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赏析论文范文第1篇
一、本课程及指定教材的基本特点
原来普通高校开设的《中国音乐史》课程，其教学不外乎按照历史分期，分为古代音乐史、近现代音乐史、当代音乐史三部分来教学，或是依据各个时期的音乐形态，即“乐舞时代”、“歌舞伎乐时代”、“民间音乐时代”、“专业音乐创作时代”四部分来教学。在大的历史框架下，根据音乐发展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阶级性、宗教性的特点，再分别以乐器、乐制、乐人、乐种、乐律、乐理、乐谱、音乐教育模式等为线索，结合出土文物、乐器、遗存的壁画乐谱等图像安排教学，纵向与横向结合使中国音乐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不同阶段的音乐文化及其主要艺术成就和文化背景更加清晰明了，易于学生接受。《中国音乐名作赏析》课程一般是在中国音乐历史的框架下，结合具体音乐作品，完成音乐审美体验。它把抽象的音乐理论形象化、音乐作品视觉化，利用直观图像、音响弥补中国音乐史缺乏形象性、趣味性的缺憾，以乐器形制演变、各个乐种的发展融合及兴衰没落、器乐流派等为线索安排音像资料进行教学，从音乐作品的创作、演奏、欣赏(表现和理解)、内容与形式、样式等音乐现象中探讨审美价值。将上述两门课程整合为《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如果既能体现两门课程各自的特点，又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那就是真正达到教学目的了。但《中国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名作赏析》课程的整合并不是单纯地把欣赏课和音乐史课简单合并在一起，它针对的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学生，是以培养基础教育教师为目的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仅有72个课时。这就意味着要对博大精深、与很多学科交叉、涉及知识面很广的中国音乐史内容做很大的删减，要在大量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优秀音乐作品里做出艰难筛选。受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托，田可文为普通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编著了《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教材。全书共分析了75首作品(都附有谱例)，插有87幅图片表格，很好地体现了中国音乐史的历史风貌。为了适合教育对象，这本教材对很多中国音乐史的细节与文献依据一笔带过，对一些较困难的理论问题有意简略，只对学生必须掌握的音乐史实内容进行了叙述。这就给了授课教师很大的自由空间，但同时也有很多随之而来的难题需要授课教师解决。
二、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及解决原则
1 学时少和教学内容多的整体矛盾
以往，《中国音乐史》课程的总学时是72学时，笔者在教学中已经感觉到很难较好地完成教学内容。因为，古代史的知识学生大都不熟悉，需要细致全面地讲解；近现代、当代音乐史中又要安排大量欣赏的内容。原《中国音乐名作赏析》课程的总学时是36学时，也不能很充裕地完成教学任务。
除了学时少的问题，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教师在备课之前，很有必要深入到学生中了解情况，并据此安排教学内容和授课方法，适时做出调整。
2 古与今教学内容的具体矛盾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内容，是让音乐专业学生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果给这部分内容安排的时间太，少I那么，这门课设置的初衷就无法完全实现；如果在古代音乐部分所用学时太多，近现代、当代史中大量的作品又很难有时间欣赏。
为此，我们需要合理分配教学时间，利用课下时间，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三、本课程教学的具体方法
不论是中国音乐史的教学还是名作赏析课的教学，其内容都十分庞杂。要想使二者充分地融合起来，需要进行系统化的整合。教师首先要吃透教材，明确每单元、每节课的教学目标，查阅和学量相关资料，融会贯通地变成自己的知识信息传授给学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教学方法，要精心设计教学流程，制定出巧妙且卓有成效、灵活多变、适应学生心理特点、以人为本的教法，和学生一起精心实施。
关于本课程教学的具体教学方法，笔者认为，谭勇在其《论高师(音乐名作欣赏)课程的教学最优化》(刊于《黄钟》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很值得借鉴：首先，应明确优选教学方法的标准。标准一：教学方法应与教学目的相适应。就每节课的教学目标而言，一般都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知识信息方面的、认知技能方面的和情感态度方面的。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有与该目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来予以保证。标准二：教学方法应与教学内容相适应。名作欣赏与中国音乐史课程结合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由此也决定了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标准三：教学方法应与教学对象相适应。教学方法不仅为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所制约，而且也受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和知识基础所制约。在兼顾整体的前提下，应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
但是，由于本课程要突出在中国音乐史背景下进行作品欣赏，所以，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以中国音乐史脉络为经线，以在历史背景中常析不同形式和人物的音乐作品为纬线。在相关音乐史知识的讲述后，引导学生在聆听代表性作品中认知中国音乐史和明确音乐欣赏的方法，达到既拓宽视野又提高音乐审美和认知能力的基本要求。
2 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资源。《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的教学应充分利用多媒体等设备和网络资源，以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在电脑普及软件运用上做足功课，例如，在powerpoint课件使用时，理论文字中间穿插影音视频，把理论内容和影音内容完美结合，充分挖掘教学潜能。
3 课内课外结合。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结合后，其教学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单纯依靠课内时间，是难以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的。因此，强调课内外结合、重视课外的学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教师可在每节课后给学生推荐自主学习内容，这样做可以充分弥补课堂教学内容的不足。学校应该尽可能提供场地、设备和相关辅导条件。也可以将这种课外学习活动情况纳入考核中。
4 开展各种形式的专业讲座。专题性讲座可以针对性地弥补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让音乐专业学生在生活中养成赏析音乐作品的习惯。
5 师生互动。现代教育观强调在教学中，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安排时间让学生进行讨论；或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提前准备，单独进行试讲课，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学生在教学当中的主体作用，同时能够改变长期以来教师单向灌输教学所带来的单调授课形式。能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音乐赏析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中国音乐史；教学改革；探讨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14-02
中国音乐史课程是我国“中国音乐史”是我国高等教育音乐教学中的专业基础课和必修课，是音乐专业理论课中重要的内容。同时在各大高校所有音乐方向的研究生考试中都是必考科目。可见中国音乐史这门课程在我国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其教学目的是通过阐述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使学生把握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掌握各个历史时期音乐的主要特征，了解我国音乐发展史上重要的事件、音乐家、作品、理论，音乐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等等。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全面提高音乐素养，进而引导学生科学地评辨和研究音乐问题，并能将所学的历史知识及方法应用于自己的专业学习，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音乐文化传统。
多年来，中国音乐史一直采用传统的理论课教学方式进行，教学的不足：如形式单一、教学媒体落后、忽视学生的主体性等，这些因素已经妨碍了学生在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的方面接受音乐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教学目的中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本文通过几点思考以及教学方法的尝试，就如何创新改革中国音乐史的教学模式，以期获得较之传统教学更好的教学效果，一些简单的探讨。
一、参考教材，更新知识
教材是供教学用的资料，狭义的教材即教科书（通常称“课本”），是一个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广义的教材指课堂内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所有教学材料，比如课本、练习册、故事书、计算机网络上使用的学习材料或教师自己编写、设计的材料。凡是有利于学习者增长知识或发展技能的材料都可称之为教材。
目前，各高校在中国音乐史教学中均有规定使用的教材，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田可文《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人民音乐出版社与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出版，2007年）等音乐著作。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使用教材大多是狭义的教材，依照课本内容，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和不容更改的性质，很少填充和修改。然而，音乐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同样具备着前进发展的特点。如某种新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以往音乐问题的猜想，或是了以往旧有的结论；新的出土文物更新了教材中的时间界定，补充了以往音乐史的空白等等。因此，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以课本为主，但不拘泥于课本，博览群书，拓宽知识面，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多方面完善、补充、更新音乐史知识。让中国音乐史和人类发展史共同流动起来，成为一门“活动”的音乐理论课。
二、信息化运用打造“博物馆式”教学
中国音乐史阐述的是过去的音乐，特别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在学生认为，那是离自己很远的事物，看不到、摸不着、听不见，长期纯理论性文本教学方式只能让学生从教师的讲述中去勾勒和想像，因此造成了大多数学生对学习中国音乐史兴趣不浓，学习动机不足、知识记忆不深的现状，如何针对当代青年学生的特点，创新教学方式成为中国音乐史教师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21世纪是一个知识、信息、通信的时代，是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青少年学生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更易于接受迅速、直观的知识信息。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先进、高效、实用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是创新改革教学模式，不断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的迫切需要。虽然近几年，有些教师或多或少运用了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但是与其他快速发展的学科相比，达到信息化的程度还相距甚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时代音乐人才的培养。
试将音乐、图形、文物等运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将中国古代音乐史立体地再现在学生的眼前，使教学变得形象、直观、立体和生动，就像把学生带进中国音乐历史博物馆，将讲授和参观结合，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增加了教学中知识的信息量，教学的效率得以大大提高。
三、专题课教学方式
传统的中国音乐史教学通常是按照历史时期，从古至今地给学生讲述音乐历史的发展，基本上是一种纵向的知识延伸方式，这种方式对于帮助学生了解音乐发展脉络，把握作品风格特点与社会背景的关系都具有非常有利的作用。但是，对于同一音乐现象或作品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影响等问题，则横向联系比较的教学方式更能够帮助学生全面地把握音乐发展的规律，深入理解在历史的演变中音乐是如何发展的。所以，在讲述某些问题，如：中国乐律学的发展脉络，中国古代音乐机构，中国古琴音乐，京剧的产生、发展和现状等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专题课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明确音乐史实，梳理音乐发展脉络，总结历史规律，提高分析研究能力。
四、从学术论文到课堂教学
要将学生的学习状态从被动转变到主动，一改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方式，由学生课前查阅相关论文，了解需要掌握的知识、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各种观点以及研究现状等问题，然后将问题和收获带入课堂，有准备地进入教学阶段，无疑也是一个可取的方式。学生在查阅、研读相关论文的过程中，因为是经过亲自动手检索阅读的，所以对知识点的印象会比由教师灌输的更加深刻。而且，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超出课本的知识量，同时，学生查阅资料、分析对比、总结归纳等综合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
例如：在课前，要求学生阅读至少五篇关于先秦雅乐的学术论文，假设学生找到并认真阅读以下4篇论文：1.李方元《周代宫廷雅乐面貌及其特征》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2）；2.何涛《论先秦俗乐、雅乐的音声特征》载《江海学刊》2007，（2）；3.任飞《无“商”的西周雅乐》载《中华文化画报》2007，（6）；4.张耀《雅乐含义及先周雅乐的表现形态》载《中国音乐》2006，（2）。那么，仅从这4篇论文中学生至少可以收获到周代宫廷雅乐的形式、使用场合、音乐风格特点、先秦雅俗音乐的区别、先秦雅乐与当时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然后，学生可以将阅读中的收获和不理解的问题带入课堂，和同学展开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这种方式不但完成了教学内容，而且对锻炼学生主动深入地思考问题，追求真理的能力，较之传统讲述式的教学方式更加有效。
五、技能再现音乐，理论指导实践
中国音乐作品是中国音乐史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历史上的音乐作品是了解其所在音乐时期风格特征最直接的感知。特别是演奏、演唱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中国音乐史的过程中，可以将技能锻炼和理论指导相结合。如在讲到古代某个时期的作品时，请专业学生演唱或演奏，再由教师讲解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乐曲的风貌，还可以播放原版的古乐音响，让学生用理论结合音响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之后，重新演唱或演奏，与之前的效果进行对比，鼓励学生逐渐完善演奏风格，提高演奏技巧。由此使中国音乐史教学目的中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得到良好的发挥。
六、课外教学
课外教学相对课堂教学来说有着很强的教育优势，能够创设一种特殊的文化环境来实现“环境育人”的功能，取得特殊的教学效果，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并逐步内化学生的素质，扩大学生的地理知识领域，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能力。因此，教师应根据当地地理、民族和风俗的特点，积极开展中国音乐史课外教学。同时可以结合民间音乐采风的实践活动，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 让学生走到实实在在的音乐生活和音乐土壤中去。如学习当地的民间歌曲、民族舞蹈、民族器乐，参观音乐历史博物馆和优秀的音乐文化历史遗存，访谈著名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等。此种教学模式，丰富了中国音乐史的教学内容，让学生通过主动了解本地的音乐文化发展和所取得的成绩，激发了学生的自豪感、爱家乡和学习、探究本土音乐文化的热情。
七、结语
中国音乐赏析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学改革；课程特色；措施
中国音乐史课程发展至今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经过了几代人的探索，课程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它是音乐学与历史学相互交叉的一个学科。通过学习中国音乐史，能够了解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掌握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它是检验音乐人才的基本音乐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的标准，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中国音乐史课程对促进音乐专业的学生全面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音乐史》的教学现状分析
这门课程的涵盖面广，教学内容丰富，然而课时是有限的，使原有的教学内容变得紧张，也不便再进行更多的课程拓展。教学方法过于单一，主要由任课教师单方面传授为主，学生为客体，教师往往过于强调基础理论，缺乏实践环节，重视该学科理论知识的讲授，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忽视理论联系实践的结合，最终致使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传统考试形式单一，对学生的考核以试卷为主，大部分的学生在临近考试的短时间内，将老师上课的笔记内容进行汇总、复习，这种只重视教学结果而不考虑教学的过程，暴露出了考试体系与学生的学习态度的矛盾。中国音乐史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落后了，在当今课堂教学中，逐渐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教师应该对中国音乐史课程的探索与分析，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尽量用丰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能传授学生更多更好的音乐文化知识，使学生通过学习中国音乐史，能更好的学以致用。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教学不断完善，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二、《中国音乐史》课改的措施
中国音乐史课程是培养音乐专业人才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所以，对现阶段的中国音乐史教学进行教学改革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有效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是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以下是对这一课程进行改革的措施。
（一）转变角色，学生由被动变主动
教师在“中国音乐史”的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自主学习习惯。始终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的作用，引导学生学会发现、学会思考，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教学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教与学的矛盾。让学生上讲台，定期安排学生进行课程内容的讲解，学生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自选题目，给学生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课下充分准备，让其进行归纳，汇总，用合理的语言来表达内容。最后由老师进行点评、评述、更正、总结。这样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由原来的被动变为主动的学习，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由于音乐专业的学生将来的就业方向大部分从事教育行业，这种方式，还锻炼了学生的讲课能力，为今后就业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结合自身专业特色，个性化教学
在中国音乐史的教学中，很多优秀作品需要让学生进行赏析，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专业技术展示，为同学们现场演绎作品。比如讲地方民歌时，可以让声乐专业的同学进行演唱，讲音乐家的代表作品时，让器乐的同学来演奏。这样，在课堂上安排相关专业的学生现场演绎这些作品，理论指导实践，可以让学生更深刻的感受到作品的内涵与风格，使学生们能够掌握音乐历史及其作品的演奏风格，更深刻的感受到作品的意境，理解理论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丰富课堂的教学形式，不仅活跃课堂气氛，还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
（三）考核方式分为三个部分（百分制）
1.个人展示成绩，每学期老师在授课时会指定关于中国音乐史有关内容的声乐或器乐作品等，每个同学要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音乐作品展示，也可以自由结组，占20%。2.论文成绩，论文写作能力是衡量一个人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期中考试时给出多个题目，供学生自行选择，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占30%。3.试卷成绩，期末考试是闭卷考试形式，考核掌握基本知识的情况。试题量覆盖范围要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占50%。
（四）理论指导实践，增加实践课时
在这门课程中可以增加实践课时，每学期定期进行实践学习。第一，教师可以带学生去当地的博物馆，更直观的了解当地音乐发展历史及音乐风格特点。拓展音乐视野。第二，让学生们根据地方特色音乐编排节目，在校内、校外进行实践演出，传承和发展本民族音乐，并让更多的人喜爱我们自己民族的传统音乐。第三，带学生到幼儿园、小学、中学进行实践教学，教授民歌、民舞等，培养学生的实践教育水平。理论联系实践、理论指导实践，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学之以用。
三、结语
若要使中国音乐史课程改革取得一定成果，就要在中国音乐史课程的教学中，紧跟上时展的步伐，教师要调动多种积极因素，培养学生对这门课的兴趣;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结合课堂艺术实践、课堂互动、以及课程综合设计实践等多种措施，提高教学质量，要让学生在学习中从内心深处感悟它、认知它、热爱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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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赏析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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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赏析论文范文第5篇
少数民族音乐 西安音乐学院 课程设置 师资
2010年12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二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在广西艺术学院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教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樊祖荫在开幕式发言中用“队伍逐渐壮大，成果不断涌现，教育渐被重视，学科纵深发展”四句话概括了当前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与教育的现状。樊祖荫在发言中提到“双渠道”传承的思路，即民间自然传承、学校教育传承并存的传承方式，并且呼吁高等艺术院校要积极承担起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重任。樊祖荫还介绍了自己承担的《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与开发》这一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为我们从体系性的角度来考虑少数民族音乐教育问题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在这次会议中，关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这一主题提交论文35篇，其中24篇是论述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提交论文122篇，其中11篇是论述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可见，利用高等教育的平台传承少民族音乐已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这次年会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地方艺术学院参会多，地方专业音乐学院参会少。从会议研讨情况来看，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承中，艺术院校、师范院校、综合大学音乐系科走在前列，而地方专业音乐院校所起的作用与其在音乐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很不相符。
从本届年会提交的论文就能说明问题，年会共提交论文157篇，其中中央音乐学院9篇、中国音乐学院8篇、西安音乐学院2篇、武汉音乐学院1篇、四川音乐学院1篇，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均为零。
一、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已取得重大成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与教育已取得许多实际成果，学科建设在不断地推进，地方专业音乐院校开设少数民族音乐课的条件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显著提高，一批少数民族学者和致力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汉族音乐学者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涌现出大量的专著和专业论文。二是形成了实力强大的研究团队，这个团队中优秀的汉族学者有樊祖荫、沈洽、杜亚雄、田联韬、赵塔里木等，少数民族的优秀学者有乌兰杰、杨士清、蓝雪霏、和云峰、杨民康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已经有大量专著与高水平的专业论文出版和发表，代表性的成果有樊祖荫所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教程》，杜亚雄教授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伍国栋教授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白族音乐志》，田联韬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冯光钰、袁炳昌、赵毅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杨民康编著的《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研究》，和云峰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王华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21世纪艺术教育系列教材）等。
以中国期刊网为检索源，以少数民族音乐为检索词，自1994至2009年以来的检索文章多达394篇，其中不乏高质量的研究文章。但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空间还非常大，尽管目前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果，但相对于少数民族音乐之丰厚、价值之重要而言，研究工作还任重道远。因此，在地方专业音乐院校中开设少数民族音乐课显得非常有必要，并且条件也趋成熟。
二、国家对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视与支持。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与教育方面的支持力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均被列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单位。招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博士和硕士两个层次的人才。中央音乐学院每年招收少数民族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博士生3名、硕士生10名。中国音乐学院每年招收少数民族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博士生5名、硕士生20名。
2010年，由国家民委、教育部、财政部等联合实施的“新疆定向人才培养计划”开始实施，内地100所院校将连续5年为新疆培养少数民族音乐人才。在这些政策与措施的激励下，越来越多的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专门高级人才从高校走向社会，为普通高校少数民族音乐课的开设提供了人才资源。
三、专业音乐院校中少数民族音乐课的开设情况
地方专业音乐院校作为培养本地区高等音乐人才的摇篮，对本区域内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播应依托地方专业音乐院校，通过高等教育将其传承。这种传承不仅体现在研究成果方面，更主要的是要体现在教学中，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
我国地方专业音乐院校是按六大行政区划来设置的，而我国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东北等边疆地区，这些地区的专业音乐院校应该是传播和研究该区域内少数民族音乐的主要基地，正如中国音乐学院姚艺君在本届会议的发言中提到，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真正基地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而不在北京，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全国9所专业音乐院校中，除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以外，其他地方音乐学院都没有开设专门的少数民族音乐课。一些地方专业音乐院校，如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少数民族音乐的有关内容都是在中国传统音乐概述或民间音乐概论课中一笔带过。
四、地方专业音乐院校开设少数民族音乐课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对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重要意义还认识不够
地方专业音乐院校在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中普遍存在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的问题。以西安音乐学院为例，西安地处西北，而西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研究和传承这一地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本应该是学院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2010年7月，学院第五届教职工代表会审议通过的《西安音乐学院2010―2015年学科建设规划》中提出，基于学院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文化区位的差异选择，学科发展要走特色之路。提出要构建学科创新发展平台。针对音乐学系，提出要重点建设汉唐音乐史、西安鼓乐、陕西地方戏曲理论研究等课题。针对作曲系，提出要在影视音乐创作和地方音乐风格创作上形成优势。
规划没有涉及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这一课题，讨论稿虽然提及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丝绸之路起点、西北唯一的专业音乐院校应该在丝绸之路音乐研究方面有所作为，但没有被列为议题，只提出建立西北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库的计划。
（二）师资不足
西安音乐学院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面尚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音乐学系西方音乐、中国音乐、综合理论三个教研室，21名教师中，缺乏真正涉足少数民族音乐这一领域的教师，给该课程的开设带来障碍。但是近年来，西安音乐学院在引进人才方面迈出很大的步子，仅2010年就引进北京、上海毕业的博士研究生6名。目前，音乐学系和作曲系博士生共计18名。已有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博士加入，少数民族音乐课的开设逐渐具备了条件。
（三）课程设置上可借鉴已有成果
本次会议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专家和教授都在发言中谈及各自在少数民族音乐课程教学中的经验和做法。
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课由田联韬、和云峰、杨民康等讲授。本次会议上，和云峰教授以《摸着石头过河――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系列课程”的依托背景、教学模式、实施原则》为题，介绍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经验。学院根据专业设置的特点，按照学力层次布局，将少数民族音乐设定为本科生选修课、研究生选修课两个层次。本科生层次，依据授课对象（表演、作曲、指挥、音乐学）的不同，先后开设有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舞蹈鉴赏、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赏析、中国少数民族基础理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四门课程。研究生层次，依据授课对象（表演、作曲、指挥、音乐学）的不同而开设有西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专题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上、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专题研究三门选修课。和云峰还谈到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开展教学工作、提高学习兴趣、采用多媒体手段加大“信息流”、提倡求真务实的四原则。
中国音乐学院姚艺君在发言中谈到，中国音乐学院在研究和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介绍了学院少数民族音乐课设置情况。在本科生、研究生两个层次开设少数民族音乐课程，由樊祖荫、杜亚雄、赵塔里木、赵晓楠等讲授。
地方专业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课可以借鉴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学经验，先从本区域少数民族音乐开始做起，如赵塔里木在中国音乐学院讲授的西北少数民族音乐课程受到各层次学生的喜欢，这样的课程如果能在西安音乐学院开设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学生，因为从生源地来看西北的学生占了较高的比例。地方院校可在本区域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而广之，逐步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要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对用西方音乐理论来解释中国传统音乐、解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用西方音乐理论来解析少数民族音乐，缺乏对主体文化的思考，导致一些偏颇。因此，地方专业音乐院校的教材建设，应尽量克服这种情况出现。
从本次会议交流的情况来看，在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方面，不乏成功的典范。如中央民族大学毛继增的《新疆艺术学院木卡姆表演艺术班的成功探索》以及肖学俊提交的《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的类型及策略》都对新疆艺术学院的成功做法做了论述，赵塔里木也做了补充说明。泉州师范学院介绍了在传承福建南音方面的成功经验。但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如郁正民谈到了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张应华论述了贵州大学“侗歌班”教学的实践与反思等，这些正反两方面的问题为地方专业音乐院校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年会搭建的平台，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经验，期待地方音乐院校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与教育方面有所作为。
作者辛雪峰系西安音乐学院副教授、
中国音乐赏析论文范文第6篇
一、引遵国外音乐学研究的新成果，为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由于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其学科建设的理念、理论基础、架构模式、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分支学科的设置和建构等都需要从欧美地区的音乐学学科建设中引进范式、经验，以资借鉴，所以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音乐界或者是有大量的留学生赴欧美留学，学成归国，在实际研究、教学工作中传播欧美各国的音乐学学科理论，或者是大量译介欧美学者的音乐学研究成果，运用在教学、研究工作之中。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54年成立以来，在译介欧美学者音乐学研究成果方面的贡献是显著的。
建国初期，在“一边倒”的政治背景下，人民音乐出版社主要译介的是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的音乐学理论著作，如苏联的A.康津斯基等《西洋音乐通史（第一、二册）》、IO.凯尔第什《俄罗斯音乐史》、克列姆疗夫《音乐美学问题概论》、玛采尔《论旋律》、加拉茨卡娅等《外国音乐名作（1-4）》、斯波索宾等《和声学》、《曲式学》、斯克勃列科夫《复调音乐》、瓦西连科《交响配器法》、阿拉波夫《音乐作品分析》和匈牙利的B.萨波奇《旋律史》、波兰的丽莎《音乐美学问题》等。为对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作曲技法理论、旋律学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系，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i为音乐史和作曲技法理论的教学提供了相关的课程教材，有利于专业音乐学校和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教学质量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频繁，人民音乐出版社对国外音乐学名著的译介不仅地区、国家增多，而且领域、品种也日趋丰富。出版了美国的H.朗格《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P.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E・索森《美国黑人音乐史》、N.斯洛尼姆斯基《拉丁美洲的音乐》、D.柯克《音乐语言》、萨姆・摩根斯坦《作曲家论音乐》、佩尔西凯蒂《二十世纪和声――音乐创作的理论与实践》、莫・卡纳《当代和声――二十世纪和声研究》，米盖等《理解后调性音乐》、艾伦・帕・梅利亚姆《音乐人类学》、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贝内特・雷然《音乐教育的哲学》及《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克尔曼《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格劳特・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第六版）；奥地利的E.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E.托赫《旋律学》；法国的郎多尔美《西方音乐史》、R.罗兰《贝多芬传》、查・柯克兰《对位法概要》、TH.杜勃瓦《赋格与对位教程》、维多尔《现代乐器学》、科尔托《钢琴技术的合理原则》：德国的H.迈耶尔《音乐美学若干问题》、F.魏因伽特纳《论贝多芬交响乐的演出》；英国的D.F.托维《交响音乐分析》、温奈斯特朗《二十世纪音乐精萃》、布克《音乐家心理学》；匈牙利的Z.柯达伊《论匈牙利民间音乐》、魏纳・莱奥《器乐曲式学》；日本的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星旭《日本音乐简史》、属启成《音乐史话》、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加纳的J.H.克瓦本纳・恩凯蒂亚《非洲音乐》；朝鲜的文河渊《朝鲜音乐》；埃及的哈菲兹《阿拉伯音乐史》等。这些译著从不同视角介绍了音乐学的学科理论、作曲技法理论、各相关国家的音乐发展历史，为中国的音乐学研究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中，《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哲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音乐学术界了解、理解和研究该两门学科及其理论、方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该两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西方现当代作曲技法理论的译介，开阔了我国音乐创作界的视野，引起了音乐界的普遍关注，有利于音乐创作界打破思维定势，追求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不断创新。
二、大量出版高质量的中国学者写作的音乐学专著，大力支持中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
在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中华民族音乐的基础，借鉴国外的科学方法，致力于中国人的音乐学术研究工作，已经和正在出现一批优秀的成果。在这60年来，人民音乐出版社对这些成果是十分珍惜、爱护和支持的。
首先，对有突出贡献的老一辈音乐研究家的研究成果高度重视，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以出版物的形式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予以继承，既出版他们自身的研究成果，又出版对他们的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贡献的研究成果。如：出版韩立文、毕兴编的《王光祈年谱》、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东西乐制之研究（二种）》、本社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的故事》，陈伯吹、沈家英编著《中国古代音乐家故事》、育辉《刘天华音乐生涯》、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河北定县管乐曲集》，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查阜西编篡《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缪天瑞《律学》《缪天瑞音乐文存》、傅惜华编《古典声乐论著丛编》、邱琼荪《白石道人歌曲通考》、吕骥《吕骥文选（上、下）》、李焕之《音乐创作散论》、李凌《音乐漫谈》、吉联抗译注《古代音乐论著译注小丛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论音乐》、李纯一《先秦音乐史》、[明]朱载口撰，冯文慈点注《律学新说・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丛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溯流探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等，对以上这些为我国的音乐学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音乐家和他们的著作进行出版具有音乐文化传承保存的意义，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音乐文化财富，成为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和后人继续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经典性参照。
第二，及时关注各历史时期各研究者的优秀研究成果，通过出版给予支持，使之得以传播、推广，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例如：在音乐美学、音乐批评学、音乐史学方面，出版了于润洋《音乐美学史学论稿》《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何乾三选编《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张前《音乐欣赏心理分析》、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论》、许健《琴史初编》，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论》、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交响音乐博览》、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音乐史学研究与音乐史学批评》，刘东升、袁荃猷《中国音乐史图鉴》：在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面，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民族音乐学》、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曾遂今《中国乐器志――气鸣卷》，王同、丁同俊、温和《汉魏乐府新考一汉乐府相和大曲及魏晋清商三调研究》、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庄裙华《音乐文学概论》、郭树群《中国乐律学百年文论综录》、王耀华《音乐中的中国人》，王耀华、郭小利《文明古国的历史回响》，王耀华、王州、刘富琳《中华民族的心声》等。其中的《音乐美学史学论稿》《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国音乐美学史》等，代表了当代中国音乐学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起了树立研究标杆的样板作用，无论是在研究视野或者是研究方法方面都给读者予以深刻的启示，引领着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前进方向。
第三，以深邃的历史、文化眼光，组织编撰多部音乐学系列丛书，进行文化积累。其中，比较重要的系列丛书有：1.祖振声、袁静芳、王耀华总主编《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系列》，含田青《佛教、基督教、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史新民《道教音乐》、王耀华《20世纪新兴学科卷（上、下）》、袁静芳《传统器乐与乐种论著》、肖学俊《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01-1969）》、吴晓萍《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70-1989），张伯瑜、谷雅《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90-2000），李诗原、齐柏平《音乐表演艺术与作曲理论》，汪毓和、胡天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01-1949）》、梁茂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50-2000）》、伍国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樊祖荫《中国民间歌曲（上、下）》、姚艺君《中国戏曲音乐》、杨民康《民间歌舞》，冯光钰、李明正、周来达《曲艺音乐》等，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各种体裁形式、各个历史时期音乐发展状况的研究角度，来总结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的成果，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综合性历史记录。2.戏曲音乐研究丛书，含：刘吉典《京剧音乐概论》、武俊达《昆曲唱腔研究》、《京剧唱腔研究》、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粤剧唱腔音乐概论》、武兆鹏《晋北道情音乐研究》、路应昆《高腔与川剧音乐》、黎建明《湘剧音乐概论》，张九、石生潮《湘剧高腔音乐研究》、王基笑《豫剧唱腔音乐概论》、时白林《黄梅戏音乐概论》，刘荣德、石玉琢《乐亭影戏音乐概论》、何为主编《评剧音乐概论》、高鼎铸《山东戏曲音乐概论》、韩溪《唐剧音乐创论》等，各书分别对各剧种音乐、唱腔的渊源、流变、发展、音乐结构、旋律特点及其唱腔创腔规律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此外，还有《21世纪中国音乐学文库系列》《音乐文集、传记系列》《西方音乐经典译著文库》、建国10周年纪念《音乐建设文集（上、下集）》等，均对相关领域的音乐文化积累起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三、创办和办好各种音乐期刊，及时发表音乐学学术研究成果，促进音乐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音乐出版社在经过“”的停办于1977年恢复后，共出版7种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期刊，包括：《人民音乐》《音乐研究》《音乐译文》《音乐创作》《歌曲》《儿童音乐》和1980年创办的《词刊》。其中，除《音乐译文》于1983年停刊之外，其余6种期刊一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到1986年底，1987年初转交中国音乐家协会杂志社出版。至1987年9月，《音乐研究》又再次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1988年10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创办了《中国音乐教育》，1996年2月创办《钢琴艺术》，2011年1月更名为《歌曲艺术》并于2014年1月改为《歌曲世界》，现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共有四种期刊，分别在综合性音乐学术研究、音乐教育研究、钢琴艺术研究与声乐艺术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尤其是《音乐研究》以其所刊载学术论文的高质量水平，审稿、编辑、出版的严谨规范，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和业界的崇高评价，现已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成为国内外音乐学术期刊的佼佼者，对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四、重视教材和工具书的编辑、出版，为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基础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人民音乐出版社从成立开始，就重视对音乐教材的编辑、出版，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李重光的《简谱乐理知识》《基本乐理简明教程》《五线谱入门》等乐理、识谱教材，几经修订、数10次重印，已经被几代人使用了几十年，成为一致公认基础音乐教材；吴祖强《曲式与作品分析》、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张洪岛《欧洲音乐史》等，已经成为专业音乐院校的基本教材，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上世纪60年代集全国民族音乐教育界之力编撰的《民族音乐概论》，成为我国音乐教育中的第一部有关民族音乐理论的教材，具有重要的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的开拓性意义，几十年来，被全国各音乐学院、师范院校音乐系（科）采用为大学本科、研究生教材，它所创用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五大类分类法，至今仍然被民族音乐界广泛使用，对民族音乐理论的学科建设起了开拓促进作用。此外，还出版了一系列教学用书，如：[苏]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茅原、庄曜《曲式与作品分析》，姚恒璐《作曲的基础训练》、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段平泰《复调音乐》、陈铭道《复调音乐写作基础教程》、施咏康《管弦乐队乐器法》、樊祖荫《歌曲写作教程》等。另有：《音乐自学丛书》19册、“音乐赏析”系列丛书、《伟大的音乐》10套、《国韵华章》10套、《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53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教材》20册等。
人民音乐出版社对中小学音乐教材的重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且逐渐往数量多、种类丰富的方向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已包括：地方性音乐教材6种、统编的全国通用音乐教材4种、中小学音乐教师用书12册，《全日制初级中学教育小学五六年级课本・音乐》（简谱、五线谱版）及相关配套的教师用书若干册，以及中小学音乐教学卡片、音乐教学挂图等。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音乐出版社组织团队主持、参与《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修订和《“课标”解读》的编写，出版《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教材》（简谱、五线谱版各18册），并且以居于前列的编撰、出版质量拥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喜爱，对提高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教学的质量水平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重视工具书的编辑、出版，是人民音乐出版社的一个优良传统。从1963年开始，该社就设立了音乐词典编辑室，进行词典等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作。50年来，已编辑出版数十种词典、工具书，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词典》和《中国音乐词典（续编）》、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英]肯尼迪《牛津简明音乐词典》、张伯瑜《中国音乐术语选译900条》、陈建华《音乐由来事典》、[日]属启成《名曲事典》、张广和《音乐表情术语词典》、陈国顺《英汉电子音乐词典》等。这些词典、工具书的编辑、出版，为普及音乐知识、统一音乐学术基本名词术语概念，为社会音乐基本理论建设起了促进作用。其中的《中国音乐词典》和《中国音乐词典（续编）》是历史上第一次对我国音乐学术领域的名词术语进行系统全面阐释、介绍的辞书，它既总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在传统音乐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又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具书，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音乐百科词典》是一本真正中国的综合性音乐百科词典：它覆盖面广，集中外古今于一书，该书无论是条目的取舍还是内容的写法都充分考虑中国读者的需要，对中国的内容予以足够的重视，也为有兴趣了解中国音乐全貌的外国人士提供了参考；在“地区音乐”部类，书中收入日本、东南亚、印度和非洲国家的音乐理论、音乐家、乐器和作品，在西方的工具书中，这些内容是很难找到的；在西方传统音乐部类，则力求适合中国读者的需要，深浅适度，繁简得当。
中国音乐赏析论文范文第7篇
一
开幕式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哈肯（Hakan Lundstrom）、德国波斯坦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扬克（Brigit Jank）、德国布莱梅大学教授克莱南（Gunter Kleinen）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哈肯发言的主题是《歌唱的听觉传播：一个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共同话题》。他说，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是可以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对于音乐教育而言，学校教育之外的音乐教育传播往往被形容为非正规教育，但是正规音乐教育同样包括非正规的音乐传播。在音乐人类学看来，学习音乐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环境，音乐传播是音乐教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他报告了他于1965年在德国南部的一个研究结果，就习得方式而言，当地的方式总是听觉的，即口耳相传。他进一步比较了学校音乐学习和听觉的音乐习得之间的差异之处：学校音乐学习注重音乐的完美、正确地再现曲目以及学习的有效性。而听觉的音乐习得注重变奏，注重听和整体性地感受音乐。他强调口耳相传的习得行为和学校音乐学习之间的连续性，指出了口耳相传的音乐习得方式置于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
扬克在发言中首先以波斯坦大学为例介绍了德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机制，她说，对于一个专业的音乐教师而言，音乐学与音乐教育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波斯坦大学设立了一些如何接通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课题。扬克还介绍了德国跨文化的音乐教育研究，她说，在德国，有些学生对外来音乐很感兴趣，而有些学生是采取排斥态度的，因此，他们往往邀请一些不同国家的音乐家走进学校，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扬克最后介绍了她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音乐在德国学生中的知晓度和德国音乐在中国学生中的知晓度的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中国学生对德国音乐有较高的知晓度，德国学生知道很少的中国作曲家、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
克莱南演讲的题目是《音乐教育中我们熟悉的陌生感：不同文化间音乐理解的问题》，他说，文化的发展有必要对未知文化进行了解，但是不同文化之间往往会感觉到陌生感，彼此之间难以接受，这种体验不仅表现在外来文化中，在自身文化中也同样存在。
二
音乐教育的决策和行动目标离不开哲学的指引，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研究逐渐由系统论、认识论哲学转向到解释学哲学，并深刻地影响到当下我国音乐教育的学理思考，亦成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题之一。针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这一论题，共有近20篇论文参与讨论。
谢嘉幸以《从“教”到“学”：E－learning改变了音乐教育的重心》一文拉开了这一论题的讨论，着重介绍了在多媒体教学技术冲击下当代中国音乐教育改革所发生的变化，提出多媒体教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音乐教育观念、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变革，将音乐教育传统以“教”为中心的模式，转变成了以“学”为中心的模式。李劲松关注在西方自然科学“简单性”思维影响下，非西方音乐理解中的关键因素――意境、歧义被遮蔽的现象，对音乐教育的简单性理解展开了批评。范晓峰在论文宣读中提出，音乐的理解是音乐的存在方式之一，理解依据两个条件，一是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二是理解自身文化之外的他文化，理解必须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属性上。于晓晶介绍了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提出了后哲学文化音乐教育的建构立场。任超平认为音乐教育应该在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展开批判中吸取合理内核，并提出了“创美音乐教育”的设想。管建华介绍了埃利奥特撰写的《追忆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四位名誉会长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些反思》一文的要点，并对文章中包括音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五个方面的反思做了文化和学术背景的分析，认为埃利奥特在文中提出的音乐教育后现代转向，为我们音乐教育的研究及理论的建构提出了新的视角和一种音乐教育理论学术转型的思考。陈培刚提出了“音乐教育亟须加强人文思辨能力的培养”的命题，提出了音乐教育中培养人文思辨能力的四条路径。覃江梅介绍了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认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经初步显示出行动、多元、批判、共享的格局。朱玉江对“作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和作为素质培养的音乐教育”做了哲学分析，认为作为美育的音乐教育对确立20世纪以来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带来了人文知识的遮蔽和对话的缺失等问题。尚建科对韦恩・D．鲍曼的《音乐的哲学视野》一书进行了述评，认为鲍曼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建立在对“音乐意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确定性话语的解构”以及“实现音乐教育哲学‘从审美到实践的跨越’”的认识和反思上。董云从“生态观”的教育解析音乐教育，提出生态观视野下的音乐教育应实现三个转向，即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音乐能力与人文素质整合发展、走向体验的音乐教育。
三
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成为当代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在这一行动策略中，音乐人类学是其重要的理论源泉。本次论坛上，“音乐人类学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成了近三十位来自海内外学者的共同话题。
来自芬兰的尤卡（Jukka louhivari）认为：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容忍，促进人们进一步了解本民族文化。在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来自加拿大的马丁（Jeffrey Martin）则提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性，音乐教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现时的学习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往后的生活是否有作用。来自巴西的丽娜（Liane）报告了四个有关正规与非正规环境下学习音乐的案例，认为在非正规场所学习的人对学校音乐教育缺乏兴趣，这与学习的价值观取向有一定的联系。新加坡教育部的徐志刚报告了一项“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以及其他学科动机之比较”的研究，这个研究报告凸显了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的消极态度，比起其他学科，一般学生不太重视校内音乐课。台湾南华大学的周纯一介绍了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的办学情况，重点报告了该系的课程设置和策略，以及“中国雅乐团”的建设情况和“重建礼乐文明”的教学理想。香港中文大学的于少华和蔡灿煌分别就“中国音乐研究的‘话语权’”和“应用民族音乐学”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于少华认为，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仅流传于国内，真正的跨国对话、交流与互动仍有待推动及发展。蔡灿煌分析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形成的背景、目的和本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应用民族音乐学在当今学界、华人社会与普世价值上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与定位。洛秦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世界音乐概论”的课程标准，他认为，世界音乐不仅是社会文化知识的接受和赏析，更是对音乐文化概念的重新评价和认识。刘勇在报告中提出，音乐教育实际上有不同的领域，首先应该分清这些领域，而后再去研究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策略。张玉臻、雷达的报告以印度音乐为视角。张玉臻介绍了印度传统音乐教育中的师徒传承，她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印度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模式。雷达研究了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特奥多尔（Gustav Holst Theodor）音乐创作的印度文化观，评价了印度文化对英国及欧洲大陆产生的影响。杨曦帆提出培养多元文化的音乐视野需要“现场体验的实践”的问题，尽管今天的课堂也在提出文化多元化，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未能脱离窠臼。刘咏莲介绍和引述了约翰・布莱金在有关舞蹈人类学方面研究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内容，并评述了对英国舞蹈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和开创性的意义。王晓俊认为近百年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教学存在深度隐忧，如技术对文化传统的遗弃等。张巨斌分析了中西音乐织体结构相异的社会学原因，提出音乐教师教育应加强社会学内容。周钟提出宗教学认知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世界音乐的教学中必须重视宗教学认知。杨殿斛通过个案调查，指出了当下音乐教师培养过剩与录用有限之间的矛盾。苗金海以内蒙古少数民族音乐学校教育作为个案，探索了艺术院校传承音乐文化遗产的新模式。张应华报告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调查与研究的课题，重点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课程策略进行了评述与反思。
本次论坛另外两个专题分别是“音乐教育专题”和“中国传统音乐专题”，近二十名学者聚焦于此，重点回顾和反思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校教学，并对中国传统音乐资源的保护和应用进行了研究。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师生们还为论坛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教学展示音乐会，由该系的“萌女声合唱团”、“流行合唱团”以及“室内乐重奏组”联合演出，整场演出充分体现了该系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理念。
这是一次对当代音乐教育、教育哲学前沿理论的深入探讨和理解，是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国际间广泛交流和对话的高层论坛。正如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教授管建华在闭幕式上所总结的那样：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是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音乐教育的良好契机，也是我国音乐教育工作者与世界各国同行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分享音乐教育成果的良好机会。它将对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产生重要积极的作用，这种重要作用来自于四个方面：音乐人类学和多元文化将成为21世纪音乐教育的学科基础和实践基础；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实践将成为音乐教育哲学的重要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身份的认同、世界音乐文化的相互认同以及文化自觉意识是音乐教师的文化使命；中西音乐、音乐教育以及学者将在相互尊重和差异并存基础上平等对话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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