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篇1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
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
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
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经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粮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一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贷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
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篇2
货币政策是指由中央银行采取的，通过影响货币和其他金融条件来寻求实现持久的产出增长、高就业和物价稳定等广泛目标的行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则是指货币供给影响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和作用方式，离开这些环节和方式，货币政策工具就失去了作用的前提和依据。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及货币政策模式的选择是与对货币供给特性的认识和判断紧密相连的，货币供给的特性主要是指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是由商品流通及经济活动所内在决定及制约的内生变量；而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则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过程以外的其他因素（如货币当局）所额定制约的外在变量。当代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都是以外生货币供给为理论基础的。然而，自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产生以来，就一直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通过经验事实证实了相反的结论。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因处于非主流地位而略显微弱，但他们的观点与论据为我们拨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认知市场经济运行的真实面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对我们正确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制定货币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首先对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予以简要论述，以便为后面探讨内生货币供给视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一个理论平台。
一、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与外生货币供应理论的主要分歧
从货币理论史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上看，争论的焦点和根本分歧在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的客观关系上，争论的真正意义在于货币内生性供给的客观必然性而非必要性上。从必要性上讲，几乎所有的货币理论家都不否认货币供给有符合货币需求的必要性，并以此作为理想、合理状态，但内生论者不仅认为这种内生性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必然结果。反之，外生论者却否认内生货币供给的客观必然性。现代信用货币供给的内生特性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与主流经济学派的货币争论中得以深入研究和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静态均衡理论。作为这种理论核心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从其本质上讲是一个交换经济模型。这一模型抽象掉了生产过程，从而也抽象掉了生产过程所体现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建立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之上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派的一条共同的主线就是货币至少在长期是“中性的”。也就是说，相对价格，收入和产出与在长期货币数量是无关的。同时，价格的总水平是由货币数量所唯一决定的。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完全是货币数量变动的结果。但是货币数量的变动本身却不是由金融因素作用所内生决定的，而是由金融市场外的一些力量所外生决定的。这包括作为商品货币的贵金属的发掘与流通；或者在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是由政府或货币当局（中央银行）发行所创造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在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提出批评的同时，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货币如果真的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摆脱“面纱”命运，成为“强大的工具”，那么它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而必须进入生产领域，与人类的劳动和物质财富的创造相结合。这就意味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这是使货币与生产相结合，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联系的基础，这也是我们理解货币内生特性的关键。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是深刻而本质的。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在流通之外取得了一个“独立”的“存在”，马克思把他称之为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货币作为“货币”。从内容上看，它是“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是“社会财富的一般概括”这就为货币向资本转化，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打下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对资本所做的首要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并在流通中保存自己，也就是说，货币不应再仅作为流通手段，而是应该成为“进入流通并同时从流通返回到自身的货币”，这是“货币借以扬弃自身韵最后形式。……同时也是资本的最初的概念和最初的表现形式”。这就建立了资本与货币的内在联系。而财富取得了货币的形式，就使得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这一目的的实现只能通过劳动的消费来实现，而劳动的消费就是生产过程，这样，我们就从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流通出发，通过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走到了生产领域，在货币与生产之间建立了内在的联系。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就使得货币本身“作为可能的资本……变成了商品”，在“商品或货币的形式上被购买”。当然，货币资本的这种商品性及其买卖形式，与普通商品有所不同，它是“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贷出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是资本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后，货币内涵及外延的深化和发展。而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则在银行上获得了统一，银行成了专门经营货币存款的特殊机构，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人身份出现，把借贷货币资本集中在自己手中，作为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与职能资本家对立。由于它们为整个实业界贷款，也就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对立。于是，银行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也代表借入者的集中，成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轴心。银行信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具有存款创造功能。马克思指出，银行作为货币资本的集中者，其资本是由公众的存款转化的，而“存款只是公众给予银行家的贷款的特别名称。”实际上，除了少量的银行准备金之外，银行的大部分存款要么由存款人互相提供的贷款而抵消，仅仅作为帐面项目起作用，要么就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它们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是通过贴现、贷款流到企业、通过购买公债流到政府，或者通过有价证券的买卖流到私人及证券交易人手中，也就是说，银行资本的最大部分是虚拟的，是由债权、国家证券和股票构成的，是“银行家向国家、股份公司生产资本家索取未来收入的凭证”。虽然存款可能已被银行贷出或变成了虚拟资本，但存款者的货币提取权却并未消失，人们既可以通过银行转帐又可以通过现金支付把它当作实际的货币来使用。因此，银行具备创造货币，扩大货币流通总量的功能，“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当流通中的货币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时，“存款却有2700万镑”就不令人奇怪了。而且，“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货币的数量最终取决于生产和流通过程对货币的需求。总之，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将货币问题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来研究，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信用货币的本质及其内生创造过程，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上达到了理论与逻辑的统一。而同样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却经历了漫长的认识及理解过程。
熊彼特在回顾西方货币理论发展时，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在信用货币创造问题上的认识是极其狭隘的：他们脱不开实物分析的束缚，只是把银行理解为闲散货币和货币使用者的中介人，把真正的放款者理解为公众，从而认为信用在本质上与银行无关，银行只是使现有的流动资金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会增加它的总额。指出其错误根源后，熊彼特认为，银行虽然在形式上不创造法偿货币，但从放弃货币使用权这一意义上说，存款者并没有因为把钱存入银行而向贷款者借出任何东西，他们通过支票或银行转帐仍在花钱，存款从法律上说不过是索要法偿货币的权力，但经过银行的信贷行为却能在很广的范围内象法偿货币一样使用。所以从实质意义上说，银行的行为几乎等于创造了法偿货币，并通过“非正常信贷”与货币资本的形成联系起来。这对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信用创造”理论，不仅承认了“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清楚地“显示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储蓄投资机制和银行在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实实在在分析上的进步。”而要“经济学家们”理解这一点，却很困难，“即便是现在，该学说的某些最重要方面也不能说得到了完全的理解”。尤其是凯恩斯在其给西方经济学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采用了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之后，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更是一度消沉下来。
直到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货币体系之运转”的引起争论的报告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该报告对以新古典综合派思想为指导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严重疑问。其总的结论是，货币供给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所谓“拉德克利夫流动性命题”。报告认为，“同支出有关的是整个流动性状况，而不仅仅是货币供给。因为购买商品和劳动的支出决策——决定需求水平的决策二—是由支出者和不同金融集团的流动性决定的。”影响一般流动性的因素不仅包括收入、可转换资产和支出者的借贷能力，而且包括原意按一定条件为人们的支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的经营方式、情绪和资金来源。因此，按照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观点，货币政策强调的重点不应放在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上，而应放在“其行为似乎可以对经济中的流动性的大小造成重要影响的所有金融机构集团上”。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实际主张的是，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因而它是不受货币当局控制的。
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观点为金融中介机构职能理论的代表格利、肖与耶鲁学派的代表托宾所继承。他们针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从反面提出材料，力图证明货币当局等外生力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主要是独立于外在控制的经济过程内部活动的结果。格利和肖强调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之所以认为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因为他们为货币仅仅是交易和支付工具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实际上，货币并非只是作为支付和交易工具而是作为一种金融资产而被排他地需求着。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比商业银行发展得更快的非货币金融媒介的增长，“货币机构与非货币的中介机构……都创造金融债权，他们都可以根据持有的某类资产而创造出成倍的特定负债。……它们都能创造可贷资金，引起超额货币量，并产生大于事先储蓄的超额事先投资”。也就是说，这一间接金融过程不仅增加了可贷资金的供给，而且也扩张了经济中流动资产的量，而这种非货币金融是在货币当局控制之外的。正因于此，使得原有的货币金融政策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量已显著削弱。耶鲁学派资产选择理论的代表托宾基本上也按同一思路提出了他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托宾指出，对于公众来说，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实质上的界限。在现代复杂多样化的金融世界中，公众可选择的资产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和具有替代性。商业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大众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又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这样，货币供给量就决非中央银行及其政策所能完全控制的。
近些年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项主要理论贡献就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探讨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研究推向深化。然而，对于货币供给是如何内生决定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被迫满足他们的需求，否则这将影响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活力。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或通过再贴现窗口来满足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要求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数量控制。我们对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其代表人物有温特劳布、卡尔多和莫尔等人。拉沃伊（Lavoie）总结了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观点：“在平时，商业银行准备提供所有的贷款，中央银行准备提供所有的准备或在现有的利率水平上提供所需的差额……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创造准备。货币供给在中央银行或银行系统给定的固定利率上是内生的。它可以用一条给定利率上的水平的直线来表示。”因此，货币供给为需求所决定。中央银行只能控制利率而无法控制货币量。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当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它们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如从联邦基金、欧洲货币市场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处获得。我们对此称之为“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明斯基、罗西斯和埃尔利等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一大特征就是把资金从活期存款吸引至联邦基金、欧洲货币市场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短期货币市场融资工具。这些工具的准备金要求与活期存款相比要小得多，甚至为零。这样，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有效控制准备金的绝对水平，但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既定数额的准备金就可以支撑更多数额的负债管理型储蓄，而更多的储蓄也就可以支撑银行对经济活动的更多信贷。资产负债管理的另一特征是在给定的金融结构中，它会对利息率产生向上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负债管理中更高的利息成本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一方带来的影响。如果商业银行想继续保持它的利息（利润）水平，这种高成本就会传导给借贷者。当然，商业银行也可以创新出新的金融工具来减少高利息成本对借贷利息率的压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适应性内生货币理论观点相反，利息率的决定并不是由中央银行产生并控制的一个单向过程，而是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金融市场的各经济主体包括中央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企业和公众等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通过行为互动和理性选择而共同决定的。这样，在利率——货币供给二维空间上，货币供给曲线就是正向倾斜的，货币供给的数量和价格反应了需求和供给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最近的实证分析证明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在发达国家更具有效性。
二、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虽然货币供给内生论者因分析的角度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者一些分歧，但他们共同的观点是：货币供给量不是由政府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所决定和控制外生变量，而是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共同决定而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这源于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的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上的一种实物交换经济，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基础之上的“货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资本家（投资者）为赚取利润而进行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货币就是投资和生产得以实现和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为避免生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收益的风险，要素所有者在向资本家提供生产要素时，都要求资本家以货币这种为社会所公认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作为预先支付（在国民收入统计核算体系中，这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可视之为货币流量）。而资本家为获得这笔预先支付，可以同银行签订债务契约，以资产（可视之为货币存量）抵押的方式从银行得到这笔借款，并承诺用投资的未来收益来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而银行则通过“信用创造”，为企业提供这笔贷款。因此，货币不仅仅是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更重要的是货币是作为一种债务契约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货币供给和债务，和生产过程就紧密联系起来。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最扼要的解释。这一理论自然而重要的推论就是利息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1.利率在内生货币供给体系中的作用。
在货币与利率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是以外生货币供给变动如何影响利率水平作为研究的内容，认为在货币供给和利率的关系中，外生货币供给是自变量，而利率则是随之而变动的因变量。而如果不再将货币看成外生变量，而是视作内生变量时，利率变动就可以通过对贷款人和借款人就货币供求的态度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货币供求变化而使金融出现紧缩或膨胀，这样，利率变动对经济也就具有调节作用。尤其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中，货币供给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中介机构，贷款创造了存款。这一观点也为前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艾兰·霍尔迈斯（A1an Holmes）所证实，“在现实世界中，银行扩充信贷，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存款，然后再寻求准备。”如上所述，金融中介机构（贷款人）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来寻求其准备的。而市场利率就是其寻求准备的成本，利率的变动会直接影响贷款人的资产负债结构，通过贷款人对贷款决策的调整而影响社会信用利用的可能性。因此，在金融创新造成货币供给内生特性愈发彰显的情况下，虽然中央银行已经失去了对流动性的完全控制能力，传统的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从此以后就毫无作为了。实际上，即使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政策也是重要的，只不过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正如雷（Wray）所指出的，“即使商业银行的预期与借款者的预期同方向变动，商业银行也不能完全适应性地满足信贷需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教科书存款乘数或传统的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的观点。但是，中央银行能够使商业银行难于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而中央银行使商业银行难于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就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过对中央银行利率体系的调控来影响金融机构和企业、个人的资产负债选择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以及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而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2.中央银行利率目标选择及传导机制。
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一般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中央银行决定的基准利率，以及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备付金利率等构成。如前所述，由于金融创新使再融资的主动权不在中央银行手中，所以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通称再融资利率）的变动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更关注的是其告示效应。，即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信号，其变动可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而对市场利率产生影响，因此受到市场的普遍关注。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备付金率曾是中央银行利率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金融体系的开放和发展，货币当局要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来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其重要性已大大降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如美国、加拿大、瑞士、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都降低或取消了法定准备金率，零准备金率正成为一种趋势。
中央银行通常依赖于基准利率来调控货币市场的利率。这是因为基准利率可以直接影响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并通过资金的流动而使货币市场的利率结构趋于合理。作为中介目标的利率一般指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货币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市场，由各子市场，如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短期债券市场等组成。利率作为市场价格，它将信号准确地传达给货币市场的参与者，并以各种短期金融工具为载体，通过市场参与者的买卖而将各子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利率是维系各子市场有序运作的纽带。当然，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体系合理、健全与否关系到货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是否能够稳定发展，建立一个合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前提和目标。
总之，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内生货币供给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货币供给量向货币市场利率转化，而货币政策工具也由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直接调控工具向公开市场操作转化。与外生货币供给下的公开市场操作不同，其目的不是直接调控货币供给量，而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市场利率而影响金融机构和企业、个人的资产负债选择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以及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从而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最终达到货币政策目标。
从实践中看，美国在整个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又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时期，这被人们称之为“新经济”现象。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经济现象是与美联储宏观调控有着密切关系的，尤其表现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也就是由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转移到对利率的调节，并逐渐形成以微调为特色的利率政策。这显示了建立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基础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3.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一般认为，在我国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由于“倒逼机制”和体制外“灰色金融”的存在，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我国货币供给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内生性。
（1）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按照我国货币层次定义，广义货币M2由流通中的货币C和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D构成，即M2=C+D.基础货币B=C+R+Re+NR，其中R是法定准备金，Re是超额准备金（1988年3月之前为备付金），NR是非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若记c＝C／D为现金流通比率，r和 re分别为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则（r+re）×D＝R+Re，nr＝NR／D为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m=M2／B为货币乘数。于是：
m=M2／B＝C+D／C+R+Re+NR=1+c／c+r+re+nr可见，影响我国货币乘数的直接因素有现金流通比率c、法定准备金率r、超额准备金率re和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nr，而且货币乘数与这四个因素都是负相关的。但从1988年至1998年3月，法定准备金率维持在13％不变，可视为常数。nr的值较小，而且变化平稳，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金流通比率c按下面的公式分解：c＝C／D；C／E.E／Y.Y／D，其中E为消费支出，Y为国民收入，C／E为现金消费比率，E／Y为平均消费倾向，Y／D为存款货币的周转速度。随着金融机构的技术和服务的创新（信用卡、支票帐户等）的发展和深入，C／E可望不断下降；平均消费倾向E／Y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储蓄倾向的上升也在不断下降；存款货币的周转速度Y／D与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效益有关，金融效率的提高，将使货币的周转速度下降。因此，从总体来说，我国现金流通比率的长期趋势是下降的，而我国的货币乘数m却由 1993年的1.45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可见，c值与货币乘数的负相关关系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c值的变化对货币乘数影响很小。这样，在我国现阶段影响m的因素主要是超额准备金率。
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其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而这也就产生了流动性成本，即因持有低收益的超额准备金而无法进行高效益贷款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因此，超额准备金水平主要取决于贷款利率的高低。在经济高涨时，投资需求增加导致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必然造成贷款利率提高，而贷款利率的提高将增加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银行会减少超额准备金，降低超额准备金率，由此提高了货币乘数。而在经济衰退期则产生相反的效应。因此，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是呈典型负相关关系的，货币乘数的变动就与经济波动保持一致，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性特征。对我国货币乘数变化的考察证实丁这一点。我国的超额准备金率由1993年的5％左右一直上升到1996年以后的9％一11％，翻了一番，而货币乘数也由1993年的1.45一直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
（2）基础货币供给成为内生变量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
首先从再贷款渠道来看，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财政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投资饥渴症的刺激下，必然转化为银行信贷的软约束，从而形成“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式的“倒逼机制”，导致信贷规模失控。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基本告别短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下，企业亏损面增大，市场投资获利机会少，企业投资意愿不够，信贷需求萎缩，而银行也在风险约束下出现“惜贷”行为。这造成从1996年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再贷款余额从14088亿元下降至11520亿元，而且出现提前归还再贷款的情况。这显然与央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治理通货紧缩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以上分析表明企业信贷需求的顺周期特性决定了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伸缩，央行的再贷款具有典型的内生性。
其次，再贴现也具有内生货币的典型特征。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信用体制不健全，商业票据尚未普及，票据贴现市场远未发育成熟，使得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缓慢。2000年，央行再贴现贷款仅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3.5％。而即使再贴现业务形成规模，也难以成为央行调控货币供给的有力工具。因为再贴现同再贷款一样，其主动权是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的，这一点已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再次，中央银行并不具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绝对主动权。这主要是因为适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而中央银行本身债券也不足，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只能做投放短期资金的单向操作，灵活性受到束缚。据统计，1999年底，央行资产负债表列明的各种债券仅为118.9亿元，仅相当于其总资产的0.34％。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而不愿出售，这些都使得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从而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调控基础货币的主动性受到很大限制。
最后，外汇占款的形成在目前体制中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具有很强的被动性，经济高涨，国际收支顺差时，央行为保持汇率稳定，保证银行结售汇制度正常运行，必须抛出本币，增加外汇占款。如1994—1997年，外汇储备大增，中央银行资产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 3070.62亿元，外汇占款也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主要渠道，1995年，外汇占款增量与央行资产运用增量之比高达75.2％，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央行试图控制基础货币投放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关键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人民币不贬值使我国出口增长下降，外汇收入减少导致外汇占款增速缓慢，2000年外汇占款增加753亿元，占全年央行资产运用增加额的26.1％。这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货币数量成为依赖于外汇市场状况的内生变量。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目标下，外汇占款不是中央银行可以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
三、结 论
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篇3
（一）发达国家（地区）电子货币的发展状况
电子货币于1990年诞生之后，在欧美等国率先进行研发并投入使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卡基电子支付产品方面出现了信用卡、借记卡、预付卡、消费卡、电话卡、各类IC卡（IC电话卡、IC公交卡、地铁卡、校园IC卡等）、电子钱包、智能卡等。卡基产品在发达国家（地区）被广泛用于小额交易支付，发展非常迅速。较著名的欧美卡基产品品牌有Modeus、Visa、万事达组织下的MasterCard、Maestro及Mondex、CashCard、Avant、Chipknip、Dexit等。各类网络银行方兴未艾。在亚洲发达地区，地铁公交卡较为发达，有韩国的T-money交通卡、日本的Suica卡、香港的八达通（Octopus）、新加坡的SingaporeCashCard等。其中的一些还可以在小额支付场所使用。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基于软件和网络的网基电子支付产品的发展速度远远慢于卡基产品，投入使用的产品也相对较少，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Beenz币、著名的比特币（BitCoin）、荷兰的E-Cash等。由图1可知，电子货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交易额总体呈上升趋势。新加坡是亚洲乃至全球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电子支付和电子货币领域发展迅猛，处于领先地位。日本于07年开始普及电子货币后用户激增，交易量增长紧随新加坡之后。接着是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较早发行电子货币的国家，其中荷兰和意大利的电子货币发展较快，比利时的电子货币业务有衰退的趋势。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等）的状况略显低迷。美国、英国和香港的统计数据缺失，无法获得。从表1、图2中可得出，新加坡的电子货币交易额占GDP比重最高，比利时的比例逐年降低，荷兰电子货币的发展较为平稳。意大利和日本电子货币交易额占GDP的比重增长显著。08年经济危机虽然使各国经济衰退，但在绝大多数国家，电子货币仍保持较快发展。伴随着09年后各国经济回暖，此比重反而由于GDP恢复增长而有所回落。此外，虽然眼下电子货币交易值在一国GDP中所占份额非常小，其对一国国民经济的影响还远远不如现金、支票等支付工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子货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强劲的发展会使其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其对经济和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将越来越不可忽视。
（二）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状况
我国电子货币起步稍晚。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化竞争的需求才为电子货币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提供了土壤。我国的电子货币产业紧跟世界市场发展大潮，用户市场庞大，发展潜力巨大。在国内的卡基电子产品中，由于银行被禁止发行储值卡，非银行机构的储值卡业务十分发达，且主要为单用途储值卡。①“截止目前，国内典型的卡基电子货币主要有香港八达通卡、上海公交卡、广州羊城通卡、厦门易通卡等。”除了公共交通领域外，各种储值卡还在其他的小额支付领域大放异彩。②IC卡在其他领域获得了快速应用，在金融、电信、社会保障、税务、公安、交通、建设及公用事业、石油石化、组织机构代码管理等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同时，随着中国银联的成立和网络架构的完成，银行卡业务作为电子货币的主体业务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大大方便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支付结算活动。而央行数据表明，③截至2010年末，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已达24.15亿张，IC卡占比仅3.7%。我国的网基电子产品发展势头迅猛，虚拟货币市场规模巨大，产品使用广泛。④“国内互联网已具备每年几十亿元的虚拟货币市场规模，并以年均15％———20％的速度成长。”最典型的代表产品有腾讯公司推出的Q币、Q点及游戏币业务，百度公司的百度币业务，网易公司的“网易一卡通”等，被人们广泛用于网上虚拟交易过程以获得网络虚拟产品和现实中的实物产品。
二、电子货币的发展对金融业的影响
（一）电子货币发展给金融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电子货币的发行使中央银行面临更加复杂的金融环境，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货币流通速度测定的难度加大，央行控制能力减弱，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面临更多挑战。（1）电子货币的内生性导致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机制的变化，货币供给数量变得难以测算，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可能出现偏差，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的风险加剧。理论上任何具有足够信用的金融机构主体都可以发行电子货币，而在实际中，电子货币也主要由银行系之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因此电子货币的出现使得中央银行无法再垄断货币的发行权，同时电子货币供给主体的增加会产生货币供给中的竞争，从而削弱央行对经济体系内货币供给总量的控制能力，货币的供应总量日益受到经济主体内部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使得宏观经济中不确定的因素大大增加，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面临重重困难。（2）电子货币的发行使传统货币供给理论中的相关变量呈现新的变化规律，经济体内各因素的相互作用更加复杂，对现行货币供给理论提出重大挑战。第一，在电子货币时代，主流经济学中由货币乘数控制的货币供给过程M=mB（M是货币供给量，m是货币乘数，B为基础货币），将逐渐失去其理论前提和理论意义。因为中央银行通过货币乘数m来控制货币供给量M的理论前提是：①“货币乘数m必须是足够稳定的，是收敛的，或者是可以通过别的变量来预测的。”而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多元化将使m主要由网络电子金融市场上电子货币交易的信息流速度内生地决定，从而使m具有发散性、不稳定性特征，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趋向无穷大。同时，电子货币使用率的升高也会使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现金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组成的传统理论渐渐失去理论意义。第二，虽然现在电子货币还处于发展初期，通货的使用率还远远大于电子货币的使用率，但其流通已经使货币乘数m、基础货币B、货币流通速度V等基础变量呈现出新的变化规律：②基础货币B的规模将缩小，③货币乘数m将变大，货币流通速度V呈上升趋势。首先，基础货币B将减少。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替代作用使持有现金用以交易的需求降低，人们倾向于将手头的现金存入银行。由于定期存款的利息率相比活期要高，银行的定期存款将增加，银行面临的客户随机提款的风险将大大降低。银行准备金包括法定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法定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等存款性金融机构按照法定准备金率缴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超额准备金是商业银行为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自愿持有的准备金。由于可能面对的结算和流动性风险在不断减小，同时电子货币也渐同库存现金一样有了代替准备金的作用，中央银行会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各大银行也会为了通过贷款收入提高收益水平，增强自身竞争力压缩超额准备金规模。因此基础货币数量将不断减少。决定货币乘数m的几个变量通货—存款比率c、法定准备金比率r、超额准备金比率e和定期存款—活期存款比率t在电子货币时代将产生新的变化并导致m的上升。电子货币具有替代现金通货的作用，同时可以在一瞬间以低成本实现现金与储蓄存款的转换，这将导致居民和企业等经济部门不断增持电子货币减少现金持有量，使c不断减小。使现金漏损率的减少，货币乘数m增大。交易中对现金的需求量减少会使银行体系的法定准备金率r和超额准备金率e降低，这也将导致m上升；定期存款的收益率要高于活期存款，人们在储蓄时将更多选择定期存款，使定期存款—活期存款比率t升高，流动性风险减少，货币乘数m增大。同时电子货币的发展也使金融资产和各层次货币转换速度加快，增加银行超额准备金持有的机会成本，使m增大。在电子货币的发展初期货币流通速度V有所下降，此后随着电子货币的逐步发展，V将呈上升趋势。电子货币在进入市场初期会加速各层次货币间的转换速度，被替代的传统货币会更多地转换成收益率较高、稳定性较强的高层次货币，因此其对传统货币中的现金M0、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替代作用是最强的。由此产生的替代转换效应会降低货币流通速度V。此后，电子货币的虚拟性和高流动性使其在代替传统通货的同时产生替代加速效益。同时其替代作用会使流通中通货量减少并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因此，在电子货币较发达阶段V将会增大。第三，各货币层次的界限将日益模糊，货币定义的困难导致货币政策的制定失去计量基础。M0、M1、M2、M3等货币层次是以各金融资产转化为现金的速度划分的，而电子货币用户通过电子指令可以在一瞬间实现现金和定期活期存款的转换，使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差异不断缩小，各层次货币的定义和划分变得困难，货币政策制定的准确性受到挑战。
2.电子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在削弱央行现行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的同时，还将影响其货币政策的选择。“电子货币的内生性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能力减弱，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都有所演变。”④（1）电子货币的发展影响到货币中介指标的准确性，使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货币中介指标分为以货币供给量为中介指标的数量型和以利率、汇率等价格变量作为中介指标的价格型两种。电子货币的内生性、虚拟性和高流动性使货币供给量指标的可测性受到分散发行、各层次货币转换加速、金融资产替代性增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等方面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的不稳定变化将影响指标的可控性并可能导致货币政策的偏差。因此，虽然货币供应指标适合我国国情，但在电子金融时代其有效性将会大打折扣。电子货币对利率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电子货币信用货币的创造可能导致货币供应量的不稳定从而导致汇率波动。现金通货的减少使利率的传导作用减弱，中央银行对市场利率的控制更加困难，但是这种影响并非根本性的。因此从整体上看，价格型中介指标更为合理。（2）电子货币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率。除了使不可预见的流动性风险和随机提款要求减少，电子货币在取代一部分有准备金要求的储蓄的同时还为各种金融创新提供契机，为商业银行合法规避准备金交缴创造条件。这都导致央行法定准备金规模压缩，使其稳定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操作变得困难。央行最大的负债是流通中的通货，电子货币的流通降低了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需求，使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大幅缩水，导致其在公开市场进行大规模买入卖出货币政策操作时可能出现资产不足，对货币政策实施产生负面影响；而央行通过提高再贴现率所提高的商业银行信贷成本也可以通过商业银行增发一定量不需准备金要求的电子货币来冲销，使央行货币政策效果折损。（3）网络银行的发展大大缩短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时滞，加快了货币政策传导速度，对央行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提出更高要求。电子货币时代，货币传导机制将更多通过虚拟的网上银行来实现，其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和作用机制比起传统金融机构要迅速的多，这对央行的宏观调控能力提出更多挑战。因此，中央银行更要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畅通货币传导机制，提高经济风险应对能力。
3.电子货币的发展使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受到挑战，影响央行职能的行使。（1）电子货币的流通降低了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需求，使央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大幅缩水，导致其在公开市场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资产不足。（2）电子货币的发行会减少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带来的铸币税收入，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铸币税的中央银行最核心的收入，铸币税的减少会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大幅缩减，从而影响央行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从上表2可知，主要国家铸币税收的减少在GDP总量中通常大致占30％———65％，这会大大影响到央行行使职能的独立性。由此图可看出，各国央行铸币税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减少，各国之间比重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这除了受全球通胀的趋势影响外，很大程度上还收到了电子货币分散发行的打击。（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电子金融市场上电子货币交易的开放性和跨国性使一国的货币政策难免会受到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产生相互协调的需求。在电子金融交易市场上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大量资金以跨国交易的方式迅速出入各国国界。因此，营造一个安全稳定高效的全球电子支付结算平台，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推动经济发展需要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努力和配合，相互交流及合作，在问题和危机面前的协调互助必不可少。
4.电子货币的发展使商业银行面对多重压力和挑战。（1）由于电子货币眼下还不完全是能创造货币的强力货币，基础货币的减少会削弱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和提供贷款的能力，进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收益水平。商业银行向社会提供资金、创造存款货币来创造收益的经济活动要依赖于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的减少会削弱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使其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2）中央银行可能为了维持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而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面对更大生存压力。（3）电子货币使银行体系中间业务中的支付结算业务面临沉重打击，此外准备金数量的减少使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是非金融机构的优势在不断缩小。电子货币的出现使银行体系苦心搭建起来的支付结算平台在方便快捷的电子金融支付平台面前彻底失去优势，支付结算业务的提供者从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扩展到众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银行利润面临严重缩水。准备金数量的减少更是使银行体系特有的稳定性和信用度降低。
5.技术进步使金融风险呈现出新的特征，使其更加难以预测和觉察。一旦危机爆发，破坏力极大。电子货币的发展并没使金融风险的本质发生变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传统风险依然存在，交易过程中的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更加突出并表现出新的特点。如：黑客利用电子货币系统缺陷攻击并进行偷盗后，可能导致电子货币发行机构面临巨大信誉危机，通货膨胀的风险一旦蔓延，就可能造成持币者的恐慌和挤兑风潮，危机其他发行机构，形成系统风险，危害巨大。2011年6月25000比特币的偷盗事件就说明了这点。
6.电子货币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秩序维持面临许多难题，维护金融业的健康稳步发展任重道远。电子货币交易的虚拟性、匿名性和跨国性为国际热钱的快进快出和“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用网上银行，只需一个电子口令在一瞬间就可以完成大笔资金的跨国转移，而且事后很难追查相关责任人，这为热钱进出导致国内经济动荡、洗清赃款的真实来源和所有权关系等犯罪活动创造了条件。
（二）电子货币的发展对金融业的有利影响
1.电子货币大大简化了支付结算过程电子货币本身虚拟化、低成本的特征及其遍布全球的快速便捷的网络支付体系大大降低了支付结算费用，加快了跨国金融资产间的转换。生产、印刷、存储、运输、替换、销毁电子货币的费用几乎为0，极大降低了服务商的运营成本。同时，支付结算服务领域竞争主体的增加将促使各支付结算机构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加安全高效、方便贴心的服务。2.电子货币的发展使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大笔买卖操作时节约大量成本公开市场操作是各国中央银行最常用的货币政策操作，相比调整再贴现率和准备金率的操作具有更高的精确性、灵活性和更强的调控能力，并且能大大缩短货币政策调控的反应时滞，因而对央行具有重要意义。较传统货币而言，虚拟电子货币所具有的跨国性、高流动性和高效率性使央行在进行有价证券买卖和外汇买卖等大规模资金吞吐的公开市场业务中节约大量运输、管理成本，大幅提高公开市场操作交易和结算系统运转效率，从而以更低成本实现调节货币供应量，稳定汇率、利率和币值的目标。3.电子货币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商业银行服务理念的更新商业银行在多元化、国际性的竞争环境中，应致力于提供更加安全高效和人性化的服务，在提高中间业务的品质的同时，积极寻求拓展业务拓展和创新，加大在保险、资产负债管理、证券交易、投资咨询等方面的投入，减少对基础货币的依赖，以此应对支付结算领域的竞争。4.电子货币的发展加快了我国金融业现代化的步伐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更多金融机构会对自己的电子货币交易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提高其安全性和方便性以招揽更多顾客。这将提升支付结算行业整体技术含量，从而提高一国国家支付体系的运转效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降低支付系统的风险。电子货币的发展使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各种金融产品的创新拓宽筹资渠道、提高资金流动性，从而合法规避金融监管，降低金融成本。
三、规范电子货币业务，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有关对策
（一）对中央银行而言1.中央银行应逐步摒弃传统的通过基础货币B来控制货币供应量M的宏观调控方式，推动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由数量型向更合理的价格型转变。2.中央银行应当选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如要求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缴纳一定的准备金作为发行电子货币的安全资产担保、要求电子货币发行者对其发行的电子货币建立无偿赎回机制）来防范信用扩张的风险。3.央行应尽快适应电子金融时代的形势转变，实现金融监管重心的转移。中央银行无法延续纸币时代的遗留传统，继续监管电子货币的流通过程，而应该制定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统一的准入机制，保证发行者的信用水平，使电子支付结算行业保持较高的行业标准，避免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导致系统性危机而对各金融机构和经济体造成伤害；制定一系列法规行规等规范行业秩序，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市场漏洞给予不法分子投机套利的机会，为电子货币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4.加强对网上银行的安全性监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建立电子货币安全支付标准，严防热钱异常流动、洗钱、偷漏税、跨国走私贩毒等非法活动危害本国经济体安全；严防黑客对电子货币账户进行攻击、盗窃的非法行为并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加强对网上银行电子金融产品的质量与风险评估，维护消费者权益。（二）对网上银行而言1.遵循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使用客户、互联网服务商及电子货币发行机构间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则，遵守中央银行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维护电子货币交易平台安全稳定。2.对每笔交易进行审核和实时监督，对来源可疑、使用目的不明的大笔国际资金的流动动向应加强关注和审查，若发现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的非法资金运动当立即举报。
（三）对电子货币发行机构而言1.电子货币发行机构应构建电子货币风险防范机制和内控机制。电子货币发行进行风险预测、定期风险评估，不断发现新风险并及时进行调整。在发行中应不断减少利用现金进行账户充值或兑换的行为，而应当通过银行账户的转账使电子货币的发行量尽可能地处在央行的监管之下，防止洗钱和通货膨胀的风险。2.电子货币交易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对电子客户进行风险评估，加强对商户端和客户端的监督，防止网络诈骗、洗钱、非法套现等活动。3.提高电子货币信息安全技术，保障电子货币系统安全，采用一定的防火墙技术、加密技术、数字签名技术等，定期检查修复系统漏洞和缺陷，建立安全认证机制，加强安全防护水平，预防潜在的黑客攻击和病毒破坏，减少系统瘫痪造成不必要损失的概率。
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篇4
【关键词】货币;契约;利息本质
引言
萨缪尔森在其名著《经济学》有关货币的章节中,引用了金・哈伯特的一句名言:“在一万人中只有一人懂得通货问题,而我们每天都碰到它。”由此看来,货币貌似简单,实际上却极其复杂。现代货币给人们留下许多的难题。为什么没有价值的货币能与其他的有价值物品交换?货币在经济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这个极大促进经济发展的货币怎么又能使经济崩溃?货币怎么会有利息?经济学家们已经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回答。本文力图从契约的角度,试对上面的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做出新的探索。
一、现代货币本质
货币在现代经济中随处可见,区别于商品货币和金银本位货币,现代经济中的货币(纸币)又称现代货币。然而纸币是什么呢?马克思有过论述:“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及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能成为价值符号。”可见,马克思的纸币概念是指商品本位或金本位货币作为后盾的“可兑换性”货币。在马克思看来,纸币只是在具有真实价值的铸币的流通手段可以被独立出来时,代表铸币执行其流通手段的符号。在马克思年代,纸币还能和金银兑换,因此是有真实价值保障的。
对于现代货币,凯恩斯作出了经典性的定义:“货币本身是交割后可清偿债务契约和价目契约的东西,而且也是储存一般购买力的形式。”凯恩斯从货币的功用出发,认为其“购买力”是支撑现代货币的力量。货币之所以能与其他交换,是因为其具有其他商品一样的“购买力”。凯恩斯之后,其他经济学家只不过将货币功用更一般化来定义货币。”
从货币的功用角度定义货币是有缺陷的。它没有揭示一种事物存在的最本质规定,给人的概念不是最一般的。
我国经济学界对货币的本质的讨论,大多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论述。但也有少数学者从契约的角度探讨货币的本质问题,并从此出发进一步研究一些货币问题。陈彩虹(1995)从契约的角度指出了纸币的本质,即纸币是一纸特殊的契约,“如此的契约关系,便是债权债务关系,持有纸币者,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债权人,而纸币发行者,便成为债务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纸币的出现与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它自然地承接了金银货币的职能,而成为一个经济社会普遍接受的契约。”
邱崇明,张兰(2009)也对货币的契约本质有阐述:“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本身已不具有真实价值,而是作为一种反映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即货币发行人对持币人的一种负债、持币人对发行人的债权。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契约、隐性契约”。
笔者在借鉴前面货币的契约本质的基础上,从货币的最本质功能――促进商品流通――角度阐释纸币的本质。笔者认为纸币的最主要功能在于促进商品流通,纸币是一种契约,体现的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更合作的合作关系,在信用制度下,只有这种功能是纸币从货币的最初功能中继承下来的。
信用制度下,纸币已经没有真实的价值基础,人们愿意持有纸币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可以用其交换所需的商品。人们的这种“相信”来源于何处呢?在一国,这来源于政府,人们相信政府会“保证”纸币的价值。但是想一下,如果所有的人都将自己持有的纸币向政府兑换,那会发生什么。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兑现吗?进一步,当所有人都不要纸币时,纸币与其他的物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而纸币在发行之初也没有规定它的价值,它体现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人们愿意用它与物品交换的比率,这是一个微妙的均衡状态。政府怎能保证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的价值呢?
由于经济的专业分工,人们的资源禀赋与需求和自己的生产物品并不一致,人们需要相互交换物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以物易物时代,可以想象人们由于持有的物品不一,每人需要的物品不一,更重要的是对各物品的评价不一,由此造成交换的极大费用。当人们发现用一种大家都认同的物品作为一般等价物时极大方便了交易,交易费用大大减少。注意并不是每个人对一般等价物都是一样认同的(如一个拥有大量烟草的成员可能更愿等价物是烟草而非贝壳),但作为普遍认同的等价物,作为经济社会中一员,即使对该等价物不认同的成员也会发现:有这种等价物强于没有的情况。由此可看到,货币制度可以看成是人们的一种合作安排,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一种隐形契约。这种契约没有明确的规定,不是人们不想明确规定,而是没有办法作出明确的规定。这种契约体现了一种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合作关系,一种相当广泛的合作关系,一种社会秩序或习惯。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有很多契约,显性或隐性的,如各种买卖合同。但这种合同需要规定具体的条款,且只用于特定的任务之间,其实施需要很大的成本(寻找签订契约的人,拟定具体条款并执行等),且契约涉及成员的有限性限制了市场的范围,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而奇妙的货币制度是存在于所有成员间的一种契约,它极大的减少了交易费用,使所有的市场能连为一体,极大的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交易。这是经济活动成员间最广泛的合作。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一开始便列举了制针厂的专业分工使劳动者劳动效率成千上万倍的提高,极大增加了社会的财富。而交易在古典经济中是不创造财富的,但现代经济学认识到,交易也极大促进财富的增长,张五常在其《经济解释》中就相信,交易费用的减少会导致财富成千上万的增长。
在商品货币时代货币兼有商品性质,但在现代经济中,纸币已经完全脱离了商品的影子。在商品货币时代,货币是有价值的,人们的契约合作关系的执行是有担保物(即货币本身)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经济联系还不是十分紧密的时代,人们的普遍合作是有限的,但当人们的将经济活动十分密切时,有限的有担保的合作将阻碍经济的发展,信用货币即纸币的出现是人们合作的质的发展。这种合作是没有担保的,所以这种契约关系相对脆弱,只能在相对文明的世界中存在,可以想象,若纸币一开始就出现在经济活动中,还没有经过充分发展的文明中纸币制度是会迅速崩溃的。在这种契约关系中,是人们之间互信的一种合作关系,而政府则起着稳定这种关系的作用。
二、纸币契约本质下一些货币问题的阐释
信用制度下的纸币体现的是一种契约关系,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滥发纸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契约资源不均,即有的地方货币数量大升,而有的地方相对骤减,滥发纸币打乱了人们的合作的心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骤减,交易费用大增,经济活动的合作减少,原来的良好的经济制度被改变了,直接导致了经济的混乱。但是,适度的通货膨胀却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在人们的合作心态改变之前,人们手中的纸币多了,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原来经济中没有穷尽的交易进一步得到实现,促进了资源的流动与优化配置,经济总量增长。
那么,货币利息的本质是什么呢?既然纸币没有价值,而纸币利息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是可以用实物支付的,没有价值的纸币怎么会产生有价值的利息来呢?
经济史上利息本质的观点都较多从借款者为什么要想贷款者付利息的角度来说明利息的本质,如利息报酬说,节欲论,流动偏好论。这是有缺陷的,因为并没有阐明利息的最终来源。也有从生产方面说明利息本质的,该观点认为利息来源于资本的产出,是产出的一部分,如利息报酬说,利息利润说,生产力边际说。可以说这比较贴近利息的本质含义了,利息对应相应的产出,为总产出的一部分。但只有马克思的看法提到利息本质中人与人的关系,并说“利息是职能资本家让渡给借贷资本家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体现着资本家全体共同剥削雇用工人的关系。”按马克思的看法,利息体现资本家全体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利息的本质及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从契约与合作的角度,货币本质上是人们最广泛合作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与社会习惯。纸币将这种合作提升到更高的程度。纸币的存在代表这种合作关系的存在。在纸币紧缺的环境中,人们之间缺少这种合作安排,许多交易无法进行,生产效率低下。这时,纸币的供给重建了人们之间的合作,人们在极低的交易成本下得以交易,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因此,这增长中有人们合作关系的贡献,而纸币作为这种关系的纽带,其利息本质上是因为人们加强合作而增加的产出的一部分。试想,若在纸币下人们相互了解,那交易就不需任何纽带了,生产资料的借贷也可直接进行,这时增加的产出自然会在合作的人中分配。但经济社会是复杂的,需要纸币作为人们合作的契约纽带,人们合作增加产出的一部分作为利息,实际上是相互合作的人之间对增加产出的分配。此时,利息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生产关系。在纸币供给少时,这种合作奇缺,合作将带来产出的极大增长,因此持有纸币的一方作为合作的一方分得的产出自然多,即利息率高,而流动性过剩时,人们的合作已经和普遍,增加合作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很少,利息率就低。极端情况下,流动性的过剩会破坏原有的合作关系,对经济造成破坏。
最后讨论币值问题。纸币本身没有价值,那又怎么确定其价值呢?这里所说的币值,指的是纸币和其他物品的交换比率。现代经济学从物品供给与需求的角度说明一件物品的价格被如何确定,即纸币与该物品的交换比率。当经济中每个人意愿中纸币对该物品的交换律在该价格下相等时,市场达到均衡状态。在契约框架下,人们基于对整个经济状态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建立起纸币这种人与人之间最广泛的契约。整个物价稳定的状态是一种微妙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各种物品对纸币的交换比率相对固定,即波动不大,没有突变。人们在这个状态下专心生产,通过交易满足自身的需求。但这种微妙状态是怎样产生的呢?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更自然演化的状态,只有经济社会处于比较高的发展状态,人类文明达到一定阶段才能达到的状态,条件不具备,靠人为的设计是无法达到这种状态的。可以想象,在原始社会,人们还停留在少量的以物易物阶段,合作较少的时候,人们如何能对纸币契约产生一种稳定的信任,若人人都想把纸币兑换为实物,那纸币与实物间的交换比率是无法确定的。由于纸币在经济中的分布不均(这种不均以其需求衡量,即经济活动频繁的地方相应多,反之较少),将不可避免有局部的物价不稳定,这是正常的。只要整体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即人们契约关系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经济生产便能良好运行。所以,现代货币是脆弱的,人们之间的这种契约合作关系式需要精心维护的,任何影响这种契约关系的因素都将对现代信用该货币制度产生冲击,而稳定这种契约关系,则是政府的任务了。
三、总结
本文从将货币看成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一种特殊的体现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最广泛的契约,在这最广泛的契约合作下,交易成本大幅降低,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在这个框架下,笔者阐释了适度纸币增长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与大幅纸币增长对人们之间这种合作的破坏对经济的阻碍作用。笔者还从人与人合作的角度说明利息的本质是人们合作成果的一部分,最后说明经济社会在这种契约关系下达成的微妙均衡状态,这种状态是需要政府精心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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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篇5
关键词：货币供给；经济增长；因果检验
0引言
货币供给是极其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目标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货币供给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就注定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过度的货币供给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的恶化，使一国经济内外失衡；而货币供给不足也会压抑经济的健康增长。因此稳定并且适度的货币供给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针对我国现阶段的新情况，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无疑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中介目标的选择都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相关文献综述
货币供给是指某一国或货币区的银行系统向经济体中投入、创造、扩张（或收缩）货币的金融过程，是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由家庭和厂商持有的政府和银行系统以外的货币总和。货币供给是现代经济体系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一国经济稳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的定义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就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或者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就是指一国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代表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展。
关于货币政策有没有效果的问题，其实就是货币能否影响产出，或者说货币是否中性的问题。如果货币供给变化只是影响一般价格水平，一定量的货币供应增加(减少)只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下降)，那么货币就是中性的；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引起实际利率和产出水平等实际经济变量的调整和改变，那么货币是非中性的。
总体来看，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只影响一般价格水平，不影响实际产出水平，因而货币是中性的。
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货币在其中调节作用的显现，货币中性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作用也不断下降。人们从历史与现实的发展来看，觉得货币非中性论可能更贴近现实。
通过比较物物交换经济与货币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后者前进的步伐要比前者快得多。
这两者发展速度的差别原因虽然有多种解释，如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制度完善等等，但两者根本的区别仍在于货币的存在与否。货币产生后，不仅大大便利了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将有限资源更多地节约，用于实际部门的生产，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逐渐形成的一套商品货币关系。所以，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货币非中性应更具说服力。凯恩斯是真正指出货币对经济具有巨大作用的人。凯恩斯认为，只要存在未被利用的资源，那么总需求的扩大就会使产出增加，影响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总需求，以此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
总体上看，关于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1)推动论。认为从积极的方面看，货币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因此应尽量多增加货币供应，企求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和再快一些。并指出货币供给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持这一观点的同样也承认，货币供应过量会导致物价上涨过快过猛，从而使经济增长率被迫下降。
(2)中性论。主要理论依据是，货币是商品价值符号，在经济体系中起流通手段、交换手段和价值标准的作用，对经济增长并无直接影响，而且从国际经验看，既有通货膨胀(多发货币的必然结果)下的经济增长，也有通货稳定下的经济增长，因而也难于从实证角度找到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3)抑制论。其理论依据与“中性”论相似并认为通胀使生产失去多少本可增产的机会。
而且进一步指出，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稳定货币，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因为多发货币就是货币贬值。在宏观方面，它破坏了价格的信息功能，使资源的利用效益降低，以至破坏生产和积累；在微观方面，则使社会上对物价变动有不同预期和调整能力的集团或个人，有意外的、不公正的得失，从而挫伤了有固定收入的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并导致社会、政治动荡。
在实证研究方面，外国学者Sims(1972)在其论文《Money,OutputandCausality》中引入了Granger因果检验来检验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Sims在该论文中用名义GDP和货币供给建立双变量模型，以美国数据作为样本，发现货币供给的变化是名义产出GDP变化的显著原因。
近年来，国内逐渐开始了对此问题的实证分析。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由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模型和数据处理不同，使得结论也存在分歧。易纲（1996）考察了改革前和改革后不同时期货币与收入之间因果关系，发现1953-1978年间广义货币M2对国民收入不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在改革期间（1978-1991）货币供给对经济活动有影响。曾令华（2006）通过对1996-2005年间货币供应量与物价、产出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表明M2对产出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刘斌（2000）采用单方程分析和多方程分析，对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短期内货币供给的变化对产出的有影响，但从长期看，货币供应量对产出不产生影响。丁佳（2005）通过Granger检验，M0与GDP之间没有表现出相关关系，M1、M2是影响产出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且M2对GDP的影响更大于M1。郭明星、刘金全（2005）利用具有马尔科夫区制转制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MS-VECM）表明我国产出与货币供应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货币供给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影响关系，依赖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夏斌、廖强（2001），许云霄、秦海英（2003）认为货币供给可能对产出具有影响的同时，产出也可能对货币供给具有反馈作用。
2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衡量经济增长的测算指标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GDP），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从1985年起，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建立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采用GDP对国民经济运行结果进行核算。所以本文采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测算指标。同时本文选用M2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在这里，我们把GDP分为名义GDP和实际GDP两种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名义GDP也称货币GDP，是用生产物品和劳务的当年价格计算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也就是按现期价格评价的物品与劳务的生产，是不考虑通货膨胀这些因素的。而实际GDP是按不变价格评价的物品与劳务的生产，实际GDP的各种变动被广泛地用来衡量产出的水平和波动。
本文选取1999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GDP和M2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CCER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由于实际GDP是按不变价格评价的物品与劳务的生产，是剔除了物价因素的，因此我们用名义GDP除以CPI，以消除物价对GDP的影响。
由于名义GDP、实际GDP和M2均是非平稳序列，且名义GDP和实际GDP还表现出很强的季节性。传统的时间序列分析把时间序列的波动归结为四大因素：趋时变动、季节变动、循环变动和不规则变动。季节调整是对时间序列中隐含的由于季节性因素造成的季节变化的影响加以纠正的过程。一般认为，季节性因素是指在正常年度情况下，季度或月度序列（统称为子年度序列）中表现出来的有规律的流动变化。由于不同的季节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程度不同，相同活动在不同季节里的经济效果不同，导致不同子年度指标之间往往具有不可比因素，掩盖了真实的经济周期，因此季节调整很有必要。本文使用Eviews5.0分析软件中SeasonalAdjustment(X12方法)来消除季节波动。同时为了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各变量消除季节趋势后的数据取对数，得到新的各变量lnGDP、lnRGDP和lnM2。在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就用lnGDP、lnRGDP和lnM2这三个变量进行研究。
2.1货币供给与名义GDP关系的实证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对lnGDP和lnM2进行单位根（ADF）检验，我们建立有截距项有趋势项的ADF模型，检验结果如下：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到，lnGDP和lnM2均经过一次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lnGDPt和lnM2t都是一阶单整，即lnGDPt～I(1)，lnM2t～I(1)。因此lnGDPt和lnM2t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2)变量的协整检验由单位根检验得知，lnGDPt和lnM2t都是一阶单整，所以可按EG两步法做如下协整回归并检验两个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两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由上式计算的∧tμ应具有平稳性。对∧tμ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得出：检验结果表明，∧tμ在所有置信水平下均是平稳的，因此lnGDPt和lnM2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因果检验计量经济学建立的本质就是利用回归分析工具处理一个经济变量对其他经济经济变量的依存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能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解释。
通过建立VAR模型，根据施瓦茨准则，当SC最小时，即为模型的最佳滞后期数。在这里我们通过检验得到，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SC最小，SC=-7.4778，因此最佳滞后期数为2。
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如下：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名义GDP与M2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M2是引起名义GDP变动的原因，名义GDP是M2变动的结果。而名义GDP对M2没有反馈作用，不是引起M2变动的原因。
2.2货币供给与实际GDP关系的实证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对lnRGDP进行单位根（ADF）检验，我们建立有截距项有趋势项的ADF模型，平稳由检验结果得出，lnRGDP在经过一次差分之后变为平稳序列，所以lnRGDPt为一阶单整，即lnRGDPt～I(1)。又因为lnM2t也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两个序列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2)变量的协整检验我们依然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对lnRGDPt和lnM2t进行协整回归两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由上式计算的∧te应具有平稳性。对∧te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te在5%和10%的置信水平下均是平稳的，因此lnRGDPt和lnM2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通过建立VAR模型，我们得到，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SC最小，SC=-7.2854，因此根据施瓦茨准则，最佳滞后期数为2。
下面对lnRGDPt和lnM2t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由检验结果知，实际GDP与M2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M2是引起实际GDP变动的原因，实际GDP是M2变动的结果。而实际GDP对M2没有反馈作用。
2.3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阶
段检验在前面的检验中我们知道，无论是实际GDP还是名义GDP，他们都与M2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并证明了M2是引起GDP变动的原因。在1999年至2009年的这11年中，中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由稳健到适度从紧的过程。那么货币政策的松与紧对GDP有何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哪一个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呢？下面我们选取1999年至2009年中处在不同货币政策阶段的实际GDP和M2进行分析研究。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大事记，自2003年起，我国实行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直至2005年，我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由2008年开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因此我们选取2003年至2005年的季度数据作为货币政策相对紧缩时期的测算数据，选取2005年至2007年的季度数据作为货币政策相对宽松时期的测算数据，对两组数据分别进行研究分析。
我们选取消除季节因素的实际GDP与M2作为测算指标，并同样对它们取对数来消除异方差。
(1)货币政策相对紧缩时期的关系检验我们首先对2003年至2005年间的lnRGDP和lnM2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由检验结果知，lnRGDP和lnM2均是二阶单整序列，接着检验它们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对回归得到的残差∧te进行平稳性检验：由此得出，lnRGDP和lnM2在2003年－2005年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由OLS的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在2003年－2005年间，我国实际GDP对货币供给的弹性系数为1.4291，即货币供给每增加一个单位，就会引起实际GDP增加1.4291个单位。(2)货币政策相对宽松时期的关系检验首先对2005年－2007年的实际GDP和货币供给M2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由检验结果知，lnRGDP和lnM2在10%的置信水平下在2005－2007年间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直接进行OLS回归。即货币供给每增加一个单位，就会引起实际GDP增加0.8819个单位。新晨
3结论
基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实际GDP还是名义GDP，他们都与M2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从协整回归式来看，M2对GDP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与推动论相近，也与曾令华等的结论相似，表明货币供给对产出有影响，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只是货币供给的增长对名义GDP与实际GDP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当M2增加一个单位时，有助于名义GDP增长1.0045个单位，而有助于实际GDP增长0.9754个单位。货币供给对名义GDP的增长贡献大于对实际GDP的增长贡献，这符合现实的情况。
因为在名义GDP中包含了一部分物价因素，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会引起物价的变化，因此货币供给对名义GDP的增长贡献会大于对实际GDP的增长贡献。
通过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M2是引起GDP变动的原因，GDP是M2变动的结果，M2对GDP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与Sims、丁佳的检验结果一致。
而GDP对M2没有反馈作用，不是引起M2变动的原因，与夏斌等的研究结果相反。
在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分阶段检验中，我们看出实际GDP对货币供给的弹性系数在货币政策相对紧缩时期要高于货币政策相对宽松时期，表明在货币政策相对紧缩时期，货币供给对实际GDP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货币政策相对宽松时期，国家放松银根，大量资金流入社会，这时就拥有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导致资金的分散，一部分资金可能流入股市等虚拟经济中，而对实体经济的投资热度减退。而股市等虚拟经济产生的价值是不记入GDP的。在货币政策相对紧缩时期，人们的投资显得更为谨慎和集中，因此会出现货币供给在货币政策相对紧缩时期比在货币政策相对宽松时期对实际GDP影响更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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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篇6
关键词：补充货币；社区货币；“保姆券”；另类货币；消费券
在金融危机深度影响我国的情势下，经济成长如何从“外需型”的增长向“内生型”的发展转变，是政策实施的重点，也是难点；而启动和扩大居民消费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又更是瓶颈；于是，消费券被作为破解这一瓶颈的重要工具或举措。本文基于若干文献的解读，在“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视域下，沿着“保姆券一另类货币一消费券”的研究路线，落脚于试图以一种新的分析范式，提供扩大消费、扩充内需的建设性思路。
一、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必要性与功能定位
早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美国许多地方政府就发行过一种代用钞“scrip”用以发放工资，如今，美国人开始通过“社元”――如底特律市12个社区的“Detroit Cheers”，“自己帮自己”；泰国讪滴戌村村民早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就自制货币“merit”，政府从公开反对到逐步默认，现在又流通起来；2008年9月，英国东苏塞克斯郡刘易斯市发行“刘易斯镑”以临时取代英镑；我国台湾地区某些社区出现了一种用于劳务交换的“花币”；日本创设了“在自己的社区创造自己的小型价值流通循环”的好办法――发行称作“R”的“代用券”。从初期的社区式救济逐步发展为应对经济衰退的一项社区对策；阿根廷有社区另类货币等。
以上“山寨货币”，林林总总、叫法各异，但其实可统称为补充货币――由社区志愿者、慈善机构、地方政府、甚至私人公司提供并管理的。旨在提供就业、通过刺激社区居民消费而扶持本地经济或进行会员互助或济贫的一种区域货币。
补充货币是由社区中的一群人达成协议。接受非传统的货币作为交易媒介，以商业交换系统、社区易货系统、消费者商业圈、借据货币系统、时间银行系统、地方交换交易系统、自由美元、互助信贷、凭单货币系统等几种模式，开展交易活动。可见，补充货币是以“社区”为活动半径并以此为圆心向四周扩散的；或者说，社区货币构成补充货币的核心内容或主要形式。当前全世界有5000多种不同的补充货币在实验运行，足以验证其生命力。
关于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存在的必要性。列特尔、哈耶克的有关文献给出了各具影响又清晰的解读。
列特尔，他的《货币的未来》借用中国古代先哲的“阴一阳”观作为核心概念。同时主要吸收了盖塞尔的征收滞纳金的“加印货币”理论，阐述了形形的补充货币。其论证以“货币是丰裕的，因而应该有负利率。也就是未来的钱总比今天的钱更有价值”为假设。盖塞尔在1890年代就提出要定期征收“持币税”，以刺激人们花钱而不是存钱。凯恩斯以此获得应对流动性陷阱的有益启发。如今。货币处于人类活动的中心，但其结构却越来越脆弱。为迎战越来越频繁且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金融危机，进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遗憾的是，很多改革建议都把视野局限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内部，陷入了“以内求内”的封闭循环。列特尔则独到性地从外部切入，提出了关于内外两种货币体系“阴阳互补”的大胆设想，而这设想已化作全球数千种补充货币体系的生动实践。补充货币与国家货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其一。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对于促消费、扩需求的固有功能，已得到历史发展进程的证实。其二，正是由于自身具有的特别功能――由商品或服务支持并直接用来交换商品和服务、不计息、不会引起任何加速创造货币的作用，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就成为一种地方货币而非全国货币，成为一种内部货币而非法定货币；因而它也不是一种替代货币。只是国家正式货币体系的一种补充。这正是关于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功能定位的基本共识。
不过，哈耶克的主张，似乎与这一共识相悖且更激进。哈耶克，在他晚年最后的经济学专著《货币的非国家化》，就颠覆了正统的货币制度观念：赋予个人或机构发放货币的权力，打破国家对发行货币权的垄断。由私人或企业与政府分享法定货币发行权。乍闻而大惊失色，仔细琢磨而稍释然：政府垄断之“门”其实已经有了小小的缺口――一些网络社区的虚拟货币(如腾讯Q币、网易泡币、新浪U币、魔兽币、盛大点券)正逐渐摆脱虚拟世界领域，突破虚拟世界空间，跃身为现实社会的镜像，进入了人们的实体生活，用虚拟货币已经可以购买只有人民币才能买到的实物产品或服务。鉴于网络货币目前的现实――形成与传统货币等同的购买力，与真实货币的界限逐渐模糊，从而可能对既有的金融、经济体系造成大的冲击，因此需要疏导与监管并重。通过把握这种特殊货币的运行节奏、加快建立第三方支付体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政策举措。便可将其限定在“补充货币”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看。哈耶克的主张与列特尔的观点是殊途同归。
二、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适用性之一：兼具社区互济和应对经济衰退功能的“保姆券”
“保姆券”源于“国会山保姆券”。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对“国会山保姆券”做了通俗又精到的介绍，克氏认为，萧条经济学旨在研究“免费午餐”――“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正统经济学的金科玉律；然而，世界上确实存在免费的午餐：“在经济衰退特别是严重衰退时，可以看到到处是供给，而需求却无处可寻。”为更好地调整在家看孩子和出门休假的矛盾，在国会工作的150对年轻夫妇成立的互助的“国会山保姆公司”，印制了一种临时票券，规定每做一小时保姆工作可得一张券，每请人看管孩子一小时就付一张券。但此举却遭遇“国会山保姆公司危机”。由于先期票券印制量一定，有人试图为将来的旅行积攒更多的票券。就意味着他人的备券相应减少，到一定时间，流通券就无法满足会员需求，这使公司进入衰退。为此，公司加印票券，员工慷慨使用，公司又步入良性轨道。但增印票券又不可能无限制，公司就开始控制其流通：当难以找到保姆。就提高票券的税率。以鼓励会员少外出而增加他们照顾孩子的机会；相反，就降低票券的税率，让会员增加外出。显然，“保姆券”实为一种面向中高阶层的社区货币。
“保姆券”的基本启示：其一。“保姆券”等社区货币可以实施有效的社区式互济。其二，其延伸意义在于，“保姆券”等社区货币是积极应对经济衰退的一项有效的社区对策。其三。“保姆券”蕴含着时间经济、时间银行、时间货币的深刻道理。其实，“社区货币”本就缘起于一种“时间经济”，它建立在社区成员“等值交换”基础上。是一种新型的“服务信用”。正如瑞士社会学家特里尔所言，随着闲暇的增加，未来将出现一种“工作文化”。它将使“非薪金工作”在货币
领域里享有同“薪金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它全然不同于现在所谓的业余嗜好，而是集创造性和娱乐性于一身的社区或环境服务，通过社区直接交易或合作体制来实现。艾德加在1980年发明了“时间银行”的概念，认为“时间货币是金钱经济和社区经济的桥梁”；1986年，卡恩教授创立了“时间美元”，社区内达成了“1小时=1个时间美元”的协议，“时间美元”作为“相互帮助点数”运用于社区的各种志愿者服务；2002年，纽约的伊萨卡社区推出了以时间“小时”为单位的社区货币。目前，时间经济正在全世界发酵。我国《理财》杂志主编林伟，以《全球统一时间货币猜想》对时间货币、时问银行做了有价值的大胆猜想。广州、杭州、南京、重庆等城市社区正趋红火的“时间货币”，它们就像传统社区的“以工代赈”，不是“白给钱”――通过有组织的社区公益劳动利人利己，是“自给自足”的交换，既免税又无“利润”或“利息”，但可积累。可见，在货币既是目标也是手段的“货币文化”时代。“货币的时间价值”正悄然向“时间的货币价值”嬗变：时间货币成为一个颠覆传统金钱货币价值的“新兴”概念，时间银行成为一个颠覆性的“商业模式”(经营的是时间本身)。一句话，时间货币正从“影子货币”走向前台。
综观三点基本启示发现：“保姆券”等社区货币作为社区互济以及积极应对经济衰退的杠杆。是时间经济的有效应用；尤其是，在当前的特殊时期，“保姆券”等社区货币更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即以社区成员公益活动的“货币性”积累为动力驱使。建立或重建“社员”对社区的认同、“家”的回归以及社区对于“社员”就业的扶持。进而也是对社会的支持――“社员”有事可做并且觉得有价值；进一步指出，现在流行的消费券实质上是“保姆券”等社区货币的中国式应用，换句话说，“保姆券”等社区货币是以一种服务于特定的人群即中高阶层的特别券证的形式，来促消费、扩内需。
三、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的适用性之二：旨在扶贫济困的另类货币
我国的党爱民等，以《过剩经济学》挑战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以埃及经济学家阿明对其的“现代社会的巫术”之喻为佐证。他借助耗散理论、涌现价值等系统科学观。提出了“货币耗散”一说：既然货币是衰减的。为维持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就要持续不断地补充货币，以让社会代替政府自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此，哈耶克的自由货币理论得到借鉴。不过，哈氏的“私人货币，自由竞争”的惊世骇俗之说。在党那里还是“拐了一个弯”：按人发钱，即实行货币配给制，就是央行根据社会初次分配后的剩余生产力的多少，印制钞票，再按人头平均发给个人或家庭。以解决需求不足、就业等问题。其后，党以《试探讨透过金融创新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可行性》，深入探讨了透过按人发钱而消化产能过剩的可行性。另外，罗运贵以《宏观价值调控论》提出了“货币先行规律”等类似观点，认为只要有“闲置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货币，充分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党罗二人“发钱”之说的基础是相似的，不同之处在于罗强调发给政府搞建设，党强调发给个人增消费。对于启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来讲，党爱民的建议更具现实意义。
基于党爱民等人的“穷人阶层的货币由于不断向富人阶层流动而导致耗尽”的命题。可以领悟到：资本与资本的交换是畅通无阻的；而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不充分；至于劳动与劳动的交换，由于货币耗尽，穷人无法开展基本的分工和合作。补充货币的出现无疑是“雪中送炭”。原因在于它对穷人具有一种特有功能――不求所赚，但求能够进入自己的“圈子”。这在阿根廷的另类货币(或称社区信用券)上表现最为突出。自1995年出现第一个“社区货币俱乐部”，阿根廷一度使用过500多种另类货币，高峰期约有600万人参与这种非官方金融工具的交易活动。另类货币及其民间交易体系虽曾在2001年发生的阿根廷严重信用危机时几乎被摧毁，但随着2003年后的经济逐渐复苏，由于其具有的社区自治、妇女权益、民众生计、贫民救济等功能。其信用又逐渐恢复起来。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最缺的应是钱，最不缺的应是时间和劳动，如此，设计一种信用券证，以劳动替代货币支付，便可以其余而补其缺。
“按人发钱”的建议，很容易想到米德的“社会分红”的著名主张。当下。人们提出基于“社会分红”的各种政策建议或实施方案时，无不或明或隐地有米德的“影子”。
四、消费券是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功能重要的实现路径
米德，最早于1938年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其后，他的《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将其明确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此：“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美国阿拉斯加州“每人一张支票”的社会分红已广为人知：新加坡、香港也有给国民“发红包”或“派糖”之举。我国内地，先有崔之元关于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倡议；后有陈志武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成立国民权益基金而“民有民享”的建议、邢普提交的“全民均发1000元”的上海两会提案以及恒进的“以人民币升值红利为基础给全民发钱”的建议、刘海波的建立“公民基本收入账户制度”的建议；近有谢国忠和张维迎的“全民均分国企股票或部分外汇储备”的主张。
现在看来，讨论社会分红的“必要”已无必要，正如米德所言，重点不仅在于“分”，更在于分红的资金从哪里来；社会分红的来源并不止税收，还包括公有资产的收入。然而，归根到底，社会分红问题就是一个利益再分配问题。近来一种以各种名目繁多的消费券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分红改革试验正在四处展开，显示出社会分红以至全民分红在中国逐渐推广的重要迹象。消费券正成为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在现时经济环境下实现其社区互济、应对经济衰退功能以及扶贫济困功能的重要路径。
消费券，无非是教育券的中国式借鉴与引申，而国内目前流行的各种券证――培训券、就业券、旅游券、健康券等，其实都不过是消费券的“变种”。因此，要追根究底的话，必提到教育券。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到斯密的《国富论》；而选择教育的理念至少可回溯到潘恩的《人的权利》；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券概念则由弗里德曼最早提出――1955年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中提出了“学券制”。新自由主义是其思想背景，公共选择论是其理论基础，集权式教育的低效是其现实因素。教育券所揭示的教育凭证制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乃至各国的公共教育改革，进而逐步形成了“无排富性”(面向所有人的弗氏模式)和“排富性”(针对弱势群体的哥伦比亚的詹克斯模式)两种模式。教育券引入我国以后，其历经“中国式教育券一培训券一消费券”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浙江长兴县于2001年在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首开中国式教育券(“排富性”模式)先河；浙江又于2003年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首创了培训券制，此举得到2006年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政策回应；至于消费券，尽管其在各地试行中存在是挤出效应还是乘数效应、是普惠还是排富、是临时性的还是制度性的、是发放还是发行、是地方发还是中央发的五大分歧，而“遍地开花”已是鲜活的现实了。
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篇7
关键词 货币政策 非对称性 相机抉择 单一规则
1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其成因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的是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以及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产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即提出了“流动性陷阱”，认为货币政策在大危机面前不如财政政策得力，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汉森曾言到：“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同时他也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目前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当中确实存在显著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产生非对称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种是由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和作用方式不同，因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第二种是存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上的各种信贷约束，这些信贷约束只有当货币政策紧缩时，才能够成为紧约束，并且发挥实际作用；第三点是经济当中存在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化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
2 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下的我国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
在
从货币政策操作应力求完善上看：①随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货币渠道向利率渠道转化的趋势，货币政策不宜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适度来衡量而应把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 经济 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关注最终目标，即物价上涨水平而非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 发展 迅速，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资与银行储蓄存款的替代关系越来越明显，客户保证金对货币层次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致使m2指标的全面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应主要以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为目标，同时适当兼顾资本市场的需要；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信心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应适当考虑预期因素的作用，在货币政策决策前，对预期因素的作用有一个“预期”，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对未来经济变动的预期，而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理解市场变化、预期的改变以及理解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在目前力所不及，因此，中央银行适时、谨慎地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并采取渐进微调的方式进行操作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3 新时期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组合
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篇8
【关键词】货币化；货币政策独立性
一、理论综述
1929～1933年的大危机使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催生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的形成与发展。该理论是以有效需求原理为基础的，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发挥政府作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由。然而，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又普遍出现了滞胀的经济现象，滞胀现在又使一批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引发了对凯恩斯主义的挑战，古典主义因此而复活，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在继承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发展了现在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内是一常量，价格和工资也相对灵活，这就决定了货币政策短期内有效，但长期却是无效的，由此他们将滞胀归咎于政府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失误。虽然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争论还在继续，但在实践中，各国政府不仅仍在经常性地利用经济政策干预经济，而且货币政策的地位还表现出明显提高的态势。“货币政策是一门艺术”，当2005年末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带着神奇和光环卸任之际，赞扬、尊敬如潮而来，暂时掩盖了实际的瑕疵，淹没了应有的批评声音。英国知名财经杂志《经济学人》则力排众议指出，格林斯潘长期刺激性的货币政策违背客观规律，造成美国虚幻的高消费和创记录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他卸任后留下的美国经济危机四伏，犹如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不幸真的被言中，自2007年底以来美国金融危机的逐渐深化，打破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金融神话”。他奉行的宽松货币政策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当前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正是他所主张的货币政策曾引领美国经济实现了创记录的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他也一度被誉为“拯救了世界的人”。
二、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有效性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进而调控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抉择和实施必然涉及怎样运作和如何有效地影响社会经济生活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问题，货币政策在调节与控制现代经济活动中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和极其广泛的作用范围。货币政策所涉及的内容实质上是一个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作用过程及其效果在内的完整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目标约有四种，即：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常规手段，即中央银行的“三大法宝”：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辅助手段道义劝告和窗口指导。货币政策作用过程是指央行通过调控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来作用于中间目标，继而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我国目前采用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为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中间目标为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最终目标为实现经济均衡增长和物价稳定。因此，评价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有效地实施货币政策、稳定金融市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当前政府当局防通胀的任务十分艰巨，4月5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11年4月6日起分别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这是进入2011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央行去年来4次加息、9次上调存准率，但是目前国内通胀压力依然严峻，衡量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指标CPI一直处于高位波动的走势当中，去年11月份为5.1%，12月份为4.6%，今年二月份为4.9%，而三月份有可能为新高5.3%。
由此可见，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控制流动性，但是效果并不是十分显著，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仍没有显著的改善和抑制。这也证明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需要日益重视和亟待解决。货币政策的实施一次比一次猛烈，显示了政府当局平抑物价、促使经济软着陆的意志和决心。但最后的结果却不得不令人反思问题症结的所在，究竟是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还是其他方面出现了问题和变化呢？要想促使货币政策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当局一方面必须深刻认识当前国内经济环境的复杂形势，对各方面因素和状况有一个清醒宏观的认识，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把握住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和脉搏，才不会出现过猛或者力度不够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清醒的认识到，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已经和国际市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国外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变化会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造成影响和冲击，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也会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和投资方向，从而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当局在制定和颁布货币政策时，必须牢牢把握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密切注视国外经济环境的走向，必须把我国政策的实施和国外当局的反应考虑进来。这样才能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另外要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安排，根据传统国际金融学中“不可能三角”的观点，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说，“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这三项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一般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项。小型的开放市场经济体可以为了实现汇率目标而放弃国内货币政策。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采取货币局制度，港币汇率严格地钉住美元，其利率的调整完全跟随美联储。新加坡则选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主要通过汇率工具而不是利率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对于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不应受制于其它国家经济政策而放弃自身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我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实现维持通胀水平的长期稳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长远利益要远远超过部分行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短期成本。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例如，在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的时候，本币适度升值一点，进口的东西就相对便宜一些。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国贸易发展应更趋于平衡，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实现经济更加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及货币供给平稳有序的增长。
汇率的灵活性还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2005年以来的实践来看，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得企业、商业银行等微观主体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能力提高。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进一步发展，市场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金融机构在适应汇率灵活性的同时，加强了风险管理，改善了金融服务，加快了产品创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基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善对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
总之，若要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方面政府当局应审时度势，根据国内真实的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的真是面貌实施正确及时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要稳定公众对政府政策实施的预期，避免货币政策的大起大落和不可预见，应该使公众对政策的预期和真实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保持一致的步调，这样才不会抵消和削弱政策的实施效果，才能增强我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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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先明，裴平，张谊浩．外汇储备增加的通货膨胀效应和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J］．金融研究．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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