年1月8日，德国政府再次向德国商业银行注资100亿欧元，使德国政府拥有了德国商业银行25％的股份；2009年2月18日，德国通过银行国有化法案，允许政府在6月30日之前将深陷危机的银行收归国有。日本政府于2008年12月19日为银行股权收购公司(Banks&apos；ShareholdingsPurchaseCorp，)所发行债券提供高达20万亿日元的担保，以帮助该公司购买银行股份；2009年2月3日，日本宣布斥资1万亿日元(111亿美元)，购入金融机构的股份，以帮助这些机构补充资本。由此可见，商业银行国有化已成为各国抵御风险、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的经济必然性分析
(一)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提升社会公众信心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信用的特殊企业，一旦丧失信用，其经营则难以为继。从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危机是信用链条断裂的极端表现，而此次危机就是破坏信用的典型案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实际是以国家信用提升商业银行信用，恢复公众信心和抵御金融危机。由此可以推理，社会公众对商业银行的信心背后实际隐含的是对政府的信心。
相对于其他企业，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十分明显，突出的特点是经营高负债性、债权高分散性和股权高分离性，这决定了商业银行是高风险行业，不能等同于一般企业进行控制和调节，由于其风险破坏性极大，一旦危机爆发，不仅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对实体经济有很大危害。因此，对大型商业银行采取国有化不是政府一厢情愿的行为，而是由大型商业银行在一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一是高负债率使商业银行天生具有脆弱性，容易引发信用风险。商业银行依靠对储户的高度负债进行经营，对商业银行而言，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8％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商业银行的负债率要高达90％以上，大大高于非金融企业负债率。需要说明的是，商业银行的负债大部分是存款人的钱，对于这部分负债没有规定商业银行拿任何资产作抵押，从此角度看，存款人承担的风险是很大的。人们之所以愿意把钱长期存放在商业银行，完全建立在对其信任的基础上。客户的信任是商业银行的最大商誉，这些长期、稳定的存款也被称为“核心存款”，可以被银行当作长期附属资本加以使用。在银行完全私有化的条件下，一旦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配置受利益驱动出现投资风险和流动性危机，这时存款人便不再信任商业银行，“核心存款”也不再是长期附属资本，而回归为银行负债的本来面目。此时，挤提存款成为规避风险的唯一办法，货币信用危机的爆发也在所难免了。
二是债权、股权高分散性使得存款人和股东无力约束商业银行，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保证存款人的利益，但没有规定存款人如何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理论上，存款人的存款相当于对商业银行的债权，按理存款人可以约束商业银行的冒险行为，但由于存款人众多分散，加之信息不对称，无法组成集体联盟对商业银行形成有效的约束。从股权结构上讲，由于现代商业银行股权高度分散，股东对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难以形成有效约束，股东大会的权力形同虚设。在股票期权成为高级管理层报酬的主要来源时，高级管理层从事高风险投资，增加银行利润，甚至操纵股价便成为必然之举，极易引发道德风险。
商业银行存在上述巨大的风险隐患，对信用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出现危机后，商业银行的信用将为零，与信用相伴的存款便有被挤兑，导致商业银行出现破产的危险。由于危机的传递和传染效应，一旦一家商业银行经营出现问题。将危及多家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经济动荡和社会不稳定。此时，政府必须站出来通过注资收购股权等途径持有商业银行股份，实施国有化，以国家信用来弥补商业信用的缺失，防范出现挤提存款的风险。虽然这些救助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的扩散和蔓延，但政府事后挽救的成本是极其巨大的。笔者认为政府应加强对大型商业银行的事前监督、管理与控制。以合理引导资金投向，缓解商业银行的脆弱性压力。
(二)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抑制高风险投资
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推动国会通过金融服务新法案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宽金融管制。金融管制的放松极大地刺激了金融工具的创新，债券远期、外汇远期、外汇掉期、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货币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应运而生，虚拟资本的交易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呈现相对独立的自我循环，金融稳定也随之失去了社会最终产品支持的物质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仅为3％左右，国际贸易平均年增长率为5％左右，但国际资本流动却增加了25％，全球股票的总价值增加了250％。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统计，2000年全世界虚拟经济总量是160万亿美元，其中金融衍生品年末余额约95万亿美元，股票债券存量约65万亿美元，是全世界GDP总和的5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每天流动量是2万亿美元左右，大约是世界日平均贸易额的50倍。在此背景下，为获取高额利润，商业银行逐渐由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向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发展，开始大量投资于高盈利的金融衍生产品。通常来讲，两倍的杠杆率(即资产／资本)就已经非常高了，而商业银行投资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却往往高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使得交叉性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尽管从理论上讲单个金融衍生产品具有规避风险的功能，但总体上看，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金融市场，并通过金融工具的杠杆率加倍放大，使得整个金融市场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政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要求商业银行的安全运行，避免高风险，但商业银行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在资本逐利本性和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会乐于冒风险投资于高杠杆金融产品，因此，商业银行本身不具有抑制风险的内部机制，这要求政府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与管理，从而蕴含并体现了国有化性质的一个侧面。
(三)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可以一定程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商业银行蕴含的巨大风险要求政府加大对其监管力度，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机构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于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政府监管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监管实践中，商业银行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他们作为微观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难以顾及银行业整体利益。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会故意对报送资料或报表进行篡改。有意隐瞒高风险投资问题，导致监管者不能及时识别、发现问题。首先是逆向选择问题，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商业银行在接受监管时，对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报告不真实，使监管当局监管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目前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息披露不真实，填报的数据随意性很大，监管当局汇总得出的数据真实性大打折扣。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当局难以及时、准确地发现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处理金融风险的成本很高。其次是道德风险问题，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充当最后贷款人，当银行流动性危机爆发时可进行紧急救助。中央银行参与救助，不仅仅是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更重要的是清除因集体行为的非理性造成的金融恐慌。但是中央银行的这一举措有可能削弱市场惩戒的约束机制，助长道德风险。
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外部监管的失效要求国家通过国有化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股权约束，实现外部监管向内部监管的转化，从而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增大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增强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约束机制，从而抑制商业银行的高风险投资冲动，避免银行的负外部性，同时把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结合起来，以实现银行经营稳健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双赢”。
(四)实行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化有利于抵御全球金融市场风险
在社会资源逐步向全球化配置转化的情况下，企业的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开始逐步跨国界、跨地区流动。这种经济一体化趋势在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从而使商业银行的信用环境恶化，借贷风险加大。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特殊背景下，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外部的影响更大。此时，单个银行的资本难以抵御全球金融市场风险，虽然存款保险制度能够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公众利益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心问题。在市场存在缺陷时，必须借助政府“有形的手”，通过国家控股的方式增强银行的信用，维护公众信心，以抵御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风险。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亚洲国家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银行的商业信用不发达，银行国有化程度普遍较高，也正因为此，亚洲国家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如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经受住了此次危机的考验，表现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据2009年2月9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在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前十名中，中资银行占据了四个位置，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高居三甲。就全世界范围看，国有银行制度非常普遍，拉·波特(LaPorta)等的研究表明，尽管自1970年以来，政府在银行的所有权比重在逐步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比主流经济学家所预期的要小得多。即使在许多银行刚刚完成私有化的1995年，全世界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的平均比重仍为41.7％，即使排除前社会主义国家，也达38.7％。
三、结语
商业银行的高负债率、债权股权的高分散和巨大的负外部效应使其具有天然的脆弱性，易引发信用危机。同时，私人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商业银行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具有很大信贷风险。商业银行蕴含的巨大风险要求政府加大监管力度，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外部监管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国家必须通过国有化提升银行信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股权约束，实现外部监管向内部监管的转化，增强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约束，从而抑制商业银行的高风险投资冲动，抵御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实现银行经营稳健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双赢”。
金融市场风险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金融市场已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融合,面临的金融风险日益增强。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加快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在发展壮大金融产业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一项关系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任务。首先介绍了金融风险的概念以及特点,然后分析了目前中国金融风险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最后,针对现存的一些问题,指出防范和化解中国金融风险的对策。
一、金融风险的现状
1.呆坏账水平高。2003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比率不断下降,尽管如此,过多地强调这些指标只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扩大信贷投放稀释不良贷款或者收回有利的贷款,事实上不良贷款蕴涵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根据中国银监会2007年2月12日公布的2006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状况报告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仍然偏高。
2.信贷投放过快。应该看到,当前,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仍然高涨。因为资本、经常账户的双顺差,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进行对冲。从贷款的结构来看,投资的大部分流向许多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中长期贷款比重仍较大。由于长期债券市场的缺乏,潜在的金融风险又集中于银行系统。而银行系统通过发放大量新贷款来稀释不良贷款率的盲目扩张行为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在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社会信用环境不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商业银行自身的内控机制欠缺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过快的信贷投放可能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3.流动性问题。当前,长期的流动性问题,是中国金融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城乡居民的短期存款,而资金投放却主要是一些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政府债券、住房贷款等。这是一种不太合理的金融现象,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中国金融系统的良性发展。
4.房地产带来的金融泡沫。在加入wto后,国内银行业面临着外资银行的竞争以及商业化经营的压力,各大银行都在争抢高回报、低风险的客户,而房地产信贷一向被看做优质客户,信贷风险较少,导致银行近年对房地产的贷款额大幅上升[5]。当前比较突出的房地产金融风险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真正自有资金往往不足30%,发展商“出地”、银行“出钱”的情况严重;二是一些分阶段连续开发的大型楼盘过度开发形成风险;三是银行对贷款的监控不力,信贷资金被挪用,从而形成风险;四是房贷、车贷等项目贷款条件放松,消费者违约现象增多,也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房地产二级市场不活跃,房产预售、未完工房屋交易预期价格水平上涨,收入预期不合理,都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走高,促进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积聚。这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如果不加以控制,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5.信用体制不健全。2002年,中国颁布了银行业新的《信息披露准则》,信息披露水平和行业透明度有了相应的提高,但中国商业银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以来遗留的一些特性,导致了中国国有银行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存在有较大的差距,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观,尤其是涉及公司内部经营、个人收入状况等方面的信息。比如,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在前几年被认为是风险相对较小、收益较高的优质项目,但近期频频发生的违约现象正在改变这种观念。一些消费者购买多套住宅以至发生偿还危机。继2003年银行业公布车贷黑名单以后,2004年银行业又公布了房贷黑名单。这种事后惩罚往往难以弥补银行业的损失,客观上也加重了银行业的风险。职称论文
6.金融风险意识欠缺。从中国的金融发展史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产倒闭的先例,我们没有巴林银行教训,没有日本兴业银行的遗憾,更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切肤之痛,于是社会各业中,对金融风险的危机意识很是淡漠,如为追求高息收入,高息集资,高息吸储的现象不断出现,甚至还存在着抵押房产,贷款炒股,置风险于不顾,盲目出资,这些都使金融风险的积存和滋生提供了养分。
二、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
1.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从制度上防范于未然。要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的各种隐患,就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大金融体制创新力度,紧跟现代国际金融发展的步伐,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健全现代金融制度。这不仅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国金融能否安全、高效、稳健运行,而且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中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不论是在资金、规模,还有金融创新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虽然,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位居世界500强之列,但是在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方面远低于国际水平;中国证券和保险机构与外资机构相比差距更大。因此,第一,我们要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第二,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需要,加快改革中国现代金融教育体制,下大力气加强现代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培养。第三,逐步组建几个实力雄厚、经营多元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金融机构。
2.市场开放稳定有序,避免强烈冲击。中国还处于经济转轨阶段,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有效建立,诚信意识、内控机制、激励机制、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因此,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有目标、分阶段、审慎有序地进行,既要积极、稳妥,又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做到趋利避害。要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对外开放过早过急,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尤其要注意防范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资本市场的放开尤其要谨慎,因为对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限制,往往是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的国家抵御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资本市场一旦放开,再要完全管住资本项目是相当困难的。
3.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保证金融市场稳定。随着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大量外资金融机构涌入中国,对中国金融监管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要想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监管法规和制度。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内金融业的综合监管。第一,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局部分割控制。第二,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要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第四,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要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要提高呆账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另一方面,中国要改变单向内调的管理策略,采取综合性、国际性的监管策略、政策和手段,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一致,争取早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先,监管政策的覆盖面应既包括国内金融业及国内金融业的国外分支机构,又要包括本国境内的外国金融机构;其次,监管的内容要适应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应成为中国监管当局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最后,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手段应该比照国际标准,监管法规和各项会计、审计制度均应与国际接轨。
4.加强和国际金融界合作,争取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金融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加强,谁也无法保证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各个国家的经济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波动,甚至是重大的打击;同样,某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也可能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之间加强金融监管交流和互通信息,在面临危机时共同制定相关金融政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因此,要强化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测和约束,推进多层次的国际金融合作,促进国际储备分配的合理化。同时,要着手建立覆盖全球金融市场的关于资金流动、金融风险状况、国际储备波动状况等的监测和预警系统。通过各个国家的合作才能更好的防范和化解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金融市场风险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次级抵押贷款；金融市场；风险权重
本世纪初，美国政府为扭转经济的不景气，防止经济衰退，采取低利率及减税等措施，大力发展信贷业务，使房地产市场进入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促使银行及金融机构对“次级信用”人借出大笔贷款，有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供给者甚至以降低门槛为手段大力挖掘消费者的购房能力，拓宽自身盈利空间。2006年以后，随着美国国内物价水平的不断攀升，为避免通货膨胀，美联储不得不提高利率水平。利率的上升加大了借款者的成本，导致浮动抵押贷款违约率提高，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次级贷款比重出现大幅攀升，美国次级住房按揭贷款的违约率创近10年新高。违约率的大幅提高拉响了美国次级房屋抵押贷款的危机警报，随着大量借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次贷”风波迅速爆发和升级，并波及到全球金融市场。
一、美国“次贷”风波产生的原因
导致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的主要根源是放贷冲动、风险集中释放以及监管缺位。
(一)放贷冲动。2001～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成了信用条件达不到优惠级贷款要求的购房者的选择。同时，放贷机构间竞争的加剧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产品。据统计，美国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总规模大致在8600～13000亿美元之间，其中，有近半数的人没有固定收入的凭证，这些人的总贷款额在4500～6500亿美元之间，从而留下借款人日后可能无力还款的隐患。随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出现降温迹象，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
(二)风险集中释放。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为保持经济稳步发展，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积极减税。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复苏导致住房需求增加。一些次级抵押贷款提供者为拓展自身盈利空间，采取猎杀放贷的手段，没有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向消费者真实、详尽地披露有关贷款条款与利率风险的详细信息，以“低门槛、低首付、低担保、低要求”向各类人群发放次级抵押贷款，房地产市场出现供求两旺、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房价大幅上涨，抵押消费迅速增长。同时，一些按揭经纪人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为多挣佣金，利用家访、电话、邮寄资料、电子邮件、互联网弹出广告等各种方式，通过种种欺诈手段，包括故意隐瞒信息、提供虚假信息、怂恿甚至代替消费者虚报收入等等，诱骗消费者上钩，而“咬钩”的受害者往往是弱势群体中最弱势的。由于次级房贷放款中存在的种种不良行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了非理性的繁荣，房产市场也出现泡沫，加之近年来美国的货币紧缩、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及利率升高增加了可浮动利率房贷的利息支出等因素，使低端房贷消费者还贷压力不断加大，违约率不断上升。瑞银国际(UBS)的研究数据表明，截至2006年底，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还款违约率高达10.5％，是优惠级贷款市场的七倍。由于违约率不断攀升，提供购房信贷和住房抵押消费贷款的各类金融机构大都陷入困境，不良资产激增，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上升，资金周转紧张。
(三)金融机构监管缺位。美国在次级抵押贷款的监管上是缺位的并长期不作为。其一，对风险估计不足，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2004年2月，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在对全国信用社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贷款机构提供比传统固定利率更好的另类房贷产品，美国消费者可能会从中获益。”从演讲中看出，当时美联储领导层似乎在鼓励开发并使用可调整利率房贷，而今天正是这类贷款坏账，导致众多借款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其二，金融管理层自相矛盾，一面加息，一面鼓励房贷。早在2004年春天，金融监管部门已开始关注贷款标准放松的问题。与此同时，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至5.3％。另一边却鼓励贷款机构开发并销售可调整利率房贷。正是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造就了当前席卷数百万美国住房所有者的大风暴。其三，监管手段滞后。2005年5月，媒体开始报道，经济学家对新增房贷的风险发出警告。同年6月，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称他本人也担心新型房贷产品泛滥。但金融监管部门从2005年12月才开始拟议推出监管指引，旨在遏制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直到危机爆发前四个月，即2007年3月初，金融监管部门才同意将指引中的保护措施衍生到那些更为脆弱的贷款人。
二、美国“次贷”风波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启示
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线是房地产市场过热。在这方面，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毫不逊色”。在我国，居民的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认为是“优质资产”。这样一个观念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大行其道几年，而且即使到现在，除银监会及央行这样的监管机构有所察觉之外，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对此仍无动于衷，“住房按揭贷款是优质资产”的神话仍然是房地产市场主流意见。但实际上，当美国打破这种神话时，居民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就暴露无遗。这种资产的优质性就会受到严重质疑。从这个意义上说，“次贷”风波对中国有一定启示。
(一)金融市场的盲目扩张将可能导致收益与风险相背离。目前，国内银行基本上是国有银行或国有股份占主要比重的银行。这些银行为自身短期效益，往往采取盲目扩张住房按揭的做法。它们不仅放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者进入市场的条件，也不严格遵守银监会的相关指引，甚至采取各种方式规避这种指引，如，加按揭、转按揭等。这些追求短期效益的做法，导致房产贷款总量不断增加。截至2006年末，我国个人商业房贷余额已达2.3万亿元。国家会计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曾估算按揭贷款的违约风险：对照香港20年的经验，利率上升、房价波动以及贷款人偿还能力下降等三大因素诱发的房贷违约率可能超过18％，房贷违约很容易转换成未来几年内的银行坏账。银监会最近的调查显示，国内部分省市的房贷不良率连续三年呈上升趋势，“假房贷”、“假按揭”案件也相当突出。同时，随着央行多次提高存贷款利率，我国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越来越大。而许多商业银行却一直相信房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涨不跌，争相抢食房贷“蛋糕”。但我国房地产价格到底有多大“泡沫”?一旦市场信心丧失，泡沫在顷刻间就会破裂，房屋价格便迅速下跌。这样，很可能会导致收益与风险相背离，危机就可能爆发。
(二)“信用等级”制度不健全将导致房贷市场存在隐患。从住房按揭的对象看，我国按揭贷款者中的大部分人连“次级信用”都不及。这几年，凡是个人要申请住房按揭贷款的，几乎都能从银行获得贷款。既然人人都能从银行获得住房按揭贷款，那么住房按揭贷款者基本上没有信用等级可分。甚至不少人利用假信用，从银行套取大量贷款炒作房地产。尽管目前国内不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不好，但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上涨时，这种没有信用的人不会暴露出来，因为过高的房价会把这些潜在风险完全掩盖起来。但如果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必然暴露出来。
(三)风险权重聚集在银行体系将导致化解风险的能力不强。一方面，我国住房按揭贷款的证券化程度较低，其不良信用贷款的风险基本聚集在银行体系内。我国正经历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阶段，住房抵押贷款的低风险特性，使银行在信贷资产结构调整别垂青于住房抵押贷款，而大量的住房抵押贷款正是造成近年来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信贷的增长增加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以房价收入比来度量，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无疑也越来越具有美国式次级抵押贷款的特征，只不过银行迫于监管的压力仍要求一定的首付比例，这似乎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借款者违约的风险。但随着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已越来越大。随着央行多次提高存贷款的利率，借款人的偿付压力增大，也越来越难以预测未来偿付现金支出的变化。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准备不足，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又相对较低，这使商业银行一旦被暴露在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风险面前时，其应对能力就会相当脆弱。由于我国房地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有相当比重，一旦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就会对房地产市场乃至整个宏观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提醒我们，越是在市场繁荣的时期，越应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管。如果房价出现向下逆转的趋势，这些聚集在银行的风险就可能爆发出来。
三、对我国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几点思考
“次贷”危机使我们认识到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加强监管，重视房贷等风险，提高应对房贷风险的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应考虑以下几点措施：
(一)科学看待和运用金融创新，稳妥地推进信贷市场的发展。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蕴涵着大量的金融创新。通过创新，一方面贷款机构进一步挖掘客户资源、拓展还款方式，有效分散和转移了信贷风险。另一方面，使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日趋活跃，美国经济稳定增长。目前，我国银行业经营的共性现象突出，信贷资产占较大份额，风险多集中于银行体系内，风险释放方式单一。这迫切需要通过金融创新加以解决。因此，银行监管部门应积极鼓励银行开展金融创新，商业银行应把加快金融创新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纳入董事会的重要职责，认真对待、科学安排，通过金融创新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通过对房地产信贷证券化，有效分散、转移我国银行业承担的大量风险，改善资产结构。在创新产品过程中，要切实防范金融创新风险。金融机构在推进金融创新过程中，要借鉴国外防范风险的经验，注意多方面的风险，警惕金融创新可能产生的“绑架效应”，着力做好防范风险的制度准备、人才准备和技术准备。还要加强金融创新制度建设。“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如监管制度的缺失、信息不对称、标准不统一等。而制度不完善带来的风险往往是系统性的，破坏力极强且不易扭转。因此，要重视市场制度建设，把商业银行审慎经营与金融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杜绝追求利润、忽视风险的非审慎经营行为的发生。监管部门应重视对金融创新的制度建设，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机构的监管，防范局部风险向系统性风险转化。
(二)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模式和体制，进一步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看到，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多环节都存在监管缺失，这对我国是一个重要借鉴。首先，在坚持以规制性监管为主的基础上，实现规制监管与原则监管的有机结合。具体说，就是要针对不同监管事项实施不同的监管原则。在市场准入及退出事项的审批中，对执照的颁发、内控制度等方面都应制定明确的规则，以规制监管为主。其次，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监管。银监会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各类金融风险，及时发出风险提示。银行不能放松借贷标准，严格“三查”，严防假按揭和虚假贷款，加强对银行房地产贷款的监管力度。再次，要加强基础信息研究，提高监管的精确性。在银行体系内要加快做好低端的、基础性的工作，对贷款的风险、信用状况、违约率等方面的信息要非常精确。只有完全掌握这些信息，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金融市场风险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POT；APARCH-M；动态风险；杠杆效应
近年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使得各国金融市场产生大幅波动，让人们广泛意识到对金融机构等实施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对金融市场极端情形下的损失风险的估计和预测是研究者和各投资者关注的焦点。VaR(Value at Risk)技术正是这样一种定量工具，目前已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为全球金融市场、电力市场及石油市场广泛采用[1-2]。但是VaR只是市场处于正常变动下市场风险的有效测度，它不能处理金融市场处于极端价格变动的情形，如股市崩盘等，并且它自身不是一致性风险度量工具[3]。而ES(Expected Shortfall)是度量损失超过VaR的期望损失，能较好度量极端风险，并且它是一致性风险度量[3-4]，于是论文将ES作为VaR的一个补充。在传统的风险度量模型中一般考虑的是整个收益率的分布，常用正态分布、t分布、混合正态分布、Laplace分布等来描述。而极值理论(Extreme Value Theory)描述的是分布的尾部行为，故而近年来热衷于将极值用于风险度量研究中[2-7]。
目前，国内外对极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条件极值的风险度量和应用上[3-7]。条件极值模型主要是将极值理论中的POT(Peaks Over Threshold)模型与波动模型结合。在国内，极值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余力[5]和陈守东[6]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动态VaR比静态VaR度量更准确；但上述文献中都没考虑金融资产收益率波动的杠杆效应，即非对称性。林宇[7]则通过非对称波动模型与极值模型结合度量风险，测试结果较准确。但他们的研究都忽略了金融资产收益中包含了对风险的补偿，即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资产风险具有密切的关系。为了反映出这种关系，Engle等1987年提出了GARCH-M模型[9]。陈泽中[9]将GARCH-M模型和EGARCH模型结合起来，分析了我国股市波动的特点。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且收益率与波动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为了更准确地度量金融市场风险，论文采用更一般的APARCH模型来描述收益率序列的波动，并充分考虑了金融市场的收益率与风险的正相关关系。将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与APARCH-M模型结合，提出了基于POT-APARCH-M的风险度量模型。
1.APARCH-M模型与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
1.1 APARCH-M模型
在针对金融时间序列波动性的建模中，Bollerslev在ARCH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这正是我们目前研究比较多的GARCH模型。GARCH模型是ARCH模型的重要扩展，然而GARCH模型并不能完全反映金融市场波动的特征，特别是其中的杠杆效应。于是Ding，Granger和Engle在1993提出了一个非对称的GARCH模型，即APARCH(asymmetric power ARCH)模型[11]。该模型是个归纳性较强的模型，它将多种ARCH模型和GARCH模型作为其特例，其中包括了TS-GARCH模型，GJR-GARCH模型，Log-GARCH模型，TARCH模型，NARCH模型等[10]。APARCH模型不仅包含了一般GARCH模型的特点，而且还可以捕捉金融市场的杠杆效应。设是股票每日价格的对数收益率序列，满足严格平稳性，且服从APARCH(p,q)过程，则可以由下式表达：
(1)式为均值方程，其中为条件均值，为残差；(2)式中的为条件方差，为标准化残差，是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1的独立同分布序列；(3)式为波动方程，其中参数，，，，，，反映冲击的杠杆效应。
由于金融资产风险的变化对收益的影响，高的收益往往伴随着高的风险，即是资产的收益率会依赖于它的波动。为刻画这种现象，1987年，Engle、Lilien和Robins提出了GARCH-M模型，其中“M”表示收益率的条件均值为GARCH[8]。此时，条件均值可以表示为：
上式中的和为常数，参数叫做风险溢价参数，为正值意味着收益率与它的波动正相关。
于是将(4)式代入到(1)式中，就可以得到APARCH-M模型，即
3.算例分析
3.1 模型参数估计及动态VaR和ES估计
论文选取深证综合指数从2003年12月10日到2011年1月20日的每日收盘价，共1729个数据。取2003年12月10日到2010年1月7日的每日收盘价共1479个数据，用来估计模型的参数；2010年1月8日以后共250个数据用来后验测试。数据来源于大智慧股票软件。深证综指的日损失序列定义为，其中为时收盘价。论文所有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都在Eviews5.0和R软件下进行的。
通过Eviews5.0软件计算得到损失序列的基本统计特征见表1，括号内为p值。
从表1中可以看出该损失序列尖峰厚尾，且不对称，呈现右偏情形；单位根ADF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下该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损失序列是平稳的；Ljung-Box统计量Q(5)、Q(10)表明该序列有一定的自相关性，Q2(5)、Q2(10)表明损失序列的平方自相关，从而该损失序列具有很强的ARCH效应。根据前面的分析使用APARCH(1,1)-M-t模型对深证综指样本内损失序列建模，并用最大似然估计对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
模型拟合后，对其残差进行ARCH检验，其检验统计量LM(6)的p值为0.99，从而可以判定残差没有异方差性。标准化后的残差序列均值几乎为0，方差也十分接近于1，基本可以看成是标准残差序列。然后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Q(5)=24.301(0)，从而可以认为其是独立序列。标准化后的残差序列的阈值，MEF(超额均值函数)确定如下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阈值在1.8左右，然后结合McNeil和Frey对比Hill方法、历史模拟法等方法，发现选择5%左右的极值数据使用GPD估计效果较好，于是阈值可以确定为1.806，接下来对超过阈值的部分进行GPD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上看出拟合效果相当好，并且作出其QQ分位图，如下图3所示。于是可以用GPD分布对极值建模，参数估计结果为，。
3.2 模型检验
为了考察风险度量模型的预测效果，常采用Kupiec的失败次数检验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在置信水平为P的条件下，在第t日估计出第t+1日的风险值和，对于第t+1日的实际损失，如果估计出的，那么就认为风险估计值在第t+1日是失败的，并计数一次。最后将失败次数比上考察的总次数得到失败率。对于ES的估计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如果失败率远大于，则认为是低估了风险，反之则是高估了风险。只有失败率接近，风险度量方法才被认为相对可靠。论文还将此模型检验结果与EGARCH-M-POT模型，APARCH-POT模型检验结果进行了对比，从而可以看出此模型的优越性。
从上表2深证综指的后验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在99%置信水平下，这三种模型预测的效果是一样的，但在97%置信水平下，基于POT-APARCH-M和POT-EGARCH-M模型预测效果是一样地优于基于POT-APARCH的，从而表明了考虑收益与风险正相关对于金融市场风险的度量更加合理。在95%的置信水平下，基于POT-APARCH-M模型预测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它是失败率是最接近5%，从而表明考虑更一般的APARCH模型来描述收益率的波动比EGARCH更合理。而通过计算ES的失败率结果在高置信水平下，ES的失败率都为零，从而表明ES相比VaR是更为保守的风险度量。
4.结论
论文建立了基于极值理论的POT-APARCH-M-t的动态风险度量模型，用来度量金融市场风险。在描述金融市场波动特征时，采用更一般的APARCH模型。结果表明它比EGARCH模型更优越。在金融市场中往往高的收益伴随着高的风险，即收益与风险是负相关的，从而将APARCH模型与GARCH-M结合。经过深证综指风险度量结果表明损失与风险是负相关的，并且更准确地度量风险。而在度量空头风险时，通过检验表明，在高置信水平下，ES过于保守，从而可以看出收益率的右尾较薄。论文只是对收益率分布上尾极端风险进行了度量，当然还可以对下尾极端风险进行度量，论文在阈值选取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阈值准确的选择方法一直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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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风险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流通股 逆政策效应 AR模型 杠杆效应 EGARCH模型
自1993年G 30集团《衍生产品的实践和规则》研究报告，并竭力推荐各国银行使用VaR（Value at Risk，即风险价值）风险管理技术后，巴塞尔委员会1995年也在其《关于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内部模型法》、《关于使用“返回检验”法检验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内部模型法的监管构架》文件中向其成员国银行大力倡导这一方法（彭坤、王飚，2002）。如今，VaR技术已延伸至保险、证券、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领域，以VaR作为市场主体风险的统一标准与管理机构资本充足水平的准绳和依据。中国沪深两市的流通股是投资者的首选，以VaR测算沪深两市流通股资产的市场风险对于机构投资者及时防范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Value at Risk是由J.P.摩根银行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研究部总经理蒂尔・古尔迪曼所创立。在1995年4月的巴尔塞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规定银行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风险衡量模型去确定其资本要求，从此风险价值开始被广泛应用到内部风险衡量模型之中。在VaR模型回测方面，Kupiec（1995）提出了基于失败频率的VaR模型正确性检验的方法。christoffersen（1998）提出了考虑在时间变化时，对VaR模型正确性检验的方法。Philippe Jorion（2000）的《风险价值（VaR）》被奉为风险管理的圣经，该书极为系统地讲述了VaR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VaR的计量方法，还对VaR在衡量和管理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操作风险中的应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樊葵葵，2010）。我国学者王春峰（2001）在《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中较系统地论述了VaR，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测量和管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介绍。黄海（2003）重点介绍了摩根银行在金融风险度量系统Risk Metrics中的EWMA模型（指数加权移动平均预测模型），并且基于金融数据分布的有偏性提出了有偏的EWMA模型。朱世武（2004）对中国市场上各类VaR方法计算进行了实证，并对各类VaR方法在中国市场上的有效性进行了事后检验（韩琦，2008；袁婷，2010）。
由于金融市场数据呈现出“尖峰厚尾”分布特征，难以用传统的VaR方法进行计算，不少学者就使用VaR方法时如何估计数据的分布、如何处理“尖峰厚尾”分布作出了探讨。其中郑文通（1997）在《金融风险管理的VaR方法及其应用》中使用J.P.摩根1994年的年报数据对该公司一天95%置信度下的VaR平均值进行了计算，利用实证方法对VaR方法的正态假设进行了有效性检验。对于非正态分布的情况，引入了t分布来代替原来的正态分布假设，并提出了金融资产t分布自由度n的参数估计值（袁婷，2010）。陈守东（2002）运用GARCH模型对上证综合指数进行了VaR值的度量，并用Kupiec提出的似然比检验法验证不同模型的有效性，认为服从t分布的GARCH（l， 1）模型对上证综指收益率VaR值的估计最为有效。肖庆宪（2003）为了刻画“厚尾”资产收益率，将非正态收益率数据进行正态化变换，使变换后的厚尾数据服从正态分布，从而使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计量问题均为有效。杜本峰（2003）根据连接函数的思想导出资产组合的联合分布，以此对资产组合的风险进行度量，提出了一种基于连续函数的风险度量方法。孔繁利（2006）系统地介绍了利用极值理论（EVT）和连接函数度量金融市场风险的问题，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与模型检验，进一步评估了风险度量模型的有效性（韩琦，2008；袁婷，2010）。
目前，VaR方法在我国金融机构应用的研究己经深入到不同方法细节和具体领域的讨论。刘晓焕、袁广信（2009）利用CVaR方法对一种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市场风险进行了研究，求出了组合中某一种资产的边际CVaR、成分CVaR、增量CVaR，并以此给出了投资建议。最后建立均值――CVaR优化模型，得到在投资者不同的期望收益率下最优的投资组合权重，为基金管理人提供很好的参考（韩琦，2008；袁婷，2010）。邵梦倩、杜子平（2011）利用copula-CVaR模型对寿险投资组合的风险进行度量，得到最优投资比例，进一步对寿险资金的投资风险进行管理。实证结果显示：寿险投资应主要集中在风险较小的银行存款和国债上，也可适当放宽到收益较高的股票和基金。
二、线性AR-EGARCH模型的沪深股市流通股的VaR测算
中证流通指数包含了沪深股市所有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并正常上市交易的流通股，这也是证券市场投资者的首选，因此选用中证流通指数来分析中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市场风险较为合意。
（一）中证流通指数的数字特征
选取2006年2月27日至2012年12月20日的中证流通指数收盘价，求出对数收益率r=log（lt）-log（lt（-1）），得到时间序列{rt}，样本容量为1 662。由样本期内沪深流通股的收益率时间序列（编者：图略）可看到第500个交易日至第750个交易日之间，即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这段时间内收益波动幅度较大，这与2008年投机炒作所形成的资产泡沫堆积与非理性繁荣不无关系。
求解时间序列{rt}的数字特征（编者：图略），发现其偏度小于0，峰度大于3，且JB统计量=446.025，对应的p值接近于0，即该时间序列属于“尖峰厚尾”的非正态分布，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rt}因并未紧贴正态分布分位数，{rt}并不属于正态分布。
因此使用基于高斯假设的最小二乘法（OLS）来分析该序列极为不妥，需另寻他法。采用ADF检验分析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rt}的平稳性，其ADF统计量为-39.394 13，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属于弱平稳时间序列。
（二）自相关性检验及AR模型的定阶
1.ARCH效应的检验。
2005年的汇改并没有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逐渐放宽，使得“货币政策失灵论”甚嚣尘上。经统计，2006年以来，我国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别调整了18次和35次，而中证流通指数逆政策变动分别出现了9次和24次，且这种“逆政策效应”在紧缩货币政策中更加明显。政策的影响是估计VaR时应当考虑到的变量。首先建立线性模型rt=β0+β1RBt+β2RDt+ut，其中{rt}为收益率时间序列，RB、RD分别为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ut为随机扰动项。对于高频数据序列，假定线性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ut同方差不太可能成立，其方差可能是时变的，并常表现出“波动聚集性”特征，即随机误差项是异方差，因此需要对随机扰动项进行ARCH检验。假定随机误差项的条件方差与其误差项滞后的平方有关，设ARCH（q）模型的一般形式为σt2=α0+α1ut-12+α2ut-22+……+αqut-q2。
从线性模型的残差线图（编者：图略）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残差表现出“波动聚集性”，即大波动后面常伴随着较大的波动，较小的波动后面的波动也较小。定性分析的结果显示线性模型存在条件异方差性，即可能存在ARCH效应。再用残差平方的自相关图来定量判断线性模型的残差是否存在ARCH效应：发现滞后36阶的Q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接近于0，即残差平方序列存在自相关，中国流通股确实存在ARCH效应。采用线性模型不合理，应当引入时间序列模型。
2.时间序列{rt}的自相关检验及AR模型的定阶。
对弱平稳时间序列{rt}进行自相关检验，Q统计量对应的p值在5阶后全部小于0.05，即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利用有限样本下的混成检验，设样本容量为n，令参数m=ln（n）=ln（1 662）≈7，可得混成Q统计量为16.28，在5%的置信度下，大于临界值χ2（7）=14.07，即拒绝H0：ρi=0，i=1，2……7，时间序实存在自相关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应当使用AR模型研究中证流通指数收益率序列{rt}。利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对AR模型定阶。根据下式求出滞后L阶的AIC，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
AIC（L）=-2ln（似然函数的最大值）/n+2（L+1）/n，L≥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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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风险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多标度分形理论；金融风险管理；风险测度
虽然金融市场多标度分形的理论研究，能分析出金融资产价格在不同时间纬度上的波动信息，为探究复杂的金融市场提供一个新的方式。但是当前很多研究仅限于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多标度分形特征的检验，还没能从多标度分形理论的分析中找出实际可操作的金融管理决策信息。本文提出了在金融风险管理中利用多标度分形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全新的风险管理研究模式。
一、金融风险管理现状
现代的投资理论最关注的是收益的提高和风险的控制，非常重视对风险进行控制，而投资组合理论恰恰是控制风险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核心思想就是分散投资、降低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今年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金融市场并不是随机游走的，市场价格也并非随机、独立、不可预测的，颠覆了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人们开始研究新的理论来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无法解释的现象，分形市场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二、多标度分形理论
（一）分形的由来
分形理论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分形之父”法国著名数学家MandeIbrot提出的，他在《Science》上发表《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这一论文的出现标志着分形理论的开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MandeIbrot发表新著将分形理论应用于金融市场，合理的解释了一些VaR无法解释的现象，给予了分形新的活力和应用方向，先进分形几何以及广泛应用于金融、工程等领域。
（二）分形市场理论
分形市场理论是分形理论在金融市场中的应用，由于在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着许多VaR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P/E效应，BTM效应等，分形市场理论是VaR与实际金融市场不相符而产生的新理论。分形市场假说认为：金融市场是由众多大小不一的投资者共同组成的，不同投资者因为接触到的信息不同，对于信息的理解不一样，从而对于信息的处理上也大不相同，投资者存在着一些非理，因此分形理论更加贴合市场实际。
（三）多标度分形理论的发展
多标度分形理论是随着单分形理论的发展而衍生出来的理论，借助统计学思维，研究概率的分布规律，可以说多重分形是由分形结构上定义的多个单标度组成的无限集合，表现出不同区域质量分布的标度性质。传统的单分型理论仅仅只能表明资产价格变化的宏观规律，无法对局部进行细致的描绘。多标度分形理论用一个普函数表现各个时间标度的特征，从局部细节出发最终研究整体变化，不仅能分析出市场稳定模式下的投资风险，还能对市场出现剧烈变化时候的风险进行评估，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目前多标度分形理论在市场中主要应用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检验市场是否存在多标度分形特征，并将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分析出来，第二是利用多标度分形理论建立金融投资数据模型，用来对金融风险进行预测、管理。2014年，相关研究者利用MF-DXA和主成分析法，对中国与美国股市收盘价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和美国股市的相关性存在着明显的多标度分形特征，该研究表明金融市场的多重分形特征是普遍存在的。多标度分形特征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首先，由各个时间序列的不同分布形态产生的，这种情况下即使随机打乱序列也不能消除多重分形性；其次，是由于不同波动之间的相关性产生的，这时的随机打乱序列能消除多重分形性。目前在理论与实践各个方面，成功将多标度分形理论应用于金融市场分析的成果还不是很多，多标度分形理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三、基于多标度分形理论的风险测度指标
风险是指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波动性。金融风险指投资者收益的不稳定性。金融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由多个市场因素的变化而引起资产价值的变化所产生的风险；信用风险，指由于违约而导致的风险；流动性风险，由于资金流动性降低而带来的风险；操作风险，由于交易系统不健全、管理水平不够或其他人为原因而导致资金损失的风险。
（一）风险相对测度法
风险相对测度法是对市场因素变化与资产收益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测量，通过测量得到的结论可以判断资产收益的波动情况。这种测量方法可以有效地检测出资产价值作用于市场因子的敏感性，具有简单、直观的特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这种方法应用于实际测量市场风险时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方面，只能检测出相应的损失比例，不能测量出损失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这种方法非常依赖测度对象，比如Beta只能应用在股票类资产的测定上，久期、凸性适合债券类资产，这种方法很难测量出一些资产组合的风险；最后，对于假设条件的要求比较高，比如在计算资产组合Gamma值时，需要假定波动率和无风险率为常数，但是实际这两个值并不是常数，测量的结果并不准确。
（二）风险绝对测度法
风险绝对测度有方差及其变形、VaR模型两种。HarryMarkvitz1952年在《金融学杂志》发表《证券组合选择》，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现代金融经济学的诞生。Markvitz在论文中写到利用“均值-方差”模型来对投资组合的收益和风险进行计算，至今仍广为流传。Markvitz把投资风险比作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可以利用方差和标准差来进行计算，能进行良好的统计，自此以后利用方差、标准差作为金融投资风险测度指标被广泛应用。风险价值（VaR）利用统计思想对风险进行评估，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为VaR可以简单、直接地表明金融市场投资风险的大小，又是依靠严谨的统计思想作为依据，因此被得到广泛应用。虽然VaR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VaR的估算方法是建立在金融资产收益符合正太分布情况下的，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实际的资产收益率并不完全符合正态分布，呈现尖峰胖尾形态。因此，仅仅利用正太分布来计算VaR值，得到的数据往往低于风险实际值，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金融投资，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VaR方法并没有注意到各个时间标度上的资产波动联系，从而忽略了许多有关价格波动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金融投资风险管理、期权定价等金融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运用多标度分形进行金融风险管理研究
在收益率符合正态分布模型方面，风险管理分析理论方法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比如VaR，但目前市场的实际收益率呈非正态分布，利用多标度分形理论方法对市场进行分析，得到的不同程度市场价格波动信息，但是传统的多标度分形分析方法所得到的信息并不能直接应用到金融风险管理中，在考察价格的大幅波动情况时，虽然多标度分形分析方法能将这些大幅波动信息“筛选”出来，但这些信息都是被放大了许多倍的数据，已经远远偏离了原始的价格波动信息。可以利用多标度分形分析方法，针对两个大盘指数价格在时间序列上进行实证分析，有效的检验中国股市存在多标度分形现象。是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多标度分形分析结论，为了验证其价格序列波动有无具有多标度分形关系，利用α随着q的变化而变化的函数图形，来进行有效的判断。如下图，计算了q=-10，-9，…，-2,-1，…8,9，10共21个值时的α值，能够分析出α和q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准确的验证了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原始价格序列波动具有多标度分形特征。五、在金融风险管理中应用多标度分形理论存在的问题目前多标度分形理论之所以在金融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不是十分广泛，主要是因为利用目前的多标度分形理论得出的关于价格波动之间的统计信息非常粗糙，这些信息还不足以精确地表现出金融市场的具体信息，无法满足更高程度风险管理工作的需求，需要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于多标度分形理论的研究，从统计结果中提炼出更具有价值、精确程度更高的风险管理信息。同时因为多标度分形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在经济学领域，所以多标度分形理论对一些经济现象还无法合理地进行解释，需要对多标度分形理论进行合理的改善，让其更适用于金融风险管理。多标度分形理论是基于金融市场非线性特征基础上提出的，多标度分形特征表明现今的金融市场具有比以前单标度分形特征更加复杂的特性，通过对金融市场多标度分形理论的研究，可以为探索金融市场的复杂性提供一个方式。目前多标度分形理论和模型在金融市场的成功应用，为该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更加深入的研究，能有效解决多标度分形理论的一些不足，使得金融风险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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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风险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VaR方法；风险管理；文献综述
一、VaR方法介绍
现资组合理论研究的是各种相互关联的、确定的及不确定的条件下，理性的投资者应当如何做出最佳投资选择，即如何把一定数量的资金按合适的比例，分散投资于各种不同的证券上，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在这一领域内，国外学术界先后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建立了对于各种风险的计量和分析的重要思想方法。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市场、金融交易规模日趋扩大，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性相应变大，对金融市场风险的分析研究变得尤其重要。VaR方法即是对市场风险进行测度的一种重要工具。
VaR（ValueatRisk）字面解释为“在险价值”，其含义为在一定概率水平（置信水平）下，某一金融资产或证券组合价值在未来特定时期内的最大可能损失。用公式表示为：Prob（ΔP
其中Prob：资产价值损失小于可能损失上限的概率；ΔP：某一金融资产在一定持有期Δt的价值损失额；VaR：置信水平α下的风险价值――可能的损失上限；α：给定的概率――置信水平。
VaR方法可以将不同市场因子、不同资产组合的风险集成加总，充分考虑各种风险来源的相互作用，较好地反映金融市场风险复杂结构间的动态影响，得到较为准确的风险暴露估计。因此基于VaR方法的市场风险测量理论和技术，为测量市场风险提供了统一的框架和指标，成为市场风险管理的主流方法。
二、国外研究动态
20世纪90年代初，国外学术界开始强调风险的量化和统一的度量尺度。1993年7月，国际性民间研究机构G―30在《衍生产品的实践和规则》报告中最早提出利用VaR方法对风险进行监管。VaR方法的核心在于如何确定资产组合收益的统计分布和概率密度函数。国外对基于VaR方法的风险管理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主要集中在如何确定VaR值的问题上。
历史模拟法（HS，Historical Simulationmethod）没有对复杂的市场结构做出假设，而是假定采样周期中收益率不变，借助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资产组合风险收益的频率，通过找到历史上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收益以及置信水平下的最低收益水平，来推算VaR的值。其隐含的假定是历史数据在未来可以重现。HS方法简单，易于操作，但弊端在于用过去的数据来预测将来的发展误差较大。Boudoukh、Richardson和Whitelaw（1998）改进了历史模拟法，提出了具有指数权重的历史模拟。Hull和White（1998）认为可以通过历史数据计算每一个市场因子当前日期和每一天的日变动估计，然后用当前波动率与历史波动率作比值来对历史收益进行调整，用调整后的收益率替代实际的收益率来为投资组合定价，进而形成经验分布以估计VaR的值。这种方法的好处是通过重新调整收益能够反映目前的市场变动。Bulter和Schachter（1996）则提出利用高斯核估计和高斯Legendre积分相结合，来求得VaR的值和对应的置信区间。
蒙特卡罗模拟法（MC，MonteCarlo）的基本思想是用市场因子的历史数据生成该市场因子未来的可能波动情景，并通过模拟来确定真实分布，从而确定VaR的值。由于MC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非线性、非正态问题，可以用来分析各类风险，故优越性较明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Delta-Gamma-thetaMonteCarlo、网格MonteCarlo和情景MonteCarlo等模拟更简化了计算。
方差―协方差估计法的核心是对资产回报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估计从而确定VaR的值和置信区间。Engle（1982）引入了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Bollerslev（1986）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使这一方法能够解决残差异方差问题。这些方法都有赖于资产组合的概率分布满足正态分布这一前提。
对不满足正态性的资产组合，VaR方法得到的值通常被低估，故近年国外学者又提出半参数法（厚尾方法）。该方法着重于对收益率分布尾部的估计，使之能够解决金融时间序列的“厚尾”现象。尤其是基于ARCH模型族的VaR分析在描述资产收益波动性方面有不可比拟的功能。
国外除了研究VaR的估计方法外，还讨论了VaR的缺陷问题。Artzner、Fritte、Giorgio等学者通过理论与实证的研究都认为一个行之有效的风险测量方法必须满足正齐性、次可加性、单调性及过渡不变性。Beder通过实证研究总结了VaR的两点缺陷：其一，VaR不能起到预警作用，即用VaR不能表示出临近的不利事件的发生；其二，VaR本身没有意义，主要表现在金融工具本身很复杂，证券组合庞杂，市场概率的估计困难，计算中各种近似方法的运用与估计VaR的统计错误很多。Artzner通过实证研究认为VaR在非正态分布的情况下不能满足次可加性。Meckay认为在进行投资组合优化时，由于VaR不能表示为各种组合资产头寸的函数，因此无法对其进行直接优化。
目前国外对VaR方法的研究已经超出了金融资产的市场风险的范围，涉及到非金融资产的风险度量、业绩评估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如Charles将VaR风险测量技术应用到存货管理中，以解决存货管理中的风险控制，并使用计算机和模拟技术解决数值问题。
三、国内研究动态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完善，金融市场初具规模，金融市场风险被政策风险所掩盖，以致国内对风险管理的认识较晚，对VaR方法的研究起步也较晚。国内对VaR方法的研究以1999年为界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了解学习阶段和深入研究并具体应用阶段。
了解学习阶段主要是对VaR方法的引入，着重于对VaR的概念、方法的介绍。国内对VaR方法的研究最早始于郑文通（1997），对VaR方法产生的背景、计算原理及应用作了介绍，并分析该方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牛昂在《风险管理的新方法》（1997）中介绍了各种计算VaR的方法，并对优劣性进行了评议。此外姚刚（1998）和刘宇飞（1999）也深入探讨了VaR的含义和估计方法。顾乃康在《VaR：市场风险测定和管理的新工具》（1998）中探讨了VaR的度量问题。
自1999年开始，我国学者对VaR的讨论进入深入研究和实际运用的阶段。詹原瑞（1999）从极值理论的角度对VaR进行了理论和实际运用的双层次研究。之后更多的学者在理论范畴和实证范畴研究了VaR方法。王春峰在专著《金融市场风险管理》（2001）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以VaR为核心的风险测量方法，同时指出用MonteCarlo模拟法计算VaR所存在的缺陷，提出了用马尔科夫链来计算VaR值，将国内VaR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马杰（2001）在《人民币行为研究与外汇风险管理》博士论文中，将VaR方法应用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外汇风险管理。屠新曙（2002）将VaR与最佳投资组合的概念结合起来，开发了一种新的理论，一种类似Markowitz均值―方差选择最优投资组合的理论，即满足VaR约束条件的最优均值―――投资组合理论。赵睿（2002）引入了考察投资绩效对投资组合影响的方法，求解了约束下的投资组合问题。与VaR理论发展并驾齐驱，其应用也逐渐细化到股市、银行、企业等的风险管理分析中。杜海涛（2000）将VaR方法运用于市场指数风险度量、单个证券的风险度量、基金管理人员绩效评估及确定配股价格等方面。范英（2001）在股票价格随机游走的假设下计算了深圳股市在不同置信水平下的风险值，对此方法在我国股票投资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探讨。尹念（2010）用GARCH模型拟合沪深300综指收益率的波动率，并以此预测VaR值作为评价股市风险的标准，发现我国股市的风险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更大。郭家华（2010）提出我国的银行监管应从传统的思路――制定更严格管制条例和进行更严格的现场审查中跳出来，转而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评级体系，鼓励商业银行采用VaR模型和方法，才有利于我国信用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和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张田（2010）结合国内某大型外贸企业的风险管理的实例，介绍了如何用VaR方法管理市场风险及进行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评价，认为VaR方法不但能建立相对理性及量化的风险管理体系，较好地解决企业风险管理的混乱现象，且VaR值可作为一参考指标指导企业资源更好地配置。
国内亦有学者研究VaR方法的缺陷。王建华在《度量与控制金融风险的新方法》（2002）一文中首次指出了VaR的缺陷并提出了CvaR的概念，阐述了CVaR优点和作用及在证券组合优化中的应用。曲圣宁、田新时等在《投资组合风险管理中VaR模型的缺陷以及CVaR模型研究》（2005）对CvaR作了更深入研究。郭光（2010）认为“VaR方法并不是万能的，不能作为风险测量的一种方法论，但可以成为一种管理手段”，系统地归纳出克服VaR法缺陷的方式，提出为顺应风险管理的要求而开发适合具体环境的VaR模型将成为VaR方法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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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风险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房地产金融；风险；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受到来自国内尤其国际动荡局势的影响，出现融资困难、资金链中断及资金回收困难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借此分析国内房地产面临的金融风险，以期合理规避房地产金融风险，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话题。
一、国内房地产金融风险原因
(一)房地产金融体制尚不完善。相对比于发达国家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我国房地产金融体制尚不完善。目前，我国为单一的银行为房地产商提供贷款和信托机构向房地产业提供信托资金，银行的利率调整及贷款机制和国家的政策风险都会影响房产业的稳定发展。
(二)房地产金融市场资金融通效率低下。通过银行筹集的资金，大多数房地产商将其存放于银行，银行又无法及时将大量资金提供给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造成一定时间内资金浪费及闲置，成为最终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承担者。国内尚未建立一套完备的投资融资的金融体系，因而存在一定的资金融通效率低下的问题。
(三)房地产金融信息不对称。房地产金融市场具有资金需求多、周期长等特点，使得房地产面临的风险加大。当房地产市场繁荣时，将有大量房地产商加入其中，不惜高额利率贷款进行投资，一旦市场出现动荡或不稳定情绪上升时，尤其房地产商资金链中途中断时，房地产商将无力按时还款，银行业与房地产商中间的不透明即信息传递失效，将极易造成房地产金融风险。
(四)政府宏观管理失效。房地产业作为影响居民生活及市场稳定的重要行业，其稳定性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实施及管理者，肩负着审查房地产商资质及规范金融行业合理贷款的重要任务，我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大力引资，放松监管，造成一些资信不佳的地产商进入投资，尤其当地银行贷款管理失控，将容易引发房地产金融风险。
二、国内房地产金融风险判断
根据国内房地产金融市场的特点及原因分析，国内主要面临以下几类房地产金融风险：
(一)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风险给房地产开发商、消费者进而给提供房地产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由于房地产具有非常强烈的投机性质，一旦整个市场出现难以承受的泡沫，将导致房价大跌，引起房地产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倒闭，进而导致银行大量坏账产生。
(二)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指银行与房地产商在利率出现不利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会直接影响影响其资产负债表，更会影响其获利水平。一旦贷款利率上升房产商面临还款压力加大，银行业将承受更大的资金回收压力。
(三)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由于借款人履约能力的下降，无力偿还或不愿意偿还，导致银行业坏账的出现。主要由于贷款前对借款人资信审查不足或失误造成的，也可能是贷款发放后企业经营状况变化造成的。
(四)操作风险。操作风险主要是因为业务流程不健全而引起的银行工作人员在工作上的偏差，导致的损失。房地产金融的操作风险包括房地产贷款业务操作流程不健全、业务操作失误、房地产资金转账结算中的风险等。
三、国内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构架
(一)营造良好的国内房地产金融市场宏观体系
1.国家要加强房地产金融管理，营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一方面，政府要严格监管土地交易，规范土地交易秩序，实行土地供给有偿，建立统一规范的土地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房地产市场，对企业违反行业规章制度加大惩罚力度，营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最后，政府要规范房地产金融秩序，加大对银行业的监管力度，制定正确的监管方针和策略，将房地产市场状况以及信息，进行定期的公开和披露。
2.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建立多元融资渠道。引导国内房地产投资商加快发展，以进行直接投资，降低贷款风险，此外，夸大房地产商的融资渠道，发展房地产信托行业、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从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促进房地产金融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3.努力建立房地产金融市场风险转移制度。一方面，大力开发新的融资工具，推动房地产金融市场创新转移风险，建立保险机构，降低融资风险，另一方面，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对房地产金融机构进行创新，提高其市场适应能力，通过金融机构间合作分工，有效降低风险，推动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二)构建良好的国内房地产金融市场微观体系
1.加强贷款额度及风险控制，提高风险控制能力。一方面，银行作为企业法人，要加强内部建设，推动自身体制改革，严格按照内部规章制度进行放贷，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贷款风险评估机制，对风险指数进行控制，有效降低风险，通过对企业评估，做到合理放贷，按时回收。此外，加强对内部员工培训，有利于对其良好的约束，使其严格遵守银行内部规定，降低房地产金融的风险。
2.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系统，将强行业内监管。不仅银行内部，银行间要建立一套便捷的信息沟通系统，通过及时传递信息，为其内部控制提供信息支持，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良好沟通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完善内部风险控制系统，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从而有利于整个行业稳定发展。
3.建立房地产金融绩效评估机制。通过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可以有效地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通过评估机制的建立，可以使银行加强自我监控，及时查清不良资产，并严格控制风险。还可以引进外部评估机构，对内部地产贷款进行公证评价，帮助建立稳定的房地产金融机制。
4.开发新的放贷品种，开拓市场业务的同时，有效降低风险。由于目前我国银行贷款品种单一，为此商业银行应提高服务意识，不断推出新品种，吸引消费者投资，进而推动房地产金融风险管理的多样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邢学良.房地产金融风险及防范[D].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4,12.
[2]王佳.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分析及防范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5,12.
本文链接：http://www.vanbs.com/v-141-2396.html金融市场风险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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