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规章制度篇1
「关键词宪政 税收立宪 形式
一、 税收在西方宪政发展历史中的促进作用
税收是一个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在近代，随着资产阶级宪政改革的萌芽，许多国家也成为了“租税国家”，在这些国家，政治的最终性作用在于按宪法的要求征收和使用租税。从“人治”的家产国家进入“法治”的租税国家之后，国家的政治收入中心嬗变为对私有财产实施公权介入“获取”的租税，课税不再是王权的恣意妄为，它表现为法律的产物。[1]
纵览西方发达国家宪政史，我们不难发现，税收-这个我们常忽略的因素，在很多历史时刻都是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导火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古以来，向国家纳税一直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怀疑过其中的合法性问题。在中世纪的西欧，国王和贵族在土地等级分封制下，双方权利与义务具有明显的相互性，贵族效忠国王，并向国王纳税和提供军事义务，作为回报，国王保护贵族的利益，并允许贵族参政议政。到了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王为了筹集军费开始横征暴敛，却在欧洲大陆战争中惨败，领主、教士和城市市民发动了大规模叛乱，迫使约翰王在内忧外患夹击下，被迫签署了限制国王权力的《大宪章》。《大宪章》规定，国王课征超过惯例的赋税必须召集大议会，征求“全国公意”。《大宪章》是英国宪法的开端，标志着君主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也是租税主义的萌芽，即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课税必须经被课税者同意。此后的数年，英国宪政的发展时刻闪现着税收的身影：如1297年制定的《有关承诺赋课金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无承诺课税制度，如城市市民纳税能力的提高促使了两院制的诞生和下院控制制税权，如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也是在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中产生的，《权利请愿书》中提出今后只要未依国会制定的一般性同意，任何人不须承担所谓的赠与、贷付、上纳金、税金及其它类似的负担，并不受强制性约束。《权利请愿书》创制了不承诺课税原则，是对国王征税权的又一次限制。1688年的《权利法案》再一次强调了未经国会同意禁止课税的原则。
美国的独立战争起因也和税收有关。1765年，英国通过《糖税法》、《印花税法》和《茶叶税法》，人民高喊着“要自由，不要印花税”的口号爆发了人民起义，随后召开的纽约议会会议宣称“人民由自己的代表来课税，是每个自由国家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人类天赋的人权”。在《权利和不平等条约》中声明：英国国王在美洲的臣民与英国本土的臣民一样，都享有天赋的权利和自由，未经他们本人同意不得向他们征税。征税唯一的合法机构是殖民地议会，而不是英国议会。在1774年又因税收问题引发了“波士顿茶叶案”，第一届大陆会议起草的《权利宣言和怨由陈情书》再次指出只有代表殖民地人民的机构才有权向他们征税。1776年的《独立宣言》中指出纳税而无代表权是暴政，使得“无代议士不纳税”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响亮的口号。
此外，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与税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具有无限的权力，可以随时制定或修改法律，任意对人民横征暴敛。1787年，国王路易十六要求巴黎高等法院通过一项借款和课征新税的计划，国王的专制和横征暴敛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反抗，1789年，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全国掀起了革命热潮，8月26日，宪法制定会议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提出把赋税、征收租税的权力交给人民，并提出了租税平等原则，扩展了租税的权利。
二、各国宪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
目前，各国宪法中都规定了税收相关内容，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宪政历史、传统等差异，税收在宪法中的位置、内容和重视度，都各具特色。从对各国宪法和我国宪法的比较，可发现各国都很重视税收，不仅把它当作公民的基本义务，还把税收作为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阐述了本国税收制度的原则、税率，甚至税率和减免税，此外，对议会拥有的税收立法权做了明确的规定。
（一）一些国家在关于国家经济制度或财政制度等章节中对税收基本制度、税收原则、税制模式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有的国家还专门强调了所得税和累进税率。[2]
1.马来西亚宪法在第七章“有关财政的规定”第一节“总则”第九十六条规定：“非经法律授权不得征税。非经联邦法律规定或授权，联邦不得为联邦用途而征收任何国家税或地方税。”
2.约旦宪法在第七章“财政”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非依据法律不得征收任何税捐。税捐不包括国库根据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征收的各种费用，也不包括国有产业上缴国库的收益。政府应根据累进税率原则征税，以实现平等和社会公正。但是征税不得超过纳税人的负担能力或超过国家经费的需要。”
3.法国宪法在第五章“议会和政府的关系”中规定议会通票通过的法律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第十三条规定：“为了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赋税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做平等的分摊。”第十四条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
（二）一些国家在宪法规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1.泰国宪法在第四章“泰国人民的义务”第五十条规定：“人人有依照法律规定纳税的义务。”
2.意大利宪法在第一编“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第四章“政治关系”第五十三条规定：“所有人均须根据其纳税能力，负担公共开支。税收制度应按累进税率原则制定。”
（三）一些国家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和国家经济制度的章节中都有涉及税收内容，不仅规定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且对税收基本制度、税制原则、税率设计等内容做了或概括性或详细的规定。
1.日本宪法在第三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第三十条规定：“国民有按照法律规定纳税的义务”，在第七章“财政”第八十四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条件为依据。”
2.印度宪法在第十二篇“财政、财产、契约及诉讼”中第一章“财政”总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非经法律授权，不得课征捐税。”并对联邦与各邦税收收入之间的分配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3.西班牙宪法第一章“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二节“权利和自由”第二分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三十一条规定：“全体公民视经济能力并据以平等和渐进原则制定的公正的税收制度为维持公共开支作出贡献，这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为查抄性质的。”第七章“经济与财政”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规定税赋之原始权利为国家所专有，通过法律行使之。自治区和地方机关可根据宪法及法律规定和征收税赋。所有涉及国家税赋之财政收入，均应根据法律规定予以规定。公共行政部门按照法律承担财政义务和进行开支。”
（四）一些国家在议会的职权或立法事项中规定了税收内容。
1.律宾宪法在第六章“立法机关”第二十八条规定：“税则应统一公平。国会应制定累进税则。国会得立法授权总统在指定范围内，并遵守国会所规定的限制和约束，制定关税率、进口和出口限额、船舶吨税、码头税以及在政府的全国发展计划范围内的其他税或关税。慈善机构、教堂及其所属的牧师住宅或修道院、清真寺院、非盈利的公墓，以及所有实际上直接专用于宗教、慈善和教育目的的土地、建筑物及其增添设备，应予免税。非经国会全体议员通过半数，不得通过准予免税的法律。”
2.美国宪法第七款规定：“所有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像对其他议案一样，提出或同意修正案。” 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规定和征收直接税、进口税、捐税和其他税，以偿付国债、提供合众国共同防务和公共福利，但一切进口税、捐税和其他税应全国统一。 第十六条修正案规定：“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和征收所得税，无须在各州按比例进行分配，也无须考虑任何人口普查或人口统计。”
三、我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关于税收的规定
（一）在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宪法大纲》中在“附臣民权利义务”部分规定：“臣民按照法律规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二）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十一章“会计”规定：“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
（三）在《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缴纳赋税的义务。”第四章“经济政策”第四十条规定：“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四）在1954年宪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五）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没有税收的相关内容。
（六）1982年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四、关于税收立宪
（一）税收立宪的理论
税收立宪指的是要在宪法中对税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进行规定。税收立宪的基本理论来自于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他认为，宪法制度是影响政治决策的方式和行为的根本制度，可以通过宪法来防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限制税收收入来源等，这就是“财政—货币宪法”，而财政立宪主要是税收入宪，其中的两个关键是在立宪阶段确定税收结构和以立宪的方式按投票者的意愿来对税收的合适数量进行限制。[3]日本著名的税法学专家北野弘久指出，在现代宪法条件下，租税在整体上是为了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各项基本权利的物质保障即“福利目的税”。在租税国家体制下，租税的征收与支出都必须符合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目的，作为纳税者的人民享有对符合宪法目的的租税的征收与支出而承担纳税义务的权利，这一由宪法直接引导出来的新人权被称做“纳税者基本权”。[4]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首次阐述了体现宪政民主精神的税收平等原则，即国民应根据其纳税能力来承担政府的经费开支，纳税额度需国民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收入多少来确定。
（二）必要性
1.宪法和税收的特性决定了其必要性。宪法作为根本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根本原则。税收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也牵涉到人民的基本财产权与自由权。因此，有关税收制度及其原则应该在宪法中加以规范。
2.税收法定原则决定其必要性。西方宪政史证明，只有将征税权在宪法中加以确定，才能限制政府征税的权力，进而保证征税权的合法性问题，即税收必须依据宪法才能开征，也必须依据宪法才能支出，人民也只依据宪法才会纳税。
3.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决定其必要性。根据租税国家相关理论，人民要求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就是为了实现宪法赋予的和平、福利和自由等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国家征收和使用税收，也应界定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费用的范围和限度之内，符合宪法中有关人民的和平、福利和自由目的。在国家与人民的税收关系中，国家税权的行使和人民纳税义务的履行，都蕴涵着人民的基本权利。
（三）我国现行宪法关于税收立宪的缺陷
1.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关于税收的条款仅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部分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显得过于简单和空洞。仅规定公民依法有纳税义务，不能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体现，也无法解释为国家征税权的宪法依据。
2.过分强调公民的纳税义务，而忽视公民在税收征纳中的权利，使得我国纳税人地位低下，成为被管理对象，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法律关系不平等，宪法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目的也难以实现。
3.由于宪法对税收基本制度和原则都没有作出规定，又没有相关的宪法解释和税收基本法，导致了我国税收法律地位的弱化和大量行政规章的盛行，低立法级次显然无法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目前，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仅3部，其余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部门规章及大量的规范性文件。
（四）税收立宪的内容
税收立宪是把税收基本制度和原则写入宪法，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一是税收法定原则，主要是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和人民依法纳税义务的规定以宪法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税收公平原则，即税收必须根据个人的税收负担能力由全体纳税人公平负担，这是最基本的税收征收原则。[5]三是公民最基本的税收权利，即公民对税收立法的参与和监督权、对税收支出的监督权；四是征税权的划分，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征税方面权力的划分。
（五）税收立宪的形式
从对各国宪法中税收条款的分析来看，税收立宪的形式主要有三个基本形式[6]：一是分散型，即涉税条款分散于宪法各章节中予以规定；二是集中型，即设专门的财政章节规定；三是分散加集中型，即既在宪法不同章节规定，又设专门的财政章节规定。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第三种类型。
由于我国已经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部分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目前财政立宪时机不成熟，因此，我国的税收立宪形式适合采用分散型。具体而言，一是在宪法总纲中，应规定税收的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和公平原则两项最基本的税收原则。二是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保留公民依法纳税的义务，在公民基本权利部分，增加公民对税收立法的参与和监督权、对税收支出的监督权等基本的税收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三是在“国家机构”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增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税法的权力和对税款支出的监督权。
参考文献：
1.张守文著：《税法原理》（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3.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载于《法学》，2003年第9期。
注释：
[1]（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第11页。
[2] 以下所引用的各国宪法条款，均引自《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
[3]王鸿貌：《税收立宪论》，载于《法学家》，2004年第2期，第128页。
[4] （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5]刘剑文：《关于我国税收立宪的建议》，载于《法学杂志》，2003年第12期。
税务规章制度篇2
论文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区别，有利于税务行政相对人以及涉税从业人士有效区别二者并对有关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作出适当的期望并因而采取恰当的措施维护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文关键词：税务部门规章 税收规范性文件 效力 涉税纠纷
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公民生活水平，政府开支每年均持续增长，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税务部门的压力有增无减。
随着依法治国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各级立法机构制定的涉税法规、涉税文件现已多如牛毛，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定期清理，但是基数庞大的涉税法规、文件对于普通纳税人而言，仍旧存在巨大的涉税法律风险。纳税人与税务部门之间属于行政关系，产生纠纷时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有关行政法规。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上述规定将行政规范性文件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类别之一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自然也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当涉税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如何区分税务部门规章与税收规范性文件自然对于判断涉税案件审判依据以及合理预期涉税案件诉讼结果存在重要意义。
根据《立法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实践操作，税务部门规章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虽然都是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和发布的，并且都调整税收法律事项，但两者之间仍存在以下区别：
一、能否作为法院审判税收行政案件的参照
《立法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据此，税务部门有权在本部门权限范围内制定税务部门规章。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税务部门规章可以作为审判税务行政案件的参照依据。
《行政诉讼法》并未对税收规范性文件能否作为审判税务行政案件的依据作出规定，纵观《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具体行文“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以及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行文采用封闭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参照的法规范围，税收规范性文件未被列举在依据或者参照范围之内，因此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不能作为法院审理税收行政案件的依据或者参照。
二、效力层级不同
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低于税务部门规章，因此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能与税务部门规章抵触，也不能变相对税务部门规章做出修订或者废止。
三、名称和编号不同
《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第七条、《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六条以及《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款分别规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一般应采用的名称，如税务部门规章的名称一般称“规定”、“规程”、“规则”、“实施细则”、“决定”或“办法”;而税收规范性文件一般称“办法”、“规定”、“规程”、“规则”等名称，但不得称“条例”、“实施细则”、“通知”或“批复”。名称中包括“办法”、“规定”、“规程”、“规则”的文件可能属于税务部门规章也可能属于税收规范性文件。
根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由局领导签发，以公告形式公布，并及时在本级政府公报、税务部门公报、本辖区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或者在政府网站、税务机关网站上刊登。”税收规范性文件以公告形式发出，单独办理公告编号，其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XX年第XX号”的文号、文种发布，不能再选择原有的“国税发”或者“国税函”等文号、文种。而根据《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上款规定联合制定的税务规章，应当送其他部门会签后，由局长和有关部门首长共同署名，并以国家税务总局令予以发布。”税务部门规章以“国家税务总局令第XX号”的文号、文种发布。从形式上看，文号、文种可以作为区别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一个便捷手段。
四、能否审查合法性不同
根据现有规定，税务行政相对人可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申请合法性审查，但不能对税务部门规章申请合法性审查。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据此，税务行政相对人认为税务部门依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时，税务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的同时申请复议机关对该税收规范性文件做合法性审查。以上是税务行政相对人申请审查税收规范性文件的一个方式，但税务行政相对人不能单独申请审查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并且明确规定了可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审查合法性的文件范围不包括税务部门规章，因此能够启动合法性审查程序的主体仅限于申请行政复议的税务行政相对人，主体范围相对局限。
与《行政复议法》相比，《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规定了新的更有利于税务行政相对人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方式，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行政相对人认为税收规范性文件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可以向制定机关或其上一级税务机关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制定机关或其上一级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有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税务机关应当建立有关异议处理的制度、机制。”《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规定了税务行政相对人只要认为税收规范性文件违反了税收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都可以书面提出审查建议，而不再必须作为申请行政复议的附带审查申请，有利于在税务部门依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做出损害税务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之前提出审查建议，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护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只是规定了税务行政相对人有权提出审查建议，既然是审查建议，那么对于税务部门只有有限的影响，税务部门可以不采纳该等审查建议，如果不能要求税务部门对于采纳或者不采纳该等审查建议在合理期限内做出充分的解释，那么该合法性审查方式也会流于形式。
五、能否设定行政处罚不同
税务部门规章可以设定行政处罚措施，但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措施。
《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规定“除本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据此，税务部门规章可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的规定，但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得你设定行政处罚。
根据税务部门规章与税收规范性文件的不同特征而将其区别开来，能避免税务行政相对人因税务部门合法性存疑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导致的损失，也有利于在诉讼中充分保护税务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但当前审查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的程序仍不足够具体确定，还需税务部门制定具体的程序规定。
税务规章制度篇3
（中经评论·北京）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在保护税务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使税务机关依法行政、减少税务行政诉讼、严肃税收法纪、增强公民纳税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我国现行税务行政复议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申请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操作困难
第一，法律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限制条件。只有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才可申请审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规定”的审查申请，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为前提；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应当是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合法，而非不适当。第二，税收规章与“规定”（《行政复议法》称“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实质上的区分标准相对模糊。第三，纳税人获取规范性文件的渠道淤滞，不能有效监督抽象行政行为。第四，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一并申请审查的权利，无疑对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行政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行政部门对此态度消极。
（二）对征税行为的复议附加了限制条件
现行《税收征管法》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限制条件。这不仅不符合行政复议的便民原则，而且有可能因此剥夺纳税人申请法律救济的权利。如果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确属违法，而当事人又因税务机关征税过多或遇到特殊困难或税务机关所限定的纳税期限不合理而无力缴纳（或提供相应担保），复议势必无法启动。当事人受到不法侵害后既不能申请复议，也无法直接向法院.显然是对当事人诉权的变相剥夺。
（三）对与税款相关的非纳税争议，实践中复议标准不一
《税收征管法》规定，对未按时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机关在追缴税款及滞纳金的同时，必须依法给予一定的处罚。虽然各方对“与税款直接相关的罚款争议不是纳税争议”已达成共识，但对这类处罚如何申请行政复议，是否必须先缴纳与之相关的税款，实践中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人不可以直接申请税务行政复议，必须先缴纳相关税款，但可以不缴罚款。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直接申请税务行政复议。笔者以为，两种观点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第一种观点将处罚争议等同于税款争议，未免有失偏颇。如果相对人对税款并无异议，只是对罚款是否适当有异议，此时还将先行纳税作为复议的条件，显然有失公正。而据第二种观点，征税决定和处罚决定常常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做出的，对处罚的审理必须基于对征税问题的复议。如果不经过先行纳税即可对罚款申请复议，并与税款征收问题一并审理，显然与“对征税行为的复议以先行缴纳有争议的税款为条件”相矛盾，而且还会助长纳税人借口对罚款有异议而逃避先行纳税动机。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税款争议的先行纳税问题，该问题不解决，上述现象便不可避免。
（四）“条条管辖”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立性”
现行税务行政复议实行“条条管辖”。“条条管辖”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满足行政复议对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需求，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不便民，经济成本过高；申请人参与复议审理活动的可能性较小，复议工作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会“打折”；上下级税务部门经常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沟通.下级部门某些具体行政行为往往是“奉旨行事”的结果；易受部门利益左右。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税务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税务行政复议事项。该机构以其所从属的税务机关的名义行使职权，其行为实际上是其所从属的税务机关的行为。在税务机关内部设立税务行政复议机构，有利于处理专业性较强的税务争议案件，有利于税务机关内部自我监督、自我纠偏，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税务行政诉讼，但也存在中立性不足，不能公正、无偏私地对待双方当事人等问题。
（五）复议与诉讼两种衔接模式引发的问题
以税务争议可否直接提讼为标准，可以将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的衔接模式划分为两种，通常称为“必经复议”和“选择复议”。根据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两种衔接模式有关适用范围的规定，税务管理相对人在对“罚款”进行复议时，适用选择复议，对此，法条规定不够缜密。《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纳税决定有争议，必须先经过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方可向人民法院。而该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罚款决定不服，可以不经过复议程序而直接向人民法院。假如纳税人据此条规定同时启动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对追缴税款的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对罚款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将会产生这样几种情形：一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维持下级税务机关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纳税的决定，人民法院也维持被诉税务机关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的罚款内容。出现这种情况，不会产生矛盾，皆大欢喜。二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经过重新调查核实后，决定撤销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的纳税决定或作其他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就罚款部分所作的判决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毫无意义。三是税务行政复议机关经过复议后维持下级税务机关的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纳税决定的内容，而人民法院却判决撤销原具体税务行政行为中有关罚款的内容。在第三种情况下，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对法院受理后能否对相关的税款问题作出判决，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受案后，既可以审查税款征收行为，也可以对税款问题作出判决，否则，对罚款判决将失去事实依据，且难以执行。另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可以对税款征收行为进行审查，并据此判断罚款行为是否合法、适当，但不能在未经复议的情况下对税款问题作出判决，即法院对税款问题只审不判。由于认识不同，各地法院在处理此类税务行政案件中掌握的标准也不尽一致。
二、完善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制度的设想
（一）增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可操作性
1.将税务行政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将税务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启动监督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利.实现对税务规章的常态化、机制化监督，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同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相比，税务规章具有制定机关级别高、影响面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创设新的行政规范等特点。税务规章一旦违法，其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违法。（2）法院审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依据是法律法规，税务规章只能参照适用，如果税务规章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税务机关即使“照章行事”，也可能败诉。（3）现行体制下，对包括行政规章在内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因缺少有效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的发动者而“实际上收效甚微”。（4）在民主和法制的环境下，税务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其中最直接的依据往往是税务规章。就趋势而言，税务机关直接依据税务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几率会越来越小，到一定时期，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主要是税务规章的合法性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更不应把税务规章排除在审查申请范围之外。
2.允许税务管理相对人单独对抽象税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持开放和包容态度，不附加限制条件。我国的税务管理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只能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的同时一并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该规定除了可以降低抽象行政行为受到行政复议监督的几率以外，无任何意义。取消对抽象税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的限制性规定，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行政复议的监督功能。
3.建立抽象税务行政行为公开制度。公开抽象的税务行政行为，为税务管理相对人提供尽可能全面的税收信息，是发展民主政治，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交流的必然要求。必须改变单纯靠行政机关层层转发红头文件政策的方式，建立规范的税法公开制度.利用各种媒体和信息网络技术，为相对人提供可靠的税务信息.便于其发现问题，行使复议权。
（二）废止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规定
现行法律规定纳税争议复议前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主要是为了避免当事人拖欠税款，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表面看，此说似乎有道理，细究起来却立不住脚。因为，税务机关享有充分的强制执行权，且行政救济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如果税务管理相对人不缴税款，税务机关完全可以通过行使强制执行权来实现税款征收目的。以限制诉权的方式保障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有悖行政救济的初衷。
（三）增加选择性的异议审理程序
笔者所说的异议审理程序，类似于我国台湾租税法规定的在提愿之前的“复查程序”。税务管理相对人对纳税有异议，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提出。经过异议审理，税务机关自认无误，须将答辩书连同有关文件移送税务行政复议机关进行复议；如果税务机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有误，可撤销或变更该行为。相对人对变更结果仍然不服的，可以向税务行政复议机关正式申请复议。增加该程序的积极意义，在于节约投诉的精力和财力，减轻相对人的诉累。异议审理应设置为选择性的非必经程序。
（四）改革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
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设置有三种选择：设在政府法制机构内或与政府法制机构合署办公，即“块块管辖”；设在税务机关内部，即“条条管辖”；设置一个独立于税务部门的专职税务复议机构。第一种选择的优势是：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地位比较超脱，执法水平比较高.便于申请人就近申请税务行政复议。但是，税务行政复议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复议人员精通一般法律，并具备较高的税收业务素质。这里的税收业务素质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充要条件，而“块块管辖”恰恰很难满足这一条件。第三种选择具有独立性和超脱性，能够保证复议案件的公正审理，是一种理想模式。但该模式在我国推行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我国目前的税务行政复议案件数量极小，从成本的角度考量，远不需要设立专职的税务复议机构。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的理想模式应该是：以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为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实行合议制；保证复议委员会委员中社会公正人士、专家、学者不少于二分之一；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委员会组织规则和案件审理规则，确保复议优质、高效、公正。
（五）重构税务行政复议与诉讼的衔接制度
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机制，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生命基础在于它们的公正性。任何一项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都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这是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制度设计的最基本要求。在现实的具体的法律程序中，公正与效率总是在同时发挥作用：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以哪一个优先，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与行政诉讼相比，税务行政复议具有程序简便、易于纠正错误、范围广泛和经济有效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复议前置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但是，不加区别地在一切税务行政案件中都实行复议前置，也不可取。笔者认为，对税务争议应该有选择地实行复议前置.除了对征税争议实行复议前置外，如果纳税人对与征税有关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有异议，也要实行复议前置。这是因为：征税决定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常常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的，后者有时要依据前者认定的事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在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方式上，对前者实行必经复议，对后者实行选择复议，给实践操作带来很大不便。
（六）设立税务行政复议听证程序
税务规章制度篇4
行政复议[1] 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得行政救济的重要途径，它不仅可以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而且有利于行政机关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有效的自我监管。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司法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为相对人提供便捷的救济手段、解决行政争议的形式。在国家税收行政行为中，[2] 税收行政复议或税务行政复议是指税收相对人不服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和管理活动中作出的税务具体行政行为，向税务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税务行政机关依法对原税务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进行审查，认定和裁决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税务机关系统内部建立的以解决税收争议为直接目的的行政司法制度。税收行政复议除具有《行政复议法》共通性特点外还有其自身特色：税收部门垂直机构特点，分税制特点以及委托代征、代缴代扣等特点，这些行业性特点大大增加于税务复议的复杂性。
一、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税务行政复议，一方面存在税务机关在执法中为了避免相对人申请复议，以少征少罚为代价与相对人搞协商办税。此外相对人为自身利益或商业利益也存在着不敢告、不愿告，害怕得罪了税务机关，在以后的管理中以报复的现象。另一方面，税务行政复议区域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复议案件多，有的地方复议案件少。呈现出：经济发达地区，在出现税务争议后，多倾向于通过行政救济途径予以解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纳税人的法制观念较淡漠法制意识较差，税务行政复议案件比较少现状。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一）、行政复议法的阻却：
《行政复议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监督救济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对于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监督救济制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其不完善的一面也给现实中的行政复议案件带来了一定的缺陷。
1、对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操作困境。
《行政复议法》第7条规定，[3]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该条存在两方面限制：其一是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规定”的审查申请，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为前提的，如果不是 “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就不能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应当是认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合法，而非不适当。其二是并不是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都可以申请审查，只有对“规定”即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才可以申请审查，而税收规章与“规定”的界限不是很明确。而对于两者在实质上的区别，如内容上的规定权限、效力层次等，即使是在实践中也很难区分。目前税收立法还不规范的情况下，许多时候很难区分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规章还是“规定”。规章与规定的界限不明确，导致在行政复议实践中对规定申请审查缺少可操作的标准，从而影响行政复议制度功能的发挥。
《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试行）》是国家税务总局为贯彻执行《行政复议法》而制定的，[4] 第8条规定：“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 前款规定不含国务院各部、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具有规章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规章显然对《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不可申请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了扩大解释，进一件小行政行为的可诉范围。
2、垂直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性。
税务行政复议管辖，是指税务行政复议机关之间及税务行政复议机关与其他行政复议机关之间受理税务行政复议案件的具体分工和权限划分。主要解决和明确的是某一具体的案件是否由税务机关管辖，以及由哪一些、哪一个税务机关受理的问题。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第21条规定，“…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税务行政复议实行垂直复议虽然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能够解决行政复议对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较高等问题，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病，向上级事先请示，按上级意志办事，使税务行政复议失去公正性。也不利于纳税人复议的便利。成为税务行政复议受案少、监督功能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5] 程序公正有两大支柱，一是主持者的超脱性；二是程序的严密性。主持者的超脱性是指主持者在纠纷的解决中必须超脱、中立，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利害关系。众所周知，由于体制原因，下级税务机关在做出自认为可能产生税务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前，经常事先向上级部门请示，上级部门同意后才做出行政处理决定，因而上级部门很难纠正下级部门此类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税收征管法的阻却。
《税收征管法》第88条规定：[6]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条件。此即所谓的“税务行政复议双重前置”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然后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1、理论层面上。“税务行政复议纳税义务前置”[7] 的基础是公益为尊，公权至上，效率优先。这些观念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确曾占据主导地位。现代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文明的理念已经使这些观念受到了有力的抨击并因此而逐渐失去市场。首先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公共利益未必就是国家利益。它还可以包含经过抽象和集中的私人利益。政府并不总是公共利益的天然维护者。从普遍的私人利益集合成公共利益的观点看，如果政府行为损害了普遍私人利益那就应当被认为是政府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而不应当被认为仅仅是对私人利益的侵害。其次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问题。市民社会以私人权利为本位，随着市民社会逐渐从政治国家中剥离出来，公权力尊重私权利成为民主和法治的一大要求。我国一些政府及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在观念上和管理手段上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对传统权力运行模式心存难以割舍的情结，习惯于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为个人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利益设置障碍、漠视、限制乃到剥夺个人和组织的宪法权利。“税务行政复纳税义务前置”这种“清债后再说理”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行政文明，民主和法治的要求。再次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税务行政复议纳税义务前置”的设置无疑是为了保障行政管理的效率，而疏于关注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方之间的公平问题。究竟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经济社会已经获得显著发展、民主法制建设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显然已逐步倒向后者。
2、在操作层面上。《税收行政复议规则（试行）》第十三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在知道税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而第十四条第二款却规定申请人必须在履行纳税义务前置后“方可”在履行纳税义务前置“得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申请”。按照第十四条第二款，税务机关不仅有权确定申请人履行纳税义务前置纳税额。而且有权确定申请人履行纳税义务前置的期限。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该期限并未作出规定，即该期限属于税务机关自由裁量的领域。
3、从法律经济的角度看，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相关主题购买“救济产品”[8] 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救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通过救济来“复原”权力的费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把除富人之外的大多数主体都拒之于救济之外，那么救济就不能实现。税务行政复议程序就失去法律经济学价值上的意义。
4、此外在税收国际化的趋势方面。[9]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税法与国际的接轨就提到了日程上来。怎样让中国税法与国际接轨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在保持现行税法总体延续性的基础上，完善涉外税法制度，增强其征税管理制度和实践的透明度，与WTO原则和国际原则相冲突的税收政策及税收立法加以调整，以使其相衔接。以体现经济发展世界化的潮流。在国民原则和对等原则上处理好涉外税务问题也是“税务复议前置”面临的挑战。比如，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涉税行政复议就需要复议前置程序，而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涉税案件就不需要前置。这样在一定意义上就违反了对等原则。
二、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制度之完善。
在“程序是权力之母，或程序是实体法之母已得到普遍认同。”[10] 的时代。国家征税不仅直接影响到纳税人财产权的损益，而且可能侵犯税务管理相对人的其他合法权益，因而，在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给予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及时地进行行政救济，亦是现代法治国家应有之意。
（一）增强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的范围。
将税务行政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在抽象税务行政行为中，税务行政规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相比，税务规章具有制定机关级别高，影响面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创设新的行政规范等特点。因此，税务规章一旦违法，其危害性比一般的税务规范性文件更大。将税务规章纳入审查申请范围，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自己启动监督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利，通过税务行政复议的机制来解决税务规章的监督乏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二）废止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规定。
对征税行为申请复议以先行缴纳有争议税款或提供相应担保为前提，由此可以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税务机关享有充分的强制执行权，且行政救济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如果税务管理相对人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完全可以通过行使强制执行权来实现税款征收目的。以限制诉权的方式保障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有悖行政救济的初衷。
（三）设立税务行政复议听证程序
正当程序是美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在美国 [11]“正当法律程序”是由联邦宪法第5修正案、第14修正案所推崇的宪法要求，正当程序的本质要求通知（notice）和听证（hearing）即行政机关对特定的个人权利作出影响之前应通知受影响者，并经充分而公正的听证。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2条的规定，税务行政复议审理方式以书面审查为原则，必要时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听取意见。这种规定很不规范，因缺乏严密的法律程序，既不便于操作，也不利于监督。复议方式局限于书面审查，或者局限于把人叫来听听意见就结案，复议过程实际上封闭在“暗箱”当中，不符合法制进步的要求。因此，要开放行政复议的透明度，对案情复杂、与申请人重大利益相关的行政复议案件公开审理，让申请人参与整个复议过程。设立税务行政复议的听证程序，规定具体的条件、程序等，允许双方互相对质、自由辩论，使税务管理相对人有机会了解参与税务行政复议活动，对整个复议活动进行监督，从而使税务行政复议由公开走向公正。设立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听证程序，不仅是与世界接轨，还有助于将我国《行政复议法》赋予税务管理相对人的一些权利落到实处。
（四） 建立“纳税人权益保护日”[12] 可比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中的消费人，将作为纳税人的权益保护范围扩大到包含私人物品、服务与公共物品、服务在内的所有物品和服务。从强化纳税人义务的范围扩大到保护纳税人的所有权益上来。因为人们需要的是“个人需要与社会公共需要”的总合，人们的生活福利水平即包括公共物品和服务又包括个人物品和服务。
（五）建立比较公正的“准司法”[13] 行政复议体系。税收救济正义的最低要求，自己不可以给自己当法官。现行的税收行政复议就缺少公正执法的基本要件，即使行政复议行为实现了实体正义，对旁观者而言产生不公正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现实中可设想成立独立于税务机关的行政复议机关，使之行使税务复议权，以达到最起码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经济法整个体系的重构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因为其关系到每个公民切身利益，关系到个人、公共和国家的利益。一部法律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上如何选择不是仅靠政治利益来决定的，而是要靠人权的价值、法律的价值和公民的选择权来决定的。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纳税人，如何通过自己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一个法律人，你怎样参与到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其他人争取合法合理的权利，我想这才是法律人的使命和归属。“税法价值取向”应该注重纳税人的权利，因为公民个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天平应倾向弱者，弱者需要救济，因该是法律所提倡的永恒法理。税法上的复议范围和前置程序应该修改，使其体现利民、便民原则。
「注释
[1]湛中乐主编 ：《法治国家与行政法治》， 中国政治大学出版 2002年版， 第270页。
[2]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教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3]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1999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通过。
[4] 参见《税务行政复议规则（试行）》，1999年9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5]参见刘红霞 《我国税务行政复议的缺陷及其完善》，载《财税法论丛》第3卷，第166页。
[6]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 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修订通过。
[7]参见茅铭晨 ：《税务行政复议纳税义务前置的反思》，载《税务研究》2004年10期，第58页。
[8]转引自刘剑文著：《税法学》（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4页。
[9]刘剑文著：《税法专题研究》，北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10]日 谷口安平著：《程序正义与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1]胡锦光、刘飞宇著《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法律出版社2004版，第18页。
[12]参见高培勇：《纳税人应有一个权益保护日》，载《中国税务》2004年11期，第97页。
税务规章制度篇5
第一条为了使税务监察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发挥其职能，提高工作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税务监察是行政监察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税务监察机构依法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制度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的监察。
第三条税务监察机构是税务机关行使监察职能的专门机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及本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不受税务机关其他职能机构及个人的干预。
第四条税务监察机构对本级税务机关和上级税务监察机构负责，在局长领导下开展工作，监察业务受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的领导。
第五条第五条税务监察工作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在适用法律和政纪上人人平等。
第六条税务监察工作坚持专门监察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惩处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条税务监察机构建立举报制度和申诉制度。
第二章机构和人员
第八条各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均设监察室。
税务所、稽查队配备相当于本级领导副职的专职或兼职监察员。
第九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专职税务监察干部人数，不低于本地区税务干部总数的2%。
第十条各级税务监察机构正、副职的任免、调动、奖惩，须事先征得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的同意。
第十一条各级税务监察机构设置相当于本级机构行政领导干部级别的监察专、监察员、助理监察员。同时，税务监察干部参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定。
第十二条税务监察干部实行岗位轮换制度，一般期限为三至五年。
第十三条税务监察人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熟悉监察业务和税收业务，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明，保守秘密。
第三章管辖
第十四条各级税务监察机构，原则上按“分级管理，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进行管辖。
必要时，上级税务监察机构可以直接管辖下级税务监察机构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第四章职责
第十五条税务监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的情况；
（二）受理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行为；
（三）调查处理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行为；
（四）参与和配合搞好廉政制度建设，并监督实施；
（五）制定有关税务监察工作规章、制度，推动工作开展。
第五章权力
第十六条税务监察机构在检查、调查中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处理；
（三）如集、参加有关会议，列席管辖范围内的有关会议；
（四）查阅、复制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清点实物，了解其他情况；
（五）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法违纪行为的文件、资料、物品和非法所行；
（六）必要时可按有关规定提请地方监察机关协助对与查处案件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在金融机构或其他融资机构的存款进行查核；
（七）责令被监察单位和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八）要求被监察单位和人员报送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及其他必要的情况；
（九）责令被监察单位和人员停止正在或者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十）建议主管部门暂停有严重违法违纪嫌疑人员的公务活动或者职务。
第十七条税务监察机构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况，可以提出监察建议：
（一）不执行、不正确执行或者拖延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应予纠正的；
（二）的规定、通知不适当，应予纠正或撤销的；
（三）录用、任免、奖惩决定明显不适当的；
（四）违法违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
（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需要予以行政处罚的；
（六）对于模范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忠于职守，清正廉洁，政绩突出的税务工作人员应予奖励的；
（七）其他需要提出监察建议的。
第十八条税务监察机构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况，可以作出监察决定：
（一）违法违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
（二）对于控告、检举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有功的人员应予奖励的；
（三）违法违纪取得的非法收入，依法应由税务监察机构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四）已经给国家利益和纳税义务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
第十九条税务监察机构按照管辖权限对不服行政处分的申诉，经复审认为原决定不适当的，可以建议原决定机关或税务监察机构变更或撤销，也可以直接作出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
第二十条税务监察机构作出的监察决定，被监察单位和人员应当执行；税务监察机构提出的监察建议，被监察单位和人员如无正当理由，应当采纳。
第二十一条税务监察机构依据本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作出监察决定，提出监察建议，应当经过集体讨论。
第二十二条税务监察机构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时，可向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申告。
第六章工作程序
第二十三条各级税务监察机构应当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本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按照本级税务机关和上级税务监察机构的要求，制定税务监察计划及实施方案并报上级备案。
第二十四条税务监察机构确定进行检查的，应当在检查前通知被检查单位和有关人员。
第二十五条税务监察机构按照其管辖范围，对需要查处的问题，应当进行初步审查，认为有违法违纪行为，需要给予政纪处分的，予以立案。
第二十六条税务监察机构确定进行立案调查的，应当通知被调查单位的上级或者被调查人员的所在单位。
重大案件的立案，报上级税务监察机构备案。
第二十七条凡税务监察机构查处的案件，都要履行立案、调查、审理、定性处理、批复、呈报、材料归档案等程序和制度。
第二十八条各级税务监察机构调查、审理、处理违法违纪案件，要严格遵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的方针。
第二十九条各级税务监察机构在案件调查中，根据需要，可聘请有关部门或专门技术人员参加检查、调查工作。
第三十条税务监察人员办理的案件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一条税务监察机构立案调查的案件，应当在立案后六个月以内结案，因特殊原因需延长办案期限的，至迟不得超过一年。上级税务监察机构交办的案件，不能如期结案的，应当向交办机构说明理由。
第三十二条税务监察机构对于立案调查的案件，经调查认定违法违纪事实不存在，或者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依立案批准程序予以销案，并告知被调查单位的上级或被调查人所在单位。
重要案件的销案，应报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备案。
第三十三条税务监察机构作出的监察决定，或者监察建议以书面形式送达被监察单位或人员。
第三十四条被监察单位或人员在收到监察决定或监察建议次日起十五日内应当将执行、采纳情况，向作出决定或建议的税务监察机构报告。
第三十五条对监察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监察决定次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决定的税务监察机构申请复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申请复核。对复核仍不服的，可申诉。
对监察建议有异议的，应在收到监察建议次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建议的税务监察机构提出，税务监察机构应当在受理次日起十五日内给以回复。对回复仍有异议的，由税务监察机构提请上一级税务监察机构处理。
第三十六条对监察决定的复审申请，税务监察机构应当在受理一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因特殊原因需延长复审期限的，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上级机构交办的复审案件，不能如期办结的，应向交办机构说明理由。
第三十七条对监察决定不服提复审、复核、申诉的，在复审、复核、申诉期间，原监察决定仍执行。
第七章罚则
第三十八条被监察单位或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责任人或部门负责人，视情节给予相就的行政处分：
（一）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二）利用职权包庇违法违纪行为的；
（三）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证明材料的；
（四）拒绝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就税务监察机构所提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的；
（五）拒不执行监察决定，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
（六）阻挠、抗拒监察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
（七）打击报复揭发人、检举人、证人和税务监察人员的。
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税务监察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依据情节给予相应的政纪处分：
（一）利用职权包庇或者陷害他人的；
（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三）、造成损失的；
（四）侵犯他人民利、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
（五）泄露所查案件情况的。
税务规章制度篇6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以保障人民群众的民利，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增强全市国税系统工作的透明度，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不断提高市国税局税收执法和行政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和办事效率，更好地落实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税务工作宗旨。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国税局机关成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办公室、监察室、政策法规科、收入核算科、纳税服务科、征收管理科、人教科、信息中心、机关党委、稽查局主要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任：
成员：
三、总体目标
通过在国税局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推进国税局依法治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国税机关。促进国税机关工作透明度不断提高，与纳税人沟通的渠道更加畅通，纳税人的知情权、监督权等民利得到切实保障,切实提高纳税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税收秩序。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一）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
（二）税收工作的发展规划、工作目标及完成情况。
（三）税务行政许可的设定、调整和取消情况，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办事条件、受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标准和审批结果。
（四）国税机关的基本情况，包括机构设置、管理权限、主要职责等。
（五）国税机关的无密级文件。
（六）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
（七）税收管理服务工作规范。
（八）稽查工作规范。
（九）税务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
（十）税务干部违反规定的责任追究情况。
（十一）政府采购、工程招标、大额资金的使用情况。
（十二）干部的调整、提拔使用等情况。
五、职责分工
依据有关部门工作职责，将提供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职责分工区分如下：
办公室：行业概况；全局工作总结、计划公开；办公规章制度公开；政务信息公开；、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工作情况；案件完成情况；税收宣传、普法工作情况；内部网站管理工作。
监察室：行政监察举报案件查处，党员、干部违纪政纪的处理、责任追究等情况；党风廉政建设、行风建设、税务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以及落实情况。
政策法规科：税务行政许可的设定、调整和取消情况；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办事条件、受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标准和审批结果；税务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情况；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公开。
收入核算科：年度税收工作计划、工作目标；税收计划执行情况；税源管理、清理欠税情况；经费、财务、基本建设、装备和资产的管理工作情况；各项经费的领拨情况；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公开；局机关财务事务情况；政府采购、工程招标。
纳税服务科：纳税服务工作规范和操作规程；纳税人权益保障制度及规范性文件；纳税信用体系建设；纳税辅导、咨询服务、税收法律救济、税法宣传等制度建设；12366服务规范、承诺，投诉程序、处理结果；12366受理服务情况。
征收管理科：综合性税收征管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公开；有关税收征管制度和办法、税务登记办理程序、时限、承诺等；纳税评估分析指标体系、纳税评估案例、分析应用数据信息情况；注册税务师资格考试、注册登记、年检等工作情况；税务师事务所设立初审、报批；行业公告。
人事教育科：局领导介绍；机构设置、管理权限、主要职责情况；机关、事业单位年度考核方案；税务培训计划及实施情况。
机关党委：按规定列入党务公开的有关内容；文明办税有关内容；系统和机关精神文明建设等情况。
稽查局：稽查工作规范；典型案件曝光情况；举报案件受理、查处、反馈情况。
信息中心：信息化工程建设情况。
六、考核标准及方法
税务规章制度篇7
为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落实“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税收工作宗旨，进一步推进税务系统依法行政，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进一步增强税务系统依法行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一）深入领会《纲要》的重大意义。《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了近年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经验，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规定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各级税务机关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纲要》的重大意义，认真学习、大力宣传《纲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把贯彻落实《纲要》、推进依法行政作为税务系统的一项全局性工作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二）充分认识全面推进税务系统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几年来，特别是20**年全国税务系统依法治税工作会议以来，税务系统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各项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一些税务干部依法行政意识不强，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税收行政立法的机制和程序不够完善；越权执法、随意执法等问题时有发生；税收执法监督不力，一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和纠正。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税务机关的社会形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全面推进税务系统依法行政。
（三）正确把握税务系统推进依法行政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思路。按照《纲要》有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基本要求，将贯彻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税贯穿到深化税收改革、强化税务管理等工作中，不断理顺税收管理体制，完善税收立法，加强税收执法，强化执法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确处理依法行政与组织收入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关系，坚持组织收入原则。努力提高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在税务系统内部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氛围。
二、完善税务行政决策和立法机制，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一）建立健全税务行政决策机制。完善各级税务机关工作规程、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建立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合法性论证等制度，与纳税人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关的意见，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建立税务行政决策跟踪反馈机制，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评估反馈。加强对税务行政决策活动的监督，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二）完善税收立法机制。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税收行政立法计划。规范税收立法程序，改进税收立法方法，提高税收立法技术，注重与相关部门的立法协调。完善税务部门规章立法工作，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对各级税务机关的税收立法权限、程序、方法及责任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增强立法及制度制定工作的计划性、规范性、公开性和可行性。保持税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护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对税收政策制度的合理预期。
（三）遵守税收立法权限。制定税务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超越法定权限，不得与法律、法规等上位法规定相矛盾、相抵触，同位阶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之间应保持协调一致。授权立法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且不得转授。立法解释权属于制定机关，实施机关不得擅自解释。
（四）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负责起草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职能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尤其要进行立法评估和效益分析，使税收立法既具有前瞻性，又符合当前工作实际。税法实施后，要对执行中的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分析评估，并提出改进、完善的措施。要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及时解决税法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提高税务管理效能
（一）创新税务行政管理方式。在税务管理活动中，要转变管理方式，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管理等手段，降低执法成本，加快税收管理信息化进程，提高管理效能。坚决贯彻加强税源管理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不断强化税收征管工作。切实完善纳税服务体系，优化纳税服务环境，提高纳税服务水平。落实、完善纳税评估、纳税约谈、纳税辅导等制度措施，提高税法的遵从度。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深化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规范税务行政许可和审批行为。充分发挥税务稽查的威慑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税收违法犯罪行为。
（二）推进税务管理的规范化。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继续推进税收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进程，建立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征管格局。按照依法设置、加强管理、有利服务、讲求效率的要求，根据税源分布、纳税人数量和管理技术水平等实际工作情况，科学设置各级税务机构，逐步实现税务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法定化。要合理界定税务机关内部税源管理、税款征收、税务稽查和法律救济等各环节的职能，按照精确、细致、深入的要求，将法律规定的职责和权限分解落实到具体执法部门、岗位和人员，既避免职能交叉与重叠，又确保各环节相互衔接。加强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指导和监督，推进各级税务机关内部行政管理的规范化，确保政令畅通。建立管理效果定期评价制度，统筹分析税收管理成本和效益，及时发现管理漏洞，解决管理问题。
（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税务机关必须严格遵守。按照程序正当和高效便民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税收执法中的回避、告知、听证、说明理由等各项程序制度，依法保障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加大政务公开力度。除涉及国家机密及依法应当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税务机关所有需要纳税人周知、遵守和执行的事项和信息，均应通过公报、网站、报纸等媒体对外公布，并创造有利条件便于纳税人查询。要在进一步落实文明办税“八公开”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税法公告、欠税公告、纳税人信用等级评定、税款核定、减免退税、许可决定和处罚结果等公开制度，加大公开力度，提高税收执法的透明度。
（五）公正、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对税务机关依法律、法规规定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要进行梳理、分类，制定具体、细化的实施办法，从源头上降低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行使行政处罚等自由裁量权，要遵循法治原则，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影响。对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执法目的的，应当选用对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措施和方式。
（六）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贯彻落实《全国国税系统税收执法责任制岗位职责和工作规程范本（试行）》、《全国地税系统税收执法责任制岗位职责和工作规程范本（试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考核评议办法（试行）》、《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认真开展考核评议，以计算机考核为依托，实行人机结合，拓展考核的深度和广度。做好“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和自动化考核第二批扩大试点工作。促进执法考核与执法监察工作的结合。积极探索对考核结果的综合利用，逐步实现全员综合考核。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完善追究范围和追究形式，确保追究结果公平公正。
四、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税收行政行为的监督
（一）加强对税收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监督。做好规章审查工作，保证规章质量。认真执行税收规范性文件会签制度，未经法制部门会签的规范性文件不得对外。完善备案制度，依法严格审查。建立异议处理制度，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时，要及时研究处理。
（二）加强对税务行政执法行为的过程监控。认真执行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制度，确保案件定性的准确性、法律适用的正确性。继续实行大额减免缓退税款审批集体审核制度，严格遵守法定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进一步完善税务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听证制度，尊重纳税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三）加强对税收执法行为的事后监督。加强税收执法检查和执法监察，确保成效。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加强复议案件的统计分析，完善复议责任追究制度。严格税收会计监督，加大经济责任审计，严肃财经制度和纪律。
（四）自觉接受对税收执法行为的外部监督。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高度重视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自觉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税务机关实施的监督，积极出庭应诉、答辩，自觉履行生效判决、裁定。严格执行国家赔偿制度，保障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获得赔偿。认真配合监察、审计、检察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积极落实监督决定。自觉接受新闻舆论监督，主动拓宽社会监督渠道。
（五）切实依法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举报反映的问题。落实《工作条例》，建立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工作格局，依法处理问题，切实保障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工作责任制，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认真做好预防和处置工作，按照预防为主，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要求，组织开展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五、加强领导，采取措施，确保依法行政工作落到实处
（一）明确责任，狠抓落实。各级税务机关主要负责人作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各有关职能部门要明确分工，加强配合，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落实《纲要》和《税务系统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意见》的具体办法和配套措施，将各项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职能部门，做到长远有规划、近期有安排。
（二）建立依法行政定期报告制度。各级税务机关要于每年年末向上一级税务机关报告依法行政工作情况，重点报告本机关当年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措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及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和工作安排。同时，对上一级税务机关依法行政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考核。要建立和完善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制度，将依法行政工作状况作为评议考核的重要标准，并与干部使用相结合。对依法行政成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严肃纪律，追究责任。
（四）做好法律宣传和培训工作。实行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定期对领导干部进行法律知识培训，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全员法律培训，组织广大税务干部学习通用法律知识和从事本职工作所需的专门法律知识。继续实行税收执法资格认证制度。未取得税收执法资格的人员，一律不得从事税收执法工作。加大税法宣传和普法工作力度，逐步形成与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相适应的外部法制环境。
税务规章制度篇8
税费执法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税费执法越位。主体越位，作为执法主体的下级税务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上级税务机关行使的职权。管辖越位，为完成税费任务，采取降低征收率，或者用经济补偿手段，外引税费。职能越位，有的税务机关出于种种考虑，超越职能征缴税费。二是税费执法缺位。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应作为的，但税务机关和工作人员不作为、未完全作为、错作为，甚至乱作为，这就形成了税费管理和执法的缺位。三是税费执法不严。四是执法程序不到位。五是自由裁量权失当。
税费执法风险存在的根源，一是执法依据不规范，给税费执法带来风险。国家税费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是税务机关税费征缴的依据。但这些依据也存在一些问题，给税费执法带来一定风险。税法体系不健全，法律级次低。至今没有税收基本法和税收组织法，税收执法机构、税收职能等基本性问题，只散见于《税收征管法》之中。法律级次过低，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的税收法律，目前仍只有《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三部，《社会保险法》仍在审议过程中。程序法的规定过于原则，给税费执法带来遵循难度。
二是社保费征缴主体地位不明，执法风险大。社保费收入在不少省、市、县已占当地地税机关总收入的半壁江山，但执法主体地位一直不明。《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收，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虽然全国20多个省市区明确由税务机关征收，但不少地方登记、变更、申报等仍归劳动部门管理，容易导致责任不明，征缴难度加大。
三是实体法内容滞后，操作难度大。现行税收实体法，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出台的，明显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有的税种税目设计复杂，部分法律法规规定过于简单，赋予执法人员较大自由裁量权，也给执法增加了操作难度。
四是规范性文件不严谨，实施效果差。部分税收规范性文件本身存在漏洞，影响实体法的实施效果。有的政策存在难以把握的因素，造成税务人员执法存在不确定性。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仅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规章作参照，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没有效力，据此作出的执法行为，其执法风险不可避免地存在。
防范和化解税费执法风险，安徽省巢湖市地税局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总结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应该依靠制度抓防范。
对于社保费执法中存在的风险，建议国家尽早出台《社会保险法》，提升立法级次，赋予税务机关对社会保险费实行税收式征管的权力，确立地税机关的征收主体地位，赋予税务机关全责征收的职能。明确授予税务机关社会保险费参保登记、申报缴费和计费工资基数核定以及检查、处罚等征收管理各个环节完整的管辖权。
同时，税务部门应建立完备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包括执法责任、考核评议、过错追究等一系列执法管理制度；建立票证管理、发票管理、登记管理、税款核定、申报征收、税费同查、税费减免等一整套征收管理办法；建立规范性文件管理、税收执法评议员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税费执法检查等一整套监督管理机制。
制定制度前，应进行大量的调研和反复论证；实施后要跟踪问效，还要定期进行清理修订。把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目标，细化分解到每个岗位每个人。在县区地税局设立税收法制办公室和基金征集办公室，配备专职业务骨干，在基层分局全面实施税收法制员制度，从机构设置上>！
防范和化解税费执法风险，还应该加强对税费执法权力的监督。加强事前监督，对税费法律、法规、规章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立法建议；对上级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提出修改建议；落实好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会签、清理、评估等制度；保障好纳税人的知情、听证、复议和诉讼等权利；落实好税费执法公示制度，做到凡出台的政策必公示、凡查处的案件必公示、凡审批的事项必公示。加强事中监督，认真执行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重大涉税事项集体决策审议等制度，强化税费减免管理，坚持集体会议审批。加强事后监督，把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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