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1
关键词：城市街区；城市人行道；公共安全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52-02
目前，人们对城市人行道发挥的公共安全功能重视度不够，街区的治安管理也多数依赖传统的模式，而发挥人行道自身的安全自治化活力不够，街区居民参与安全管理程度不高，街道安全管理环境也急需优化。
一、城市人行道的公共安全功能
传统上城市公共安全的提供是来自国家，而公共安全建设也因缺少市民的参与而减少了其公共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以何种方式建立城邦时所提到的人们对公共事物与私人事物的不同态度问题时所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1]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不仅自己和他人有着密切联系，个人和环境也相互影响，单纯在乎“私人事物”是远远不够的，越是公共的，越是私人的。
人们在城市人行道行走或是驻足，总会有是否“安全”的顾虑。因为如果该街区或是人行道是“安全”的，就不会考虑是否安全的问题了。人不是被动的安全受益者，也不是无助危险的受害者。而一个城市街区的基本安全原则是人们在人行道上身处陌生人之间必须感到人身安全，必须不受潜意识感觉到陌生人的威胁。因此，城市的人行道必须具有而又实际具有城市公共安全的功能。
二、城市人行道存在的安全问题及其原因
（一）城市人行道安全活力不高
维护城市安全是警察的责任，但是城市的公共安全不应该单是主要由警察来维持。而且，目前街道的警力不足这一现实状况，更加凸显出街道安全活力不高的问题。城市的公共安全主要应该是由一个相互联动、非正式的网络来维持―― 一个有着自觉的抑止手段和标准的网络，它由人们自行产生，也由其强制执行，这就是城市街区自己的安全活力，它可以依靠街区人行道的安全功能发挥出来。而目前大部分的街区既没有一个自制网络来抑止不安全事故，又没有完全依靠发挥人行道的安全功能，使街区自身在街区公共安全上无所作为，致使安全活力不高。
（二）街区居民的参与程度不高
城市街区管理离不开居民参与，没有居民参与，街区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缺乏居民参与是当前中国城市街区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全面管束下，居民一方面缺少参与街区事务决策和管理的途径；另一方面他们早已习惯于事先有事直接找政府，寻求政府的帮助，等待政府的安排，因而缺乏参与街区活动的积极性。至于街区的人行道，除了主要发挥其行走功能外，居民们几乎忽略它的公共安全功能。多数人没有形成一定的观念和意识，对街区的陌生人或者是异常行为和现象缺乏警惕，行走在人行道时也缺乏交流，哪怕是眼神的交流，这样，人行道没有充分发挥出保障街区的有序和稳定的功能，居民也就不能以人行道为纽带增进居民的归属感。
（三）人行道周边的安全环境急需优化
1982年，美国犯罪学家乔治・凯令和詹姆斯・威尔逊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警察与社区安全:破窗》一文，他们首次使用“破窗”一词，并系统的阐述了“破窗理论”[2]。“破窗”(brokenwindows)是一种比喻，指的是街区中出现的扰乱公共秩序、轻微犯罪等现象就像未被修理的窗户，给人造成街区治安无人关心的印象，如果任其发展，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犯罪。破窗理论说明街区治安管理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消除潜在的治安隐患。但是，中国街区治安管理的外部环境并不理想，单从人行道这一点就表现出：（1）亮灯工程不够。不少街区不仅很多人行道两侧没有路灯，而且许多居民楼道也没有感应灯。黑暗不仅会给预谋违法犯罪，破坏公共安全的人提供可趁之机，也给行人、治安巡逻人员带来诸多不便，增加了街区治安隐患。（2）街区环境净化、美化不够。许多人行道旁的街心公园都已经废弃，无人管理；或者成为流浪者和乞讨者的露宿地。这不仅影响街区的美观有序，而且也可能为犯罪分子提供了窝藏地点。
三、解决街区公共安全问题的措施
（一）激发街区自治化活力
加强城市街区的公共安全建设关键是依靠街区自身，激发其活力，加强其自治化程度。其途径很多，比如可以通过推动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来实现。民间社会组织是街区建设的主体之一，也是街区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4]。如何培育和管理民间社会组织，是激发街区自身活力的主要内容。一方面要扶持、引导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但更关键的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自我监督管理制度。
由于街区居民共享着地理位置，穿插交汇的人行道使他们在空间上相互联系，日常行动和生活，更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街区。因此，城市街区在自治方面还应当具备一个功能，就是当街区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必须及时地找到有效途径，将街道的意见反映到上级主管机关，这也能促使将反映民生的意见变成城市的政策。
（二）增强街区居民的归属感
一个成熟的街区，不仅要具有界限明确、相对稳定的地域和并存互动关系的人口群体以及街区成员共同生活所需要的公共设置，而且更要具有一定的街区管理水平和街区居民的认同感[3]。人们相互间即使没有任何关系，但必须存在对彼此的公共责任感，这一责任感源于对街区的归属感、认同感。街区居民对街区有没有亲切感、归属感、自豪感、荣誉感等感情，是一个街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对街区公共安全的管理时，可以通过不间断的开展治安防范工作，有效地防止街区违法案件的发生，营造街区良好的治安环境；通过端正街区民警的执法思想，树立为民服务的意思，建立了良好的警民关系，培植良好的社会风气。实践证明，实施街区治安管理，不仅可以建立融洽的警民关系，增强街区居民的归属感，而且也可以为街区的发展提供保障作用。这样，居民将把作为公共产品的街道视为自己的家，将街区视为自己的家，无疑将促进整个社区的和谐发展，加强城市公共安全。
（三）树立居民自觉监管意识
激发街区自身活力，增强街区居民的认同感后，必须树立起自觉监管意识，或者说是自觉树立起自我监管意识。一个有活力的街道不仅有行人，也有观看者，人行道上的行人不仅在行走，同时也在对公共安全实行监管，街区的居民更是主要的监管者。这些行人和居民就成为监管街道安全的有效的人力资源，而要成为有效的，则必须有种自觉的监管意识。否则，即使有再多的监管者去监管公共安全，在灯火通明的火车站也会有骇人的犯罪发生。培养自觉监管意识的主体则主要是临街的居民和人行道边的店主。
老城市貌似缺乏秩序，其背后神秘的秩序、安全和自由，其实质就是城市相互关联的人行道的用途，为它带来一个又一个驻足的目光，正式这种驻足的目光构成了城市人行道上的安全监视系统。因此，街区的居民应当起到榜样作用，树立起自觉监管意识，由此来带动街道上的行人，在人行道上发生众多微不足道的公共接触，由这些行为构成城市街道上的信任，它来源于迎面走过时的眼神停留，排队等号付款，对有伤病的路人表示同情。而这种信任的培养不能依靠机构来进行。在街区范围内平常的公开的接触所有的事都是个人自己去做，并非强迫，其总和是人们对公共身份的一种感知，是公共尊重和信任的一张网络，是在个人或街区需要时能作出贡献的一种资源，这些都是自愿形成。而缺少这样的信任对城市的街道公共安全是相当不利的。如果街区居民树立起自觉的监管意识，那么街道上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关注街道的潜意识，尤其在关键的时刻，那么城市的公共安全程度将大幅提高。
（四）充分利用街心公园提高城市公共安全
充分利用街心公园提高城市人行道的公共安全，是建设城市街区公共安全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主要问题就是街心公园的规划。无论该街区公园是成为流浪、乞讨者的聚集点，或是废弃品堆放的地点，还是犯罪发生点，也可能是街区居民游憩点、路人交流点、风景点，建立公园的目的都是为了将人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建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而将人群聚集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城市公共安全度。一个熟悉的道理：一条经常使用的街道相对安全，一条废弃的街道很可能不安全。不安全问题并不能通过分散人群、降低稠密度、用郊区的特征来取代城市特征。所以，要充分利用街心公园的特点，将聚集起来的人群成为自觉监管城市公共安全的人力资源，以此来保障人行道这一公共产品的公共安全，从而保障整个街区和城市的秩序和安定。
四、结语
城市人行道对街区的公共安全有着较大影响，是研究城市公共安全重要的一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尤其是城市人行道公共安全问题会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一些传统的街道和街区治安管理模式会逐渐改革，存在的一些问题会逐步解决，那么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尤其是城市交界的“真空带”的公共安全问题会日益凸显，所以必须根据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对解决对策作出适时的调整与完善。总而言之，研究城市人行道对街区公共安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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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2
城市群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或者若干个大城市为核心，依靠便捷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构成的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具有紧密经济社会联系的城市密集区域，城市群公共安全的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多种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及第三部门（志愿团体、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等）因此，笔者认为城市群内公共安全协作平台的建立需要达到两个层次的紧密结合：第一个层次是指城市群内各个行政主体之间的联动合作，从我国目前的城市群状况来看，大致以市（区）为单位进行相互的沟通交流，例如长三角城市群，沪、宁、杭就是其中沟通合作的主体，第一层次的紧密结合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行政壁垒，在协作平台内形成高效的应对机制；第二个层次的紧密结合就是要城市群内各个行为主体间的联动合作，目前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运行机制，而要让城市公共安全的治理踏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必须形成一个多中心联动合作的机制，这其中就必须要包括政府、企业、社区、非盈利组织等主体的参与。目前针对这两个层次的紧密结合，已经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1. 利益的一致性是最根本的驱动力
由于城市群地域、水域在地理上的邻进，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城市群内交通的便利任何自然灾害、人为安全事故都会对城市群内各个城市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以珠三角为例，作为广东省省会的广州在2010年国家环保部公布的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城考）中广州位列广东省第12，而广州空气污染的20%-40%来源于周边城市。可以说，城市群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排除城市群内威胁公共安全的因素是所有行政主体的共同利益诉求。
同时，各行动主体作为公共安全危害的直接利益人，也是他们成为公共平台重要力量的最根本的驱动力。因此，结合各个行政主体的力量，各个社会行动主体的力量打造一个综合、高效、的城市群公共安全协作平台，在利益诉求上的一致性是平台构建的最根本的驱动力。
2. 新时代的理论基础
随着府际关系研究的不断发展，学界与社会对于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与认识都在不断的深入与刷新，从以往关注纵向府际关系，到逐步关注横向府际关系，甚至是网络状府际关系。在政府治理体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对于构建一个跨行政主体，跨部门，综合社会各方力量打造协作平台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治理理论也逐渐体现在行政管理的变革之中，治理理论中的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主体间权力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等特点，恰恰符合平台构建的内涵。
公共安全协作平台的建立既是依靠了现有理论的支撑，也是对于现有理论的实践。
3. 政治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标志着国家对于城市群建设的大力支持，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十大城市群，十大城市群以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承载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城市群内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领域都在逐渐走向一条打破行政壁垒、条块分割的治理的道路，同步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城市群内的各个主体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城际公交的开通，城际轻轨的建设加快了城市群内各主体融合的步伐。
各行政主体在城市群的重大议题上也发展出了类似于“市长联席会议”这样的府际协作沟通的新形式，而协作平台的建立是为了在公共安全的议题上，让类似的府际间的沟通常态化，固定化。
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城市群内的勇敢尝试为平台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础。
4. 社会力量充当了最佳的填充剂
社会力量包括社会媒体、社区组织、非政府机构、企业、社区互助组织等等，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城市中的上述的社会力量也在逐渐的成长起来，并且主动的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尤其是在城市公共安全问题不断的复杂化，表现形式不断的演变的情况下，原先的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对于新的问题的治理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甚至是盲区的情况。社会力量的参与一方面能有效填补一些死角，另外一方面多元主体的参与也能尽可的调动更多的力量参与到平台的建设与运作当中去。
以媒体、社区组织、非政府机构为例：媒体的监督披露一方面监督了平台的运行也为平台能够发现隐患解决问题提供了线索；社区组织的参与对于社区系统内治安环境的提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珠三角城市群内已经有自发形成的关注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他们的出现更能有效的减少城市当中的不安定因素。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3
一、指导思想
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区20*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施方案》精神，以20*年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为导向，强化社会管理，提升我街公共安全的整体水平，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构建和谐*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治理，进一步完善打防控机制，加强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确保实现群众安全感达到85%以上，公共消防设施完好率达到100%，群众对“黄、赌、毒”问题治理认可率达到80%以上。
三、组织领导
为确保“公共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顺利推进，街道成立“公共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街道党工委书记谭卫任组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许可，*派出所所长朱济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工商所所长彭玉年、*街司法所所长陈春燕，*派出所副所长黄向华、街综治办主任赵专、社区管理科科长魏伟红、城管科科长单政学、出租屋管理中心主任何晓莉、茅岗社区党委副书记彭汝华和各社区居委会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街综治办，具体负责日常工作，赵专为办公室主任。
四、主要任务
(一)分解工作任务。根据区创建办提出的十二大整治项目之九“公共安全”项目的具体条目内容和《*街20*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施方案》进行分解（分解表见附件），每一条目确定一个主要责任单位，由主要责任单位制定细化的工作方案，协办单位全力配合。
（二）开展专项整治。针对创建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组织开展扫除“黄赌毒”专项行动，大力推进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健全和完善我街出租屋和流动人员管理机制，确保群众安全感达到85%以上，全面提升“公共安全”项目的达标率。
（三）做好申报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申报全国文明城市相关项目的材料准备，认真做好资料的建档工作；配合街创建办做好文明城市测评实地考察点的推荐工作，精心安排好相关的迎检保障工作。
五、工作步骤
街道“公共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分三个阶段：
（一）自查自评阶段（20*年5月30日－6月9日）
制定方案，分解任务，明确责任。各相关部门、科室对照20*年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及《*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测评达标责任分解表》相关条目的要求，组织自查自检，及时整改存在问题。
（二）检查督导阶段（20*年6月10日－6月25日）
由街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成检查组对项目进行检查督导，及时发现创建项目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加大力度进行整改，及时查漏补缺，不断提升创建工作水平，做好迎接“区检”、“市检”的准备。
（三）全面整改阶段（20*年6月26日－10月30日）
大力整改“区检”、“市检”中发现的问题，抓好创建成果的巩固工作，以最佳状态迎接“国检”。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科室要充分认识创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专人负责，确保创建工作组织协调有力。
（二）加强协调配合。各部门、科室要认真履行职责，既要明确任务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又要加强沟通联系，相互支持配合，形成工作合力，齐抓共管，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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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5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乔仁毅、微软大中华区战略副总裁桑迪・古普达、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兼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平先后致辞。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协会、跨国公司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着智慧城市建设、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城市与社区治理、智慧应急产业、新技术在应急领域的应用等主题做了精彩报告。本次研讨会从城市及社区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角度出发，将城市与社区安全作为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内容，研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在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领域中的应用，促进城市或社区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的提高。
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与应急产业发展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曲成义以及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智慧城市总监、国家技术官刘宁等专家报告指出，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应急产业发展，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智慧应急产业的发展能有效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维护公共安全、提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大家一致认为，在推进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要从城市与社区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角度出发，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创新技术，通过对城市与社区的整体感知，增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联系，全面、精确、实时地掌握各类风险动态，提前预防、控制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和突发事件，在危机事件发生后，能够做到信息共享与协调联动，实现人与技术的充分融合，使城市与社区的应急管理更智慧、更高效、更安全。
智慧城市建设与应急产业发展为国家与地方经济转型提供了战略机遇。智慧城市有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适应了全球城市化发展的趋势。通过智慧城市推动公共建设服务，以及社会民生等相关领域的智慧应用，带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产业创新，培育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智能可穿戴装置、车联网等新兴网络信息消费。同时，这些产业又能为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所用，形成了城市功能服务与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有机结合的新业态，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智慧城市是城市管理的新方式，借助现代技术发展，促进城市管理更加精准化、更加高效化。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以公众需求为导向，而安全是公众的基本需求。面向智慧城市，建设好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需要紧密结合智慧城市的优势，从战略的高度进行体系设计，从而提出智慧城市背景下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支撑条件和途径。
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来促进城市应急管理，使城市的应急指挥系统能够有即时有效的信息共享、各部门统一协作标准化的紧急应对、无论何时何地畅通无阻的通讯、简便快捷地提高处理能力、对事件的预知、预警和预报以及更高效的协同工作能力。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创新智慧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措施。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把大数据等新技术运用到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中，并取得一定成效，如利用空间感知系统打击恐怖活动和预防犯罪，这样一些先进技术与最佳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推动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需要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将国外经验做法本土化，促进自身公共安全管理水平与应急能力提升。
智慧城市面临的安全挑战
智慧城市的愿景和目标是非常鲜明的，引起了各行各业的高度关注。一般指的智慧城市在国际上形成共识有四个方面的目标：第一是加强城市的科学管理；第二是发展城市的特色产业；第三是优化社会的公共服务；第四是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
智慧城市四大目标也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公众的需求和产业提供的能力逐渐形成的共识。通过智慧城市的建设加强科学管理、发展城市的特色产业、优化社会的公共服务、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这样的方向和目标是非常清晰的，最近这些年，社会各界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支撑。
如果智慧城市支撑环境构建良好，智慧城市的发展将会有广阔的前景。一般构建智慧城市要做好两大支撑环境。第一是智慧城市的硬环境，比如说支撑智慧城市信息化、应用的基础设施的提升。第二是智慧城市的运作机制和信息管理资源共享的创新，也就是软环境。要做好对智慧城市硬环境和软环境的支撑，另外还要解决好城市发展中的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关于城市发展中的稳定性、治安、交通、污染、能源、服务等的问题。做好这些环境领域的工作，智慧城市在信息化应用中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且受惠广大的民众。解决城市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需要一些新的技术性的支持，抓住本地发展的特色和机遇，对不同的智慧城市进行差异化解决，要针对城市的特点、需求和现有的基础来强化智慧城市的作用，同时对于发展愿景和目标的准确定位也是很重要的。
提升城市的能力，包括城市的竞争力、吸引力、城市发展的推动力、服务力等等这些方面，也是提升整个智慧城市的愿景和目标。谈论智慧城市一般都离不开四化，即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安全性，要实现这些智慧城市的良好愿景和明确目标，就要有一系列的保障安全挑战和对策。
发展智慧城市
保障安全应对对策
在这些共性的智慧城市信息安全挑战的情况下，既要个性化地针对中国当前的特色经济社会产业发展情况，又要突出在中国发展智慧城市的特色化，这样的应用效果会更好。所以创新智慧城市的运作机制应该是以发展为动力，以公民需求为核心。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两化融合，即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构建现代的信息产业体系、突出智慧城市的运维管理，使社会服务人性化、精细化和服务化。
总之，要通过提升城市运作网络的管理、协调整合能力、创新发展动力，来适应新阶段整个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发展和作用。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6
关键词：城市社会治理；当代治理理念；善治城市；公共利益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城市社会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急剧的市场竞争、资本的快速流动、不断分化的利益群体、紧张的公共财政、公民社会的崛起等。在城市内部，纵向协作的工业企业、科层分明的政府体制、工业时代的核心家庭、清晰可辨的城乡景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激烈的变化刺激着人们对当代城市社会的思考，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思维，面对全球化、权力分化的城市现状必须寻求新的突破。[1]
与此同时，西方治理理念被引入中国。治理作为促进参与、透明度和问责性的制度模式，被推广到各个层面，企业、政府、社会均致力于寻求治理素质的改善，以达到更佳的效益和更能适应信息时代急剧转变的要求。[2]因此，当人们把治理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城市社会管理层面时，关于城市社会治理内涵的各种界定，便应运而生了。
一、当前国内关于城市社会治理内涵的代表性观点及其评析
（一）当前国内关于城市社会治理内涵的代表性观点
1、“公权力”说
该类界定的主要特点的强调了城市社会治理中公权力的不可或缺性。认为，城市社会治理就是“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建设、管理和发展城市的所有规则、实施机制与组织的总称”。[3]
2、“多主体、多渠道、多手段”说
该类界定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参与城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渠道的多样性以及实施治理手段的非单一化。认为，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政府和市场以及其他社会角色，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影响对方的决策和行为的动态互动过程”[4]；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政府和其它利益相关者根据城市发展的要求，通过监督、调研、稽查和市民反映发现的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无序现象和各种矛盾，采取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和方法进行以有序化为目标的整治、矫正、调理的综合性经常性职能”。[5]
3、“冲突缓解”或“利益整合过程”说
该类界定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城市社会治理是一个缓解冲突、相互合作、达成共识、利益整合的过程。认为，城市社会治理“是使相互冲突缓解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既包括使人们遵守和服从法律、制度和规划，也包括各种人们协商同意并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是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由政府机制和非政府机制共同作用的现代城市管理活动”。[6]城市社会治理“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按照参与、沟通、协商、合作的治理机制，在解决城市公共问题、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增进城市公共利益的过程中相互合作的利益整合过程”。[7]
4、“政府职能稀释与政府管理方式变革”说
该类界定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城市社会治理中政府的部分职能应向社会转移，要求政府善于协调各种治理中存在的关系，政府更具责任性、回应性等特征。认为，城市社会治理“强调政府职能的稀释和政府组织的精干，主张城市的决策不应由政府单方面主导，非政府部门也应被容纳进来，并最终形成多重治理体系，共同影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8]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城市政府必须协调其内部、政府与市场间、政府间、政府与经济利益集团间、政府与市民社会及其他组织间的关系，以合力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城市社会治理不仅要求城市政府的有效性、责任性、透明性和回应性，而且要求城市政府管理方式的巨大变革”。[9]
（二）对当前国内关于城市社会治理内涵各种观点的评析
纵览上述各种观点，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社会治理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肯定城市社会治理需要运用公共权力；第二，指出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不仅仅限于政府单一主体，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市民等都是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第三，指出城市社会治理的手段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手段；第四，指出城市社会治理是一个参与、沟通、协商、合作的过程，既包括正式的，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第五，指出城市社会治理是一个冲突缓解、利益整合的过程；第六，强调城市社会治理中政府职能与行政方式的变革。
此外，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治理理论是一套用于解释现代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化特征的规范性理论分析框架。但是，由于一方面治理理论试图概括现代社会变迁中纷繁复杂、异彩纷呈的现象，所以，其概念体系变得十分复杂，理解起来并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者的视野局限在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角度，对初露端倪的或不断变化的现象的把握尺度、采用的标准、得出的结论并不统一。[10]故此，当学者们把治理的理念引入到城市的层面，并试图对城市社会治理的内涵做出界定时，难免会存在顾此失彼、难以准确全面把握城市社会治理内涵的问题。因此，要对当代城市社会治理的内涵做出全面准确的解读，我们需要从当代治理理论出发来展开分析与探讨。
二、当代治理内涵的权威性界定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它不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11]
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J.N.Rosenau）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12]
研究治理的另一位权威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对目前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作了一番梳理后指出，到目前为止各国学者们对作为一种理论的治理已经提出了五种主要观点。这五种观点分别是：（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它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答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后者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进一步说，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它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4）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种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5）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网络。这一自主网络的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13]
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4]
三、建立在当代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城市社会治理内涵
城市社会治理是当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基于当代的治理理念和思维模式，将治理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渗透到推进城市政府行政革新和城市社会公共事务有效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中去。一方面，城市社会治理是一种特定区域内的治理，它具有治理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城市社会治理又具有自身的特色，要体现出城市中各个行为主体的特征和要求。因此，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我们认为城市社会治理可做如下界定：
城市社会治理是一个协调与持续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公共管理权力得以重新配置，城市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与妥协不断展开，同时，城市政府也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重新定位，城市公民社会的发育以及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信赖、合作关系不断强化。此外，城市社会治理也是具有强烈现实回应性和未来前瞻性的走向“善治城市”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具体而言，当代城市社会治理的内涵可作如下解读：
（一）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公共管理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
在治理的理念下，参与城市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公民组织，在这种主体众多的集体行动中，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作为一种新型制度安排的城市社会治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城市社会管理权力，这是城市社会治理实践得以进行的基础。其中，最基本的城市社会管理权力分配关系包括：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决策权与执行权、财权和事权关系的划分；社会组织和民间公民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力保障；政府、社会组织和民间公民组织的权力范围和边界等。
（二）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利益相关者博弈与妥协的过程
城市社会治理行动的主要载体是，为应对城市公共问题而生成的各种利益相关的组织与个人所结成的关系网络，表现为纵向、横向以及纵横交错的、相互交织的城市共同治理网络组织体系。在为应对城市公共问题而形成各种城市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城市社会治理网络中的各利益相关的团体和个人通过不同的路径进入到公共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中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从而使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充满了谈判、协商、沟通、协调的利益博弈。而正是这种反复博弈的过程，才使得城市公共政策能够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特征，能为城市大多数市民所接受，因而也能得以顺利执行。
因此，城市社会治理在承认政策过程的不同主体利益的差异与冲突、城市集体行动中的讨价还价合理性的前提下始终坚信，城市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进程，能够形成利益互惠和彼此合作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同利益主体在有利于他们共同利益的公共政策面前，有着可以谋求的共同发展以及强化彼此共识的内在机制。因此，城市社会治理理念下的公共政策过程，能够整合各种利益，建立共同愿景，推进资源共享，形成共同认可的目标。
（三）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政府自我调适与重新定位的过程
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城市治理运动具有其非常明确的目标指向：借助治理的新机制，唤醒各种沉睡的、作用未得以充分发挥的城市社会资源，通过各种城市社会力量各自不同的视野和各种不同的发力角度，共同解决城市的公共问题，改善和提高市民生活的质量，形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多维度推动力。因此，完成城市社会网络组织的构建、信任关系的形成与合作方式的建立是城市社会治理赖以发挥作用的核心环节，同时也要求城市政府进行自我调整与重新定位。
具体来说，城市政府的自我调整与重新定位包括如下内容：城市政府的角色重新定位；城市政府的职能重新界定；科学安排与设置城市政府机构；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改革；与非政府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调整等。
另外，为确保城市政府自我调整与重新定位的顺利实现，我们尤须注重推进城市政府组织结构的变迁，因为城市政府的组织结构是其角色调整与职能重新定位的重要载体。传统城市社会管理所依托的单一政府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垂直权威控制、层级节制，以及公共政策资源主要掌控在城市政府手中的组织结构模式将逐渐被取代，代之而起的是通过城市政府组织结构的变迁，建立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网络组织结构，以及多样化的社会资源动员的组织体系，从而使城市政府逐渐改变了原有僵硬、刻板的组织体系，建构起以弹性化或回应性为特征的新型组织形态。
（四）城市社会治理是城市公民社会培育的过程
在治理理念看来，治理的成功实施离不开一个繁荣、活跃的公民社会，离不开政府与公民之间信赖、合作关系的加强。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共同治理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现实基础。所以，治理理念要求政府放松对社会的过度管制，逐步授权给社区，授权给公民，大力发展公民自组织社会管理，不断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权力回归于民，民间社会的兴起和城市政府权力的相对弱化，正是治理背景下政府——社会关系变迁和调整的重要表现。
城市社会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社会网络组织体系能够运行，主要依靠的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力量，依赖于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态度。这些要素成为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资源分享、组织间协调、有效沟通、伙伴关系形成的内在道德基础。
（五）城市社会治理是人们对现实回应和未来前瞻的过程
城市社会治理是人们在寻求解决城市公共问题有效途径的过程中，所引进的一种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和机制。因此，在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确立、网络构建、主体间关系处理、公共政策形成等重要方面，无不体现出适应环境变迁、回应性城市社会需求的特征。城市社会治理的整个体系构建，都着眼于敏锐地判断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升城市在日趋复杂的内外环境中，识别、防范和化解危机局势的能力，以求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洞悉并把握城市发展的良好契机。
城市社会治理强烈的现实回应性，推动着城市发展战略目光的形成，使城市发展的战略设计不再将着眼点仅仅局限于当前，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城市未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特色、形象等发展走向上，聚焦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锻造上。因为只有这样的城市社会治理，才能向城市社会治理网络中的各类主体展现通过协商与合作后共同发展的前景。
（六）城市社会治理是走向可持续“善治城市”的过程
作为旨在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推进城市各个构成要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会治理，其本身应该是一个不断寻求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进而实现城市“善治”目标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在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存在市场的失灵、政府的失败，也存在治理的失效。
那么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讲，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玛丽-克劳德・斯莫茨（Marie-Claude Smouts）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一文中指出了善治的四个主要构成要素：“①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必须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②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③政府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职责责任制；④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15]从斯莫茨对善治的认识出发，我们认为，一个善治的城市应该具有如下特征[16]：
1、合法性（legitimacy）。即尽可能增加城市市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使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同和服从。
2、透明性(transparency)。即城市公共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为市民所知，以便城市市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
3、责任性(accountability)。公众、尤其是公职人员和管理机构的责任性越大，表明善治的程度越高。善治要求运用法律和道义的双重手段，增大个人及机构的责任性。
4、法治性(rule under law)。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它不仅规范公民行为，更是要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治，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没有善治。
5、回应性（responsiveness）。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和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求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就越高。
6、有效性（effectiveness）。具有两层含义：一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灵活；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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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7
一、全力推进灾后住房重建，农村住房重建全面完成
（一）农村住房重建基本完成。市农村住房重建总户数（含维修加固）为451633户，其中，314989户维修加固房屋已于2008年全面完成；截至2010年6月底，新建的136644户已建成136048户、占总量的99.56%；已入住105672户、占总量的77.33%。314989户、8.7亿元的维修加固补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农户；新建补助资金24.013亿元已全部发放到位。
（二）城镇住房重建实现预期目标。截至2010年6月5日，全市城镇维修加固141512套、1537万平方米，已全面完工。全市城镇住房重建42958套、383万平方米，已竣工38769套，建成比例90.25%。全市城镇住房重建有序推进，进展较好，已建成了幸福家园二期、鱼凫新村、慧民苑、水乡人家、子龙安居房等项目。
（三）农村重建“三清一还耕”工作取得初步成绩。灾后农村住房重建已到最后决胜阶段，市灾后城乡住房重建办和各灾区县（市）抓住“三清一还耕”（清理拆除板房和自建过渡安置房、清理废墟、清理环境，宅基地还耕）这个重点，开展扎实有效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全市共还耕宅基地51752亩,完成任务总量的78.15%;共拆除板房97716套,完成任务总量的64.34%;拆除自建过渡房24276套,完成任务总量的81.64%。
（四）城镇重建突出重点，着力打造特色场镇。目前，龙池、虹口、街子、泰安、西岭、花水湾、三郎等场镇重建已基本完成。突出龙门山脉旅游资源丰富的特点，山地特色旅游恢复较快，龙池、虹口等场镇已接待大量游客。其余场镇正在加快推进建设中，预计9月底可基本完成15个特色场镇的打造。
二、构建科学的城镇体系结构，形成组团式城市走廊带
按照田园式城市形态，全域形成组团式城市群走廊带布局的要求，加快中小城市建设发展。
（一）加快中心城区城市重大项目建设。2010年，中心城区以打通断头路、重要出入城通道及地铁建设为主，完善路网结构和优化道路功能，逐步形成一个以高速路、快速路、主干路和地铁为骨架，次干路和支路为基础，地面和地下交通优势互补、各项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保障公交优先通行，充分重视慢行交通的道路运行系统。目前，机场路东延线上跨红星路南延线立交桥6月底建成通车。一环路西门车站、羊西线、一环路高升桥上路口跨立交桥上已完成项目立项，现正在进行地勘、设计、招投标等前期准备工作，预计2010年7月份开工建设。东客站配套工程纬一路、二路上跨铁路立交桥预计年底完工。中心城区42座人行天桥建设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中心城区打通断头路建设中，长城片区A10线、A11线已建成通车，万石路、劼人路已于5月底建成通车。地铁工程一号已试运行，10月1日将投入运营，地铁二号线正在加紧推进。
（二）整体推进“四大新城”建设。二圈层的六个县城，按都市区“一主四副（四大新城）”的发展思路，按照都市区既连绵式又组团化的布局关系，凡与中心城区直接对接的重大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统一规划，统一计划，统一安排，市和区县二级按分工责任共同实施，实现都市区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大统筹。通过推进川陕路改造、国道317线老成灌路（郫县段）改造、天府大道新会展中心和海洋公园下穿隧道等重大项目，依靠快速出入城通道、城市放射性主干道及地铁、快铁等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路网密度，使中心城区与四大新城连接更加紧密。其中川陕路大天立交桥已于5月8日实现西幅桥通车，东幅桥梁正在进行东幅桥梁管线迁改及下部结构施工。天府大道新会展中心下穿隧道，已完成全部土方开挖和喷锚护壁工作，完成隧道主体6个框架段的底板砼浇筑，预计8月底形成通车能力。海洋公园下穿隧道，已于6月12日完成全部主体结构的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预计8月底形成通车能力。三环路龙潭立交桥、成汉路立交桥预计于8月底建成通车。
（三）以中等城市的发展目标，提升县城建设水平。加强县城建设发展的研究，按照中等城市的规模和田园城市“城在田中，园在城中”的特征，优化县城的城市布局形态；快速改善城市功能和环境质量，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承载力和辐射力；以高端化发展为方向，加强产业园区建设的服务和指导，形成主导产业明确、各具特色、高端化发展的产业集群。今年市建委支持县城基础设施和特色街区建设项目共计50多个，努力提升县城建设的水平。
（四）提高综合城镇化水平，大力推进重点镇建设发展。重点镇是全域城市群的组团，需要按田园城市组团化形态加快推进重点镇建设。各重点镇立足打破区域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发挥带动作用，按照田园城市的形态优化城市规划，优化发展空间，壮大主导产业，实现“三化联动”发展；充分运用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统筹城乡资源、多元化筹集资金，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城镇功能和承载力；运用政策扶持措施，全面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的步伐，加强城镇和农村社区管理，提升城镇化质量。上半年，34个重点镇招商引资预计到位资金30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0亿元。
（五）一般场镇改造全面实施。代市政府起草印发了《关于全面开展一般场镇改造的实施意见》（成府发[2010]15号）文件及6个重要的配套文件，成立了一般场镇改造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年50个改造镇计划启动实施改造建设项目257个、计划投资25亿元，同时各地还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确保年底一般场镇改造初见成效。各地统筹场镇内外建设用地资源，为引进社会资金投入场镇改造做好前期基础准备。目前，金堂县与市小城司进行融资合作，共涉及11个乡镇，融资总额达6.17亿元，已到位资金2.4亿。郫县的花园镇资源优势积极转化为资本优势，引入广东广晟集团整体实施场镇改造。在大力引入社会资金投入场镇改造的同时，各地加大政府性资金投入，支持区位条件较差，难以引入社会资金改造的一般场镇。市一般场镇改造以奖代补专项资金5000万元的补助开始下拨，双流县计划配套资金约5亿元，新都区计划配套资金2000万元，金堂县匹配以奖代补资金1700万元，减免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蒲江县匹配资金注入国有平台公司，为一般场镇融资改造提供条件。目前，市一般场镇改造以奖代补专项资金5000万元的补助已送市财政局准备下拨，改造项目共开工150个，完工80个，风貌改造开工10万M2，道路改造开工80KM，雨水管网下地完工30KM，污水管网下地完工30KM，小三线下地完工25KM，公建配套项目完工20个。
（六）天府古镇整治向纵深发展。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历史文化名镇，加大城镇整治力度，增添配套设施，提高服务功能，改善城镇形象。黄龙溪镇投入上亿资金封闭整治，扩展了文化活动场所和内容，古镇起步区面貌焕然一新；新场镇的整治，政府投资与社会资金投入并举，已初现成效；安仁镇的世界博物馆小镇项目，有序推进；街子镇抓住灾后重建机遇，同步整治城镇形象，受到社会赞誉。加大历史文化古镇古村的发掘和申报，新增添市级历史文化名村2个，目前全市已有历史文化名镇23个（国家级5个、省级10个、市级8个），历史文化名村3个。
三、按照现代田园城市历史定位，积极促进农村加快发展
充分注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在加快城镇体系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
（一）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我市农村四大基础工程之一，是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综合性项目，通过土地综合整治，推广运用灾后重建的政策措施，强化统筹配合，全市确定了21个结合土地综合整治实施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点位。建立和运用好农房建筑设计方案图集库，提高农房建筑设计水平。拟2010年入库600个农村居住区项目方案，300个农房建筑单体方案。目前已落实资金100万元，启动该项工作。按照《市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的要求加强管理力量，今年已下拨资金160万元，用于村镇建设质量安全协管员队伍建设；加强项目的设计指导和工程监管，确保“四性”的落实。目前，全市启动21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均完成项目规划设计，大多数通过审查，一部分正在修改完善。其中金堂三溪镇、蒲江县大兴镇米锅村、新都区军屯镇静平村、都江堰柳街镇鹤鸣村、郫县花牌村、双流县永安镇、三星镇、大邑县安仁镇三河村等点位已动工，开工面积达45万平方米。
（二）增强川西林盘保护和整治利用力度，充分展现田园城市的特色。根据全市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和城乡统筹发展示范线、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以及城镇周边，以“连线成片，聚点成群”的思路，优化川西林盘保护点布局，通过聚居林盘配套设施和环境整治、农房改造，改善林盘人居环境，引导农民多种形式集中，传承和突出特色。今年按照田园城市建设的发展要求，完成全市林盘保护利用规划的优化调整，继续筛选确定一批整治利用试点示范点，加强林盘示范项目的指导和支持。目前，均已启动实施，其中纳入今年民生目标的50个林盘整治已完成27个，其余均已开工，正在建设。
（三）已建成农民集中居住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日趋完善。2009年市、县二级设立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专项资金，完善已建成集中居住区配套设施建设。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今年继续支持各区（市）县全面完成已建成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基础设施完善。
（四）结合“198”功能区建设，推进中心城区新型社区建设。继续强化对中心城区新居工程建设的指导和协调，加快新居工程和新型社区产权办理，结合198功能区建设，指导五城区完善新型社区建设方案。目前，117新居工程在建249万平方米，198新型社区在建267万平方米。
四、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城乡生态环境建设
（一）扎实抓好出入城通道治理。按照市环治办《关于印发<市中心城区主要出入城通道环境容貌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等三个文件的通知》（成环治办[2009]108号）文件要求，我委立即召开了出入城通道环境容貌专项治理（以下简称容貌治理）动员会，对容貌治理工作内容及相关要求做了周密布置和安排。其中涉及中心城区的，安排市建筑设计院和中心城区建设局对10条进出城通道沿线从三环路至所在行政区范围容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摸底，并及时开展容貌治理行动，有的区还进行了除10条进出城通道外的延伸治理；各郊区（市）县结合林盘整治、农房风貌整治等积极做好所涉通道环境容貌整治工作。通过半年的治理，成灌高速、成彭高速、成温邛高速、成青快速路、城南高速、成绵高速和成渝高速等重要出入城通道两旁的广告、建筑立面都等到了有效治理。
（二）继续推进特色示范街和外环生态带建设。今年前确认锦江区东大街、新开街，成华区新鸿南路、建设南新路，金牛区老成灌路西门车站至金牛宾馆段、锣锅巷至一环路段，青羊区琴台路、锣锅巷至一环路段，武侯区玉洁东街、红瓦寺街，高新区肖家河北街、紫荆南路12条特色街道打造。其中，琴台路采用传统复古手法，与宽窄巷子连成一片，交相辉映；老成灌路西门车站至金牛宾馆段将以城西老商贸圈到生态田园城市的自然过渡为主题，充分展示国宾礼都的风采；锣锅巷至一环路段对该区域内的佛禅文化、商贾文化及水文化进行了有机整合与统一，展现了该区域的历史底蕴及人文气氛；东大街再现金融街风采。目前已完成了五个城区10条特色示范街区设计方案的审查把关，全面进入实施阶段。外环路生态带建设上半年共完成房屋拆迁392.4万平方米，占拆迁总量的53.8%。并在去年已完成绿化建设3880余亩的基础上，11个区（县）明确了本年度的三项绿化工作重点任务：1公里示范段、50米固定防护林带、300亩景观节点，已完成选址，正进入方案设计工作，部分区（县）已正式实施。同时由市建委实施的成南、成渝立交桥区域绿化改造，成龙路立交区域绿化建设基本完成，面积共约23万平方米。
（三）推进绿地清理和建设。新增10个1000平方米以上的绿地目标，已完成8个公共绿地的设计方案评审，进入实施阶段。其中兴光华公司已全面完成了青羊区苏坡乡88亩的公园建设。对我市五城区和高新区建成区范围内的公园及公共绿地现状情况进行了联合检查。中心城区绿地清理目标，我委牵头普查城市公园、历史文化公园、街头绿地、小游园广场、滨河绿地、高压线走廊绿地，重点检查了82个公园绿地，其中公园27处，公共绿地55处。查处餐饮场所（含茶铺、咖啡吧、大排挡等）、停车场、网吧及其他经营性建筑侵占绿地的行为165余处。
五、以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为重点，加强建筑市场监管
（一）建章立制，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出台了《市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市关于对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整治强化监管的通知》；拟定《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办》（征求意见稿）、《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在全市建设施工现场生活、办公区，项目出入口区域实施物业化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投诉处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着手《质量监督细则》的修订工作，制度建设为进一步规范质量安全及施工现场监督管理夯实基础。
（二）积极开展建筑施工安全大检查和各项专项检查，杜绝安全事故发生。一是组织检查组对各区（市）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工作和全市68个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含灾后重建工程）、地铁建设施工安全情况进行了检查；二是加强深基坑施工安全监管力度，修改完善《市建筑工程深基坑安全技术规程》，组织基坑施工人员安全能力专项考核，召开深基坑汛期施工安全专题会，编制汛期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等；三是针对片区工地、临主要干道工地及安全管理薄弱的产权（租赁）单位开展专项机械设备交叉大检查，四开展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在岗情况专项检查，加强对各方责任主体履职督察。对检查出的问题和安全隐患要求及时落实整改的同时，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处罚。
（三）继续推进制度完善，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继续推进工程项目电子化投标报名管理，自去年12月1日开始试行网络投标报名以来，共发放建筑企业市场主体信息卡1900余张。积极协调解决工程款和民工工资拖欠及纠纷问题，防范化解建筑民工工资拖欠风险。上半年市清欠投诉受理服务窗口共接待处理各类投诉上访案件57件，涉及拖欠金额约1.38亿元，处理率100%。全面实行建设市场网络信用评价管理制度，加强对建筑类市场主体及从业人员的信用管理，全市打印生成网络信用记录评价表约6300余份，信用管理系统已录入6600余家建筑业企业的信息资料。规范建筑行业实名制用工，加强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维护民工合法权益。今年，我委代拟的《市建设领域防范拖欠农民工工资管理办法》（送审稿）已于2010年6月22日以政府令168号公布、2010年8月1日正式施行。
（四）专项整治扬尘，重拳出击乱象。一是根据各个时期扬尘治理的特点，分别布置安排了土石方开挖、总平面施工、春节后复工、市政工程等专项整治检查，对380家违规单位给予行政处罚，对整治扬尘不力多次被处罚的104家单位进行不良记录扣分并列入黑名单重点监管；二是细化现场标准，开展社会监督，制作扬尘整治“六必须、六不准”宣传画，通过媒体对违规制尘104家工地进行曝光公示。
六、2011年重点工作安排
今年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为明年工作开展奠定了基础。明年，我们结合实际，扎实工作，奋发有为，推动我市城乡建设事业再上新台阶。
（一）全面完成灾后城乡住房重建工作。努力抓好农村住房重建的收尾工作，督促实施好“三清一还耕”。加快城镇住房重建的协调力度，确保在10.1前全面建成可入住，同时结合城镇住房重建，抓好灾后城镇重建，提升灾后重建场镇的形象和整体功能。加强对灾后重建集中小区的管理指导工作，积极做好服务，加快房屋装修进度，实施群众尽早入住。
（二）统筹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力度，扩大城建资金来源，保障城市建设进程。深入研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最大限度的吸引社会投资进入重大城建项目建设，通过多渠道筹措城市建设资金。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发挥投融资平台的作用，发挥投资公司融资的主体作用，吸收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建设，扩大城建资金总量。二是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区缓堵保畅工程措施。下半年，为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区缓堵保畅措施，我委还将陆续开工中心城区节点立交4座，同时将有川陕路大天立交桥、天府大道新会展中心下穿隧道、海洋公园下穿隧道、三环路成汉路立交桥等10座陆续完工通车。启动第三批21座人行天桥建设，预计年底前建成。打通长城片区B1线和万石路2条断头路。三是完善和强化定期专项协调机制。针对于目前重大项目建设中存在的拆迁难、协调难等问题，在定期召开重大办例会和专项协调会的基础上，对涉及军队、铁路、省级交通、水务等特殊部门，建立专项定期协调机制，成立协调联络小组，指定联络人，定期召开协调会，及时解决工程建设中发生的问题，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四是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全面统筹机制。为对中心城区项目开工建设和占道打围进行更加有效地监管，我委将结合我市建设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占道和建设项目全面统筹机制，与市城管局、市公安交管局建立联动机制，对中心城区占道开挖及开工情况进行科学统筹和监督管理。
（三）大力推进市域新型城镇体系建设。一是全面提升县城功能和形象。加大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进一步增强城市承载能力，把县城发展成为产业发展核心，承接经济、人口转移的重要载体。按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要求，完成1—2条县城特色景观街区建设。全年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完成投资30亿元。二是加快重点镇建设。增强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增强城镇功能和承载力，加强城镇建设管理，为农民进镇创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条件；统筹整合与周边乡镇的资源，壮大主导产业、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强化三次产业互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联动发展，为农民进入城镇创造就业机会。三是大力推进一般场镇改造。强化配套政策落实，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作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强工作指导和目标督查，实现年底50个一般场镇改造初见成效。同时启动在4条田园城市示范线上的50个之外的一般场镇改造工作。四是进一步加强古镇保护和利用。进一步规范我市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强化建设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审查。加大对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性建设和开发利用，完成《天府古镇羊皮》的编撰和出版，深入开展天府古镇的宣传推介，进一步提升天府古镇的发展水平，扩大天府古镇的影响力。
（四）加快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调整机制、强化组织协调，继续推进新居工程建设，尽早实现在建新居工程竣工入住。结合198功能区建设，指导五城区政府按照规划和生态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以产业化项目为载体，统筹推进中心城区生态用地区范围内新型社区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运用推广灾后重建的政策措施，结合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抓好新型社区建设和林盘聚居点建设，力争全年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区开工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以上。完善已建成农民集中居住区配套设施。做好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五城区要全力抓好198新型社区的配套设施同步建设，并完善社区管理。
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篇8
党的十报告强调了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为目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1]报告对加强综合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新的部署，政府应进一步推进部门体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近年来，在西安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背景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逐渐显现，成为影响和制约和谐西安又好又快发展的“瓶颈”，所以迫切地需要依靠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城市综合管理来促进西安和谐社会建设。
一、西安城市综合管理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安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市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现阶段城市基础公共服务管理还是存在矛盾，基础设施现状和公用事业的发展还落后于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因此，经济发展与高速的城市化之间的差距加重了城市综合管理的压力，给政府管理带来很多问题。部分网友总结出西安市“十大顽疾”和“火车站十大乱象”，被称为西安“双十乱”。2010年8月10日，西安市市委、市政府召开集中整治“双十乱”现象动员大会，拉开西安市集中整治“双十乱”的序幕。“双十乱”已经成为西安市的“牛皮癣”，严重影响了西安市的形象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占道经营、疯狂渣土车等都是城市管理中呈现的问题。
以新城区为例，每周开展2次集中整治，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占道早市进行了取缔，先后取缔了非法占道早市2处，东一路、长乐西路、西京医院、康复路等地区出店经营28家，暂扣三轮车15辆，手推车7辆，非法机动车11辆。同时，加强建筑工地和渣土车管理，全区9个出土工地8个已安装自动冲洗设备、4个已安装监控设施，并投入使用，另外，5个建筑工地的监控设备正在安装之中。对全区的3家清运企业资质重新审定后，对所有渣土车及驾驶员按照“一车一档、一人一档”的要求建档造册，建立车辆档案402辆，驾驶员档案430人，加强夜间检查查处各类渣土车交通违法行为595例，扣查渣土车28辆。
二、西安城市综合管理存在的问题
1. 职能范围不清
以渣土车为例，在2011年底引起了广大西安市民和市政府的关注，从西安市2011年媒体报道统计数据来看，就有51人因拉土车违规违章营运而不幸遇难。渣土车如此疯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拉土车的运营资质需经由西安市园林部门审批，而渣土清运是由城管部门管理，车辆违章是交通部门监管，权责分散是导致渣土车问题难以根除的根源。加强城市综合管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城管执法处于城市治理的末端，直接面对的是繁杂的社会矛盾，承担的是政府执法职能中最艰难的部分，也是社会矛盾的综合聚焦点。”[2]因此，积极加强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工作，对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确政府权责、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9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正式消息宣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准，西安“打包”获批的一系列政策十分引人注目，包括国家统筹科技资源示范基地、综合保税区、增开大量国际航线、国家加大对大项目的财政支持力度、投资引导等。同时，国务院批复并赋予西安一个全新的定位：国际化大都市。对于西安而言，这可能是城市扩大区域影响力的新动力，西安迫切需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才能把握这次机遇获得有效的长足发展。
2.相关机构间协调机制不顺畅
城管执法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大都是从其他机构分离出来的，这就产生了同相关部门的协调与配合的问题，协调、配合不好就会影响城管执法的工作效率，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优势也难以显现。城管作为主体执法机关与其他有关职能部门之间存在普遍的信息沟通渠道不通畅，指导、监督工作不协调等问题。如工地夜间持续施工造成噪音扰民问题，城管执法人员接到市民投诉后到达现场，发现施工方持有夜间施工许可证，建委作为发证机构与城管执法机关未及时进行信息共享所致。有的部门虽然表面配合，实际上是面和心不和，采用的方式是找各种借口不配合工作。更多的时候是问题出现后相互推卸责任。形成有利大家争、无利都不管的局面。如城市道路保洁，执法局承担着渣土运输车辆的沿途洒落泥土的处罚权工作，环卫处承担着道路的保洁工作。一旦出现道路污染，环卫处说执法局没有对违规车辆进行处罚或处罚力度不大，导致渣土运输车招摇过市、目无法规，沿途随意洒落泥土，破坏道路卫生。执法局却怪环卫处清扫泥土不及时，保洁不到位，从而影响市容市貌。部门之间的权力相争各有各的依据，结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加上市委、市政府没有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使得部门权力相争难以协调。
三、西安城市综合管理改革途径探究
加强西安城市综合管理就是要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为目标；响应十的号召、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提高政府自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能力，优化城市综合资源；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政府应加大力度，大力推进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改革步伐。
1.坚持依法行政
行政管理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程序，就不能有良好的治理。鼓励西安市民广泛参与公共治理，推动城市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实现公共关系的理性化，最终实现和谐西安。“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依法治国的关键。”[3]按照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并结合西安市城市综合管理的实际，在新形势下城市管理人员必须树立依法行政的科学发展观念。
2.坚持以人为本
人的因素决定着组织的成败，城市是由人组成的，以人为中心的改革，就是改革行政人员的知识、技能素质。促进行政人员的全面发展将会成为西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特别是改革行政人员的服务态度、行为以及群体的行为，以便达到提高行政效能的目的。大力构建和谐西安，就应以满足市民的物质精神需求作为和谐发展的首要目标，提高西安市民生活质量，保障市民的各项权益，让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惠及全民。
3. 转变政府管理理念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这为西安政府行政改革提供了指导要求及改革方向。以市民为本位，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政府服务宗旨。
4.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
指出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转变，现实生活中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公共服务失衡严重，导致负面效应的产生，为构建和谐西安，西安市政府应以公共管理部门为核心，完善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在基层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应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尽可能地保障市民享有同样的权益。政府应逐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确保市民人人享有公平公正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推动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将政府的机构改革与公共服务产品优化结合起来，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为市民提供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产品。
5. 调整政府权限
政府对社会事务治理，是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互动的过程。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健全政府职责体系，规范垂直管理关系，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西安市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给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力的支持，确保公共服务的高效，同时推动发展，促进西安和谐。
6. 完善西安市政府公共服务运行体系
加大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必将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西安市政府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需要了解的矛盾和问题，各个执法主管部门要把握住与市民经济、社会及生活权益相关的，易出现不公正的重点、难点问题，敢于面对问题，实在解决问题，要有求真务实的态度。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更好的构建和谐西安。
7. 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
构建和谐西安、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管理能力的关键点是，民主决策制度不断完善，社区职能扩大化，社区在政府日常公共服务管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社区通过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日益成为西安市政府民主自治、综合管理的一个重要载体。改善和完善社区民主监督体制，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权责一致、分工合理、科学民主决策、执行顺畅、监督有力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政府可将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交予社区承担，社区居民间互相了解，积极参与管理，优化社区资源，化解社区内部矛盾，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幸福感与归属感。
十报告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经济繁荣是西安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条件，我们要以经济的长足发展做为基础，建设和谐社会就有强力的支撑。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要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为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报告摘选）[J].天津科技，2013，40（1）
[2]马怀德、车克欣.北京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发展困境及解决思路[J].行政法学研究，2008， （2）
[3]曹现强、王佃利.行政管理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8）
作者简介：
袁林（1989-），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
本文链接：http://www.vanbs.com/v-141-2892.html城市公共安全治理范文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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