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第300页。
（6）《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页。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恩格斯在批判英国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时又指出：“在这里的一个大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艾尔克河“下面紧靠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通通汇集在艾尔克河里。”从恩格斯对艾尔克河的批判中看出，曼彻斯特的工人生活的环境特别肮脏。艾尔克河附近有多个工厂，特别是制革厂四周弥漫着动物尸体腐烂的臭气味。人们的排泄物、工厂的废弃物以及废水都直接排到艾尔克河里，使得艾尔克河发黑、发臭，严重地污染着曼彻斯特城市的环境，这些污染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这还只是曼彻斯特旧城占地不到十分之一的艾尔克河附近的一些地方，而且这远远不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恩格斯还对英国曼彻斯特的杜西桥以上的朗密尔特街空气进行了这样的批判：“成群的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杂院内的小棚子里关着……结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周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杂院里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体的腐烂而完全变坏了。”恩格斯认为，只有工业才使这些牲畜的主人有可能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大杂院当作住宅以高价租给工人，剥削贫穷的工人，制造废弃物污染空气、破坏生态，造成生态危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工业造成的。”
二、对资本主义农业污染的现实批判
人类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起，农业就在逐步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人与自然界相处较为和谐，整个生态系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在使用机器之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但是产业革命使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成为历史，工人们不得不舍弃这种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美好田园生活，被卷进了资本主义这架加速运转的庞大机器。马克思通过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大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更新，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的发展更新就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破坏更多的土地，出现更多新陈代谢断裂，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发生。恩格斯指出：“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恩格斯认为，无论是大工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正在发展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传统农业、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牧场及森林逐渐消失，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演变。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本是良性循环的，人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也应该是良性循环的。人们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循环产生的废弃物，应该也是自然界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应当回归自然界，回归土壤，投入新一轮的代谢，使得土壤永续保持良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的考察发现了新陈代谢的断裂，原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产品产出后，农场主把一部分剩余的秸秆返回土地，进入土地的自我循环，加上牲畜粪便等农家肥，维持土地肥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再生产条件”被破坏了，土地的养分在年复一年的轮作中被带走了，这种新陈代谢断裂削弱了土地肥力，最终导致土壤危机发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口大量汇集在城市的初始目的是凝聚社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人口过度集中却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导致资本主义农业出现新陈代谢断裂。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对农业造成的危害时还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对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和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树木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坏，最后造成土地荒芜、水土流失，生态不断恶化，形成生态危机。
三、对资本主义生活环境污染的现实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的本性是资本积累，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觉得利用自然是理所应当的，自然界就是“蓄水池”，取之不完、用之不竭。但是生活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污染环境相伴而生，自然界又成了“垃圾池”。资本家在工厂的建设上如果不考虑土地的破坏，房屋的设计建设不顾及工人的住宿，工厂生产过程中如果不顾及废弃物对环境、空气的污染、对工人身体的伤害，只是一心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城市人口的集聚，过度性地掠夺自然资源，造成大量生活垃圾的产生，就会超出区域自然的承载力，生态环境逐步恶化，最终生活环境遭遇严重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环境污染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和批判，他指出：“波尔顿、普雷斯顿、威根、柏立、罗契得尔、海华得、奥尔丹、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斯托克波尔特等城市……这些城市本身都建筑得坏而杂乱，有许多肮脏的大杂院、街道和小胡同，到处都弥漫着煤烟。”“这种大杂院通常都很狭窄、肮脏、空气不流通……而在院子最里面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公共垃圾坑或类似的东西，其肮脏是无法形容的。”从恩格斯对英国各个城市生活环境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家到处乱建工厂、乱修房屋，不给工人修建宿舍，逼迫工人住在自己挖的洞穴里，生活环境极其恶劣。恩格斯对英国曼彻斯特的杜西桥以上及安柯茨以南工人的生活环境进行了这样的批判：“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脏东西和废弃物，死水洼代替了水沟，仅仅是臭气就足以使稍微有点文化气息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住。”“北明翰铁路穿过的那一片地方，房屋盖得最密，因而也比其余的地方更糟。梅德洛克河在这里蜿蜓曲折地流过一个在某些地方可以和艾尔克河河谷相提并论的河谷。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在这条小河两旁，从它流入城市起到它和艾尔威尔河合流为止，是一条宽阔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带，工人住宅的情况是非常恶劣的。”“他们（工人）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恩格斯指出，尽管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的损害，可资本家丝毫没有设法改善，他们（社会）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由此可见工人们生活环境之差。资本家只是利用工人创造物质财富，工人生活环境恶劣则与他们无关，环境的污染也与他们无关，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积累资本。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伍德不认同目前流行的历史时期的划分，认为把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是错误的，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疑“现代性”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改变，并将其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另一些学者强调经济的转变，将其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多元化资本主义。这些分析的共同点都是关注新技术、新交流手段、消费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资本主义高度繁荣，强调差异和新时代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后现代性不是一种历史时期，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属性。伍德认为，文化和经济的因素产生了后现代性的概念，否认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认为现代性概念是错误的，而使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概念能否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伍德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考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大卫·哈维的“后现代性”概念来论述这个问题。根据詹姆逊和哈维的理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并没有实现从物质模式到文化模式的转变。伍德指出，对于詹姆逊而言，后现代性对应着“晚期资本主义”或新的多样性的“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哈维将后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后现代性对应着资本主义的某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而且劳动模式已经被灵活性所代替:新的生产模式团队概念、准时生产、多样性的商品市场、流动的劳动力、流动的资本等都因新技术而成为可能。伍德指出，这些改变主要是文化的改变。在哈维的后现代性理论中，时空压缩占据重要地位，依靠新技术，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压缩成为可能，出现了新的交流模式、生产方法和市场交易的加速、新的消费模式、新的金融管理模式，因此就出现了新的文化资源来构建“后现代主义”。伍德不同意哈维和詹姆逊等人的后现代性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当今的确有一些像哈维和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视“后现代性”为一种历史态势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视其为一种有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受制于历史演变和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所谓的“最新”变化并不新，所谓的“后现代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晚期形态，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普遍化，是它的运动规律、社会关系和矛盾的进一步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渗透到更广阔的领域中。伍德指出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后现代性概念进入现代性概念的范围，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相联系。后现代性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鲜明的经济和技术特征为标志，被描述为信息时代、灵活积累、自由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等，以特定的文化模式组成。后现代性只是一种历史症候，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后现代性”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倒置。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虽然“剪不断”、“理还乱”，但都没有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场域。“后现代性”概念从其传统意义来说与现代性概念相对，后现代性紧随现代性，而现代性显示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同一性，现代性没有使启蒙理性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区别开来。后现代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代替了启蒙工程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化和知识模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历史的发展中被遮蔽，资本主义体系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生成过程。伍德在批判后马克思主义时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正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后现代主义不能为它自己关于解放之承诺就此问题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础。”伍德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出发，认为正是后现代主义支撑西方帝国主义实施霸权，这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无知，取消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否定启蒙运动的价值，否定结构和整体性思想，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再是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种方式，其本身已成了一种疾病。
二、现代性与启蒙运动
伍德指出，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相关，或者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现代性，或者是因为合理化的发展产生了启蒙运动，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念来源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伍德认为，现代性来源于启蒙运动，在19世纪才得以兴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它们的传统是西方现代性……西方自18世纪以来学术论战继承的遗产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好坏，这些都是西方的现实。”启蒙运动代表了理性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单线进步观以及普遍与绝对化的真理。这些特点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已经成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启蒙工程。启蒙运动诞生于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其许多特点根源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脱离封建主义束缚的一种可选择的道路。伍德认为，现代性工程的主要发源地是农村占主导的法国，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非资本主义原则仍然在起着作用，不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不存在生产价值的创造，而是古老的商业行为。”这个市场崇尚贱买贵卖的原则，以外地谋利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买卖为主，农业人口占据大多数，是潜在的消费市场。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包括专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贵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没有任何关系。资产阶级对专制国家的态度是模糊的，对专制原则的挑战仅仅是对专制原则的延伸，完成了专制的集权化工程，这些同启蒙精神相悖。启蒙运动的假设是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存在于西方历史中，“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中形成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学术工程共同代表的单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则是理性主义。广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已经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或两者皆有)，从马克斯·韦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到当代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方式描述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要么被看做是人类解放的高峰，要么作为在最好情况下已无法阻止现代悲剧(启蒙辩证法)和在最坏情况下导致种族灭绝和核毁灭威胁根源的惨败。”如果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概念，那么现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由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民主和技术进步组成的一个复合物。后现代主义抛弃所有启蒙运动中好的东西，特别是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追求，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归咎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现在应该将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现代性工程”的观点同启蒙运动的方案区分开来。“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启蒙运动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助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欢呼雀跃。”后现代主义根源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工程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决定性的。否认任何完整的过程，任何所谓的‘宏大叙事’，并拒绝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综合的普遍的理论解释。”后现代主义也拒绝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认为启蒙运动已经死亡，但仍有价值，它要借助社会主义得以复兴。资本主义虽已经普遍化，但不妨碍启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启蒙的联盟，才能真正实现理性、科学和自由的启蒙精神。
三、简评
伍德的现代性理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始终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后现代性、启蒙等的关系，正确指出了现代性的多重维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揭示了启蒙运动及其价值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的最终消解，以及社会批判功能的丧失。第二，在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批判理论中的价值和地位，将历史唯物主义提升到批判资本主义，拯救思想文化、阶级、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高度。第三，以资本逻辑为核心，揭示了现代性其实就是“资本现代性”，由于其内在逻辑的矛盾，势必导致现代性的困境及其变异。伍德的现代性理论有助于穿越现代性的迷宫，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以下重要的启示:其一，伍德正确梳理了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认为一方面不能忽视资本主义普遍化和成熟的趋势，另一方面不能将这段历史简单地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阶段，否则无法正确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伍德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普遍化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仅仅代表资本主义的某些要素如市场、技术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制度，但其特殊的运动法则和逻辑并没有改变，正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才导致资本主义发生诸多变化。资本主义并不是普遍的、超历史规律下的自然结果，更不是科技发展的结果。中国可以通过吸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二，伍德正确分析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问题。一方面，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并不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混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伍德认为，之所以会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混同是因为没有弄清资本主义的起源，一般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其实资本主义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不具有普遍性，这种观点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掩盖了资本主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跨越了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鸿沟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三，伍德将现代性批判和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结合起来，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弥漫了两种情绪:一种认为西方文明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带给人类的是灾难，并已经终结。虽然启蒙运动所开创的平等、正义、民主等价值观给人类带来进步和繁荣，但同时也使个人丧失自由、社会走向全面异化。另一种认为从启蒙运动开始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必将走向进一步的繁荣。这两种情绪都是在现代性话语遭到批判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最突出的变体就是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当今资本主义的文化，宣扬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让人在物欲横流中丧失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和对社会的批判，沦为“快乐的机器人”。这启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宣扬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价值观，让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成果惠及每个人，让每个人在享受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幸福中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伍德的现代性理论也存在以下失误:其一，伍德虽然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质变，但并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的一系列变化带来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技术的变化带来的劳资关系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而认为是战后的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右翼知识分子也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发生本质变化。其二，伍德固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观点，虽然指出现代性的资本逻辑，但并没有全面详细地论述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过程及其当代影响。这种转变伴随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直接影响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消费主义和碎片化的特点，而且从更隐秘的层面巩固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三，伍德的现代性理论虽然从新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变化，但既没有真正揭示这种转变的脉络和特点，也没有凸显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价值。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解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否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对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anandBraudel)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特征》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其“长时段理论”连同年鉴学派一起，对20世纪末的中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本文主要是对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进行解读。该书是1976年布罗代尔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所作的三次学术报告演讲，并附录了布罗代尔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讨会上的言谈。布罗代尔在他的这本小册子中既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因的新解释，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新界说，例如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竞争与垄断、中心与之间的关系等都提出了其独特的见解。布罗代尔重视从生活世界人手进行观察和研究，他的这些见解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范围之内对资本主义所作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的结果，从而为我们这些外部读者深入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视角。作为20世纪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布罗代尔是一位追求真实历史并对于人类前途有着热忱企盼的学者。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特质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并期盼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然而，布罗代尔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动力、本质与特征时有不少观点是经不起推敲或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的，对这些观点的批判与反思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困惑。
在该书中，布罗代尔首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进行了探索。布罗代尔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在他看来，“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的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浑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对于人来说，过去获得的经验和受到的毒害都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平庸之物。而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人去细心观察”。布罗代尔坚持认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包括人口、技术与市场。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分析方面，布罗代尔与马克斯·舍勒以及马克斯·韦伯存在着根本的歧异。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归因于物质生活中的人口、技术与市场等客观因素，而马克斯·舍勒与马克斯·韦伯均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在本质上归因于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其中马克斯·舍勒把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一种“怨恨”，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动力根源于新教伦理精神。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给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断，并对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本质进行了分析。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市场经济是由商品交换引发的，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他坚持对市场经济作出某种区分，“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在他看来，第一种形式的交换包括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第二种形式的交换主要是远程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容易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布罗代尔总结道，两种形式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在物质生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发展历程方面，布罗代尔正确地指出物质生活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他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认为，“其实，一切都驼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籍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张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这种观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是相符合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有着很好的吻合。
二
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研究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定位在封建主义末期的传统不同，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也不是在旧的封建土地贵族阶级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社会财产关系，而是寄生在封建等级制内，利用它的奢侈、闲散和缺乏远见，攫取它的财产。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并且，他以欧洲、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不同社会条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命运迥异的原因。与我们传统认为东方社会的高度封闭性与稳定性不同，布罗代尔认为中国与伊斯兰社会的构成远远不如欧洲封闭与稳定。在布罗代尔眼中，中国的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布罗代尔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洞察，觉察到了那些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将受到国家的怀疑，而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这就使得在中国，“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被可以称为极权的国家所制服”。在广阔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在18世纪之前，土地的拥有是临时的，领由国家分配。因此，社会的顶峰经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动。而大家族正是布罗代尔所相信的初始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并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通过比较，布罗代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代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等级是开放的、流动的，而欧洲的社会构成显得远为封闭与稳定。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他的论证。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而是在欧洲，“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的财产关系：“财产和社会特权相对地受到保护，名门世家还能相对平静地坐享其成。由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各人基本上仍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必须确立这种平静或相对平静的局面，才能使资本得以积累，使名门世家得以绵延长存，使资本主义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降临人间。”过去流传下来的财产继承制度、封建地产、世袭家族的财富，为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尽管布罗代尔是在全面考察资本主义长时段历史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概念，其论述包含了深刻的理论探索意义。但对他的某些观点还是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辩证的对待。例如，布罗代尔此处论证的符合逻辑并不能消除与文中其他地方的矛盾，尤其是与他对垄断与资本主义关系看法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从来都是垄断的，一切垄断皆具有政治性。“不用说，在伊斯兰国家也好，在基督教国家也好，这些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沃勒斯坦在总结布罗代尔的思想时也指出：“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保证你就永远不能支配经济，永远不能扼杀或限制住市场的力量，要想设立非经济性的壁垒，不让人家涉足经济交易，要想将非分的价格强加于人，要想保证非优先性的采购，不依靠某个政治当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认为没有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布罗代尔定义下的)资本家，那简直是一个荒诞的想法。”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上述说法，也不能消除布罗代尔的一个悖论。因为，如果国家对资本家是支持的话，那么显然国家就不是处于中立的状态之中，这与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判断是矛盾的。
另外，在阐述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布罗代尔指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层面，竞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垄断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诚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垄断的程度越来越高，由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跨国垄断，但是，竞争始终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否认了竞争，也就等于取消了资本主义。
最后，在关于专业化即劳动分工问题的阐述上，布罗代尔的观点也容易引起争论。布罗代尔认为：“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迅速增强，波及整个商业社会，但处于顶层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例外。”对此，布罗代尔作出了三项判断：(1)商人不实行专业化，因为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全部的活动拢固；(2)大商人经常要更换经营活动，因为高利润不断地从一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3)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有一种有时具有专业化的倾向，那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对他的三项判断都不难予以驳斥：第一，他所谓的商人即资本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竞争的存在以及市场规律的作用确实没有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其完全吸引住，而是倾向于将各行当的利润平均化，然而，由于竞争与市场规律的作用，资本家要在部门利润趋向平均化的市场中生存或取胜，就必须实行专业化，取得竞争优势。第二，高利润确实不断地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直至竞争使得其利润向社会平均利润靠近。然而，如果布罗代尔承认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话，则大资本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入已为别的资本家所垄断的高利润部门；如果垄断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的话，那么大资本家还是会选择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则专业化乃是其必然的结果。布罗代尔的第三个判断，事实上是对其关于专业化问题的自我反驳。金钱交易即金融产业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部门，其走向专业化与其他资本主义部门的专业化一样，具有必然性。因此，上述质疑不仅了布罗代尔关于资本家专业化的命题，并且又一次对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竞争与垄断关系的观点作出了有力的反驳。
三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及其进程的认识是与世界总体历史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区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两个概念，布罗代尔详细地阐述了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中心与的关系以及经济世界中心转移的规律。布罗代尔将世界经济界定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即西第蒙斯所说的“全球市场”，经济世界则指的是在全球形成一个经济整体的情况下，地球上一个部分的经济。一个经济世界总要有一个极，一个中心，并且分解为中心地区、中间地区和地区。与沃勒斯坦提出的在从16世纪才建立起来的欧洲经济世界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经济世界的观点不同，布罗代尔认为远在欧洲认识整个世界之前，自中世纪，甚至自古代起，世界就已经分成几个经济世界。这种观点现在基本上得到学界的认同。在阐述各经济世界中心变换即中心偏移规律的时候，布罗代尔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一种“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倾向。他认为，每当出现一个中心失落的情况时，一个新中心的重组过程就开始了。一个经济世界若没有一个重心，若没有一个极，就不能生存下去。这种倾向随着他将欧洲的经济世界归结为世界的资本主义的模子，就自然而然地显示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特征。这也是西方学者惯常流露出来的一种神态。然而，布罗代尔毕竟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追求历史真实，关心人类前途的学者，在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心变换规律之后，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性质并未发生改变，资本主义仍然建立在剥削国际资源、利用国际机遇的基础之上；并且，它一贯地、顽固地依靠法理上的和事实上的垄断，不顾在这方面反对它的激励行动。这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心国家对国家的剥削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制度的不公正。从布罗代尔把这两方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并未改变的证据可以认为，布罗代尔正是把剥削当作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沃勒斯坦在总结布罗代尔的思想时强调说：“在我看来，参与布罗代尔所理解的市场世界就是意味着为世界的平等化而斗争，即为人类的自由与博爱而斗争，因为，这样一场斗争的逻辑不允许世界上存在着人下人。这是一个(对于传统观念的)扭曲：布罗代尔定义下的市场所取得的胜利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表征，反而是世界社会主义的表征。”布罗代尔的上述观点不仅说明了其作为一名史学家治学的科学性，也说明了他对人类前途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解放”观相呼应。
尽管布罗代尔关于竞争与垄断关系的看法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然而，在阐述市场与垄断的关系时，布罗代尔的某些观点也能够为我们打破传统认识的窠臼，走出传统思维模式的困境，深入理解资本主义内部各种关系提供有益的启示。过去，人们常常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类型，而布罗代尔则认为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及其附属物)是同时并存于不同层面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将另外两者包含进一个系统。竞争存在于中层的市场经济，垄断存在于高层的资本主义经济，底层的物质生活存在许多游离于国家财务制度之外的自身消费与服务产业，实际上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自然经济。布罗代尔关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于不同层面，尽管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形式的观点以及竞争与垄断分属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是对传统看法的一次根本颠覆，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特意编发了7篇有关慈善投资的文章，其中一篇名为《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Thebirthofphilanthro-pcapitalism)，从此将慈善资本主义一词带入人们的视线。该文认为慈善资本主义是指新一代慈善家对于自己作为社会投资家的一种认同。换言之，慈善家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就是慈善资本主义。这些慈善家把自己看作当仁不让的“社会投资家”，他们要率先在慈善领域内有所作为，扫荡那些充斥于慈善领域的无效慈善项目和无效慈善活动，使得善款能如同企业资本那样被小心谨慎地真正善用。根据上述定义，不难发现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远在此文发表之前。1969年，美国慈善家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在美国国会税收法案听证会上首次提出慈善风险投资的概念，将风险投资的方式引入到慈善事业中，目的在于更好地解决社会痼疾，实现效益的最大化。由此可见，慈善风险投资，简称公益风险投资是慈善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它是对慈善事业的投资，目的是追求慈善事业效率最大化，投资对象是从事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包括企业组织、非盈利组织等。在公益风险投资的基础之上，慈善资本主义又发展出三种形式:一是通过建立制度化的中间机构来发展慈善事业。自诩为社会投资家的慈善资本家要实现高效率的慈善投资需要寻找适当的社会组织，为满足这一需求服务于社会投资家与社会组织的中间机构应运而生。这类机构有管理顾问公司和各大银行设立的公益创投基金，它们能帮助慈善摒除旧的非专业慈善模式，通过做正确的投资来构建一种现代化的有效率的慈善产业。既然直接捐出资金，由非专业人士来选择和决定慈善资金的去向不能达至目标，那么，就自己直接来做。慈善资本家完全按照企业的运作模式，寻找合适的专业人士直接担任这类中间机构的负责人，而且明确规定机构的目标和任务。这样既能保障慈善捐款有效运作并达到最佳效果，又能帮助社会组织提升慈善工作效率。二是以招标的形式来发展慈善。一种是通过招标来寻找合适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慈善事业。慈善资本家通过设立公益创投计划并对外招标，在寻找优秀的社会组织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宣传慈善投资理念。此类计划的具体主持者为受托的基金会或者银行;另一种是征集公益项目计划并为优秀计划提供资金资助使之得以实施。三是对慈善事业提供针对性的资助和支持服务。慈善事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达到效率高的目的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为此，慈善资本家加强了慈善领域问题的深入调研，并制定专门的支持计划，以保障慈善事业的健康和良性发展。
二、陈嘉庚慈善思想与慈善资本主义的异同
(一)两者的相似之处
首先，在慈善理念上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陈嘉庚16岁就下南洋，长期生活在当时被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受到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的熏陶，其慈善思想自然而然地就有了西方的公益观念成分。他推崇西方国家人民有治国治教育的权力，认为西方国人踊跃捐资兴学，是因为其拥有兴办教育为国民天职的意识，并一再地表示他倾资兴办私立厦门大学等公益事业，不过是如西方国人一样，聊尽国民天职而已。他说:“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至国民应负私立学校经费之义务，乃民族之天职……其他列强，凡教育或慈善诸费，大半出之国民私财。”“西洋捐资兴学已蔚成风气，是以余虽办有集美、厦大两校，不足资宣扬，实聊尽国民之天职而已。”他的这些思想同慈善资本主义者视自己为社会投资家，在慈善事业有所作为是相近的。另外，陈嘉庚的金钱观与慈善资本家极其相似。“金钱如肥料，撒去方有用”是他平生很喜欢引用的一句西方格言，他也常对家人及友人说:“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这与慈善资本家慷慨捐献自己大部分财富用于做慈善事业是非常相近的。此外，两者都重视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陈嘉庚很早就意识到慈善捐款需要“多量及持久”，后来还设立基金会，这正与慈善资本主义设立基金会长期从事慈善活动不谋而合。其次，二者均视私立教育为公益事业。陈嘉庚一生从不认为其倾资兴办的教育事业是私人财产，反之，他视私立学校为公益事业。他说:“敝人之创设厦大，并非欲视该大学如私己之所有……厦大之为公共事业。”而捐资兴学亦是西方慈善家从事慈善活动的重要内容。关于私立教育的公益性，当前国内学者对此尚有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当前国内大部分的私立教育机构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教育需求或消除教育不公。大多数民办教育举办者将学校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多是将举办权进行转让，将学校无偿赠送给国家的非常少见。再次，慈善事业运行形式的相似性。陈嘉庚为保证集美学校发展所需经费所设立的基金会，其性质与慈善资本家所设立的基金会有很大的相似性。他看到实业发展存在不稳定性，而慈善事业经费需要“多量及持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问题的答案就是设立基金会。为了保证集美学校有持续的经费支持，将其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捐作集美学校发展的永久基金。后来，还设立集友银行，并规定银行每年将全部股东红利股息及银行盈利的20%作为补助厦门集美学校的经费。陈嘉庚通过设立基金来资助集美学校与慈善资本家设立基金会在慈善领域进行社会投资的运营形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二)两者的差异两者最大的差异是慈善动机不同
慈善资本家为何捐资、从事慈善事业?马修•比索普和迈克尔•格林认为，慈善家的捐赠动机非常多，每个慈善家的捐赠理由都有很多，很难加以概括。大致可以罗列出以下动机: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义务这样做;他们有资源;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缘故;没有配偶或者子女;虚荣心;满足自我;税收优惠;向社会感恩等等。“然而，慈善资本主义精神的要素似乎有两个:一是认为捐赠是一种责任;二是认为自己是问题解决者，企业家或许确实能改善世界。”陈嘉庚慈善捐赠的主要动机可概括为爱国。他的爱国兴国思想是始终一贯的。他曾坚定地宣称:“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方余之归祖国也，拟献身社会，从事教育，以了余生，聊尽一分子之义务。”其对祖国的忠诚，十分鲜明。在讨论兴学与兴国的关系时，陈嘉庚说:“且兴学即所以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世之积金钱以遗子孙者，莫非为兴家计，既要兴家则对于兴国之教育不可不加注意焉。”他认为兴国、兴家和兴学是一致的，强调兴学乃兴国之根本，认为大办教育是振兴中华的根本道路。他说，“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之天职”，“不为教育奋斗非国民”，呼吁人人为兴国而兴学。而他自己则以身作责，带头捐资兴学，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等多所学校。可以说，传统的慈善活动，如修桥、铺路、捐款、捐物等为许多慈善家所共有，但能为国家利益而散尽家财兴学者，非陈嘉庚莫属。他说:“凡事只要以国家利益、人们利益为依归，个人成败应不在计。”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成为他不断前行的动力，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此外，两者在以下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陈嘉庚是倾资办学，办慈善，正如黄炎培所评价的:“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一人。”慈善资本家并未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拿来办慈善，他们捐出的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极少有人能全部拿出来，即使有慈善家宣称要裸捐，即捐出所有资产，但尚未真正实现。由此可见，两者在办慈善的力度上存在较大差异，陈嘉庚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毫无保留;慈善资本家是量力而为，有所保留。另外，二者解决慈善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慈善所解决的问题可概括为教和养两大问题，陈嘉庚做慈善以解决教的问题为主，以解决养的问题为辅，而慈善资本家是二者并重，二者兼顾。
三、陈嘉庚慈善思想与慈善资本主义的启示
陈嘉庚慈善思想是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同西方慈善思想相融合的产物，代表了当时中国慈善思想的较高境界，弘扬陈嘉庚慈善思想将有助于解决社会慈善意识薄弱的问题。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停滞不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要原因就在于社会慈善意识太薄弱。在西方发达国家，慈善是一种全民自觉意识，民众积极主动参与，而在国内，只有极少数人主动做慈善，大多数人是被动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因此，如何提高广大民众的慈善意识，特别是增强先富起来的人，比如企业家的慈善观念，是我国慈善事业首先要解21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榜样与典范的力量显得无比珍贵与强大，然而这方面传统社会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与榜样资源并不丰富。由此，陈嘉庚的慈善活动及慈善精神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中国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精神资源”。慈善资本主义是西方慈善发展的新趋势，其创新性和重要性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可，慈善资本主义的引入将可解决国内慈善效率低的问题。毋庸讳言，当前国内慈善事业效率低下是不争的事实，而慈善资本主义“高效慈善”的本质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现成的答案。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慈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国内慈善组织公信力急剧下滑的情况下，中国慈善事业依旧任重而道远。因此，深入研究、挖掘并宣传陈嘉庚等慈善家的慈善精神与慈善理念，并将西方的慈善理念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将能有力地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贸易意识；国际贸易；远程贸易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曾经繁荣一时的安特卫普城是尼德兰(荷兰前身)通过贸易发展本国工商业的很好例证。安特卫普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城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一80％，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世纪，安城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l3尼德兰的海运业是其开展国际贸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兰有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总和还要多。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船只的帆影。可以说，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为尼德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由此可见，尼德兰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国际贸易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欧洲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另一国家是英国。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的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的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垄断组织。16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组织除了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利凡特公司，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特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的贝鲁特和特里波里。英国的贸易活动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动了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步伐，同时也刺激了同时期英国对海外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以前荷兰和英国国际贸易的繁荣。但很明显，区域性强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随着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成长的需要，单纯的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其需要，就连区域性的国际市场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为扩大的市场与更为丰富的原料成了资本主义追求的首选。远程贸易成为必然，且在以后资本主义的追求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6世纪，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但其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带着强烈的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并且带着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场是人和区域性市场不可比拟的，它为成长中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原料。远程贸易恰好是这一过程的载体和加速器。
16世纪末、l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及其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8至1599年，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的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l艘船只到东方，并于1602年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经营亚洲贸易。1624年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的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荷兰殖民地多为零星的孤岛且为重要的通商道口，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且水域居多更易发挥其航运业的优势。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润率为40％，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香料贸易中，利润竟高达5O一75％。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些资本返回到欧洲，为西欧区域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快了资本主义成长的步伐。
而英国的伦敦商人早在1570年至1600年就积极筹组东印度公司。从l7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司的商业活动逐渐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打破荷兰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易。而且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和美洲输入棉花，增加了英国工业新的活力，打开了海外贸易的新局面。
荷英两国还开展了对美洲及其他地区的贸易。荷兰于1621年成立了西印度公司，英国1611年成立法国公司、1618年成立西非公司、1672年成立皇家非洲公司、1670年成立哈得逊湾公司。通过这些公司，英国的商品输出额迅速增长并最终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进而给英国社会带来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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