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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4-08-15 14:05:30 37

民族政策论文

民族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两汉时期中央政府贵州民族政策文献

民族政策是中央政府为处理民族关系而制定的方针，它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两汉时期是我国民族政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贵州的民族政策是两汉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央政府处理与贵州民族地区的关系至关重要，对于今天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地缘因素，贵州历史上留下许多“空白处”，古代文献中有关贵州历史的记载少之又少，因此，相对其他地区，专门论及贵州的专著、论文较为缺乏，特别是专题研讨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民族政策的成果更为稀少。本文仅就所能查阅到的相关论述作一综述，旨在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研究概况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经营。目前学界所关注的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经营主要包括政治上的建制、经济上的开发和文化上的影响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政治上的建制。《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编委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西汉初年，即从汉高祖至汉景帝这七十余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所以在政治上基本无所作为。政治上的大规模建制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30年，汉武帝派唐蒙入使夜郎、修“南夷道”，之后汉政府在贵州先后设立键为、二郡，贵州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统一的行政建制。西汉成帝时，夜郎王反叛被灭，从此夜郎地区直接纳入郡县制体制。王莽时期，改郡为同亭郡，东汉建立后仍恢复原郡名，重建在的统治。上述事实，木芹在他的《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也做了详细叙述。除此之外，木芹还从汉族的内聚力和少数民族的内向力这一角度论述了中央政府政治建制成功的原因。侯绍庄等著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专门叙述了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夷”的开发和设置，并谈及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贵州建制上的特点，一是郡县的划分以各地原有的民族集团及所属氏族、部落的居住范围，并适当照顾经济区域的原则来划分，二是郡国并存、土流并治。其他如王文光等的《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对此内容也有涉及。

其次，关于经济上的开发。《贵州通史》以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了汉政府的经济政策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巨大促进，书中指出：汉初，中央政府虽与贵州地区无官方经济往来，但民间经济交流并未断绝。汉武帝时期，随着政治上的建制，中央政府也加大了经济上的开发力度，其主要措施是“募豪民，田南夷”。税收方面异于内地，仅以贡赋的形式向地方王侯象征性地征收少量地方特产，此政策持续到王莽时期，所以这一时期贵州地区虽有反抗中央政府的行为，但原因大都是政治上的压迫和民族歧视所致，而非经济剥削。东汉时期中央政府曾一度企图按内地标准对贵州地区征收赋税，遭到反抗，遂仍沿袭西汉时的政策。《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一书明确指出汉族移民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则从汉族经济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如铁制工具的传入使用、铁矿的开采等角度来谈中央政府对贵州经济上的经营成效。

第三，关于文化上的影响。《中国西南民族史》一书认为，汉武帝时，随着中央政府在贵州政治、经济影响的提高，汉文化已逐渐为“夷”族所接受，其典型代表为舍人和盛览。东汉时期接受汉文化的人逐渐增多，层次也有提高，其典型代表是尹珍。《贵州通史》指出，东汉是贵州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伴随着贵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学说也开始传入，出现了一些熟悉儒家经典的人物，代表性人物也是尹珍。而范同寿的《贵州历史笔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则对汉三贤中的舍人和盛览是否真有其人、籍贯是否在贵州提出了质疑。蓝勇《西南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认为两汉时期整个西南地区就是移民文化，移民主要有屯户、官吏、士兵、罪犯、商贾等。

两汉时期的贵州民族政策。分两种方式论述：

第一，整体上论述。胡邵华的《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探索・中国西南民族史概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认为两汉时期在西南地区所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措施，统称为初郡政策，包括六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其故俗治”的政策，二是对民族首领“厚赐缯帛”，以此拉拢，三是“无赋税”，四是移民屯田，五是选派廉洁官吏，六是帮助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胡邵华在其《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再次强调了上述观点。《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提法则不同，它认为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的政策政治上是“羁縻”，经济上是移民垦殖。政治上“羁縻”的实施范围有个从小到大、不断扩大的过程：西汉时实施范围局限于生产相对发达、产生阶级分化的地区，对于生产相对落后的地区还不能有效地统治；而到了东汉，整个贵州甚至西南都已在“羁縻”政策的实施范围内。关于移民垦殖这一经济政策，书中指出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汉移民是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实行“羁縻”的可靠支柱。

第二，分阶段说明。李正周的《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一文从三个方面，即西汉时期、王莽时期、东汉时期论述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夷的民族政策：西汉时期汉武帝在位时的民族政策，包括厚贿、武力统一、以故俗治、开通道路等；王莽摄政时的收买政策，即位后采取的降低封号的民族歧视政策；东汉时期的以德化为主、辅以武力，具体包括以夷制夷政策、廉吏政策、征收赋税政策、武力讨伐政策等。该文内容翔实，论述全面，但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缺少制定这些民族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其二，某些方面史料说服力不够。孙长忠的《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一文着重论述了汉武帝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他明确提出当时实行的是开明的民族政策，论述内容更加翔实，除开通道路、以故俗治两方面与李正周提法一样外，还论及了派遣和平使者谈判，设置郡县加强管理，实行“无赋税”的经济政策，募民屯垦等内容。关于王莽时期的西南民族政策，汤夺先《试论新莽时期的民族政策》一文认为只有一点，即民族歧视，包括降王为侯的贬黜政策和军事打击的强硬政策。陈金凤《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一文分析了光武帝在“柔和”指导思想下，针对不同少数民族实施的不同民族政策，对“西南夷”，光武帝认为它属于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所以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政权内部问题，采用比较稳定的控制措施。陈金凤的另外一篇文章《东汉明帝民族政策论析》（《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认为汉明帝时期的民族政策倾向于同西南加强政治联系。

从其他角度论述贵州在两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的文章有：谷口房男的《汉六朝时期的民族官印与民族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认为现存的汉六朝时期的民族官印是中央政府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有效统治的证明，从侧面反映了该时期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张峻的《论秦汉时期的民族迁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8期）则论述了这一时期民族迁徙的状况、特点和意义，而向西南地区的迁徙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时期西南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研究特点

综上分析，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对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的研究有以下特点或者说不足：

相关研究少，对贵州民族政策的专题性研究则更少。对其论述主要散见于对“西南”民族政策的研究中，或是对该时期整个民族政策的研究中。这一特点无论是在讲述开拓经营的事实或在分析具体的民族政策中都有所体现。如专著中的《两汉民族关系史》、《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探索》，论文中《浅析汉朝初郡政策的历史作用》、《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试论汉武帝的“西南夷”民族政策》、《试论新莽时期的民族政策》、《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等都是将其放在“西南夷”这一大的框架范围内，而鲜有单独就中央政府对“西南夷”民族政策进行论述的。这就使得，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贵州民族政策的研究呈现出分散性的特点，缺少系统性和完整性。

民族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民族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建构

中国的民族伦理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研究思路、范式上，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学者们站在更高的时代水准上定位民族伦理学，深入研究和思索民族伦理学的相关问题。

(一)民族伦理学的学科定位

1.伦理学与民族学二元交叉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是一门介于伦理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它以民族伦理道德为研究对象，它所关心的是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民族伦理道德的形成机制、变化规律、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功能作用等。

2.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二元交叉论。孙春晨认为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具有“亲缘性”，民族伦理学应当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3.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元交叉论。蒋颖荣认为，应当将民族伦理学置于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者的关系中定位，民族伦理学是一门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民族道德生活的交叉性学科。

(二)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视角

1.内在性文化论。李伟教授认为，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具有内在性、精神性、机理性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他把民族伦理的研究定位于文化哲学层面的内在性文化范畴。

2.民族伦理价值观念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研究中的关键是要做到伦理学与民族学研究视角的有机结合。在民族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的是价值观念因素，而民族伦理学探讨的重点就是民族伦理价值观念层面的问题。

3.民族政策论。熊坤新指出，研究民族伦理，不可忽视对民族政策的反思，民族问题无小事，所以从事民族伦理研究的学者，首先必须掌握民族政策。

4.综合民族伦理论。陈延斌提出，研究民族伦理学，应当把少数民族伦理、中国民族的主流伦理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伦理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各民族一致的价值观。

(三)民族伦理学的起点

1.民族习俗逻辑起点论。王淑芹认为，民族习俗是民族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但民族习俗中有“良俗”与“劣俗”之分，民族伦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从价值选择的角度评判民族习俗中的优劣元素。胡东原认为，民族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点是民族习俗，这便是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起点。

2.文化哲学视角理论预设论。李伟强调把民族伦理文化作为内在于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中的内在机理和本质精神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他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给予了民族伦理研究四个方面的理论预设，即认为民族伦理文化是非线性的、选择的、多元的和内在的。

(四)民族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创新论。杜振吉主张.在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过程中，不能简单套用伦理学的一般理论范式，而应当挖掘少数民族中生活化的东西。李培超指出，当今伦理学对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所以民族伦理学应该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

2.四方法论。潘忠宇、于兰认为，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民族伦理学有其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一是经验描述方法；二是价值分析方法；三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四是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

3.人类学转向论。孙春晨认为，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不仅能够拓展民族伦理学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助于民族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更新。

4.引入民族志方法论。蒋颖荣认为，民族伦理学现有的研究方法使得目前的民族伦理学学术研究和体系建构囿于一般伦理学的框架，难以挖掘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道德生活的真实状态。而民族志方法的引入，将给民族伦理学的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变革。

5.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王淑芹、高梅提出，研究民族伦理学，除了运用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之外，还应该借鉴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实验法、统计法等。

(五)民族道德研究

1.民族道德的发轫过程。熊坤新认为，民族道德的产生，大致经历了如下序列的演进过程：(1)人类道德的真空――前人类社会的道德失范；(2)民族道德的雏形――氏族道德；(3)民族道德向民族道德过渡的桥梁――部落道德；(4)民族道德的形成一一民族道德。民族道德的发轫及其状态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其中，氏族道德是起点，部落道德是中间环节，民族道德是前二者的结果。

2.道德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唐贤秋认为，民族性与超民族性是民族化道德主体所表现出的两种相互联系的道德属性。道德的民族性指道德主体的民族道德差异性。道德的超民族性，则是道德所具有的超越不同民族主体自身的特点而为各民族所共有的属性。

二、民族伦理的意义与价值

(一)民族伦理中的和谐因子

1.民族伦理和谐因子与构建和谐社会。徐成芳、李博认为，我国各民族伦理的发展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性理解的过程，其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和谐因子。

2.多元的民族文化中有和谐的元素。卫建国指出，研究民族伦理的宗旨之一，就是“多元和谐”。研究民族伦理，可以将和谐元素整理出来，使之以系统、体系的方式为所有民族共同吸纳。

3.对民族平等思想的伦理探析。韩中宜、马亮认为，民族平等思想蕴含的“公平正义、人文关怀、同舟共济、致思和谐”等民族优秀伦理，对正确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二)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

1.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姚新中介绍了英国及西方国家与民族伦理学相关学科的研究状况，论述了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多元和谐、多元共存，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

2.对待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伦理态度。冯庆旭认为，对待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伦理态度，首先需要各民族对自身的伦理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伦理认同，然后在此基础上相互承认、彼此尊重、理性宽容。

3.韦伯消解张力的融合型价值伦理的启示。冯璐璐认为，从韦伯的理论可以看出，伊斯兰伦理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价值伦理而非工具伦理；但韦伯眼中的伊斯兰教又是富有鲜明的现世伦理色彩的宗教。这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有启发意义。

(三)少数民族伦理对汉民族伦理重构的借鉴意义

“道德堕落”是学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切关

注。陈文江、张言亮认为，与西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相比，汉族群众现在面临着道德沦丧的危险。而各种让西北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还能够坚持底线。在建构现代性伦理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向西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学习，重新找到自己信仰的基石，让伦理规范获得坚实的地基。

(四)民族伦理的自我意识与超越意识

1.种族认同与民族国家。陈家琪以锡伯族“西迁戍边”为例进行了阐释，认为锡伯族西迁是为了使民族国家成为一个以满族人为主体、但同时又是汉化了的统一国家。

2.作为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化。李兵认为，少数民族哲学集中体现在其文化的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之中，生存意识展现了人的始源性生命本性和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超越意识表达了人类强烈的生命冲动和面向未来的生存意向。

(五)民族伦理文化的冲突与融和

1.民族伦理中的价值冲突与融和。尹强分析了民族伦理中价值冲突的“围城”效应，即两种不同步的文明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因惧怕“被同化”或“自我异化”而固守各自文化的合理性和内在追求，对异质文化的拒斥心态。何怀宏提出用发展和法律来解决民族矛盾，他认为，当前我们民族工作的思路应该是反暴力、保稳定、促发展，着力解决失业问题，同时要强化法律意识，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地方规则与普遍原则的差异与适应。陈其斌指出，在他自己已有的民族调研中，的确有民族地方习惯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时候，也有藏区法检部门默认当地习惯在调节纠纷中效力的情况。这引起与会学者一个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民族伦理中的地方规则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差异、冲突及适应问题。

3.民族伦理中的地方性文化复兴与自我认同。王良范以黔东南苗族文化的变迁为例，认为，今天的黔东南苗人正在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将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资源融合起来，以建构自己的文化转型和新的文化认同。

4.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涉及的主体问题。高兆明通过对“民族文化主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主体”的概念分析，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基石是多民族文化间的平等与尊重，其核心是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主体性精神的培育。

(六)少数民族伦理与民族地方社会和谐

卫荣凡从教育的层面探讨了对民族伦理的研究和建设。邓艳葵分析了壮族传统伦理道德在构建和谐广西中的生态价值。邓艳葵、赖佩嫒、覃冯还对壮族传统伦理道德对当代壮族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梁银湘、唐凯兴探讨了中华传统政治伦理在壮族地区中的传承与更张。胡滨从回族文化特征透析了回族居民的幸福感。王永和、张琳探讨了回族伦理文化对促进宁夏社会和谐的价值。李红梅分析了临沧南美乡拉祜族的和谐文化思想。

三、单一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研究

发掘单一少数民族的伦理文化价值也是这次研讨会的特点和热点之一。

1.回族的人性论、商业伦理及婚姻家庭观。梁向明将回族传统的人性论与儒家人性论进行对比，认为回族思想家秉承了伊斯兰教的人性论说教，认为人的善恶是由真主前定的，同时，他们又以儒家的人性论为立论依据，强调人的气质是可变的，从而使他们的人性善恶观既具有鲜明的伊斯兰风格，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郭春霞认为，回族商人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下，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并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商业伦理。李斌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访谈了部分回族人士，概括了当代回族婚姻家庭观的特征。

2.维吾尔族的生态伦理观及现代价值。刘东英对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探析。努力曼・依米提结合自己对新疆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聚居区所作的民族生态调查，对维吾尔族的生态伦理观的现代价值作了探讨。

3.藏族伦理道德中的“附魅”和“祛魅”。刘海鸥根据自己对我国和川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的考察，对藏族伦理道德中存在的“魅”现象进行了分析。

4.蒙古族的畜牧经济伦理文化。斯仁将蒙古族的畜牧业经济伦理与生态结合起来，阐释了蒙古族畜牧业经济伦理的概况。

5.壮族岁时节日文化的伦理意蕴。唐凯兴、李栗茜论述了壮族岁时节日文化的伦理意蕴。孟立永考察了壮族传统婚姻道德生活现状及发展趋势。

6.土家族生命伦理。滕海滨从土家族撒尔嗬生命意识，解读了土家族“卵生太极”宇宙论的生命意识传递。

7.云南白族近代商帮道德文化和传统慈善伦理。杨国才对白族商帮道德文化作了系统探讨。王银春就白族传统的慈善伦理及其现代价值作了论述。

8.傣族的淳朴文化及政治伦理。雷希以傣族为例，向大家展示了他对傣乡“淳朴”文化的深入研究。李玉珍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例，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切入，对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社会中的优秀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介绍。

9.佤族孝道文化的当代价值。艾兵有以佤族孝道文化为例，提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形势，“中国式养老难题”的解决必须与民族传统道德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10.瑶族“度戒”伦理。刘莉论述了瑶传道教“度戒”仪式对瑶族伦理的影响，兼论了道教伦理对瑶族伦理的影响。

王磊在分组讨论总结时指出，对民族伦理的研究不能只注重差异，更需注重融合。

四、民族伦理典籍及跨学科研究

1.蒙古族典籍伦理思想研究。萨・巴特尔就《蒙古秘史》中的社会理念及伦理精神做了梳理和诠释。斯仁首次对《蒙古秘史》所记录的远古道德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对该典籍中蕴含的氏族社会特有的氏族道德风尚进行了梳理。

2.回族典籍伦理思想研究。张学智考察了回族哲学家王岱舆的伦理思想与儒学的会通关系。孙振玉和胡玉冰就明清回回理学的相关文献中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探讨。

3.儒家典籍伦理思想研究。段吉福分析了德性伦理视阈中的孟子心性论。杨泽树论述了孟子“夷夏变”的价值意蕴。郑全从情本论和治世理念之弊的角度，探讨了传统哲学之主流――儒家道德哲学之蔽。

4.其他典籍伦理思想研究。唐凯兴、黄修卓就壮族布洛陀“体系神话”中的伦理思想等进行了学术探讨。张亚月对民族伦理视野中的民间宗教及其功用进行了论述。高宝丽从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手，认为恩格斯的家庭伦理观的核心是平等。

5.宗教学与民族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很多少数民族的伦理思想是蕴含在其宗教思想中的。贾学锋和钟梅燕对藏传佛教教义思想中的伦理美德及其现代价值作了探讨。黄云明就百丈淮海禅学思想中的经济伦理价值作了史学的、宗教学的以及伦理学的阐释。阿不力米提・乌买尔-毕力盖就中世纪伊斯兰教哲学家法拉比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探讨。任军对纳塞尔《知识与神圣》首章“知识及其祛圣化”进行了解读。马慧兰以惠州伊斯兰文化为例探讨了宗教的价值。

万俊人会长对中国的民族伦理学研究给予了殷切的期望，他指出，研究民族伦理学的学者，要有世界眼光和整体观念；要培养自己的学术敏感意识；要树立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思路；要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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