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考古学的理解篇1
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国际与国内动物考古学学科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动物考古学的教学工作越发重视起来。从学科构成来看，动物考古学主要包括动物解剖学、埋藏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考古学等方向的内容。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来看，其动物考古学专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4］:(1)动物解剖学及埋藏学，即由陈全家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动物考古学》、《动物解剖学》、《史前考古埋藏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2)埋藏学及第四纪地质学，即由陈胜前副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考古学理论》、《遗址过程》;(3)环境考古学方向，由汤卓炜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环境考古学理论探讨》、《环境考古学文献导读》、《环境考古学专题与学科最新进展》等。根据以上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学生可以更好地通过利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古人类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古气候和古环境，从而使其能够达到对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初步整理，掌握遗址内出土动物遗存的科学搜集方法、骨骼各部位的名称和方位、常见动物骨骼的种属鉴定方法等。
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最早设立了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1922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已将自身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学系，由原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中的考古学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设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外国考古和考古学技术方法等5个教研室。［2］［3］其中，除传统的各时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学等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强项外，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古人类考古和外国考古等方向也有长期的积累，并逐渐与其他方向相互渗透，成为考古学系新的学科增长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是包含在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专业之中的。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并能够进行动物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与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相关方面比较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理念
动物考古学是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去探讨古代各个地区不同时间存在的动物种类，并根据动物生息特性对古代环境做出推测。西方动物考古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前期的欧洲。［5］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深刻影响。近十多年来，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即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策略和行为，已经成为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学者往往通过研究人对动物的来源、分配、屠宰、储藏、消费、废弃的过程和方式，来认识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成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问题。［6］本门课程希望通过动物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及指导学生参与动物考古的实验研究，培养学生动物考古学的意识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骤和规范。因此，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们能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做到掌握和灵活运用动物考古学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根据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表来看(表1)，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课程设置(除去旧石器考古学系列课程)在两所大学中差别不大，主要课程重合在动物考古学这门课上。在此基础上，两所大学各有侧重，以北京大学为例，由于其动物考古学专业包含在旧石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方向之内，所以北京大学的动物考古学课程设置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生课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后的各时间段考古学)及其相关问题，所以在动物考古学的课程设置上又增加了农业起源与动物驯化等课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体系中，还包括第四纪哺乳动物这门较为基础性、专门性的课程，这体现了北京大学重视该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重视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合理构建。这不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近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动物考古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下设的动物考古实验室是集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室［4］。实验室配备体视显微镜、电脑、液晶电视等教学设备20余台以及数十件常规的观察和测量仪器。实验室主要承担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的实验教学，包括动物骨骼鉴定、骨器模拟制作、动物解剖、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迹分析等实验项目。同时也为研究生的自主创新实验、专业培养和教师的学术科研等提供平台。然而，反观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虽然在数量、学时、学分上来看，都远远高于北京大学，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仍然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生课程的现实，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脊椎动物进化、第四纪环境学等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方面的课程。
从“动物考古学”这个名词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动物考古学的落脚点是考古学。又因为考古学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古代人类活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重建古代人类社会面貌为目的，所以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虽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源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但是在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却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分别来源于地质地层学的层序律和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尤其是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在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体地讲，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指运用古生物学研究的各种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的考古学即科学(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动物考古学应涵盖在科学考古学之中。由于动物考古学主要涉及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学科就分别有:地理考古学(Geoarchaeolo-gy)、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学(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页标题#e#
与动物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气候学、埋藏学、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年代学(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说明的是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在重视传统考古学的相关课程之外，还非常重视第四纪地质学、埋藏学以及古环境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因此课程体系包含了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史前考古埋藏学、环境考古文献导读以及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等课程。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这种教学架构的目的，是使研究生们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动物考古学的来龙去脉，理解理论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动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获取古环境学、埋藏学等方面的信息以解决具体问题，使得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更全面、更细致。
(二)课程大纲及教学内容
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适应了现代科学大发展的形势，其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认识时间序列和古环境信息的角度，来解决人类自身及古文化发展的时空问题，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从而起到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从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来看，国外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动物考古相关主干课程的讲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学和生物考古学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猎还是被捕食?———非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埋藏学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动物埋藏学》［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动物考古学》［11］，这些著作都成为培养动物考古学相关人才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因此，我国的一些高校针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设计。从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大纲及内容对比表来看(表2)，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的设置较为格式化、教学化，主要是通过对动物骨骼标本的观察以及进行相关动物骨骼的模拟实验，由浅入深地介绍我国动物考古学现状以及国内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热点问题。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来有些松散，不够系统。而反观吉林大学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内容则较为系统、科学，我校主要采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气候和环境。
(三)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根据动物考古学专业发展的方向，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许多有益的调整，引入了许多与学科发展前沿相关的新内容，同时还从国外购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有效地推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进度。除此之外，其许多课程都加大了在课程讲授方面的国际交流和校际合作，例如，采取聘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授课或长期做一些科研讲座的形式。再次，他们还积极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旧石器考古学》、《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动物考古学学科则缺乏相应的国外大学较为流行的外文版动物考古教材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而且目前教学中常用的参考书籍的更新较为缓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纪后半叶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学》1962年版，郑作新的《脊椎动物分类学》(增订本)1964年版，马克勤、郑光美等人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1984年版等。
我国高等院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对我校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两所高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诸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北京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落后于我国目前蓬勃发展起来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动物考古学方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应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训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国内现今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亟待整理。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动物考古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动物考古学相关教材、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且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动物考古学教材。希望通过编写、出版动物考古学教材，翻译动物考古学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从理论再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
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骨骼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区域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研究生们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进行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而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也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甚至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的现状;在研究生的野外实践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并填补相关空白。从而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埋藏学研究
动物是古代人类渔猎及由狩猎转为饲养的对象，是当时的肉食来源，是祭祀、随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战争和劳役的工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利用动物种类和部位的差异还成为不同人群等级、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动物遗存，由于当时人的有意放置或废弃，经过长时间的埋藏，到现代才被发掘出来。因此，围绕各种家畜的起源、不同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动物遗存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证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利用动物祭祀和随葬的特征、动物在战争和劳役中的作用、动物作为文化交流的实物、动物埋藏学等方面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p#分页标题#e#
(六)建立古代动物遗存样品库、数据库
对考古学的理解篇2
一、军事考古学理论基础
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的理论也得到了极大的深化,一方面表现在其方法论层面的规范化,另一方面表现在其解释模式的多元化。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规范了田野考古发掘与物质遗存分析的基本方法,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提出了对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一种系统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化表现的背后都体现着丰富的理论基础。毋庸讳言,考古学的发展是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共同推动的结果,其理论基础也来源于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过程中概念的抽象和方法的总结,这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特征。考古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与大多数科学的理论基础具有共性,同样是对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认知理论。由此,军事考古学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作为研究古代军事活动的科学,其理论基础适用于古代军事活动研究的方方面面。所以,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应当具有普遍性。但这一普遍性并不代表着理论的泛化,不是所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都自然而然成为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恰如着名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所认为:"任何一般的理论体系都至少有两个组成部分:
1)规定所研究现象的区别标准,分析有关现象集合的实质或已知现象一般类别的间隔出现的假说;2)制订这些独立的部分在系统操作,或变化中连接起来的方式的假说。"[1](P56)简而言之,所有科学的理论基础都是对研究对象的概念抽象与方法总结一样,军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来源于这两方面的概括。
1.军事、军事遗存、军事文化
军事(Military),即军队事务,古称军务,是与一个国家及政权的国防之武装力量有关的学问及事务。军事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现象,被诸多学科都吸收为研究对象,以考古学角度对军事进行研究,从概念抽象上就与其他学科有着区别。
首先,军事能否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涉及到考古学如何认识军事的问题。考古学是对古代人类的整体性、综合性的考察,军事是人类活动的组成部分,古代军事包涵于古代人类的社会活动当中,其理所当然地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但是,古代军事不仅仅包括物质内容,我国古代对于军事有着朴素的理解,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简单明了地指出了军事的政治属性,作为政治学对军事的定义恰如其分,然而考古学的研究是对物质遗存的研究,军事是否是物质的成为能否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关键。军事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出了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却能够体现出其具有相当的物质内涵。军事是某个集团利用各种资源对集团安全与利益进行保护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活动都是附着于物质存在而进行的,如利用山河险阻进行防御,采用先进材料进行武器锻打,甚至战争胜败导致的人员伤亡都体现着军事所包含的物质内涵。这些因军事而产生的物质遗存,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其次,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但古代军事理论与思想等非物质遗存能否成为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值得思考。考古学无法直接对古代军事活动所体现出的军事理论与思想进行考辨,只有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整理分析,获得古代军事理论与思想等非物质层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抽象成为军事文化。文化虽然是意识形态,但其却凝结于物质之内,古代军事文化则是凝结于古代军事遗存当中的。
放诸考古学领域,军事文化能否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呢?如果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我们认为军事文化应当是可以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
"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军事文化则是将这一共同体的焦点关注于古代军事遗存,是同一时代、集中于一定地域、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军事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是文化在物质上的映射。以战国时期的军事文化为例,战国时期诸侯征伐,思想上百家争鸣,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一套完备的军事体系,这一体系中包含了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等内容,他们都是附着于具有本国特点的物质遗存之上,能够通过这些物质遗存来与其他诸侯的军事文化进行区别。我们不否认考古学文化间具有联系与交流,但考古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差异性的强调,军事文化具有依附于不同政治实体的特点,它的差异性就尤为突出。
第三,军事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是由于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的现实而决定。与美术考古学、佛教考古学、城市考古学等考古学分支学科相似,随着数量庞大的军事遗存被考古发现所揭露,形成了集聚效应,进而军事文化的研究也被学界所重视,但其在考古学意义上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这些都促使军事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
2.系统论
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L.V Bertalanffy)创立的。[2](P1-7)系统论认为,万物皆成系统,系统无处不在、无物不包。世界可以划分为无数个系统,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此外,系统是各要素之间和要素与整体间相互作用、联系的矛盾体。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因素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系统的关联性。系统总是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存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转换关系。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系统相应地调整其程序、结构、内容和方式,不断地促进系统的变革。系统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适应环境,又保持独立性,能动作用于环境,改造环境。系统论中,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有序性、最优化都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探寻这一客观规律,也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实际上,系统论的观点在新考古学中已经得到重视,路易斯·宾福德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中指出:必须把考古材料放到一个系统的参照系中去考虑,对考古学文化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必须运用文化系统的结构、功能知识,以分析考古学文化共同体的进化。宾福德认为考古学家用来描述事实的方法必须由寻求互不相干的特征的组合或结构转变为探索功能上互相依赖的系统。[3](P43)由于新考古学的发展,系统论也成为考古学重要的理论基础。
就人类社会而言,它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巨大系统,它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子系统,并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化。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系统与外界环境存在永不停息的相互作用,并在这种互动中改变着自身,也改变着环境,从而使系统总处于一种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每一个系统及其子系统也都是
一个动态的有机体,各个系统吐故纳新,与其他系统互动而存在。考察各个系统的变化及其与其他系统关系,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系统演化的基本规律。军事作为人类社会这一巨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子系统之间存在诸多的互动,同时军事系统内也包含着许多小的子系统,如地理、装备、后勤、通信等,它们的组合与作用影响着整个军事系统的运行,而且这些子系统之间也会产生互动,地理条件能够影响到作战方式与后勤保障方式,通信状况能够对战场形式产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作用。 以考古学文化为例:在一个考古学文化中,不仅包括一群人,也囊括了与之生存有关的地形、土壤、森林、山脉、河流、矿藏、空气、阳光、气候、动植物等要素。同时,某一考古学文化又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某种方式与其他文化系统、子系统进行交流、保持联系。考古学研究者要分析每个考古学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不同子系统交流的结果及其作用,检验各要素的重新组合是否导致系统的整体优化或劣化。同样,军事考古学文化也是由诸多的因素构成的,国家政治结构及其行政人员是军事文化的行为主体,兵器组合、战略战术、外交手段、兵种配置、军事制度等构成了军事文化的子系统,某一军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受到这些子系统的互动与配置影响。军事考古学的军事文化研究需要观察军事文化子系统间、子系统与军事文化系统间的交流与联系,从而获得某一军事文化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内在原因。
考古学所研究的物质资料是"死的",它不会自己阐释自己。所以,当我们将考古材料置于文化系统中研究时,它才是鲜活的、比较完整的。例如对文化系统相关性的强调使我们能够从相对较少的特征中获得对诸多特征的认识……这种确定性至少部分地解决了因为考古资料的不完整性而产生的问题。[4](P25)军事遗迹、遗物作为军事文化系统的部分指示物,可以构建古代军事的部分。
比如我们可以根据特定战争遗址和周边地理环境,结合出土的兵器组合、阵地布局来推测古代的战争过程。举例来说,明末的平播战争,最后的战场位于海龙囤,通过考古发掘所揭露的材料,我们可以从海龙囤遗址的布局看到,作为军事堡寨,海龙囤遗址具有极强的防御特色:海龙囤采取了"线性设防",其具体的防御手段为"四线防御、静动结合".对于古代军事防御手段的观察,需要综合诸多的因素进行,只有将其放置于一个军事文化系统之内,所有的出土材料才具有解释学的意义。
总而言之,系统论是考古学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理论,在诸多的考古学研究中都得以证实,它能够也应当成为指导军事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诚然,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理论的创新也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同样也需要不断充实自身的理论基础,系统论需要在其他理论的共同配合下服务军事考古学的研究。
3.中层理论(theories of middle range)
中程理论,又称中层理论,来源于社会学,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在《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一书中,提出的研究中等范围的社会现象的理论。他认为,社会学理论应该是一种"中程理论",它既不像哲学理论那样刻意追求理论的深刻性和概括性,也不像一般的具体学科的理论过于经验和狭隘。默顿曾经发表过一段有关"中层理论"的定义化描述:"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5](P50)中层的视角是在有限范围里的经验研究,更能保证与经验变量的必要接触。中层理论并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理论,它是对某些理论的概括,这些理论最大的特点是有经验根据的,它们包含了一套被证实了的假说。这些假说不是对未知事物的假装知道,而是对无知的思考,它承认为了积累更多的知识还有许多待研究的内容,并且不认为能够为当下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只是利用现有材料解决现有问题。
"中层理论"问世之后,对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古学家是较早将中层理论引入了自身研究领域的群体之一。在考古学领域,中层理论普遍被称为"中程理论",并催生了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新的学科分支与研究方法。美国考古学家费根认为:"中程理论将会对解释人工制品的型式以及考古记录中所涉及的其它物质现象提供概念工具。"[6](P108)中程理论是基于经验的总结,所以对民族考古学与实验考古学的指导意义较强。民族志与实验结果提供了一种现实的经验分析,这种分析可以用来解释出土资料。正如宾福德所言,"考古材料和形成条件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现代人类生活研究".[7](P6)他认为我们所有的考古发掘资料都是静态的、现时的,如果我们要搞清楚动态与静态事物之间的联系,需要观察这两方面的材料,而动态的事物观察只有通过此时此地的现时世界。虽然宾福德认为社会科学在实践的意义上并不适用于考古学,但是,他所采取的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在理论与方法上却显然是对社会学中程理论的借鉴。
如果回归中层理论本身,我们会发现,民族考古与实验考古只是中层理论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的两个典范,其并不是中层理论在考古学应用中的全部。中层理论的灵魂在于构筑了一条从限定范围内的经验总结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系统的研究桥梁,放诸考古学领域,我们认为中层理论提供了考古材料的描述、总结和人类历史观、文明观等高屋建瓴的理论之间的映射方案。军事考古学研究只是对古代某一方面物质遗存的焦点化,以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军事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应当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对于军事考古学而言,大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历史时期的,或者说,历史考古学的理论指导性更强。而历史考古学在本身的理论基础之上,吸收了其他考古学范式的思想与方法,如吸收新考古学中程研究方法,提出"中程文献"(middle-range documentation),强调考古材料比历史文献更客观。[8]
这一看法尽管有着以物证史的意味,但历史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于历史的追溯,我们不能将其从历史的大背景中割裂出来,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各有千秋,相互借鉴才是客观的研究方法。除了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运用,中程理论所催生的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同样对军事考古学有着借鉴意义。虽然,实验考古与民族考古对史前考古学研究更具参照性,但是我国的冷兵器时代具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这种厚重感的表现就是兵器更新速率较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刀枪剑戟等兵器的形态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其使用方法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参考民族志的材料,以及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模拟古代军事的方方面面,这样的研究仍具有相当价值。
4.场域理论
"场域"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乐·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他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
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9](P133)场域不仅是一种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场域可被视为不定项选择的空间,它为其中的社会成员标出了待选项目,但没有给定最终选项,个人可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不同的人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这些结果中,一方面可以体现出选择者的意志,即个体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可体现出选题的框架要求和限制。 在场域理论下,我们可以将一场具体的战争视作一个场域,其构成了一个与这次战争相关的一切因素的网络,我们可以称为军事场域,这一网络包括了指挥官、士兵、后勤、武器、地形、天气等诸多因素,它可以成为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传统的考古学并未有严格意义上的基本研究单位的划分,某一考古学文化也可视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某组具有共同特征的器物同样可以视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这些基本研究单位是一种偶然的概念组合,脱离了其共存的特征,他们的联系就不复存在。而作为军事考古学研究基本单位的"场域",并非传统结构主义意义上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的客观结构,在结构主义下,这些因素是客观的要素,而场域内他们则是内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联系是互动的,而不是单纯的组合,是关系的思维方式。
如果将场域具体化,我们姑且可以认为场域就是一个沙盘,军事场域就是一个军事沙盘。我们能够在这个"沙盘"上模拟军事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沙盘上能够放置指挥官、士兵等行为主体,它们是考古学真正要研究的"过去的我们",军事考古学古代军事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古代参与军事活动的人群的研究。场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沙盘,除了地形地貌、天气等客观环境要素之外,将当时事件参与者的思想放置在一个网络中,并且能够与场域中的其他诸因素产生可以获得历史验证的互动。人的思想以及人本身或许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我们无法通过客观的物质获取可靠的信息,更无从获得历史的验证,但是,场域中的因素间具有客观的联系,如上所述,这种联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古代军事的通路。这一通路能否获得科学的结果,是由研究者能否清晰、明确地掌握和梳理一个场域的关键要素决定的,在科学的意义上,我们无法完美无缺的获知一个场域所有要素的信息,但某一场域的发展通常是由某些关键要素所决定的,掌握了这些关键要素,同时考虑到这一场域的其他值得关注的要素,这样或可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目标。
军事场域作为军事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单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碎片化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虽然将古代军事活动细化了,但是缺乏宏观的、整体性的观察。然而,每个军事场域之间也是有交集和联系的,多个军事场域又可重新组成一个新的、较大的军事场域,新组成的军事场域在内涵上变得极其丰富,容量的增大与范围的扩大,都使得其内部网络更加错综复杂,这样就需要抽丝剥茧式的研究。如果研究者对单一的军事场域的研究是一支连队的小战役,那么,多个小型场域所组成的大型场域的研究则是高级指挥官对战争全局的把握。
总之,场域是结构的,但又不完全是客观的,其中包含着主观的部分,主观与客观的沟通是场域的生命力。同时,场域的分化与组合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具有提示意义,场域的分化提供了微观碎片化的资料,场域的组合则是宏观整体性的考察,一收一放,使我们的研究更具灵活性。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客观的,即古代的战争遗存,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这些客观的物质遗存,同时也要思考主观性较强的人及其思想,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场域理论对于研究古代军事遗存占有优势。
5.历史想象
我国考古学自发展之初就有着浓郁的历史学倾向,探求我国古代历史的真相一直是考古学的学术目标之一。而如何实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学术目标,智者见智,并无成规可循。历史想象则解释了物质文化遗存到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过程,为考古学家通过主观与客观结合研究后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的理论基础。
"历史想象"最早是针对历史研究所提出的,主观想象在对历史材料解读的作用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缺乏想象的历史研究并不一定永远可靠。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写道,"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无终止的对话。"[10](P30)而对话的桥梁或许就在于人们对古代社会合理的想象。放诸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历史想象在解读物质文化遗存的意义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在历史不可能重演的事实基础上,历史遗留的物质文化无疑有意或无意的间接传达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信息。考古学家对物质文化遗存的掌握有着独到的方法,从中获得了大量详实可靠的信息,而信息是还原古代社会的重要材料,文物并不能直接诉说历史,依靠"想象",我们能够听到汉唐雄风、青铜流光,乃至远古的呐喊。以出土的古代图像材料为例,图并不是文字,但我们能够从中读出"文字",这就需要通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等学者的想象丰富历史证据。单纯的以图证史,就丧失了图像的价值。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
"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玄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付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仅同而可相通。……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缺申隐。"[11](P166)考古学也需要"设身局中"进行合理想象,虽然这一过程带有强烈的史学倾向,在考古学逐渐独立于历史学发展的今天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材料解释的会通是历史学与考古学所具有的研究共性,科学合理的解读材料才是一门学科的使命,而非强调其与其他学科间的差异性。
在传统意义上,逻辑推论明显是考古学家更推崇的研究方法,针对历史想象考古学家的态度往往是犹豫不定的,认为想象往往危及考古学的真实和客观性,是不严谨的、非理性和非科学的方法,但是有限的考古资料在还原古代人类社会上的作用十分有限。毋庸讳言,主观因素的活跃,使得想象在任何一位考古学家的研究中都不可避免。考古学其实是处于理性与想象之间的,想象并不会破坏物质文化遗存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反而会丰富考古学对古代文化遗存的判断。优秀的考古学家应该有足够的想象力,在合理可靠的证据和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想象,但想象也要受到必要的限制。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活动遗存的研究,但能否正确解读古代军事活动遗存是其实现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关键,历史想象就是古代军事状况得以正确解释的基础理论之一。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认为,"凡是进入其中的任何东西之所以进入其中,都不是因为他的想象消极地接受他,而是因为他的想象积极地需要他。"[12](P242)军事考古学研究就是为了构建古代军事的完整图画,考古材料因为我们的想象而变得更有意义。
二、军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1.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
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对于物质文化遗存研究的基础是田野发掘,军事活动遗迹的考古学解读建立在细致、科学的田野发掘基础之上,田野考古提供了揭露古代军事遗存的科学方法。在田野考古中,基本的理论支撑仍然是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特别是发挥考古地层学在取得遗迹、遗物时代信息的作用。
考古地层学借用地质学中地层学的研究原理,是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也是考古学研究中最基础的方法之一。军事活动遗存往往与其他类型的遗存共存,应当遵循文化层形成的原理,考古发现的任何军事遗物、遗迹,都必须借助于地层关系来确定其相对年代,如果失去了地层依据或层位关系混乱,就会使出土物失去应有的科学研究价值。因此,在对军事活动遗迹进行田野考古的过程中,必须较以往遗址发掘更加细致,注意收集各种有用信息。
考古类型学是借用生物学对生物分类的原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遗迹,进行科学的整理、分类、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与其他遗存的类型学研究有着相同的原理,一是进化原理,即军事形态也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化的,军事遗存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其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存在形态上的差异,这一差异的本质是文化的差异,即军事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从古而
今的军事发展史就是军事遗存进化演变的历史;二是相似性原理,即依据军事遗存的相似性进行分类、分析、比较、研究,这种相似性是有条件的,不能跨越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对某类遗存进行对比,特别在分析某类军事遗存起源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形态演变规律和谱系的认识,获得军事遗存的相对年代信息,探讨同一时期,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军事互动;探讨不同时期,某类军事遗存的发展序列及其与其他遗存间的相互关系。即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希望从横向和纵向上对古代军事活动进行比照,以期获得军事文化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信息,从为达到深入认识古代军事发展,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目的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料支撑。
从考古学研究本身来说,考古类型学与考古地层学是其基础,从考古学萌芽之时开始,地层学与类型学就是其灵魂,脱离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不能称之为考古学研究。但是考古学又需要不断发展,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一切学科发展延续的生命源泉,考古学也不例外。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基础上的科学的田野考古,才能够为欲进行的军事考古学研究提供可靠支撑。但军事遗存十分丰富,田野发掘所获遗迹遗物固然重要,传世文物遗存亦应受到重视,除文物自身的信息外,其流传脉络、保存现状、研究历史也是不可忽略的信息资源。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开展类型学的研究,最终达到全面认识古代军事内涵的目的。
以研究对象本身而言,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与军事活动有关的物质遗存,这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对于"物"的研究应当遵循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基本方法,梳理古代军事的发展脉络,构建相关物质遗存的时空框架,进一步地采取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军事遗存进行分区、分型,解释古代军事的形成及发展特点。
2.文化因素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在考古研究中已经被广泛运用。李伯谦先生曾说过,"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一样,是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13]
俞伟超先生总结这一方法主要是"分析出一个考古学遗存内部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组成情况,以认识其文化属性,即确定它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而所谓"不同文化因素"是指"源自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那些互相有区别的特征"."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分析,首先建立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参与考古学这座学科大厦的营建。"[14]
因此,军事考古学要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前提是要形成军事遗存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能否成立需要进行深入探讨。"考古学文化"是对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抽象,是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聚合形态。军事遗存的聚合能否称之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答案是肯定的。军事遗存同样有着时代、地域、地方性特征的共同性,即某一类军事遗存共存于统一时代,集中于同一地域,并且有着相近的特征。
军事是某一政治主体的活动,作为政治主体,其有时代、地域的限制,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必定存在时代、地域特征,而其中的军事遗存与其他物质文化遗存相对独立,构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系统。如东周时期秦国的军事遗存明显区别于东方六国,而且东方六国的军事遗存之间也有着区别。这就说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着自身的军事文化特征。考古学文化是针对史前时期的文化聚合现象所提出的概念,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这一概念就被政治文化概念所替代,但在本质上并无二异,都是对物质文化遗存聚合现象的建构。
军事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借用,将一种考古学文化当中的军事遗存归纳出来,重新审视军事遗存的聚合状态而形成的概念,与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主要的适用范围是历史时期。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包涵了具有同时性、同地域、地方性特征的一切物质文化遗存,如陶器、墓葬、居址等;而军事考古学文化则是对军事遗存的抽象整合,如宋明时期羁縻土司制度下的军事遗存,其具有考古学文化的同时性、同地域和地方性特征的概念要求,其防御城堡、作战兵器、交通设施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军事考古学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军事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文化的泛化,这种泛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正是由于认识到军事遗存所具有的特性及研究价值,所以需要提供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概念去解读古代军事文化。军事考古学文化多是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其在物质表现力上较史前时期更为丰富。徐苹芳先生曾对历史考古学的特点进行总结,"中央集权下的礼仪制度有严格的、统一的等级规定,在上层社会中形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全国各地的礼仪衣冠制度上的文化差异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强大的政治因素在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它同时也成了维系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支柱。
但是,在全国各地民间(或民族)文化风俗方面上却保留着差异,这些差异便构成了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的主要内容。"而且认为,"社会越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便愈为复杂。因此秦汉以后考古学文化分区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界定。"[15]
故而,军事考古学的考古学文化以传统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为其命名稍显欠缺,更多的是与政治实体本身结合的名称,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军事文化、楚国军事文化,这些军事文化都是由其军事物质遗存所反映出的地域性特征,其与横向上的周边文化及纵向上的上游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考古学文化是适用于史前时期的概念,因此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也较多的运用到史前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当中,但是,作为军事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则需要其发挥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在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过程中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同样能够获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梳理、比较,既可以归纳出不同文化区中的相同因素,这部分因素是在历史时期一直占优势,又可以找出具有区域特点的文化因素,这部分因素正体现区域文化特征。"[16]
而军事考古学文化就可称之为考古文化事象,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于研究古代军事文化中不同因素在时间历程、文化交流、传播、互动及吸收创新中有着极大的意义。
军事考古学的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就是对军事文化遗存的诸因素进行提炼,然后细致分析每类因素的起源、发展及消亡,从而获得对整个军事遗存的整体认知。"文化因素分析法"的起步工作,就是区分一个考古遗存中的各类文化因素并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组别,即"分组".[17]
俞伟超先生在研究"楚文化"的过程中,就将楚文化所包含的不同因素进行了提取,分别识别为周、越、秦等文化组别,这是最典型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将其借鉴于军事考古学的研究也未尝不可,而且已经有学者利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古代军事遗存进行了初步但有益的探索。
军事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是对古代军事物质文化的研究,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时,在诸多因素中要特别注重对"人"的偶然因素的考虑。精神与思想方面的考古学研究是目前考古学研究所欠缺的,在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这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军事活动是极具偶然性的活动,其固然存在内在的规律性,但一场战争的发起、发展与结束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变量,而"人"就是其中最大的变量。因此,在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察军事遗存时,要注意到精神与思想层面因素的分析。
文化因素分析法是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的"中层次"的方法。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可以反映器物本身的时空信息,而地层学与类型学在揭示古代军事活动的文化内涵上却难以有所作为,特别是源流演变之后的时代背景、流变原因等方面。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能够补充地层学与类型学的不足,将器物的研究提升到文化的分析。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不仅仅需要掌握其时空信息,更重要的是解释其起源、发展、消亡的原因,而原因的解释就需要具体分析当中文化因素的演变,其作用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
3.长时段"人的科学"军事考古学研究应当是注重"长时段"的"人的科学"."长时段"理论是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他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
时间。 与之相对应的即:长时段、中时段以及短时段。分别表述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而其中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史,即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历史进程中演变缓慢的历史事物,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生活的全貌。甚至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18](P178)长时段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可以被考古学的研究所借用。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每一学科都侵犯它的邻人,但又始终相信它还在自己的领域。"[19](P28)军事考古学正是考古学的拓展,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军事考古学也采用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军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军事考古学需要借用或者通过"长时段"的路径来了解古代军事的发展状况,长时段为军事考古学提供了一个构建古代军事发展脉络的工具。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全面考察,与长时段研究所体现的"整体史"思想异曲同工。长时段是针对与历史的时间所提出的,古代物质遗存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其时间的研究,考古学的时间与历史学的时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历史学更加注重"事件",而事件是短时段的,它反映的是某一时刻或历史长河中极短的时段的状况;而考古学的时间显然是长时段的,物质遗存的地层堆积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就体现了物质遗存的长时段。考古学的目标就是如实复原这一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布罗代尔也认为,考古学的研究需要跨越更广阔的编年史空间。[19](P32)军事考古学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军事遗存的演变与发展是贯穿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近代的物质见证。
众所周知,军事活动具有普遍性及延续性。战争这一现象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始终。我国是战争频繁之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以及诸侯之间争城掠地的战争更是难以计数。见诸史籍,有些眉目和头尾的战争,从夏朝至明代大约有3300余次,清代有400余次,近代也有数百次之多。
我国历史上大约发生战争4000-5000次之多,约占世界历史上战争总数的1/3左右。如此频繁的战争遗留了诸多的物质遗存,这就决定了军事考古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军事遗存需要在长时段的"整体史"的角度进行理解与解释,不能将其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割裂,应当注意物质文化、精神文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互动,置于军事考古学视野下,即军事遗存、军事思想、军事制度等方面,最终形成理解的论述。
一种研究方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长时段为军事考古学提供了更广阔的编年空间,但其对物质的过分关注,忽视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技术与工具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但并非全部要素。军事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战略战术进步或许是由于作战武器及其他军事通讯、地理等方面的技术进步而催生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缺乏技术支撑的战略战术无法顺利开展。因此,技术在古代军事活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战争是人类活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心理作用激化的反映。人类在制造各种武器,发明各类防御设施,实施不同的战略战术都受到自身条件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可控性或者研究性因时而异,我们没有办法窥测古人的心理活动,但是,合理的推测应当体现在我们的研究当中,这一变量因素是军事考古学研究不能忽略的。
对考古学的理解篇3
【关键词】古诗词 释词解句 展开想象 敲词研句 知人论世
古诗词是我国文学长廊中的瑰宝，其或生动凝练的语言，或清丽优美的形象，或含蓄丰富的意境，或哲理深刻的思想，无不给人以情操的陶冶，人生的启迪。近年来各省中考试卷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古诗词阅读考题，考查内容大多涉及理解名句内涵、赏析关键词句、把握作者思想感情等。
2010年我省中考《语文考试说明》对古诗词的考查进行了改革，加大了对古诗词的考查力度，在原来仅考查古诗词默写的基础上，增加了10首古诗词阅读考查篇目。2011年增加到20首，2012年更是倍增为34首，扩大了考查范围和难度，侧重考查学生对古诗词的鉴赏能力，古诗词阅读题目成为河北省中考语文试卷上的最大亮点。由此，在必要的诵读之外，日常的古诗词教学唯有落到实处，才能培养学生对古诗词的鉴赏能力，进而使中国古典文化真正得以传承。
一、释词解句，疏通诗词大意
去年12月曾在石家庄41中观摩《使至塞上》这首古诗的教学，上课的流程大致为读——解——赏这几个环节。对“解”这一环节，我感觉比较实用。“解”其实就是解释古诗词的含义。教师除了指导学生结合注解，还要求学生运用增、删、补等方法来进行难句的学习。有了释词解句这一环节，学生再进行下一环节的学习便比较顺利了。
初中所选的古诗词，都是名篇佳作，语言凝练，音韵优美，含义深刻。由于古今异义、通假、词类活用、用典现象和押韵的关系，能否准确、生动地释词解句直接影响到诗词内容的理解和意象的领悟。教师要指导学生充分利用课下注解及工具书，并提示学生按照文言文解词译句的一般方法，扫清词句障碍，达到对诗句含义的把握，以便进一步理解诗歌的内涵。再如《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首七言律诗，如果没有必要的释词解句，那么对用典句“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哲理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学生只能是一头雾水，断章取义，更谈不上对作者虽悲凉却不悲观的豁达情怀的感悟了。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在初中阶段，评价学生阅读古代诗词和浅显文言文，重点在于考察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上述学习方法能让学生养成边读原文、边看注释的习惯，逐步培养学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独立阅读古诗文的能力，也有助于学生克服依赖性，增强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的自觉性。
二、展开想象，再现诗词情景
想象是诗词赏析必不可少的前提。要引导学生领会诗歌意境，首先要让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再次回到诗人创作诗歌的情景之中，想象诗人当时所处的背景、情绪、身世等，才能同诗人同喜同悲、同歌同叹。
王维的《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二句，更是一幅绝妙宏伟的画面。诗人独具匠心地选取了沙漠中最典型的景物：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在浩瀚无际的沙漠荒野中，一股浓烟孤然而起；在浩荡奔涌的黄河尽头，一轮落日徐然下降。”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诗句含义发挥无尽的想象，设想身处奇特景象之中的感受，借助四个典型意象描画出雄浑壮美的画面，再用生动丰富的语言来描绘。这些学习活动为理解作者的心境作了重要的铺垫，通过引导学生便能发现：广阔的天地背景恰恰衬托了作者孤独、漂泊的感觉，两句诗是对前一句“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所表达的情感的进一步深化。
这样的想象教学，不仅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想象能力、审美能力及表达能力将会得到有效地提升。
三、敲词研句，品味诗词意境
在欣赏诗词时，一定要敏锐地捕捉到诗词中最关键、最传神的字词来品析，进而把握诗词的内涵，这样才能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妙。教师应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来品味语言，通过关键词句去理解诗的意境，从而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描摹客观事物和遣词造句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
2011年我省中考语文试卷上的古诗词阅读（苏轼《水调歌头》）的其中一道考题是：简析“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句中加着重号词语的表达效果。这道考题提示我们：在古诗词教学中引导学生抓关键词语品味语言是尤为重要的。抓住这些字就能“品”到全文用词之精妙，“品”到人间亲情之真挚，品到诗人心胸之博大，志向之高远。抓住这些“点睛”之笔，引领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炼字遣词的功夫，学生锤炼语言的水平就会随之提高。
俗话说：文有文眼，诗有诗眼。“诗眼”，即最能概括诗词内容，承载诗人思想感情的字或词语。抓住了诗眼，也就是抓住了关键。如李煜的《相见欢》，上阕寥寥十几字便使笔端所有景物都着上了寂寞凄冷的色彩，而这样的灰冷色调皆因下阕道出的十八字：“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离愁”二字作为诗眼，道出了千端愁绪，万般悲凉，而作者更将这千愁万绪以“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来形容。教学时抓住“离愁”二字来品味这首词，学生对亡国之君的难言滋味也就能有一定的领悟了。
古诗词中许多词语字浅意深，言近旨远，如果能提醒学生抓住去分析体味，就可以帮助学生领会诗境、品味诗情。
四、知人论世，把握诗词情感
古典诗歌虽距离我们生活的年代久远，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所以作品多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反映，亦即“诗言志”。中国古代的诗人，大多是忧国忧民的，诗的内容也大多与社会背景结合紧密。因此，在品读诗词文本之外，更要探寻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的生活境遇，才可能对作品深入地探知、把握。
教读曹操的乐府诗《观沧海》，学生可以从诗作表面感受到大海的雄奇，而要深层次地理解诗人的思想感情，则要先了解诗人写作此诗的背景了。课文前的“阅读提示”和注解中略有谈及，教师还可向学生补充介绍：曹操一心要统一中国，此时他正是统率大军打了胜仗。凯旋途中，他登上碣石山，面对着洪波涌起的大海触景生情,遂即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了解了这些，诗人通过大海吞吐日月的形象表达统一中国、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就不难理解了。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教无定法”，但无论运用什么教学方法，我们都要使我们的古诗词教学真正落到实处，提高学生的古诗词鉴赏能力，让学生在古诗词的学习中感受古典文化的斑斓色彩，从古人的人格魅力以及爱国情怀中受到健康的熏陶。
参考文献：
对考古学的理解篇4
自从我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之后，已经被无数好奇宝宝的奇葩问题围攻――“考古就是盗墓吧？”“你又要去哪挖墓啊？”“你挖出来的宝贝是不是可以卖很多钱呢？”……一般遇到这些问题，我先是在心里翻过无数个白眼，然后恨不得马上以自己亲身的体验来告诉大家考古学这个专业到底是个啥。当然，让我官方地介绍这个专业的学术渊源、学科背景，可能会有点无聊，不如让我来谈谈我们的考古学术生活吧，相信这样可以让你更加真切地了解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都学些啥？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成立考古学教学科研机构的高等学府，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设立的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下设考古学专业，1983年将其单独划分出来，成为考古学系，在2002年更名为考古文博学院。可以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虽然考古学专业招文科生，但是该专业实际上是一个文理交叉，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专业。在本科阶段，考古学专业的培养方式主要是通识教育，学校不会让学生只进行一个历史阶段或者一个专门领域的考古学习，而是让学生对考古学（主要是中国考古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且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入门式的学习。总之，本科阶段的考古学专业最终培养出来的是能够进行考古学初步研究的专门人才。
让人“脑洞大开”的期末考试
记得我当年《动物考古学》的期末考试题目是辨别动物骨骼，即随便给你一块残缺的动物骨骼（因为考古发掘到的动物骨骼多为残损），你要辨别出这是什么动物（主要包括牛、羊、马、猪、鹿、狗、鱼等）的什么部位。在刚接触这门课程时，我们连续几个星期待在标本室里，天天对着一桌子的骨骼，分辨羊和鹿的胫骨，分辨牛、羊、马、狗的牙齿，几乎要崩溃。不过，真正掌握这门课程以后，在考古发掘的实际运用中，我们基本是可以一看到一块残缺的动物骨骼，就能立即判别出它是什么动物的骨骼了。《人体骨骼学》也是一样的，期末考试的题目有可能是给你一个带有几颗牙齿的人的下颌骨，让你对照牙齿磨耗表，判断这个人的年龄。这听起来貌似很难、很变态，但是当你能真正掌握到相关知识的时候，会有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当然，如果你因为学习了某个领域的课程而喜欢上了此领域的考古研究，那就更好了！我就是这样，在大三的时候学习了我导师教授的《丝绸之路考古》之后，便决定在研究生阶段继续学习此领域的知识。
专业实习：无田野，不考古
考古学专业的实践性非常强，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就永远不会理解考古学的本质，可谓是“无田野，不考古”。当你有了足够多的田野考古训练，你才有可能熟悉考古发掘、整理、、研究的全过程，你才能看懂考古报告（这是考古发掘结束后，将发现的文物以及发掘过程公之于众的一种形式，也是学者进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所以，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学校都为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安排了较长时间的考古实习，让学生了解到最为真实的考古现场。我读本科的时候，曾经在山东龙山东平陵古城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考古实习。我和同班的小伙伴们在那个小农村一起考古，同吃同住，从最初的清理玉米地杂草到打探铲、布方、发掘、整理、绘图、写报告，体会了田野考古的整个过程。
一些高校也会派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参加国外的田野考古发掘，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就与英国牛津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波兰华沙大学等学校保持合作关系。
曾有人编了一个段子调侃考古人的状态：“文能提笔写报告，武能拿锹收稀泥。单手可以打探铲，双眼能够断水平……进可墓里清尸骨，退能室内修复齐。风餐露宿家常饭，野外方便不稀奇。”
毕业去向
考古学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专业，大部分学生最后会走上学术的道路。本科生毕业就直接参加工作的人很少，即便参加工作，其工作内容也基本上与考古学专业无关。
考古学可以算得上是冷门专业，虽然近几年鉴宝类节目，还有《盗墓笔记》小说的风行激起了人们对古代文物的关注，但这基本上与实际的考古学专业没什么联系。如果你追求的是一种刺激感，我建议你还是不要选择考古学专业了。当然并不是说学习考古学就一定要做研究，做到你满头华发。你也可以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媒体、市场、教育等多个领域，进行跨学科的尝试，从考古学专业出发寻找相关的工作，比如去拍卖行、艺术画廊等。
对考古学的理解篇5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解读
中图分类号：K87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56-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我从中选择了《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阅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通过五个部分介绍了仰韶文化被发现之后，学者们对其文化源头的探索及论证过程；在长达数十载的争辩中，仰韶文化的源头从模糊到比较清晰，其中的研究和论证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阐释了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时间问题，并总结了之所以出现“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的原因。《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介绍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争辩、原则的确立及命名程序。选择这三篇文章，不仅是因为课程的要求，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例，系统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考古工作实践中常常遇到、看似简单而实为复杂的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不仅仅是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在我国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也非常重要。
一、 对考古学文化本身的深入解读
但凡人们在发现、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本身内涵的时候，都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这种文化从何而来？也许是人们喜好追根溯源的心理、亦或是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都催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索文化之源头，就像人们喜欢攀爬最高的山峰、追寻最长的河流一样。但是，这样的溯源，对于考古学文化研究来说，要以所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本身为中心，只有对其本身进行详实解读后，才有依据去追根溯源。
所以，在《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所总结的各位学者关于仰韶文化源头研究的“分源”观点，即仰韶文化虽然分布面积广、其中类型多种多样，但是其早期的各类型却各有其来源。从此观点出发，以追求仰韶文化之“本”的源头，便使线索清晰，有理可循。这就是在找准了仰韶文化之“本”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二、严谨的考古学方法
地层学和类型学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但是，如何将这两种方法准确、灵活运用，我认为却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虽然，就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问题而言，王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开篇即提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至于这样局面的症结所在，现在似乎还并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认为我们依旧可以从前人的探索中学习、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
在考古学中，还有另一基本理论——地层学，我认为我们利用类型学进行器物研究，至少是应该以地层学为基础和前提的。王仁湘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还提到，随着下孟村等遗址的发现，地层证据成为了显示半坡文化早于庙底沟文化的一个依据，许多学者，包括曾经认为庙底沟早于半坡文化的学者，也通过对地层的解读，认为半坡应该早于庙底沟文化。
在考古工作中，我们如何去思考、对待考古学文化的嬗变，怎样确立考古学文化嬗变的维度，也许会比文化人类学难得多，因为考古学的文化研究对象已成为历史，并湮没于黄土之下，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在现世中还能找到，并且可以对目标进行跟踪调查访问；但是我相信，透过地层、遗物、墓葬、房址、经济生活模式、地理位置、规模……我们依旧能够从文化的整体空间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是现在于我来说，由于积累有限，解决这些问题还非常困难。
三、结语
要挑出别人的问题和错误是相对较为容易的，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非常困难的。虽然，现在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早年的研究，会发现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陷才促使我们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今人一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却耗费了前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中，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和教训。读完王仁湘先生的这三篇文章之后，我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要解决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我自认为是能力不够的。不过，这也将会是我进一步学习的一个起点，让我从这些问题着手，更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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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古学的理解篇6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古诗词鉴赏题是高考语文的必考题型。近年来，古诗词鉴赏题在题型、题量与分值方面都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命题趋向。通过分析2013年高考语文古诗词鉴赏题的命题特点，可以为古诗词教学带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2013高考语文；古诗词鉴赏；命题特点；教学对策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1—0121—03
一、2013年高考语文古诗词鉴赏题整体概况
2013年，全国共有17套语文高考试卷，要研究2013年高考语文古诗词鉴赏题的命题特点，就需要对这17套试卷的试题进行一个整体的分析，从作品作者、主题、题型、题量和分值等方面对2013年全国古诗词鉴赏试题做一个整体性的回顾。
2013年的高考语文古诗词鉴赏题的选篇依旧以唐宋诗词为主，共15首，占高考语文古诗词鉴赏题选篇总数的83%；另外，还有两首清代诗词和一首金诗，所占比例很小。作家大多是不同朝代较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诗人或词家。在题型方面，以主观问答为主，北京卷、浙江卷与湖南卷出现了客观题；浙江卷与湖南卷各有一道填空题；北京卷中有一道选择题。在分值上，多为7～8分，江苏卷为10分，而新课标卷与辽宁卷达到了11分；福建卷分值低于其他省份，只有6分。各省市古诗词鉴赏题题量也多在2～3题。从整体上来看，古诗词鉴赏题在题型、分值、题量方面与往年相比都比较稳定。
从考点分布上来看，很多省市注重对诗词情感进行整体性的考查。如新课标卷1和卷2、江苏卷、安徽卷、江西卷、福建卷、湖北卷、湖南卷、四川卷共9套试卷，都要求学生分析诗人的情感或心境，其中江苏卷有两道题考查学生对古诗情感的把握。除此之外，表现技巧与字句理解同样是古诗词鉴赏题的重要考点，有7个省市的高考语文试卷题目包含了对古诗词表现手法和技巧的考查，而字句分析题在3个省市的试卷中出现。
二、2013年高考语文古诗词鉴赏题命题特点
2013年17套高考语文试卷的古诗词鉴赏题都有各自的出题方式和特点，呈现出不同的命题面貌，然而，不同之中又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一）题型设置固定化
2013年高考语文试卷古诗词鉴赏题在题型的设置与安排上与往年基本相同，多以主观问答题为主，17套考卷中有14套全部是主观问答题，只有浙江卷、湖南卷和北京卷中出现了客观题。问答题的特点是答案具有灵活性，侧重考查学生在理解与领会的基础上合理组织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浙江卷和湖南卷的客观题部分要求学生补充填空，把古诗词补充完整，看似是简单的背诵识记，实际需要学生理解和掌握诗词的内容，回顾已学知识，综合把握。
（二）考查内容确定化
1./
关键词
古诗词注重“炼字”，很多诗人写诗会推敲字眼，仔细揣摩，分析一字一句的意味与情趣。例如，贾岛作“僧敲月下门”一句，对于用“敲”好还是用“推”好，可是经过了一番思量和琢磨的。有些字词的使用往往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还能够增添诗句的形象性，加强诗词的感染力。因此，分析关键字词的用法成为古诗词鉴赏的重要考查内容。2013年的17套高考语文卷中，有3套试卷的古诗词鉴赏题要求考生分析某个字或词在古诗词中的作用，或是其运用的妙处。而历年高考题也有不少问题涉及对关键字词的理解，如2009年山东卷、四川卷，2008年天津卷、全国卷1、全国卷2、安徽卷，2007年全国卷2、广东卷、天津卷，2006年江西卷，等等，反映出出题者对古诗词关键字词的重视程度。
2. 注重学生对古诗词情感的体悟
古诗词抒情性很强，“诗者，根情”。古诗词看似咏物述事，实则咏情。诗歌情感或豪迈奔放、汪洋恣肆，或婉约细腻、隽永绵长。鉴赏诗歌要细细地品味，慢慢地回味。由2013年高考语文考题来看，新课标卷1和卷2、北京卷、江苏卷、安徽卷、江西卷、福建卷、湖北卷、湖南卷、四川卷都要求学生能够正确解读诗人的情感或人生理想。古诗词鉴赏要求学生能够正确体会，并能合理言说。
3.强调学生分析古诗词表现手法的能力
在高考语文古诗词鉴赏题中常常看到“表现手法”、“表达技巧”这样的字眼。即使题目中没有出现这些字眼，很多考题的答题思路还是会向表达方式、艺术手法等方面靠拢。2013年高考语文试卷中，新课标卷2、天津卷、辽宁卷、山东卷、安徽卷、浙江卷、湖北卷、重庆卷和四川卷都考到了诗词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或是指明让学生分析某种表现手法的运用，如四川卷第二题“‘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在对比手法上的运用有何妙处？请简要分析”；浙江卷第二题“赏析这首诗对比艺术的特色”；天津卷“请举一例分析本词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或是从诗词整体着手，要求学生逐条分析和阐述，如新课标卷2中的“这首咏梅诗中，作者是用什么手法来表现梅花的？请简要分析”；山东卷中的“三四两句中的‘烟’有哪些特点？诗人是如何描写的”；重庆卷中的“上片刻画了词人怎样的自我形象？运用了什么手法”。表达方式、写作技巧类型的题目已经成为高考古诗词鉴赏的必考题目。
三、由古诗词鉴赏题看古诗词教学
（一）正确理解和分析“诗眼”与关键字词
孟浩然的著名诗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用“淡”和“滴”两个动词把微云、河汉、疏雨、梧桐这几个平常之物巧妙地串联起来，组成了一幅静谧清幽的秋夜画面。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字，写出了红杏蓬勃绽放、春意盎然的景象，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这几句诗中，“淡”、“滴”和“闹”都属于“诗眼”。准确、传神的“诗眼”有助于增强诗歌描写对象的形象性，增添诗歌情趣。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写出了春天的脚步渐渐临近，江南两岸生机复苏、生气勃勃的景象。春意的降临是有层次、渐进性的，“绿”字将这种变化和情态生动地体现出来。
能否准确定位和理解诗眼是高考诗歌鉴赏题的一个重要考查内容，旨在评判学生的语言感受力与体察敏感度。如2006年江西卷要求学生找出所给古诗中的诗眼。很多试题也会考查学生分析和理解诗句中某一关键字词的能力。如2013年天津卷、福建卷和湖南卷分别要求学生能够合理地阐释“嫩”、“绿”、“净”3个字的含义。
诗词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如何培养学生感知古诗词关键字词的能力呢？首先，要让学生多读诗、多朗诵。“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得多，理解能力自然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语言敏感度也会相应提升。古诗词本身富有音乐性与节奏性，通过抑扬顿挫的吟诵或朗读，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也会逐渐加深。
另外，理解和分析关键字词要从整句诗、整首诗入手，而不是单单对这个字或词进行肤浅的解释与说明。刘勰《文心雕龙》有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这段话指明了字、词、句与文章全篇的关系，即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字、词、句运用得恰当、传神，文章就会显得文采斐然，浑然一体。因此，教师在帮助学生解读
关键词 的时候，要从全诗入手，着眼全局，而不能只在一字一句上做文章。
（二）知人论世，掌握诗歌的时代背景与诗人的风格特点
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性格不同，诗作的风格特点也会存在明显差异。即使是同一诗人，生存境遇的改变与社会的变迁也会对其诗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如2010年高考语文安徽卷中关于杜甫的《岁暮》一诗所设置的考题，要求学生在鉴赏过程中，不但要细细品读，还要了解诗人的主观志向与生活境遇，明确注释中点明的时代背景，知人论世，根据平时所学的有关杜甫诗歌的特点，进行多角度的思考。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地讲解一些与诗歌创作背景和诗人写作特点相关的知识。一些处于动荡时代、思想深入反映现实的诗人，或者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变化写作风格出现巨大转变的诗人，都可以作为教师重点分析的对象。了解诗人的生平境遇，对学生体会诗中的情感、感受诗人的心理，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把握古诗词情与景的关系
王国维有云：“一切景语皆情语。”情与景是诗歌鉴赏的两大要素，景中见情，情不离景。诗人因物触情，移情于景，总会触动诗思，引发诗兴。
景与情的关系是高考古诗词鉴赏题的常考考点。有些考题要求考生分析景与情的关系。如2009年福建卷《江行》（严羽）第二题：“请从‘景’与‘情’的角度，赏析本诗的颔联。”还有些考题单独考查诗中的景或情，但这种类型的考题相对较少。如2009年湖北卷中关于《题西溪无相院》（张先）的两个问题均是对诗中写景的考查，只不过角度不同。
要提高学生鉴赏古诗词情景关系的能力，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引导学生展开联想与想象。金开诚在《漫谈“想诗”》一文中将联想分为预期的联想与非预期的联想。所谓预期的联想，是指“诗人在写诗的时候已经期望欣赏者产生这种联想，为此而在诗中作了巧妙的限制与诱导，使读者在欣赏时能循着作者的意图进行联想，这种预期的联想虽然‘意在言外’，却是作者所要表现的诗词内容的有机组成”。“非预期的联想并非作者在创作中有意表现的内容，只是因为欣赏者另有其特定的思想感情或生活经历，因此在欣赏中产生他所特有的联想”。一些古诗词鉴赏题，尤其是一些包含双关义、象征义的古诗词，需要学生调动自身的预期联想。除预期联想外，非预期联想也必不可少。学生亲身经历和感悟的事情，印象会更深。诗词教学要紧密贴近学生的生活与感情体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例如，讲解送别诗词，教师可以唤起学生送别的生活经历，加深情感体验；也可以通过绘画、音乐和表演等诸多学习形式引发学生的非预期联想。
（四）合理开展主题式组诗教学
张志公先生有这样通俗的说法：“在教学中，不能教给学生三篇课文，学生就会这三篇课文；而是教给学生三篇课文，学生就能学会三百篇。”学习要有一定的规律性与技巧性。以古诗词学习为例，教材中选取的古诗词数量是有限的，教师应根据诗词的特点，有效拓展，积极延伸，让教材中的古诗词成为学生学习的一个引子，引导学生进入更广阔、更壮丽的诗词天地。
2010年高考语文北京卷与山东卷的古诗词鉴赏题中都涉及到了“凤凰（鸳鸾）”意象的分析。虽然两首诗的作者不同，但凤凰这一意象的特定内涵是基本确定的，凤凰自古就被视为祥瑞，是仁爱善良、品行高洁的象征。由此可见，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某一意象为中心，进行主题式的组诗教学，以一带多，促进学生对古诗词某一特定意象的深入理解与领会。同是2010年高考语文卷，江苏卷与天津卷选择的都是别离主题的诗词，天津卷更是将两首古诗放在一起考查。江苏省的古诗词鉴赏题选取了王昌龄的《送魏二》，第一个问题是：“找出诗中点明送别季节的词语。由送别季节可以联想到柳永《雨霖铃》中直抒离别之情的哪两个句子？”如果学生对两首诗词理解不到位的话，这道题答起来就会比较吃力。包括该题的第三问：“三、四两句诗，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云：‘代为之思，其情更远。’请作具体分析。”如果学生能由考题联想到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中“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用法，这道题答起来就会轻松很多。
奥苏伯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强调新知识与已有知识建立联系，主题式组诗教学也是如此。主题式组诗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诗歌间的联想与比较，发现彼此间的共通之处，互相融通，加深理解与体会。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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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古学的理解篇7
对于考核，主要集中在是否该有考核以及具体形式等问题。针对是否喜欢闭卷考试这个问题，36人选择了不喜欢，占比64%，而20人选择了喜欢，占比36%。这表明很多学生不喜欢闭卷考试这种形式，这种选择也许因为闭卷考试对于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另一角度也表明《古代文学》的考核形式相对较为单一，可以作更多形式的尝试。对于考试内容，50人选择了基础知识和能力分析相结合，占比89%。这说明在学习古代文学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学生愿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在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提高自身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上述问卷分析，我们发现，《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意识的边缘化
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的就业压力和功利思想影响下，许多学生都对古代文学课程持学习无用论。上述调查分析中，有61%的学生认为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文学专业的基础课，其重要程度仅仅是一般甚至是不重要的。这说明，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古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强势课程，它的重要性最多只停留在中文专业的教学大纲或教师苦口婆心的教育上。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古代文学》的课程意识大大地边缘化。
（二）教学目标过于功利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还发现，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并不明确。大多数同学认为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仅仅是为了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环境、文学特点以及发展概况。这种认识较为狭隘，或者过于功利。抱着这个目的去学习古代文学，学习积极性必然不高。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古代文学的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忽略了向学生阐述教学目标，或者在阐述教学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将教学目标高度化，而仅仅停留在向学生简单传输知识的基础上。这对学生学习古代文学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三）教学方法
因循守旧古代文学教学一直是传统的教学模式，即使现在引进了多媒体教学手段，但仍以灌输式的培养模式为主。教学过分强调单方面的传授和知识的完整性，学生一直是被动地接收呆板、固化的知识。教学也很少注重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的关联，以及古代文学知识的现代转化等问题。在对学生的调查中，71%的同学不喜欢这种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上课形式，更喜欢师生互动，共同完成授课。因循守旧的教学模式在激发学生主动的学习兴趣，和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而且由于教学思维模式的固定化，大多数教师未意识到这一点，教学理念趋于保守，大多不能与时俱进。
（四）考核评价机制单一
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的一门核心课，一般都在期末以闭卷考试的方式来评定学生成绩，现在虽然引入了平时作业等其它式样的考核方式，但多流于形式。考核评价机制过于单一，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或者真正起到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目的。过分单一的闭卷考核方式只会导致学生为应付考试对所学知识只是死记硬背。更麻烦的是，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的内容选取上主要是以基础知识的识记为主，缺乏对学生分析能力的考核，不利于学生自主创造性的提高。
三、建议与对策
（一）更新教学理念
《古代文学》课程历史长、基础厚、学术氛围相对凝固。新时期的《古代文学》教师必须更新教学理念，把教学立足于当代的人才培养要求，并树立起新的师生观。除知识传授外，《古代文学》教学还应交给学生什么，这应成为教师上课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让学生树立文学作品的典范意识，明白文学经典的意义，并强调博古通今、古为今用的意识，这样就破解了“古代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其次从古代优秀作品和人物所体现出的高尚品德对学生进行德行教育，让学生明白古代文学正是中国文化血脉所在的意义。教学中教师还应建立起实践观念，让已远去的文学形式重新散发出鲜活的时代魅力，学生的模拟和创作可以去掉学生与古代文学之间的隔膜，从而提高学习兴趣。
（二）改变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目标
《古代文学》博大精深，讲授时间跨度长达三至四个学期，涉及知识面广，领域宽。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应该首先向学生讲授清楚《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我们认为，之所以很多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不明确，与《古代文学》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关系。传统《古代文学》最好的教学方式是“线”“点”“面”结合的视野和思路。这种教学方式最大可能地实现了几千年庞杂知识的梳理和传授，但是却存在一个最大弊病，即忽视了学生的感受和时代的需求，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了错误的想法，认为《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仅就是了解、接受几千年来的文学知识，而这种接受是非常机械、固化的。因此，为了明确《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应该对《古代文学》的传统教学内容进行改革，教学过程中转变以往以史讲授为主的方式，而将教学重点放在具体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认知和把握上。因为作品才是构成文学史最真实、最本始的东西，以作品为主的教学内容也是对文学史本来面目的还原。而对作品的直接拥抱，可以增强学生对文学史的直观和感性认识，转向素质教育。即在不同朝代、不同题材选择合适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解析中，折射概括出朝代文学特点及文体特征，以感性的理解代替空泛的史的知识。或者以文体流变为主线，贯穿时代讲解知识，这样更容易让学生形成文学史的认识。这些教学方式也更有利于古代文学知识的现代性转化。
（三）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过程
在明确教学目标，把握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的基础上，形成古代文学新的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
调查结果表明，68%的同学希望一节课应该由教师的教授与学生讨论组合而成。因此，应该改变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中学生的参与意识。课前可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针对教学具体内容，在课前布置相关思考题目，或将教学内容解析成一个一个的问题，让学生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课堂小组讨论，在观点争鸣中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和看法。或者让学生一起解析作品，自己梳理文学史知识。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方式，不仅能强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深化学习内容，而且可以拓展学生思路，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思维的培养。但这要求教师必须加强对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引导和监督。
2.作品学习与人文修养相结合
作品的学习不仅是掌握古代文学的教学知识点，更应该将古代文学作品的表达经验和基本的人文精神挖掘和传达出来。教师有责任教会学生如何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真正体味到经大浪淘沙后留存下来的古代文学精典之美。如研究诗歌的教师，在学习诗歌时，教学重点更在于与学生一起体会蕴含于诗中的情之美、文之美等。传授的教学知识是生硬的，但教师教学是灵活的。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文学与艺术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如古诗的演唱、吟诵，作品的书法演绎，人物及作品的戏剧、小品演出，作品的改编，乐器的演奏等等。文学艺术本来相通，这些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与几千年前的作者和作品形成理解并产生共鸣，让生硬的知识变成生动的再现。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对老师提出了极大的考验，或参与表演，不能参于表演的老师也要有着艺术的感知和对学生的有效引导。
3.知识传授与学术培养相结合
在对学生的调查中，笔者发现，50%的同学希望教师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结合教师的研究成果，将教师的研究成果与知识学习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与教师加强了解和交流，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了解当代最新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动向，并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意识，让学生学会带着问题去学习，深化所学知识。
（四）完善评价考核机制
实现考核多元化考核机制单一化一直是古代文学课程的一大弊端，这也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的一个原因。因此，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实现考核多元化是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
1.调整闭卷考试内容
传统的古代文学考试主要以死记硬背的基础知识为主，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是这种考试内容比较单一。因此应该将基础知识的掌握与能力分析的考核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考察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以及对理论知识进行应用的能力，如增加材料分析题、作品解析题、观点辨析题等考试内容。
2.丰富考试模式
可以将创新表演记入期末成绩的考核要点之一，完善评价机制，激发学生的创作动力和学习兴趣。甚至可以将学生模拟古代文学形式创作的古典诗文词曲等作品作为学生通过文学史考试的标准。建议成立一个由专业教师组成的考核小组，对学生提交的自创作品进行评估。当然考试形式的改革不是一个任课老师所能做到的，它更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如教务处、学院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传统核心课程，在当今社会，任课教师应该结合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及课程赋予自身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的使命，怀着改革的勇气，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进行课程改革，这样这门传统课程才能不脱离于朝代而日久弥新。
对考古学的理解篇8
【关键词】 公众考古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实践
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公众考古学由此诞生。公众考古学主要是面向大众的考古学，交流与解释是其核心思想。在中国，公众考古理念也逐步得到实践和推广，除了通过报刊、图书、电视、网络等媒介面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外，考古相关机构和学者也积极尝试探索公众考古活动，发挥保护和传播文化遗产主力军的作用。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文物和遗址的收藏、保护与展示平台，也成为参与公众考古实践的一股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层次也随之提高，历史、文化及文化遗址对公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博物馆也因此成为文化旅游中的热点。为适应和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多数博物馆改变传统的以“物”为主的简单、枯燥、单一的展示方式和阐释手段，转而以观众为中心，充分站在观众视角来全盘考虑博物馆的展览陈列设计和公众阐释手段，把考古、历史与公众的心理、观念、情感和需求相结合进行综合设计，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对文化资源的享受。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是专门为宋代古沉船“南海I号”打造的水下考古专题博物馆。“南海I号”的发现，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及我国古代的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贸易史等有着极为重要的科研价值。从发现伊始，就已引起世界巨大反响，史无前例的整体打捞创举更是轰动全世界。作为目前世界上船体较大、船载文物数量巨大、保存较为完好的珍贵水下文化遗产，“南海I号”聚焦着世界公众的目光。为更好地让公众了解“南海I号”，了解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水下考古文化，海丝馆也通过多种尝试来满足公众的需求，践行公众考古理念。
1 公众考古理念的实践
1.1 强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海丝馆坚持发展以人为本的博物馆文化，强调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意识。英国有位学者提到：“博物馆最值得珍视的资源不是展品，而是观众”。这不仅因为公众的参与能够证明博物馆的存在价值，更因为博物馆作为向公众传递考古、历史知识和信息的平台，服务的对象是公众，而公众作为文化遗产的享有者和保护者，在博物馆所获得的不仅是丰富的生活，开拓的视野，更是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和责任。因此，观众才是博物馆发展的动力源泉，观众的需求和感受决定着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为此，海丝馆一切工作都围绕着观众及社会教育来进行，围绕着为公众服务来展开，牢固树立“观众至上”的观点，建立完善的教育、导览咨询、休闲便民及生活服务等基础设施，为观众营造一个舒适、和谐、便利的参观环境。由于博物馆的观众是多元的，他们的文化背景、学习形式和参观目的都各有不同，为满足不同群体的参观需求，我们也设置了观众留言簿和服务热线，吸取观众提出的宝贵意见和要求，及时解决观众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帮助观众愉悦地参观和学习，全面体现博物馆的优质服务，让观众能高兴来、满意归。
1.2 开放展示发掘和保护现场
入馆后，“南海I号”面临着发掘、保护与展示的重大课题，观众也对此充满了好奇心。为满足观众的探知欲，提升观众的体验感，博物馆与考古队在对“南海I号”的发掘和展示中融入公众考古理念，将发掘场景和文物保护场景向公众开放。2010年的二次室内试发掘过程，全程向观众开放，观众既可透过水晶宫和水下考古工作平台现场观看考古人员如何清理淤泥，如何挖出文物，如何对文物进行现场保护，又能通过发掘现场的高清数码录像机将所有细节一一捕捉。通过现场观摩，获得直观感受，初步了解文物考古的基本程序，感受文物出水的喜悦感和文物保护的迫切感和责任感。在考古发掘后，考古队员也及时在馆内召开发掘成果的新闻会，吸引了国内众多媒体的参与，通过媒体向观众传达考古信息和考古成果。
1.3 设立开放式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
为让观众初步接触和了解文物保护及修复的相关理念和基本知识，馆内设立开放式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向观众展示文物脱盐浸泡、陶瓷器、铁器、木质文物等各种材质文物的修复、文物信息的采集、凝结物的清理等内容。通过对“南海I号”出水文物保护修复的现场展示，来提高公众对水下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
1.4 开展流动博物馆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和学生了解“南海I号”，了解海洋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我馆还在每个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开展展览进社区、进校园活动，以图片、影像资料的形式通过讲解员的生动描述将文物、历史知识传递给广大群众，让平时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群众能够免费体验文化的魅力。
2 关于今后实践的几点意见和思考
2.1 增加体验式的展览活动
即在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中，要增加观众参与体验历史的机会和条件，丰富个体的历史认识与体验。使观众在体验过程中能主动探究、发现知识并消化理解，通过体验获得感官上的刺激，从而引发观众的兴趣，调动观众的热情。如开设“触摸过去”活动，“南海I号”出水的瓷器很多，各窑口的破碎瓷片也有很多，可挑选一些典型的各窑口的代表性瓷片让观众直接触摸，增强直观感受，并将古代和现代瓷片放置一起，让观众亲自触摸感觉二者的不同。再如模拟考古，在考古发掘中，划出一小块地方，让观众代表在专业考古学者的带领下动手参与体验现场考古，了解基础的考古、文物和保护知识等。
2.2 延伸展览内涵
如定期邀请专家在馆内开设讲座、陶艺培训班，与学校联合举办夏令营、博物馆修学游活动，与电视台合作举办博物馆知识有奖问答亲子活动等等，为观众带来趣味、知识、想象力和创造欲。同时，可依据本馆的船文化特色，结合市场调研和观众意见，有计划地设计和营销旅游纪念品，让纪念品成为文化宣传的一大载体。
2.3 提升讲解艺术
将考古基础知识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作为讲解的重要内容向观众加以阐释。例如对于我馆的船木，应该简要描述遗物出水的具置、年代、材质和保护状况，还原藏品出水的时空环境。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知识也可引入讲解，如有修复痕迹的瓷器，可介绍在文物修复中对瓷器所应用的基本方法。在讲解中，还可穿插一些故事性的描述，但要时刻坚持以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为宗旨，将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宣传教育放在首位。
参考文献：
[1]李琴，陈淳.公众考古学初探[J].江汉考古.2010（1）.
[2]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学[J].东南文化.2006（4）.
[3]郑媛.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J].文物世界.2010（4）.
[4]范星盛，梁超.浅探历史类博物馆讲解工作中的公众考古学实践[J].青年文学家，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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