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医院会计制度篇1
关键词：公私合营；PPP；私人筹资模式；PFI；独立医疗中心；ISTC
中图分类号： R199；F294
一、英国引领各国公私合营发展
公私合作制度（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或PPP）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此名称本身仍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一般来说，公私合作制泛指在传统公共行业中引入私人机构， 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公共部门通过合同购买私人机构提供的服务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可以直接利用私人机构的管理技术优势，并享有私人机构的资金和财力的支持。这种合作可以帮助公共部门有效地吸引私人资本投资，并和私人机构共同分担风险。而私人机构主要负责项目商业功能，在分担风险的同时获取经济利益。合营方式互惠互利，有效地结合了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各自的优势与能力。
欧盟欧洲委员会在2004年的绿皮书中就公私合营伙伴关系进行了总结，认为PPP一般具有四大特征：一是相对长期的合同期限（一般25～50年）；二是私人出资（单方或多方私人出资，有时也会有部分政府出资）；三是在项目各个阶段，私人机构主要负责设计、完成、实施和筹资等重要职责，公共部门主要负责定义项目产出标准以及支付达标的服务；四是风险共担。
近十几年来，公私合营制度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受欢迎，许多国家公共部门用以作为基础设施采购和维护的方式。例如，交通运输（公路、桥梁、隧道、铁路、港口和机场等）、社会基础设施（医院、学校、监狱和社会住房等）、公用事业（供水、污水及垃圾处理等）、政府办事处和其他住宿以及一些专业服务（通讯网络或防御装备）。
欧洲地区在公私合营发展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中英国发展得最早、处于前沿位置并极具代表性。在2001年到2009年间，英国的公私合营项目数量和资本开支均占整个欧洲的约2/3（见图1和图2）。尽管在2008年前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私人投资或者公私合营项目数量有一定下滑，但整体来看，英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和行动依然远远领先欧洲其他各国。
英国的公私合营项目涵盖了众多公共部门，其中医疗单项占比最大。2012年3月英国财政部公布的年度数据显示，自1992年开展私人筹资模式（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或PFI） 起，累计项目数高达717项，共计资本开支547亿英镑。其中，由英国卫生部支持的项目数量为118项，资本开支116亿英镑，从数量和金额上均占总量的20%左右，为单项占比最大领域。医疗卫生主要分为医疗（医院）和辅助社保（如养老院），其中医疗（医院）占绝大部分（约85%）。在公私合营项目领域中，排名在英国卫生部之后的依次为国防、教育和交通运输（见图3）。
二、探路英国医院公私合营模式
英国PPP公私合营模式大概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私人筹资模式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第二种是独立医疗中心模式ISTC（Independent Sector Treatment Centres）；第三种是医院托管模式。其中，PFI私人筹资模式是应用面最广、最具影响力的模式。
（一）私人筹资模式（PFI）
1992年英国提出的私人筹资模式（PFI）是第一个旨在鼓励公私合营合作的系统体系。截至2012年底，私人筹资模式（PFI）作为一种公私合营模式被广泛应用于英国医疗行业。据英国财务部统计，到目前为止，英国政府已经在这种模式下建成了100多家医院，总资本价值超过114亿英镑。
英国政府最初引入PFI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和改善两个问题：一是资金短缺问题，政府需要修建或改善大量公立医院，而公共财力却存在一定缺口，引入私人筹资模式则可以帮助政府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二是公共部门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效率低下，建设项目往往存在预算超支和不能按期完成的问题，需要引入私人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提高效率。
一个典型的PFI模式是，政府通过合同购买私人机构PFI项目。合约内容通常包括设计、建设、融资和运营（Design， Build， Finance and Operation或DBFO）几大板块，政府不直接支付这些项目的费用，而是通过私人机构筹资完成。在随后医院开始运营的过程中，由私人机构提供设施管理和其他非临床的配套服务（如清洁和餐饮等），由公共部门提供包括医生和护士人员配备在内的临床、医疗和护理等医院核心服务。在合同期内，政府每年向私人机构支付一定的费用，这就相当于政府用远期每年费用来解决当前的筹资压力。合同条款也明确规定私人机构需要提供的服务范围以及服务水平，政府部门需在审核私人机构提供的服务都达到合同规定的水平后，才进行逐年付款。这样可以确保私人机构履行条款，提供有质量、有保证的服务，最终使广大民众受益。
PFI私人筹资模式拥有几大显著的优势：第一，保障按时建设。私人筹资模式能够避免公共部门大规模初始投资，将初始筹资的压力转移给私人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政府部门通过每年支付费用的方式达到了分期付款的目的。第二，避免工程延期。私人机构投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尽快完工投入使用。根据历史数据，PFI私人筹资项目通常都可以按时甚至是提前完成。第三，由私人机构分担维护责任。公共部门往往因自身资金压力而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医院维护，或者由于政治原因将政府资金挪作他用。而通过PFI合同可以将此责任转移给私人机构。在合同中规定政府部门逐年支付费用，并在支付前需确保私人机构提供的服务已经达到合同规定的水平；私人机构则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医院运营。 第四，提高效率、降低整体花费。利用私人机构在采购成本方面的控制和精益化施工方面的经验来降低整体成本。同时，私人机构对医院有效的维护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传统护士的工作负担，使得医疗成本整体减低。第五，通过合同来严格控制执行和保证质量。第六，将政府从公共设施建设提供者的繁重职务上脱离开来，真正成为行业的监管者，制定标准和规范，各司其职。
通常情况下，参与一项大规模PFI项目的私人机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私人机构联合体。私人机构联合体包括建筑公司和设施管理公司等子公司。图4列举了一个典型的英国医院PFI项目合作模式示意结构。
英国PFI医院典型案例当属早在2000年签下的重建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UCLH）的公私合营项目。据英国财政部报告，该项目耗资2亿多英镑，是最大的PFI医疗项目之一。该医院已于2005年4月开业，占地7万多平方米，病床数超过600张，员工达5000人。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UCLH）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下最大的医院之一，提供医疗服务、医学研究和培训。项目之前，该医院在伦敦市拥有8家分院。这些医院大楼散落在市区各地，较为陈旧且狭窄拥挤。为了翻新改建医院，NHS选定私人大型企业“健康管理公司（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 （Health Management PlC. UCLH）作为PFI项目的合作伙伴，采用DBFO（设计、建设、融资和运营）方案，由Interserve公司在医院建好之后提供设施服务。在项目合约的40年内，NHS以3200万英镑的年费租用新建的医院大楼。此外，该健康管理公司还将负责提供非临床支持服务（如物资、废物管理、保安、停车场、衣物床单换洗以及物业管理服务等）。
新医院大楼坐落在伦敦市中心，有669张病床，原来分散在数个分院的服务现在都可集中在此完成。这幢新医院大楼可以支持治疗54000名患者，较之前增长10%，同时可以更便捷地服务民众。而在效率方面，与传统建设和经营模式下的医院相比，预计该医院在合同40年中可节省3000万英镑。这种公私合营的模式为医院节省了6.7%的开支。
从公众获益角度来看，引入私人机构所擅长的项目管理技能、创新和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比如确保医院大楼在预算开支内按时优质完工，同时保证医院大楼未来高水平的管理），不仅能够直接使就医患者享受优质及时的非临床，而且更能帮助医疗提供方集中精力提供临床服务，从而全方面地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各擅所长”的理念最终达到制订的初衷需要缜密的计划与强劲的执行力：第一，需要系统科学地衡量并把关项目交付名细与成果，在合同中准确简练地体现出对项目输出结果的要求；第二，需要清晰判定哪些技术含量高的服务由私人机构提供会为民众带来显著益处，而哪些则可以由医院掌控或以非捆绑形式外包给第三方，从而控制输出质量和成本。
（二）独立医疗中心 ISTC 模式
独立医疗中心ISTC项目于2003年引入，是由私人机构所拥有并运营的医疗中心。该中心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签订合同，向NHS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英国政府最初引入ISTC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择期手术患者就诊等待时间过长的问题。公立医院往往因频繁接受源源不断的急诊患者而导致其他非急诊患者预约延迟甚至取消，从而不能有效地按照预定计划为患者提供检查及手术。政府希望可以将择期手术从急诊治疗中分离出来，以此减少整体等待时间。ISTC主要承担一些常见的择期手术、诊断及检查，比如髋关节置换、白内障手术或核磁共振扫描等。而如神经外科手术等较为复杂的手术则仍由大医院来负责处理。此外，政府也希望通过建立医疗中心以吸引私人资本进入英国医疗保健领域，同时也可以在现有的NHS医院之外为患者提供新的选择。
从发展规模上来看，到2009年，共有34家私人机构所有的独立医疗中心投入使用，48家NHS所有的医疗中心开门营业或在建中，每年承担超过17万台手术，参与投资的集团主要有Ramsay Health Care UK、Interhealth Canada和Mercury Health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ISTC的模式非常有利于吸引私人资本的进入。第一，该模式规划清晰，定位明确。在这一模式中，ISTC与NHS医院并非竞争关系，而是通过同地协作创造了一个共生的环境。由一家NHS医院周围可以规划多个ISTC，分别医治不同类型的患者。并且ISTC诊疗的患者所需的手术大多较为简单且标准化，也更易于私人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后的运营和操作。同时，设置一定的NHS医院和ISTC 间的转诊关系，以达到政府制定的患者等待时间不超过18周的目标，NHS医院会将部分适合ISTC诊治的患者转诊治疗以减缓自身压力。第二，该模式得到了切实可靠的落地政策的支持，使得私人投资者进入医疗行业后能够获利。两种主要支持方式包括：一是额外费用补贴，二是最低患者量保证。ISTC的手术定价基于国家NHS医院定价标准，但每个手术同时还会有一笔额外费用补贴以鼓励投资者的参与。除此之外，ISTC合同中还约定了最低患者量保证，以进一步鼓励投资者的进入。给予第一类ISTC“照付不议”的保证，基层保健基金会（PCT）100%支付合同签订的金额，不管所诊治的患者是否达到了合同要求的水平。第二类ISTC虽然没有获得100%的承诺，但也得到了一个固定金额的保证。
ISTC所带来的益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患者满意度高。ISTC的患者满意度总体上高于NHS医院，所有NHS医院的平均满意度在89%左右，但ISTC的平均满意度更高，达到97.3%。此外，NHS医院的大多数患者（81%左右）对他们的医生感到很有信心，而这一比例在ISTC患者中更是高达96%。ISTC患者满意度高的主要原因在于ISTC重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护理服务，并且提供相较于NHS更为干净的医疗环境（如病房和卫生间等）。此外，ISTC自身也会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患者在医疗中心可以随时通过简便的电子工具填写与他们各方面就医体验相关的问卷，ISTC通过调查发现不足之处以便日后改进提升。
第二，等待时间缩短。精益化的流程设计是缩短等待时间的主要途径。例如，许多医疗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在一次门诊患者就诊时提供医生会诊、核磁共振扫描、术前诊断甚至预定手术时间等各项服务。为了进一步增加对患者的吸引力，一些ISTC还会通过改善安排来尽量减少术前患者到院次数。相较而言，在患者入院时间确定后，ISTC中能按时入院的患者占比也高于NHS医院10%左右。更多的ISTC患者在选择入院时间后能够按期入院获得诊疗。
第三，运营效率提高。这主要是通过缩短患者平均住院日来实现。比如，针对一些关节置换的患者，以局部麻醉代替全身麻醉。由于局部麻醉恢复时间短，从而使得平均住院日从NHS医院的8日缩短为5.3日，同时也降低了手术麻醉风险。又如，利用有效的疼痛管理技术缓解患者疼痛，从而使得术后物理疗程可以提早进行，以缩短平均住院日。
第四，激发公立医院竞争意识。尽管没有系统的评估，但一些迹象显示，ISTC项目带来的最明显益处是其能够激发公立医院的竞争意识。某些英国公立医院院长对ISTC这种模式表达了兴趣，表示曾带领团队去观摩ISTC的运营。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ISTC 可以缓解局部地区公立医院资源紧张问题。虽然在国家层面，只有大约2%左右的NHS择期手术在ISTC中进行。在某些专科，ISTC所承担的诊疗量占比很高：2006年，ISTC承担了4%的白内障诊疗，7%的髋关节诊疗以及9%的关节镜检查。但这些国家层面的数据很难反映出ISTC在地区层面的诊疗量占比，据英国卫生保健委员会统计，一些地区的某些专科几乎所有的择期诊疗都由ISTC完成。
案例研究一：
谢普顿·马利特镇医疗中心（SMTC）是ISTC的案例之一。这是一家拥有外科医生、护士及理疗服务的一站式诊疗中心，主要进行关节置换手术。SMTC的一站式访问确保决策迅速且及时，大多数患者离开中心时就已选好了手术日期。从第一次联系患者到为他们选择预约时间都得到了很好地管理和控制。同时，在患者治疗方案确定之后，SMTC会随即预定所需设备，并于手术前一周送到，再加上麻醉类型的选择、疼痛的缓解以及集中的理疗支持，SMTC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的患者平均住院日仅为4天，低于平均水平，而且只有5%的患者需要后续理疗。总之，在SMTC，个性化的患者支持缩短了平均住院日，一站式访问也使得对患者的支持更加快捷有效。
案例研究二：
圣玛丽医疗中心是Care UK以及Mercury Health联合建造并运营的一家多用途的独立医疗中心，而且与朴茨茅斯基层保健基金会（Portsmouth City Teaching PCT）合作，主要由轻伤救治和无预约中心组成。该中心与Queen Alexandra医院的急诊部门紧密合作，成为英国汉普郡西南部紧急救治网络的一部分。其轻伤救治完全由该中心护士负责，NHS的医生会定期来轮转诊治患者。据统计，圣玛丽医疗中心每天可以诊治130个患者，大大缓解了朴茨茅斯NHS医院医疗的压力。
相比私人筹资模式PFI和独立医疗中心ISTC模式，医院托管模式在英国总体来说不是很普遍，有些医院存在检验科室外包的情况，有个别地方政府在尝试对亏损的公立医院整体托管的试点。
三、英国医院公私合营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从英国公私合营的经验来看，有四点主要的成功因素可以值得中国借鉴。
第一，明确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建立完善和健全的制度支持。英国政府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医疗行业不仅是停留在政策表面，而是建立完善的模式和制度支持私人资本进入公私合营项目。比如，针对医院基础建设的私人筹资模式PFI，以及针对患者择期手术等候时间长的独立医疗中心ISTC 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种模式的实施都较为复杂，需要对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权责义务有明确的界定才能保障双方的利益。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制定规范化的流程和实施路径，帮助有兴趣、有意向的私人机构参与合作。
第二，落地政策切实可靠，保证私人资本进入后有利可图。在独立医疗中心ISTC模式中，通过额外费用补贴和最低患者量保证来吸引私人机构。ISTC的手术定价基于国家NHS医院定价标准，但每个手术同时还会有一笔额外费用补贴以鼓励投资者的参与，除此之外，ISTC合同中还约定了最低患者量保证，保证ISTC的收入。
第三，公私合营模式框架确保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在私人筹资模式PFI 中，合同期往往较长，私人机构在医院建成之后还要负责医院的保养维修，合格之后公共部门才会逐年付费。私人机构的切身利益将不可避免地和医院正常运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给予了私人机构很强的激励，以保障初始的设计、建筑和后期运营维护的质量。
第四，设立特定的公私合营模式，各擅所长，权责清晰，发挥私人资本的长处以获取公私合营利益最大化。在PFI私人筹资模式中，私人机构负责筹资、设计和建设，并在随后医院开始运营的过程中提供设施管理和其他非临床的配套服务；而公共部门提供包括医生和护士人员配备在内的临床、医疗和护理等医院核心服务。这种模式引入私人机构所擅长的项目建设管理经验，使得公共部门能够更集中地提供医院核心医疗服务。在独立医疗中心ISTC模式中，ISTC与医院协同共生，分别医治不同类型的患者。ISTC 侧重简单择期手术的患者，大型医院侧重复杂急症的患者。这种共生的模式给予了ISTC 足够的生存空间，并且ISTC诊疗的患者所需的手术大多较为简单且标准化，也更适合私人机构发展。利用公私合营的方式也可以将政府从公共设施建设提供者的繁重职务上脱离开来，真正地成为行业的监管者，制定标准和规范，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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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医院会计制度篇2
医疗体制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院体制改革之成败。而医院体制改革的成败系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因为它们在数量上构成医疗服务的绝对多数。也因此,在去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年-2011年)》确定的五项重点任务中,公立医院改革被医疗管理部门确定为“试点”领域。这一试点今年将在全国16个城市展开。另有消息称,有关部门正在制订公立医院整体改革方案,那么,安排这些试点可能就是为了发现一个可推广到全国的改革方案。
但这恐怕不是一种可取的做法。既然官员、专家们都已承认,公立医院如何改革并无现成方案可用,那就应当放弃制订一种全国普适的改革方案的企图。最优的医院结构、医院监管体系和公立医院治理结构是什么,当由各地政府、各家医院在本地具体社会、经济环境中发现、创造。中央政府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实施方案,只就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提供若干原则、框架即可。三年医改规划已就公立医院改革提出一些基本设想。这些设想仍有待于透过学理的仔细探讨和各地试点予以深化、细化。进行这一工作的前提,则是厘清当下医院管理体制与公立医院治理结构的痼疾。
这就是行政化与商业化的纠结。所谓“政事不分”“管办不分”,就描述了政府管理公立医院的行政化特征。政府医院管理部门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行政性机构,它又把医院当成一个“准行政单位”管理。这一行政化管理体制至少导致两大问题:第一,医院管理机构不可能平等对待公立与私立医院,私立医疗市场发育受到严重抑制。第二,行政权力渗透到公立医院内部,使其管理也高度行政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展开的公立医院改革,又把商业化机制全面引入医院内部。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氛中,迷信盈利性部门的激励-约束机制,盲目地把商业化经营机制引入医疗服务领域,且美其名曰“市场化”改革。这显然是对市场化理论的滥用、误用。这些公立医院很快发育成怪胎:它是行政的,又是商业性的。医院管理机构掌握行政权力,却与公立医院共同追求商业目标,为此,它积极运用权力排斥私立医疗服务市场发展,维护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同时,公立医院的内部管理机制虽然是行政化的,其激励约束机制却是高度商业性的,它把“创收”当成员工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其结果,公立医院反而成为盈利性机构,医院、医生的声誉因此跌落。
对医院管理体制和医院治理结构进行第二次改革,就必须准确认知医疗服务的内在性质,摈弃商业化迷信。
这里的第一项原则是非盈利性,也即一般所说的公益性。公立医院固当如此,大多数情况下私立医院也可以如此。
现在各地政府在医改试点过程中,以为只有借助盈利性才能吸引资本进入,解决改革所需资金问题。这种认知是错误的。私立医院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非盈利性的。只要政府、专家打破政府-市场两分的思维模式,放手让“社会”兴办医院,中国的宗教团体、社会公益慈善机构乃至私人,就可以兴办起众多私立的非盈利性医院。当然,这并不排斥私立医院成为盈利性的医院。
第二项原则是医院应实行法人自治。这一点,对私立非盈利性医院不成问题,问题是公立医院如何自治。这里的关键是正确理解公立之“公”。政府官员总以为,政府直接拥有或持有多数股份才是公有。这是把“公”狭隘地理解为政府了。但公的宪法含义是“全民所有”,其具体实现形式完全可以是利益相关者的“共有”,尤其是对非盈利性公立组织。公立医院可以注册为一个独立的财团法人,由一个自治性管理机构持有本医院的资产。
基于对医院性质的上述考察,可得出两项改革政策:第一,医院内部的治理机制应当“去行政化”。新医改方案已提出,探索建立以“医院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但显然,这个管理委员会不能单由政府官员组成,而应具有公众代表性,并体现法人自治性质。因此,医院管理委员会首先应包括本院医师、护士代表,其次包括社会贤达,最后包括政府财政部门代表。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如果是出资者可以参加,如果是监管者则不能参加,以保证监管独立性。
第二,医院监管体系也应当“去行政化”,而强调专业性和独立性。换言之,现在的医疗卫生行政部门不能直接充当市场监管者,而必须予以改造,强化其专业性,也强化其公众性,从而更加独立地进行监管。
私立医院会计制度篇3
据卫生部网站的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医疗机构数量从全国来看，2008年，只有非公立医疗机构总数的27.41％，而在社区和医院在初级卫生保健机构，非公共机构减少，分别以总额只有25.16％和1.62％，远低于公共医疗机构。在病床数量，非公立医疗机构不超过，特别是在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私营医院的15.0％的总的最高水平，发展不足。这不利于医疗服务的公平竞争，也导致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经过近20年的发展，在总资产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的总资产仅为6.97％。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负债率高达45.27％，超过了一般水平（40.0％）的警戒线。由于政府的公共财政援助和税收优惠的不公平竞争造成的医疗机构，私营医院也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和生存。目前，许多私立医院是作为一个医疗技术骨干队伍，缺乏高水平的医疗技术人员。在卫生部网站上公布的“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非公有制经济的做法（助理）医师的总数只有14.74％左右，其他类型的卫生专业人员中的总比例约10.0％。究其根源主要是不平等的国家政策：私营医院的医务人员和公立医院在职称评定，继续教育和治疗等方面的医疗人员是不一样的。虽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意见，提出了对非公有制医院放松政策，以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但这一进程是渐进的，在短期内有公立医院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是私人医院。
二、我国民营医院的发展对策
(一)民营医院自身的努力
私家医院要采取有利的政策环境优势，提高他们对医疗服务的质量，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效益，它必须建立以人为本的医院文化，社会责任，将带来一个无形资产的声誉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面对发挥疾病预防，诊所和医院等发起活动挽救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尽自己的力量，以消除私营医院，私家医院的偏见，赢得公众的信任。
(二)政府出台了市场管理市场机构或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绝对不是所谓的“民进国退”零和游戏过程
相反，完善市场体系的过程意味着第一个完整的规则集游戏，以及在政府和发展的游戏规则的实施，将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给予私家医院的私家医院提供的某些服务实行政府采购的主体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医疗保险，职称评定等政策，逐步实现公立医院平等的待遇。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私家医院必须更加注重人力资源的价值，发挥其灵活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因此人力资源的配置，允许公私医院和医生医院的自由流动，医生多点执业的做法，不仅为私家医院提供高科技人才，而且还可以造福患者。
(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可以缓解“市场”和“政府”的矛盾，只有发现之间的组织，非盈利性私立医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从根本上讲，出现非营利组织可以解决许多市场和政府解决不了问题，所以非营利组织也称为“第三部门”或称为“非政府组织”。非盈利性的私立医院在美国占了非营利性医院绝大多数的比例。从美国发展的历史来看，宗教非盈利私营医院是为穷人创造和救灾慈善机构的医院[3]。该医院的性质既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也不是私人医院，而是一个慈善公共事业。私营非盈利社区医院是主要的保健服务是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盈利性私立医院私家医院是一个很好的模型，医院通过市场运作，提高效率，利润不能分配的限制也限制了它们的利润动机。然而，我们的非营利组织只是新兴市场并且内部管理不健全。对非营利性私立医院发展不具备必要的环境，如债券市场，个人捐款和融资渠道等其他形式的不足，使这种方式在中国的医院罕见。然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种非盈利私营医院将成为一种趋势。
三、小结
私立医院会计制度篇4
美国的医疗制度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医疗制度之一，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名目繁多。这是客观的需要，因为美国有近 3亿人口，从豪门巨富到贫民都需要充分的医疗服务。要了解这个制度就要看看美国人生病时怎么办。
大多数美国人有病都先去药店，因为药店里种种“灵丹妙药”应有尽有，价格也较便宜。针对病症买些药服下也许病就好了，这样花费最少。
如果某个人得了急病那就得去看急诊。并非每家医院都有急诊部，实际上许多医院都没有急诊，因为开设急诊部是医院最花钱的业务之―。但是一家医院如果设有急诊部就不会拒绝那些生命垂危的病人诊治――即使病人付不起医药费。
任何医院都要询问病人以何种方式付医药费。如果病人既无医疗保险也无个人存款，私人医院就可能拒绝为其治疗。不过这样的病人来到急诊室会有两种不同的对待方法：如果病情不重 (不全是重病人，因为许多人把急诊室当作综合性诊所)，医生可以将病人转到一家公立医院或非牟利医院；如果病人情况严重有生命危险，那么就先对病人进行急救，待病情好转才转送公立医院。在公立医院里治疗是免费的。
免费医疗对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人来说是一项重大的社会福利。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所享受的医疗服务是由纳税人以各种方式负担的。
公共医疗和私营医疗的差别
大部分城市都用公款来开设市立医院，提供范围广泛的医疗服务，包括各科门诊部和设备完善、人员齐全的急诊部。
各州也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但大部分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州的卫生部门提供广泛的咨询服务，同时负责检查、防治和诊断传染性疾病的工作。有时大城市和县也提供此类服务。总的来说，公共医疗单位的医疗水平与私人医院、诊所的水平是相似的。两类医院进行同样的诊断试验，拥有同样的外科技术以及同样细微的护理。
公共医疗和私营医疗的差别可比作轮船或飞机上的不同座仓。食品和座位的舒适不同，服务员的态度也许不问，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差别：例如头等舱和经济舱的安全系数完全相同、救生艇上每位旅客占有的位置大小相同、燃料的分配量相同，而机械师的服务是面向整个轮船或整个飞机的。
医疗补助计划促进老人和穷人享受福利
美国公共医疗的主要内容在 1965年制定的医疗照顾计划的医疗补助计划中作了明文规定。
统计数字表明，医疗补助计划大力促进了美国的老人和穷人享受福利。医疗照顾计划为所有65岁以上的老人和身患残疾2年以上的公民制定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其受益者绝大多数是老年人。
医疗补助计划是联邦和各州合作制定的，主要是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由州的社会福利厅负责管理，各州自行规定州内公民享受医疗补助的条件及补助标准，而由州和地区 (市、县)
主管医疗卫生和福利的官员来负责支付这种补助金。
收费服务和医疗保健组织
在美国，病人也可以求助私人医生。这些医生有普通门诊医生也有专科医生，他们的医疗水平高但收费也较高。病人的医疗保险承担了他就医和住院费用的80%，而且他自己不必去办手续 (所有医院和多数私人医生都有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职员)。这被称作“收费服务”，同市面上收费的其他服务并无二致。除了“收费服务”外，还有另―种选择：“参加医疗保健组织”，这是一个预先付款才能参加的团体，会员须每月或每季度交一次费，它的理论是通过密切观察和定期检查可以保持身体健康预防疾病，即使生病也能早日发现、早日治疗，而费用也能减少。
每个医疗保健组织都有完整体系，包括普通门诊医生、专科医生、化验室、X光设备以及自己的医院或订有合同的就近医疗单位。―些大型的医疗保健组织有自己的分支诊所，小型的医疗保健组织不直接聘用所有科的医生，而是同各科医生签订合同，在需要时请他们给患者治病。这种医疗保健组织提供全面医疗服务，而收费额则不变。假如一个病人某一年要做开颅手术，下―年度仅需作一次常规检查，那么，这两年他交费的数额是一样的。所有的医生、护士、技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都由医疗保健组织支付工资。至于他们看多少病人、作了什么护理，以及―个病人看了多少次病都不影响工资数额。参加医疗保健组织的人数在稳步增加，但对整体医疗制度影响不大，目前加入者不超过总人数的5%。
以上只是对美国医疗保健制度作了粗略描述。还没涉及到数以千计提供直接或间接服务的公共和私人医疗机构。
美国的医疗制度虽然复杂得令局外人难以想象，但它还是很有效的，大多数人不会因付不起医疗费而求医无门。中国与美国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很大。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解决全民医疗问题时也可借鉴其某些做法。
私立医院会计制度篇5
关键词：泰国；30铢计划；全民医疗保险计划
一、引言
泰国位于东南亚地区，国土面积为513，120平方千米，其面积与我国四川省相当。2014年泰国的人均GDP为5445美元，同我国2014年人均GDP7589美元相当，两国同属中等收入国家。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为泰国经验引入我国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基础。同时泰国的人口结构与我国极为类似，农村人口占70%左右，这又为我国引入泰国经验提供了人口基础。
2011年泰国用于健康医疗保险支出占GDP的4.1%（约合141.5亿美元），同年我国用于医疗保障支出占GDP的2.96%（约合3251.13亿美元）。在绝对数额上我国的医疗保险支出大于泰国，但医保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泰国。以我国的经济实力将医保支出比例提高到4%的水平不难，但是医保支出比例可能只是造成我国医疗保险水平和泰国医疗保险水平存在差距的其中一个因素而已。泰国30铢医疗保险计划（下文简称“30铢计划”）的实施使其成为第一个实现全民医保的中等收入国家，分析泰国30铢计划成功的经验无疑对推进我国医疗保险的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泰国“30铢计划”的内容
自2001年泰国实行全民医疗保险计划即30铢计划以来，泰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公务员医疗保险制度（CSMBS），私营部门医疗保险制度（WCS&SSS）以及30铢计划。其中30铢计划是覆盖面最广的医疗保险制度，该制度的实施使得泰国成为第一个实现全民医保的中等收入国家。
（一）泰国“30铢计划”的实施背景
一国医疗保险的政策理念影响着一国实施怎样的医疗保险制度，泰国全民医保的实施有赖于国家对民众的承诺不断加强。1961年以前，泰国对于医疗保险的认识是用来增强国力且在早期的国家社会经济计划中将医疗保险作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投资，故泰国在该段时间增加了国内公共医疗设施，扩大对职工的医疗保障，实行了公务员医疗保险制度和私营部门医疗保险制度。1973年泰国认为应该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故开始实行低收入计划。到了1977年泰国则认为医疗保健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应该保障人民享有平等的接受医疗服务的机会，故泰国开始建立全覆盖的医疗保险制度。
在全民医疗保险计划实施之前，贫困人口和近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险是由医疗福利制度（MWS）和健康卡制度（HCS）覆盖的。所谓的医疗福利制度在1975年开始实施的时候称作低收入计划（LIS），该计划是由一些相对富裕的政府财政支持。当该计划覆盖的人群不断扩大，包括了60岁及以上的老人，12岁及以下的小孩以及残疾人，退伍军人和僧侣等人群时，其改名为医疗福利制度。而健康卡制度是在1983实施，形成社区基金，为社区内的初级医疗服务提供支持，后扩展到全国。但是由于管理水平和金融风险的影响，健康卡制度改制成为一种自愿的医疗保险，并且建立国家医疗保险办公室来管理该项医疗保险计划，主要针对收入在贫困线以上的家庭。但是从这两项制度的发展过程来看，其覆盖范围都是在不断地扩大中，为后面推行全民医疗保险计划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泰国“30铢计划”的基本概况
泰国政府在2002年的《国家健康保障法案》中规定30铢计划是覆盖公务员医疗保险制度和私营部门医疗保险制度以外的其他全体泰国民众，由国家健康保险办公室（NHSO）及其在全国设立的13个分部负责负责管理该项目，该机构共有约1000名雇员，直接对卫生部部长负责，受命于全民卫生保健委员会。参保民众到各自所在辖区的诊所，卫生中心和医院看病时，每次只需交30铢费用（约人民币5.5元）就可享受门诊，急诊或住院医疗卫生服务，不需再支付其他费用，其余医药费用由中央政府通过人头付费或按病种付费的形式直接向医疗机构支付。
1、“30铢计划”的覆盖范围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的最新报告显示，泰国的医疗保险计划其中公务员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7%的人口，私营部门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15%的人口，剩下的76%的人口由30铢计划覆盖。其中30铢计划大约覆盖了约470万的人口。
2、“30铢计划”的筹资方式
30铢计划的基金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受益人的共付部分，其中税收是基金的主要来源，而受益人付费部分即每人每次30铢。
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国家医疗保险办公室根据它所统辖区域内的受益人人数和人头税率来从政府获得预算支持。每年国家医疗保险办公室都要对该地的受益人数做出估计，再根据政府提供的人头税率做预算并上报以获得资金。该计划所采取的融资体系与之前融资体系根据医疗服务的供给者的设备规模，员工人数和历史绩效等因素向其分配资金做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引入了医疗服务采购方和供给方相分离的制度和战略采购制度。30铢计划是将国家医疗保险办公室作为采购方与医疗服务的供给者签订合同，其中最主要的是和卫生部及其下属的公立医院签订合同。合同还可以通过转包的方式使私营医院也加入到医疗服务的提供中来。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公立和私立医院就可以从国家医疗保险办公室获得资金支持。
3、“30铢计划”的支付方式
参加30铢计划的民众，就医首诊必须在保险卡上已经标明的卫生服务中心，如果需要转诊，卫生服务中心就会将病人转到对应的大医院。卫生委员会对卫生服务提供者一般采取两种支付方式：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都实行按人头支付制度或者门诊采用按人头支付，住院实行总额预算下的按病种付费（DRGs）制度。但在具体实施中，各省支付方式也不尽一致。除了支付门诊和住院的费用以外，国家医疗保险办公室还引入了其他一些补充的资金计划来支付预防疾病，提高民众的身体素质计划，紧急服务，康复服务，特殊的高费用状况，有限服务等医疗服务的费用。例如为心肌衰弱，血友病等高费用项目提供支持。
4、“30铢计划”的支付标准
政府向公立医院支付标准是门诊和预防按参加人每人每年700铢付费，住院按照单病种付费方式支付，每个病种的医药费用标准由国家健康保障办公室制定。对私立医院的门诊和住院均按照人头付费，门诊同公立医院一样，住院为每人每年451铢。
三、泰国“30铢计划”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30铢计划”与不同保险计划之间的协调问题
泰国30铢计划虽然覆盖了75%左右的民众，但是其医疗保险计划并非是单一制度，而是由三个制度共同组成的。因此制度之间的协调就显得非常重要。多制度框架的情况与我国的国情非常相似，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也是由三个制度组成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我国想要做到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处理好制度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
（二）恒定不变的人头税率带来医疗服务提供不足问题
在30铢计划的筹资方式中提到泰国的国家医疗保险办公室作为医疗服务的购买者需要按照国家给定的人头税率做好一年的资金预算工作以申请到足够的资金，然后通过与公立，私立医院签订合同的方式为民众购买医疗服务。但是这种资金约束的做法往往会带来医院对患者医疗服务提供不足的情况，从而影响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恒定的人头税率的做法可能导致医院逆向选择的发生，从而使得老人，残疾人等医疗服务的迫切需求者得不到相应的治疗。我国目前采用的依旧是传统的按服务项目收费的方式，但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做法导致的医疗开支庞大，医疗资源浪费等不良现象，并且已经有许多学者建议采用按人头收费的方式。因此泰国如何处理人头税率恒定带来的问题的做法利于我国及早做好防范。
（三）每年的预算平衡机制导致的实际支出往往大于预算支出的问题
30铢计划主要是实现短期平衡，国家医疗保险办公室需要每年做好该地区收益人群的人数估计，然后结合人头税率计算出相应的预算额。但是这种短期平衡的做法出现了实际支出大于预算支出的问题。我国医疗保险同样采取短期平衡的做法，每年个人缴纳相应的保险费视同参保该年的医保计划，如若下一年没有缴费则视同未参保。这样的短期做法无疑会强化个人的“理性经济人”的意识，同时这种做法也弱化了医疗保险的强制性和统筹性。
（四）老龄化社会对医疗保险压力增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泰国人口的统计和预测，到了2020年泰国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人口的10.8%，这也就意味着泰国将要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年龄的增大，人的抵抗力等生理机能会弱化，从而更加需要医疗服务。泰国现在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与我国面临的情况相比压力要小的多，其对于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的医疗保险制度的设计同样薄弱。
四、泰国“30铢计划”对我国医保改革的启示
（一）强调不同保险制度质之间的合作氛围
与强行制定各个保险制度的权责范围的做法不同，泰国采取的是营造三种不同制度之间的合作氛围的做法以理顺制度之间的不协调问题。首先成立一个制度间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四个月开会一次计划和监督合作的情况。其次建立这三种制度共享的数据库和受益人ID数据库，便于各个制度识别各自的受益人群。例如，受益人已经不符合30铢计划的参保要求，就及时地将其转到公务员医疗保险制度或私营部门医疗保险制度中，利于各个制度资源的有效利用。
（二）利用补充资金计划防止由于资金约束导致的医疗服务供给不足
30铢计划除了包括门诊和住院的费用，还实行一些补充的资金计划来更好地实现疾病预防服务和疾病治疗服务相结合以及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的目标。这些补充的资金计划包括预防和健康促进资金（P&P），高费用项目资金支持等。例如对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前期检查的激励资金，为心肌衰弱、血友病等高费用项目提供支持。同时其向医院提供的资本折旧资金支持也有效地防止了医院的逆向选择情况的发生。
（三）采用加收指定用途的税收作为短期平衡资金的弥补
税收有着很强的转移支付功能，增税可以将富人的资金转移到穷人的口袋，但是税收还带有法律强制性，而且很难确保该种税种加收之后能够在长期内弥补实际支出大于预算支出的情况，且税率的制定难度较大，因此这种做法虽然在泰国得以实行，但是我国要考虑和分析该税种的加收是否会增加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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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医院会计制度篇6
沪港大牌医院都有不错的医疗技术，但在专业的“医疗旅游”市场同样少有作为。考虑到医疗旅游是现代服务业分支，上海政府有意推动，加之医疗价格相对低廉，吸引内地富有阶层应不算难事；香港如果“内地孕妇赴港产子”事宜处理失当，则可能会把一手王牌打飞。
策划／主持：《沪港经济》执行总编 唐晔
嘉宾
李杨，学者，上海资深财经评论员，供职于中欧工商学院。以下简称(L)
卫裕峰：教育家，香港理财专家，上海中原理财儿童财商教育部总监，以下简称(W)
上海：优质资源高度集中
上海的公共卫生专业服务源于旧时租界，并建设性地推广到整个城市。虽经百年变迁，至今仍是内地最有公信力的医疗服务中心城市，本地市民享受着丰厚的医保服务，三甲医院扎堆布局，有着长年积累的良好口碑。虽然高端医疗服务市场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上海还是同时具备了“对内开放”和“医疗旅游”的技术实力。
专业服务源于租界
上海的现代公共卫生服务源于何时?
L：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缘于租界与教会的努力，继而通过租界与华界的冲突与认同，示范效果得以传播，最终推动上海成为国内医疗服务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早在1870年代，上海已经开设了仁济、同仁、公济等10多家医院。19世纪束，上海人口已近百万，公共卫生成为事关城市形象、城市安全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对应，189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卫生处。这是上海最早成立的独立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
在精细的管理下，租界成了上海城市卫生的窗口。以防疫为例，1910年10月，租界靠近闸北的边界出现一例鼠疫患者，经过及时的防御，租界区几乎没有再发现有传染病的老鼠。
华界的卫生行政管理有何特点?
L：华界的医疗服，务体制建设，包含了“见贤思齐”与“知耻后勇”两个激励因素。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卫生局，标志着华界卫生行政的独立。到1934年，已经有54所学校建起了医疗站，200名学生以上的学校都设有医疗室，服务免费。在贫民窟，接种免疫是强制性的，护士有警察陪同。这一系列措施，使得上海很少遭受到当时频发的流行病的伤害。
1910年鼠疫流行，租界为检查防疫情况，与华界居民发生激烈冲突。之后的谈判既维护了华界民众的利益，也推动了华界传染病医院的筹办。次年双方再度碰撞，最终合作追查疫情取得成功。建设性的冲突，提高了华界人民的防疫意识和医疗服务水平。
“举国体制”下三甲医院扎堆
1949年之后，上海的医疗服务水准处于怎样的水平?
L：1949年后，上海并未丧失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先地位。发展至今，上海拥有近3000家医疗卫生机构，其中包括300多家医院；医生超过5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约10万张。
“举国体制”在医疗领域的体现之一，就是在上海集中了一批高、精、尖的三甲医院。全上海共有三甲医院38所，相比其他大城市，数量不算特别多，但是，上海有一批享誉全国的著名医院，如中山、仁济、华山、瑞金、国际妇婴、第一妇幼等，品牌效应非寻常可比。
为了均衡分布高等级综合医院，上海市了“5+3重点实事工程”，计划在宝山、闵行、南汇、浦东、嘉定等区域新建五家三甲医院，让主要人口聚集区的居民都能享受便利的医疗服务。
优质医疗资源在哪里更容易获得，市区还是郊区?
L：虽然郊区有新建项目，但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仍然扎堆在中心城区。优质资源扎堆有利于“增强上海医疗卫生领域对长三角和全国的辐射能力”，当局整合、布局的手笔不可谓不大。
优质资源集中到哪里，哪里就是病患眼中的圣地。一大批三甲医院集中在上海，本地病患往返医院只需要坐地铁公交，明显降低了各种成本。以搬迁到闵行区顾戴路的上海市儿科医院为例，由于吸引了周边省份乃至全国的疑难患病儿童及家长，导致临近社区涌入了大量病患家庭。
私立医院补充“应保尽保”
列普通上每市民来说，医保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如何?
L：医保是社保的核心。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医保覆盖面广，含金量颇高。
“保基本、全覆盖、多层次”的上海医保改革，先后把城镇从业人员、近200万沪郊农民、330万外来务工者纳入其中。2004年上海实施了医保综合减负，对城镇参保职工年自负医疗费超过个人年收入一定比例部分减负9％，每年有4万多人享受到这项政策，减负金额逾2亿元。2005年起，4，5万名退职回乡老职工的住院医疗也纳入了城保。“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覆盖了支内、支边、支疆等退休回沪定居人员及其原外省市籍配偶。2006年起，“应保尽保”的目标转向高龄老人、少儿学生、重残人员、老年遗属等“边缘群体”。
2008年1月，上海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正式实施，覆盖1350万户籍市民和300多万外来从业人员的医保制度体系形成。随着历史沉疴被一一化解，医保制度体系成为上海市民的后盾。原本每年报销数千元医药费也困难的市民，一旦享有医保就可以直接去做十几万元的心脏手术，其绝大部分费用由医保按规定支付，手术患者一般只需支付一到两成的费用。
由于计生政策执行到位，上海的老龄化趋势十分严重，导致医保和财政的压力非常大。上海社保基金已经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便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这个窟窿今后20年都不会缩小。上海医保刷卡系统的设计量为每天80万笔左右，高峰时段可达100万笔左右。但使用量依然超出预期，2011年3月下旬，连续几天交易量都达到了140万笔――大量的中老年病患都把医保系统“刷爆了”。
对于富有阶层，其特定的医序需求怎样得到满足?
L：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志之一，是医疗服务的多元化、国际化。
三甲医院始终是社会各阶层的首选。2005年底，上海建成227所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都被纳入了医保。但是病患的消费习惯并未改变，医保费仍然主要流向三甲医院。上海的医保费用(额度)配置，也还是朝着三级医院倾斜，政府仍然力保大医院。
对于富裕阶层而言，经验丰富的公立医院医师和诊疗设备可以提供医疗保健基础服务，而服务便捷的私立医院则提供了有效的增值服务。说白了，过度检查如果成本不高，没什么副作用，还是能够为病患接受的。这些方面，内地人士比港台人士不怎么讲究。
上海有数量庞大的高收入阶层，高档医疗服务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其市场容量推算在百亿元以上，而实际发生不
过10多亿元。而面向欧美日韩籍人士和港台人士的，更有着不太一样的要求。以和睦家等外资医院为例，此类私立医院并非常规民营医院，一般提供有境外专业背景的医师，其语言能力和医疗技术同样重要，收费也明显高于公立医院。一般门诊挂号费500到1000多元，明显高于公立医院的特需门诊，剖腹产更要上万美元。很多专科小诊所在上海的特定人群中也颇有市场，收费虽高，口碑不错。此类诊所通常在别墅区、高档写字楼内运营。
医疗服务面向“两外”
在“对外开放”方面，上海的医疗服务机构有何举措?
L：“病人无国界”。医疗服务的国际化趋势不可阻挡。由于内地医疗服务被严格管制，造成了当前优质医疗服务定价过低，很自然地吸引到两外(外地、境外)病患。比如说，质子刀治疗肿瘤的一个疗程，在美国需要15万美元，还要排队四个月；在上海做的话，也就约15万元人民币，而且无需等候。那些参加医疗旅游的顾客。过去其亚洲区的目的地通常是泰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今后也可能包括上海。
虽然严格意义上的医疗国际旅游在上海还没有出现，但已经有一些医院主动从事此类服务，发掘这一潜在市场。官方把医疗旅游当作现代服务业的增长点来对待，这推动了跨部门、跨地区的“上海市医疗旅游平台”的诞生。有望率先启动的有心脏搭桥、质子刀治疗、伽玛刀治疗、骨科、牙科、整形和中医等。此类床位都属于各医院的特需病房，不会超过总床位的10％。
除了医疗旅游，上海有哪些医疗服务适合于“对内开放”?
L：相比于专业的医疗旅游，即使在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生儿育女的医疗服务市场，竞争也已悄然展开。
2010年以来，香港放风对内地孕产妇赴港产子“不堪重负”，随后的限制措施反映了当局辗转于各种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纠结，心态。事实上，当今非独生子女的内地女性，绝非只有赴港生产一个选择一在上海的公立医院一样可以生产，还省去了赴港签证的麻烦。当然，套餐收费也多在3万元以上，逼近香港公立医院的价码。今后香港的实质性限制，将加剧上海各大妇幼医院的繁忙与拥挤。
香港：免费医疗的过去与未来
请问，香港的医疗福利事业，发轫于何时?
W：从香港开埠至1960年代，香港医疗福利事业主要由华人社团和教会兴办，港英政府基本上不参与。华人社会开办救济性质的医疗福利事业，是基于社会功德。而慈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华人社会对于医院和西方医学的认可与理解。在很长的时间内，华人视慈善性质的医院为一种提供贫困救济、免费殓葬和收容难民的慈善组织，而不是治病救人的医疗机构。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使更多华人开始认识、理解与接受西式医疗空间。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香港民间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主要靠向社会募捐、埠内外捐赠以及教会产业收益为主要的经费来源。直至1970年代，这一情况才发生变化。经历1969年的香港暴动，港英政府开始关注民生，试图解决因人口激增与贫富悬殊产生的社会矛盾，其中一项措施，就是仿效英国本土的做法，把慈善医院都纳入政府的公共医疗体系，不容有市民因缺乏金钱而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
据悉香港医疗系统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港人只要支付很少的钱就能得到超值的医疗服务。你能说说具体情况吗?
W：1990年，港府成立医院管理局，接管了香港所有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统一和强化整个公立医院体系的管理，使资源灵活调配，运作更具成效。《医院管理局条例》规定，医管局不得被视为政府的雇员或人，亦不得被视为享有政府的地位、豁免权或特权。所以，香港医管局其实是一个为香港市民服务的综合机构。
以2003年公立医院调整收费和引入新收费项目为例，当病人首日入院时，一般需进行较多的诊断程序，但只收取50元入院费。如果病人经由急症室入院，入院费将豁免，往后每天住院费为100元。领取综援人士可以继续豁免公营医疗服务的收费。此外，为保障没有领取综援的三类人士――低收入人士、长期病患者及贫困年长病人，政府制订措施加强现行的医疗费用减免机制，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香港公立医院及卫生署的门诊部提供门诊服务，处理一般的疾病，如伤风咳嗽以及常见的慢性病，收费低廉。但由于供不应求，一般有支付能力的市民，都会到私家诊所看病，每次看病基本消费在200元左右。香港90％的门诊服务由私家诊所提供，私家门诊的服务多元化，在医生分科方面，没有公立的那么界限分明。
在香港，免费医疗与收费医疗体制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
W：最大区别在于诊断病患的方式之上。由于香港公立医疗几近免费，香港医生一般提倡使用化繁为简的诊断及治疗方式，加上十分公平透明的医疗服务监督机制及严谨的医疗事故赔偿标准，医生都倾向使用对病患损害最少，相对最自然的方式去治疗。当然，香港的廉洁风气及廉政监管，对病患能享受最佳医疗保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知道，内地医院在诊断普通伤风感冒时，医药费有时竟会开上万元；孕妇剖腹产比率极高；但逢开刀医护必收红包等等。这些现象，都让初次接触内地医院的港人感到难以置信。在港人的逻辑中，只有患重病的人才需要验血、拍片、做B超、吊水；公立医院除非诊断出自然生产会对孕妇或胎儿产生危险，不然孕妇没有选择剖腹产的权利；由于误诊的代价太高，医生对诊断结果都会反复推敲，对作出开刀等关键疗法的决定慎之又慎。
因此，一般在内地工作的港人，遇有重要医疗决定，会选择返港寻求第二医疗意见。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到，唯有免费医疗体制加上严谨的监管，才能让民众真正享受到令人感到安全的医疗服务，才能真正建立起医患互信的关系。
你认为香港的医疗福利是否可持续发展?
W：站在服务市民的层面上，香港医疗制度已相当成熟；然而站在财务角度上，香港医疗体制正面对不少挑战，例如政府在卫生方面的经常开支，已占去经常公共开支总额的15％以上，医管局近年出现庞大赤字。
港府提供的廉价医疗服务，让市民越来越依赖政府资助，不但一般市民使用政府的医疗服务，即使是有支付能力的市民，也不愿放弃这项社会福利――经常出现滥用医疗服务的情况。最明显的例子是滥用急症室服务――政府门诊开支只占医疗开支的15％，药费更只占7％。以一个人住公立医院的病人计算，每天只需支付100元，但政府则要补贴3000元，病人负担与政府负担的比例大约是1：30。
这种医疗制度，在经济高增长的年代，没有改革的迫切性。但经济不可能永远维持高增长，加上受人口老龄化和医学科技的发展，以及市民对医护服务的期望日渐增高的影响，香港公立医护服务的经常开支占经常公共开支总额的
比例将逐年上升，最终可能令政府无法负荷。因此，港府近年试图研讨医疗改革及融资，希望透过提高医疗收费，把病患从极度依赖公立资源转向鼓励运用私营医疗资源，并大力发展“医疗旅游”，及引入颐康保障户口计划等改革措施，解决未来的难题。
什么是颐康保障户口计划?
W：关于颐康保障户口计划，曾引起极大的争议。2008年3月，香港政府出台了六套医疗融资方案征求意见。但是，金融海啸后，这些方案的强制医保部分变得十分敏感，引发十分激烈的讨论。2011年，港府公布医疗改革第二阶段公众咨询报告，各界普遍支持政府继续强化公营医疗系统，并引入“自愿医保计划”(而不是强制医保)，进行私人医疗保险和私营医疗服务改革。为了吸引市民投保，政府提出年轻人投保有优惠、投保者可终身受益、预留500亿港元预算作为赔付“保底”等建议。
香港的私家医院，发展有何难处?
W：香港一共有公立医院41间，私营医院12间，护养院20间，留产院9间。公立医院所提供的服务占94％，私营医院不到6％。由于大部分病患选择公立医院，让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在医疗经验方面，差距甚为明显。私立医院仅靠更舒适的环境，无法有效吸引病患付费使用――毕竟住院是为了治病，病患当然希望到医疗经验更丰富、治愈率更高的医院。
还有，香港有一项很特别的法规：禁止医生打广告。这是希望医生不要把宣传成本转嫁到诊费上，集中精力以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吸引患者，而市民也能更客观地依靠医疗服务的水平去选择医生。但是，这项规定却严重限制了私营医疗机构的商业化发展。1990年代后期，私家医院便开始埋怨生计被公立医院“赶尽杀绝”。然而，近年却因为一个特殊情况，让私家医院业务突飞猛进一大量内地孕妇到港产子，让香港私家医院“起死回生”。
香港的医疗市场有没有针对富豪就医的策略呢?
W：其实，港府希望发展香港的医疗旅游。不过，香港虽拥有世界顶尖医疗技术，在癌症和糖尿病治疗方面更是世界知名，旅游业也十分成熟，可惜偏偏在医疗旅游发展上，远远落后于邻近地区。医疗旅游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地区的发展已有一段日子，成为新兴热门行业，每年为国家带来数十亿元收入。
私立医院会计制度篇7
论文摘要：医疗红包是道德、社会问题，也是法律问题，针对产生医疗红包的体制原因、道德原因和法律缺陷，要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确立医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全面追求公益，全心全意提高公众健康水平，推动分配制度、财政制度、医疗制度的配套改革，提高医生的道德水平，并依法界定医疗红包的贿赂性质，明确法律责任，有违法者一追到底。
论文关键词：公益性 贿赂 法律对策 医疗红包 道德
一、医疗红包的属性分析
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民间百姓遇春节等重大节日或者遇有结婚、生日等大喜之事，赠送红包，此次你结婚，我给你红包，彼次我结婚，你给我红包，彼此之间是礼尚往来，互送是祝福之意，体现的是真诚感情。古代民间，医生医好患者，患者医前付费，事后也有感谢送红包的，但毕竟是少数，而且医疗红包是单向的，只有患者向医生送，却不见医生回礼的，在经济上、人情上、法律上具有不对等性，并不为官方以立法推崇，相反历朝历代多禁止红包。现代社会，在医疗领域，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和医生收受药品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回扣，收取病患者及亲属的红包，已是常见之态，医疗红包泛滥成灾，加重了百姓负担，病患者在病痛之上又多一疾苦。
医疗红包是道德问题。部分医院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将医疗看成是产业，看成是挣钱之道，金钱至上，拜金主义，部分医生自然也随波逐流而一切向钱看，借医靠药发财致富。就医必先付钱，不付钱则死了也不救，少数医院为了钱而到了天理沦丧之境地，眼中只有孔方兄，心中再无患者苦，置百姓生死不顾，有病无钱莫进来，甚者让穷病人死在医院门口。医生为了钱，不对症下药，乱开处方，滥用抗生素、名贵药，能开贵的绝不卖便宜的，以攫取高额医疗费用，在工薪之外，自然伸手再收红包、回扣，少数医生严重不负责任，没有红包，将剪子、棉花团等留在患者体内，患者是疼上加痛，频繁的医疗事故和医疗丑闻，让患者是心惊肉跳，不得不拿出红包给医生，祈求破财消病，有人说患者送红包是自愿，如果医生、医院有医德、名气好，患者才愿花红包这种冤枉钱。一些医院和少数医生，唯利是图，无视死伤，良知泯灭，不负责任，而成就了医德之殇。
医疗红包也是社会问题，动辄上百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医疗费用和药品费用，加重了社保费用负担，使我国社保体系不堪重负，也让政府财政、企业经济和个人支出难以承受。患者原本就是肉体疼痛，红包让患者多了一层精神痛苦，患者就医是肉体和精神双重煎熬，有些患者就滋生对怨恨社会恶念。医院医生救死扶伤是本职，合法收受医疗费用和药品费用更是本份，额外收取“红包”，大大贬损了医生的形象和医院的声誉，更是大大败坏了社会风气，激化了医患矛盾，恶化了医患关系，引发医患纠纷，常引发社会稳定问题，医疗引发的社会恶性事件频发，以至于医院要建立派出所，医院医生难辞其咎。
医疗红包是法律问题。1988年卫生部公布施行《医德规范》规定不以医谋私，《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廉洁风险防控规则》明确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以通知、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三令五申，不得收受红包。医生收受红包，就是违纪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
二、医疗红包产生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红包问题只是医疗问题的表象反映，医疗行政垄断严重，医疗和药品体制僵化，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医院内部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制度缺陷，医药监管不力，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无法有效介入，是医疗问题突出的原因。
(一)医疗体制原因和医疗体制改革
医疗行政垄断严重，医疗和药品体制僵化，是导致医疗红包、回扣不断的体制原因。从表象上看，医院或者诊所已经变成一个独立的经营单位，无论医院是事业单位、企业法人，抑或是私营诊所，都是法经过卫生主管机关认证登记的，在法律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而存在。但是深入分析，医院和诊所都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反而变成一个公非公私非私的怪胎，从事着公益性的医疗服务。就公立医院而言，医院股东产权是国家，产权是公有，而国家却没有按照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进行改革，而将公立医院企业化，医院利润归国家，医院不得随意分配，医生沦为医院的奴隶，医院变成国家创收的工具，同时还面临国家的医疗和药品定价。产权公有而企业化经营，行政垄断医院医疗资源与民争利。就私立医院而言，虽然股东是私人，产权是私有，成为从事公益性医疗服务的企业，但面临国家行政垄断管理，药价和医疗价格由国家定价控制，产权私有而国家定价，私立国控。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医院都面临盈利的压力。医疗体制思路不清和改革不力无疑是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红包问题是标，体制问题是本，只治理红包和回扣问题，而不进行医疗体制改革，是治标不治本。
建国初期，医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全面追求公益，全心全意提高公众健康水平，我国政府对医疗事业统一规划，统一投入，建立健全了布局合理的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立了集预防、保健和治疗三位一体的医疗服务网，医疗服务价格低廉，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看的好病，赤脚医生送医上门，医疗服务上门到位。后来，医疗体制改革越来越偏离医疗的公益性，越来越不公平，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不可取。昂贵的医疗服务只满足了富裕群体的医疗需求，无法解决穷人的医疗需求，甚至给一些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公立的医院是建立在国家资本的基础上，国家资本来自税收和财政，是全体民众的公共资本，拿全体国民共有的资源为少数人提供优质服务，是不公平的。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医疗技术是进步了，但医疗服务却越来越不公平，要在公平的原则指导下对医疗体制进行公有化和公益性改革，将医疗服务变成公益事业。计划经济时代，公费医疗几乎覆盖了全体城市居民，而农村合作医疗业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居民。近几年的农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实践证明，推动医疗体制由商业化向公益性改革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得民心之正确之举。公立医院企业化改革是失败的，公立医院就应该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否则就是以公众之资本满足少数人之私欲，不是治病救人了，而是以公谋私了。医疗体制改革应该如白求恩同志所说：“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的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二)分配制度原因和配套制度改革
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医院内部分配不公，是医疗红包的分配原因。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欠缺和分布失衡。我国的医疗资源存在城乡分布不合理，农村医疗资源缺乏，农村医院少，医疗设备少，药品品种不全且数量少，医生少，各科的医生都不全，有时一个医生看多种病，医生成全能医生。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同在一个城市内，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也分布不均，优质资源过于集中，病人为了获得较好的医生和医疗服务，就送红包给医生。医院内部收入分配不合理，一方面国家和医院将大部分医疗和卖药收入充公，同时分配上倾斜向技术较好的医生，名医收入高，普通医生收入低，名医本身就是患者和药商送红包回扣趋之若鹜，加剧了医院内部贫富差距，少数医生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心气浮躁，致富心理强烈，追求富豪生活，就开始不择手段收受红包和回扣。
配套进行分配制度、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借鉴建国初期的经验，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益性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分配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本身就具备转移支付和保障医疗费用的功能。贫富差距拉大就是医疗服务差距拉大，富人凭借财富享受优质的公立医疗服务，穷人付不清昂贵医疗费用享受不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医疗服务，就是说百姓出钱建立了公立医院却又要掏巨额医疗费而把自己治得倾家荡产。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社会保障低，公务员和富商的社会保障给力，说明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失，说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合理，建立倾向于工人和农民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务之急，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和提高工人农民的养老医疗水平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医院内部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减少贫富差距，让广大医疗服务提供者收入合理，心态愉快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
(三)医疗道德与法律对策
龚廷贤说，病家求医，寄以生死。病人看病真是将生命交给了医生的，所以《省心录·论医》认为，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医疗事关人的生命健康，需要善良和廉洁的“心术”，需要妙手回春的高超“医术”，德艺双馨者才能为医生，心术不正者不可为医，医术不精者不可为医，正如古人云，心不如佛者，不能为医，技不如神者，不能为医。收受“红包”才会认真看病者属于心术不正，心术不正的医生肯定是医术不正，必定草菅人命。孙思邈秉承医德，“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冤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而成为千古流芳之名医药王。医德涵养，除了医生个人修养外，还要制度制约，在医生职业资格考试中要增加道德的考试，建立医生职业道德教育机制，建立医生的职业道德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患者对医生的道德评价系统，建立社会对医生道德评价体系，建立法律对医德督导体系。建立有效医生医德监督机制，提高医德和心术。医生医病首先要正心，端正医者仁心，心术正则医德正，医德正则医术行。
我国法律对医疗红包的规定还存在不足之处，缺乏对医疗红包的专门性规定，对医疗红包的定性模糊，对医疗红包的法律责任不明，缺乏有效地医疗红包的惩处措施。我国要依法推动医疗体制改革，也要以专章或者专条对医疗红包作出明确规定，禁止医生收受红包，规定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医院的医生，只要收受医疗红包和医疗回扣，即构成贿赂，对事业性或者是国有单位的医生、院长等工作人员而言就是渎职的受贿行为，对私立医院的医生、院长等工作人员而言就是商业贿赂行为，收受者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医院在医疗费用之外再收取红包和回扣，不论公立还是私立都是乱收费，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情节严重者构成单位犯罪。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对收受红包的医生都作出严肃处理，对收红包者一律逐出医生队伍，严重者追究刑事责任，而且是犯者必究，一经发现查实绝不姑息，执法者和司法者不得以法不责众为由放纵医生，事实上收红包的医生在整个中国人口中并非“众”者，因而必须是一抓到底，无论哪个医生违法犯罪都要依法惩处。依法治理，才能治理好医疗红包引发的道德、社会和法律问题。
私立医院会计制度篇8
1.财务报表存在不真实现象。
一些医院对外报表不能真实反映财政、财务收支情况，隐瞒、虚报决算或应列不列成本、费用，损益不实的问题比较突出，其表现形式是，应在决算报表反映的资金不列表反映、隐瞒不报；医院应提修购基金不计提；应做损益处理的资产不做损益处理，造成虚盈实亏等。如，某医院2004年购入核磁共振一台计人民币586万元，该资产直到2007年11月才转入固定资产账管理，且少计提修购基金293万元。
2.乱收费问题比较普遍。
乱收费是扰乱经济运行秩序，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行为，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各级政府下决心要解决的问题。但在审计中发现，医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乱收费现象。如,某医院部分招标采购药品（西药类）零售价格超过规定药品加价率，超收金额45.02万元；自立项目向住院病人收取“医材费”、“医用棉签”等69.10万元；超范围向住院病人收取“一次性手套”、“一次性注射器”、“一次性输氧管”等卫生材料费11.73万元；超标准向住院病人收取“病理体视学检查与图像分析”、“病理大体标本摄影”的病理费、体液细胞学检查与诊断的检验费以及床位费等4.25万元。
3.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
国务院有关部委三令五申坚决制止账外设账、公款私存和私设“小金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明确规定“各单位发生的各项经济事项应当在依法设置的会计账薄下统一登记、核算，不得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化规定，私设会计账册登记核算”。但个别医院仍然存在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现象。如：某医院有些科室将收取的废品收入不交医院财务账做收入，而是科室人员将收入直接私分；某医院将食堂收入和庆典收入账外列收列支。
4.药品管理不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高于规定要求。
药品是医院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医院流动资金40%～60%，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相对于其他行业存货占流动资金平均存货量来说，储备成本较高，而药品收支在医院业务收支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目前药品管理在医院中较普遍存在药品进货渠道不规范，价格不一，药品储存量欠合理，时有积压造成浪费，影响资金周转等问题。大部分医院的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例都较高，不符合规定，如某医院2007年药品收入2 767.86万元，占业务收入的52.05%（三级综合医院要求是不高于45%），高出规定标准7.05个百分点。
5.医院存在开单提成现象。一些医院存在发放医生收住院病人补贴和开CT单等提成的问题。
6.执行政府采购制度不够到位，部分属于政府集中招标采购目录内的药品医院自行采购。
医院较普遍地存在一些设备购置未实行政府采购；有些属于政府集中招标采购目录内的药品，未实行政府集中招标采购，而是医院自行采购。
7.固定资产管理和核算不严格。
医院管理较普遍存在重资金轻实物的现象，尤其是对固定资产的管理比较混乱。首先，医院在进行固定资产的购置和更新时，缺乏投资项目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评估，可行性分析流于形式，导致盲目购置、更新固定资产或投资项目工期长、资金回收慢、投资效果差，造成资金浪费。其次，有些新建项目虽已投入使用，但由于尚未办理竣工验收等有关手续，滞留在在建工程科目，无法体现为固定资产，还有该报废的固定资产没有及时处理，该提取固定资产折旧的未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一些大型医疗设备超期使用，上述因素都会造成固定资产账实不符。
8.药品结算单失真。
大部分医院工资与药品处方收入挂钩，多收多得，有的结算人员从中作假，将未附有原始小票的处方，也计算药品处方收入内，从而扩大收入款，多提工资，损公肥私。
9.合作经营不规范。
医院未经批准与外商投资企业合作经营部分科室，与国内企业、医院或个人合办专科门诊，由企业、个人出资或投入仪器设备参与收入分成等。由于医院大多是非营利性的，国家在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了扶持。而这些项目的合作双方均以营利为主要目的，逃避了国家税收，加之投入的资金和设备往往不在医院财务上反映，容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也不利于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和医疗责任的落实。如，某医院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合作放免中心检测，2006至2007年共收取检测费53.65万元，医院分成23.56万元，公司分成30.09万元;与××学院亚太微量元素研究所共同合作，开发儿童血铅及微理元素的检测，2006至2007年共收取检测费37.51万元，医院分成13.28万元，研究所分成24.23万元。上述医院与投资单位签订的合作项目双方均以盈利为目的，取得的医疗收入为非免税收入，不能享受免税政策，与合作单位分成合作收入时，医院也未代扣代缴各种税费，医院和合作单位共漏交营业税及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20.90万元。
10.自制药品成本高，增加患者负担。
某医院“在加工材料”明细账反映该医院制剂室2006年至2007年在加工药品过程中共发生制剂成本费用26.77万元，经审计，药品制剂过程中实际消耗原材料直接成本费用只有5.55万元，只占总成本费用的21%，而制剂室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开支直接计入制剂费用，高达21.22万元，占总成本费用的79%。在高成本制成药品入库时还要加成16.6%后销售给患者。某医院对制剂室制成的这种不合理高成本制剂药品，转嫁到了患者身上，增加了患者负担。
医院存在的上述问题原因：
一是财政对医院的投入不足。除少部分的财政拨款补贴外，医院职工大部分的工资，其余经费、奖金、添置医疗设备等主要靠医院来自筹，再加上国家核定的医疗收费标准偏低且不能及时调整，医院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收回成本，不得已只好违反规定“自谋生路”。
二是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财经法纪观念淡薄，把为小团体及个人谋私利而不惜违反财经纪律。
三是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机关监督不力，惩处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遏制医院财务管理混乱应采取的措施：
1.学习财经政策，增强执法意识。医院领导及财会人员必须认真学习《会计法》及《医疗单位财务制度》，把握政策标准，提高执法水平，强化责任观念。
2.提高业务素质，完善财务管理。提高财会人员业务水平的做法是财会工作的基础。目前，医院单位的财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整体素质偏低，具有专业学历的财会人员还不多，加之领导存在重医疗把关，轻财务管理的倾向，导致财会人员业务素质较低而无人问津。为此，领导应当重视财会工作，狠抓财务管理，关心财会人员素质的提高，鼓励财会人员努力学习会计知识，增强会计操作技能。
3.执行药品价格，制止违规收费。药品价格及医疗辅助检查收费等，要严格执行物价部门的规定。执行药品价格政策，应注意时限性，不能执行过期文件；药品价格要上墙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对于医院制剂室生产的药品、制剂等，价格申报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成本不能高估冒算，不能骗取批准高价格。物价部门必须经常检查，特别注重考核药品成本变动情况，发现药品价格与成本申报出入较大时，应考虑调整价格，一定要消除凭关系或印象订价。
4.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为了防止固定资产会计核算及管理失控，不但要认真执行国家规定的《医疗单位财会制度》，还要针对实践制订本单位会计制度。固定资产增减变动应当履行申报手续，及时报给财务部门。固定资产应做到账实相符，安全完整，保值增值。固定资产管理及利用情况应作为领导政绩考核中的内容。固定资产购进、安装及出售时，必须采取谨慎性原则，严禁损失浪费或出现其他不正当行为。
5.加强财务指导，抓好培训工作。医院主管部门应树立责任意识，加大财会业务指导力度，定期开办财会人员培训班，尽快提高财会人员素质，促使行业财务管理达到法制化、规范化。
6.建立内审机构、发挥监督作用。医院必须成立内部审计机构，而且拿到本单位监督层面上来，及时审计财务收支情况，制止财务及医疗管理跑、冒、滴、漏现象，维护内控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内审还应当发挥服务职能作用，深入工作实际，促进管理升华，弥补不足，提出建议，为领导当好参谋，促使医院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7.加强职工教育，维护财经秩序。医院职工应具备高尚的医德品质，发挥敬业精神，为此，医院一定要经常开展职业教育活动，教育职工努力为患者服务，如发现侵害患者利益，应当追究责任。医院还应当制订财务管理内部制度，规定职守，划清责任，为维护财经秩序发挥有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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