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1多元一体；濒危语言；语言保护
【作者】肖荣钦，暨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l级博士生。广州，510632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132-006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濒危语言的关系
民族问题是关系我国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2009年9月，胡总书记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必须坚持一切从我国民族问题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先是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的关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56个民族之间关系的民族理论。这一理论已成为处理我国内部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它对指导我国民族团结发展，共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费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总的来说就是肯定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整合体，它既重视各个民族的个性特点，即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体现出各民族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渴望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愿望。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可体现在各族人民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主要是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上。语言是文化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载体，因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就体现在民族语言的多样性之上。在费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也指出：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几个特点之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56个民族实际使用着120多种语言和超过60种文字，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内部语言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也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这120多种语言中，使用人口超过10万的语言有31种，使用人口在1万以上10万以下的语言有19种，余下的语言使用人口都不足万人。①由此看来，我国各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较不平均。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绝大多数人口集中使用极少一部分语言。
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濒危语言的界定，结合我国语言使用人口的状况和国内相关语言学者的看法，我国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下的语言大都处于濒危或临近濒危的状态，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上万人以内的语言也有相当一部分处于临近濒危的状态。我国具体的濒危语言大概包括以下30多种语言：阿侬语、仙岛语、柔弱语、土家语、达让僜语、格曼僜语、义都语、苏龙语、木雅语、畲语、仡佬语、羿人语、拉基语、普标语、木佬语、布央语、塔塔尔语、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康家语、赫哲语、满语、鄂伦春语、东北克尔克孜语、京语、倈语、台湾高山族诸语、五色话、吾屯话、倒话、唐汪话、土尔克曼话等。例如满语使用者迄今为止只剩下居住于齐齐哈尔的3名年过80的老人；分布于我国东北的赫哲语，至2000年底，只剩19个60岁以上的老人会说本民族语言；位于云南麻栗坡县的普标语使用人口也只有50多人。语言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这些语言一旦消失，依附于该语言的文化、艺术、传统也将会消亡，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就会被削弱，“多元一体”格局也将受到一定的冲击，继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按照我国拥有120种语言的总量来计算，我国濒危语言占了全国语言总量的1/4，也就是说，我国每4种语言就有1种处于濒危的状态。就该比例而言，我国语言濒危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并已可能对我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系造成了潜在的冲击。因此，在当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民族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人民生活相对平稳的境况下，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应该引起国家和人民的重视。
二、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现状
我国《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义务教育法》都规定了在我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此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推广与发展，我国已给数十种没有文字系统的语言创制了文字，并且编制了相应的民族语文教材，开办民族语文学习班，推广民族语言文字。另外，坚持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政策，这些都体现出我国政府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支持与保护，从政策层面上支撑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即使如此，我国依然有一部分语言步入到濒危语言的行列。
对语言濒危这一现象的认识，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某些敏感的语言学者当时已开始察觉到中国某些民族语言衰退的现象，并且开始自觉地对这些濒危语言进行了音像录制和编写语言词典等语料存档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一批语言学者对濒危语言认识的不断深入，加上他们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大力呼吁，国内的语言濒危现象逐渐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
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被誉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迄今为止最有权威、影响最大并且最具法律效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就包括了“语言”这一项内容。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公约》成员国之一。这一举措表明我国政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保护提升到国际的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同时也表明我国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正式与国际接轨。
三、“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对策
濒危语言保护的大众化是当前语言保护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国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为民族多元文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这一课题的开展和成效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发展。
濒危语言的大众化所面对的群体应该包括两种：使用濒危语言的民族群体和他民族群体（重点是指强势语言民族）。对于自身民族而言，“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民族的自豪感，使本民族知道使用和保留自身语言的价值所在，体现出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对于他民族而言，“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地接触到濒危语言，让他们感觉到这些语言的存在，并最终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语言及其文化，甚至对这种濒危语言产生喜爱之情，并让这种濒危语言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生活中感受到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下面我们将要探讨“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一些可行举措：
1 扩大濒危语言的使用场所，为濒危语言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外部力量的影响，也有来自语言族群内部对母语态度的抵触。在我国，语言濒危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强势语言占据了弱势语言原有的生存空间，弱势语言在失去生存空间后，其发展受到制约并逐渐走向式微，最终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的濒危就是由于汉语逐渐成为该民族主要的日常交际用语，使得满语在本民族日常生活中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长此以往，其语言活力逐渐下降，最后沦落为濒危语言。
如果政府在日常公共生活场合中注意引导和鼓励人们使用本族语言，人为地为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提供足够的生存活动空间，那么就可以使这些濒危语言得到有效的干预性保护。比如在民族自治区域实施双语或多语播报（例如公车播报、电台播报、电视播报等等）；使用双语或多语指示牌；在民族聚居或民族杂居的地区和学校，鼓励使用自身民族语言进行族内交流等。这种举措都能有效地提高民族语言活力，给濒危语言提供一个多元的生存空间。濒危语言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拓展，本民族对自己族群语言的自豪感也会得到增强。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在某些民族地区经常能听到中英文双语消息播报，却缺少了民族语言的播报。
比如电台播报，虽然中央人民电台等都有推出少数民族语言频道，但是仅限于数种人口较多的民族语言，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播报普及度并不高。在美国，印第安人部落的语言很大一部分也属于濒危语言，比如分布在俄勒冈州Warm Spring社区的Numu语，最初只剩下不到10名母语者，但是当地政府坚持电台播报，并配有一套完整的“语言复原计划”，现在Warm Spring社区能说Numu语的成员越来越多，这些成员大多是通过电台耳濡目染地学习Numu语，并且开始把Numu语当作母语传给他们的下一代。通过美国对Numu语的保育和保护，我们可看出美国正是充分利用了电台播报这一渠道，为濒危语言提供一个广阔的使用和发展空间。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检讨学习。
2 注重媒介的推广与宣传，引起人们对濒危语言的关注
媒体是现今生活最有效的推广与宣传媒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通过媒体得知某个濒危物种、某种将近失传的文化艺术形式的状况，可是我们却很少发现有专门针对濒危语言或濒危语言保护的相关报导。媒体的缺位可能是造成人们对濒危语言关注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在濒危语言的保护中，当代社会最大众化的信息交流平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那么，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很难引起大众的关注。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鼓励不同的媒体拍摄系列濒危语言保护宣传短片（如公益广告）、录制调查报导、深入跟踪报导、引导民间论坛或主流网站等方式，对濒危语言进行全面深入的宣传。
对濒危语言进行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除了颁布一系列法令、条例外，也非常注重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宣传，比如在2009年第2期的《教科文组织信使》①，就是以濒危语言保护为主题，并且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②，呼吁人们珍爱自己的母语。近些年来，我国对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深，并从2006年起把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周六定为“文化遗产日”，但是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语言”这一方面的宣传报导力度还远远不够，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就无从引起人们的重视。
另外，除了媒体的宣传外，其他媒介宣传手段也应该得到鼓励与提倡。例如某些活动或某些品牌常常喜欢采用一些动植物作为品牌的标志，如熊猫就曾成为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同理，某种濒危语言的文字或语言符号也能担当品牌标志。充分利用媒介的宣传，一方面可以引起人们对濒危语言的关注与重视，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强濒危语言使用者的民族自豪感，使濒危语言使用者更懂得爱护自己的母语。
3 适当的商业化，引导濒危语言走向大众文化领域
濒危语言保护的商业化不同于媒介的宣传，后者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的推动来宣传，偏重于公益性的，而前者则是最大限度地发掘濒危语言的商业价值；后者是被动的，前者是主动的。
语言是一种资源。既然是资源就具有价值，有价值就可以推向大众市场，使语言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实现。因此，我们要充分挖掘濒危语言潜在的市场价值，使其走向大众文化领域。我国对濒危语言的保护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学者的语音存档和编写词典、教材，以音频或文本的方式对语言进行记录。而这样的记录大都只是停留在学术层面，没能让濒危语言冲出学术殿堂的篱笆、走进大众文化领域，因此，语言作为资源的价值也就无法得到体现。
近年来，少数民族语言的市场价值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来体现：第一，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最近几年的“青歌赛”加入了原生态唱法，被选送的原生态歌曲绝大多数是属于少数民族歌曲，其在舞台上的表演形式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态；第二，2008年北京贝依国际文化有限公司等发行了全球首张壮语音乐专辑《贝依》③，该专辑一共收录了15首歌曲，其中8首歌曲歌词为纯壮语填词，7首为壮汉双语填词。前者是把民族歌曲原生态地搬到艺术舞台，是民族歌曲与表演大舞台的结合；后者是用民族语言填词，谱入现代流行摇滚的乐曲，是民族语言与流行音乐的结合。二者在大众群体中都得到不错的反响，在体现出语言价值的同时也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语言领进了大众文化领域。在这种商业形式下，民族语言被赋予了全新的活力。
以上两个少数民族语言价值得到体现的例子可以说明民族语言“大众化”的可行性。因此，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语言也能拥有大众流行的元素，只要合理地发挥濒危语言作为资源的商业价值，濒危语言也能走出枯燥的学术殿堂，走向大众文化领域。把濒危语言打造成大众文化，这一方面实现了语言的资源价值，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民族“多元一体”理念的“多元”体现。
4 加强学校教育，夯实濒危语言保护的基础
学校教育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起到关键的作用。学校教育在濒危语言保护层面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价值观，向学生灌输濒危语言保护意识；二是在民族地区落实“双语教学”政策，在非民族地区尝试把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引进课堂。
语言价值教育的第一步是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价值观。虽然我国现在推广普通话教育，但推普的目的不是为了抑制方言或其他语言的发展。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因此推广普通话与语言保护，特别是濒危语言的保护二者并不冲突。而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观，使学生明白“语言无分贵贱”，让学生知道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学校语言价值观教育的首要方面。另外，课堂教学中，我们都习惯向学生灌输环境保护意识、动植物保护意识，比如宣传我国国家动植物保护名录等，这些都体现出人们对自然保护有较强的意识。我国也有一批濒危语言名录①，因此，在课堂上也要注重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宣传。这是我们在学校教育和语言保护工作中一直忽视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我国在民族地区现行实施的“双语教学”政策，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族地区的学生能够在学好自身民族语的同时能够熟练掌握汉语。可是由于教学重点的偏颇，加上对“双语教学”政策的目的认识不够明确，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学生在熟练使用汉语的同时，渐渐放弃了自身民族的语言。如果一种语言遭到本民族人们的抛弃，该语言就很有可能变成濒危。“双语教学”的操作失误也是导致一些语言内部年龄断层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反省。此外，政府教育部门、学校等也可以考虑在非民族地区实施民族语文教育的可行性，例如可以尝试把民族语言作为一门选修课，为那些对民族语言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学习培训的机会。
5 重视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尝试建立语言博物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也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当一个民族的语言濒危的时候，该民族文化内部也同样会产生崩裂瓦解。相反，如果我们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为民族文化创建一个和谐发展的空间，比如建立文化保护区，合理地开发以当地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区或文化节，那么，我们在保障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同时，也能激活濒危语言的活力，使濒危的语言得到继续健康发展的空间，让语言真正发挥本身作为资源的作用，同时也能让大众接触到濒危语言。
濒危语言的出现，导致语言多样性的锐减，从而引起文化多样性锐减，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语言的保护，世界各国都在竭尽全力，其中有的通过建立语言博物馆引起人们对语言保护的关注。对于人类而言，以博物馆的形式接触任何一个知识领域来培养发展自身的兴趣都应该是可能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响应联合国号召创建一个“语言之家”博物馆、乌克兰基辅大学正筹建一所语言教育博物馆、芬兰赫尤里卡博物馆专门开辟了一块语言文化空间、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长期有语言展区等这些语言博物馆样式都值得我国参考学习。其实国内的学者对语言博物馆的建设也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如西南民族大学罗庆春教授就曾经提出希望我国建立一座语言博物馆。
6 鼓励设立语言保护基金，颁布语言保护有关的条例
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投入可能比保护某种动植物还大，而我们也不可能指望研究和保护的投入可以带来什么巨大的收益，并且这些投入的成果也不一定能在短时期内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不只是一代人的努力就能成功的，它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这么庞大的投入和漫长的过程，单靠政府的能力是难以达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该鼓励设立相应的濒危语言保护基金，这个基金可以是针对某一特定语言的，或是特定区域的，也可以是开放性的，或是非开放性的。如果设立了相关的濒危语言保护基金，语言工作者（包括专业的或非专业的）就有了更多项目资金来源，对濒危语言保护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也能直接地投身到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中来。学校和团体也能够透过这些基金进行濒危语言保护的教育。
尽管我国《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义务教育法》等都提到了我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语言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就宣读了有关语言生态保护和濒危语言保护的文件，形成了目标一致的行动纲领，我国也加入到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当中，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语言保护的法律法规。在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只有总则第八条提及“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因此，制订有关濒危语言保护条例，把濒危语言保护提升至法制的框架之下是十分必要及紧急的。
另外，我国政府也应当尽快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濒危语言保护名录，像动植物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向社会公布相关的濒危语言名录和所在地区，使广大人民对濒危语言有最基本的认识。同时也规划濒危语言保护区（村），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护濒危语言的生存和使用环境。
四、小结
民族问题是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幸福安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国民族理论的精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中华民族实现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基石，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关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民族语言 大众媒介 核心范畴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少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简称“民族语言媒介”）毫无疑问是核心范畴，但却常常被“回避”。
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应聚焦何处？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了，但就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本身而言，却显得有些“目光涣散”，延揽的对象过多，并且与多个学科研究发生重叠，研究的指向比较模糊。
少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范畴。在中国的民族地区，由于文化的多样性，信息传播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色彩。但在国家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国家的稳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关系密切，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主流传播平台，其引导力、影响力毫无疑问居于主导地位。基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正处于成长期的文化现实，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学术界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少数民族大众传播媒介纳入自己关注的主要范畴。
根据统计，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满族、回族已经使用汉语，其余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有13个少数民族使用文字――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壮文、哈萨克文、锡伯文、傣文、乌孜别克文、柯尔克孜文、塔塔尔文、俄罗斯文、彝文、纳西文、苗文、景颇文、僳僳文、拉祜文、佤文等①，同时基本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媒介，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构成了中国民族语言媒介体系。而在国家媒介体系中，也设置了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媒介。
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特质日渐凸显。在少数民族地区媒介体系中，由于文化的交融，民族地区媒介正表现出与非民族地区媒介的更大趋同性，传统媒体同样面临挑战，新媒体的传播力急剧提升，但民族语言媒介的受众范围、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却发生重大争议，特别是在现代传播背景下，民族语言媒介存在的必要性、媒介价值和未来命运格外令人焦虑，成为民族新闻传播难以回避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关于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成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最大挑战，因而也成为核心命题。
二、为什么民族语言媒介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命题？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涉及很多层面，但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就可以发现，民族语言媒介成为最具民族特色但同时也是最大的现实难题，足可以列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命题。
1.民族语言媒介是民族的文化权利。在国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得到明确保障，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传播是其文化权利的应有之义。
2.民族语言媒介是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体现。在国家的治国方略中，民族区域自治是基本国策。它对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创办文化传播机构，包括新闻出版媒介的权利给予法律中保障。
3.民族语言媒介最具民族传播特色。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够如民族语言媒介这样最典型地体现出民族传播的特色和不可替代的优势。民族语言媒介用民族母语传播，使这种传播可以实现传者和受众之间的“无缝对接”，其中没有任何文化隔膜，即使不识字的民族受众，也可以通过民族语言的声画传播实现信息的沟通;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它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民族传播的方式，同时在传播内容上自然就会容纳更多的民族文化因素;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民族语言媒介又必然与国家通用语言的汉语构成奇异的“民汉双语”传播格局，形象地体现中华民族多位一体的现实，构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特性;在民族文化的沐浴下，民族语言媒介能够真实展示民族的传播心智，塑造本民族最合适的传播模型，实现最直接的传播。在民族语言媒介身上，民族传播的基本特质展示无遗。
4.最能体现民族传播面临的挑战。在习惯思维下，民族语言媒介仅仅是一种国家政治的符号而已，其存在本身就已经足够了，并不具备或者没有人去追究它是否真正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因此，对于民族语言媒介的兴衰并不关心，似乎存在合理，消失也在心理逻辑的许可之内。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民族语言媒介固然受到国家政策的庇护，但更重要的是服从于传播的需要。只要你真正走进民族社会的基层，就会感受到民族媒介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民族语言媒介在复杂的文化护环境中，也遭遇严重挑战，主要包括受众教育水平、城乡分割、媒介形态变迁诸方面，成为民族新闻传播事业中最突出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民族语言媒介的问题，实际上就不能解决整个民族新闻传播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民族语言媒介面临的挑战
根据调研和观察，民族语言媒介面临多重挑战。
1.语言的困惑。虽然国家极力推行基础教育普及，但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农牧区民众文盲不少，识字水平有限，就直接限制与平面媒体接触效果，即使面对新媒体，也会制约信息接收效果。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国家在民族地区推行的双语教学政策面临复杂困难，语言“空壳化”现象逐渐严重――口语与书面语分离，能说不能写的情况蔓延，这也限制了与民族语言媒介的接触;在开放和信息环境下，面对现实需要的选择，民族语言使用的场合、时间、语言习惯等逐渐萎缩，使用范围越来越局限于农牧区，对民族语言媒介构成了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作为历史产物，民族语言在一定成程度上难以适应现代科技，这种语言不适应性造成传播障碍。语言的困惑实际就是受众的困惑。
2.机制的困惑。对汉语媒体依赖严重，媒体独立运作能力不足。在双语传播体制下，民族语言媒介一般与汉语媒体同体共生，遂设立民族语言编辑部，与汉语编辑部同属一个媒介行政体，但因为民族语言编辑部专业人员缺乏，故自采稿件有限，翻译就成为惯常手段，民族语言媒体的传播策略、传播指向和传播优势就不能充分展示。民族语言媒体到底应该是独立的媒体还是汉语版的翻版？双语传播的一致性和区别性如何把握？民族语言媒介的自有优势何在？
3.区域的困惑。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或多语媒介受众的区域分割越来越明显，大体的走向就是民族语言媒体更集中于农牧区，而汉语媒体则集中于城镇。但问题是存在着双语或多语“杂居”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双语与或语与媒介的受众到底是谁呢？如果在农牧区是民族语言媒介占主体，那么汉语媒介能否进入受众的视野？如果在城镇是汉语媒体为主体，那么民族语言媒介是否还有人接触？难道双语或多语各自“割据一方”就是合理的传播现实？双语或多语传播能否实现全区域融合，而融合的结果是否必然就是民族语言媒介的退出？一切有待现实的回答。
4.内容的困惑。处于双语传播媒介保持宣传政策一致的考虑，以及民族语言媒介本身传播机制的缺陷（如民族语言记者、编辑的匮乏等），民族语言媒介最容易成为汉语媒介的翻译版，更多的变动也许仅仅在于因为拼音文字与汉语方块文字版面容量的差异而造成的内容容量的精简，整体内容并无多大区别。民族语言媒介到底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还是汉语版的异性“双胞胎”，人们还是支持第一选择。因为如果作为独立媒体，她就会具有自己的传播设计和策略，更方便于发挥自己的传播技术优势，更能适应自己独特的受众，更容易形成自己的传播地位和特色，但实际上很难实现。
5.功能的困惑。对于民族语言传播媒介的功能，如果没有基本的了解，最容易将其视作国家民族政策的符号，似乎并无实质的意义。假如仅仅是站在民族地区城镇的背景上观察，也许看到的更多是被疏远甚至抛弃的民族语言媒介，更容易得出民族语言媒介等于“政治符号”的结论。民族语言媒介于是就成为基本不具备传播价值的政治滋生物，仅仅是国家政策的象征而已。人们会质询：作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文化传播以及娱乐的功能，是否存在？没有真正受众的媒介有无继续存在的意义？
6.人才的困惑。按照常理，国家在民族地区积极推行的双语教育，能够为民族语言媒介提供充足的民族园传播人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民族语言媒介恰恰缺乏能够驾驭民族语言的专业人才，特别缺乏能够熟练使用民族语言进行采访、写作、编辑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那么，大批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研究生为何不把民族语言媒介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第一选择？主要是民族语言媒介的局限性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包括经济效益、事业前景和成就感等。高等教育尚不能提供具备完整民族语言媒介素养的专业人才，进入民族语言媒介的更多是民族语言、历史、文学等专业的毕业生，新闻传播学院系几乎没有民族、汉语兼备的双语传播人才专业。供职于民族语言媒介的人员更多地是具备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素养，但却未必拥有新闻传播的专业素养，民族传播能力并不完整。
7.前景的困惑。对于民族语言媒介的未来，是一个敏感而难以讨论的话题。从国家民族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而言，民族语言媒介无疑要一直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生命力不仅应该源自于国家力量的赋予，更源于民族受众的需要，民族语言媒介理应是富于现代色彩、全媒介融合的信息传播媒介、民族文化传承载体。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文化融合的速度和广度加快、加大，少数民族语言不得不接受文化融合带来的巨大挑战，严格而言，文化的选择是一个“自然”过程，并不能被人为阻滞或扭转，语言种类的“简化”是必然趋势，人类更趋于在更大范围使用更一致的传播符号，以适应交际的需要，部分民族语言的“被融合”甚至消融在所难免，民族语言媒介的“精简”也在逻辑之中，人么总会想象民族语言媒介的明天和生命周期，但现在难道会有明了的结论吗？
四、民族语言媒介为什么在研究中被“疏忽”？
不管人们是否明晰地意识到民族语言媒介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播中的重要地位，但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回避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使相关研究总是很难实现跨越。
1.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民族语言的障碍。对民族语言媒介研究的基础，就是要掌握民族语言，起码能够看懂或者听懂民族语言媒介多传达的信息。这种现状就给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学者提出期待，必须学习民族语言。语言是进入文化的第一道大门，掌握民族语言也是进入民族语言媒介研究的基本前提。而身处民族院校的学者们，实际具有学习民族语言的最便利条件。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自治区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学习双语（汉族学习藏语，藏族学习汉语），民族学院各基层单位为此邀请藏族学生担任教师，在教师中每周开展藏语学习。
2. 少数民族学者“缺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方阵。虽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正在勃兴，但她的研究阵容还并不强大。人们会发现，在这个本应该拥有最多少数民族学者的文化方阵中，却恰恰最缺少少数民族研究者，或者是缺少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非少数民族学者。这种缺席，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缺乏民族语言的支撑，缺少民族文化的基础，不能直接了解民族语言媒介，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把握，不能保证准确地理解，学术研究的基础就不牢固。我们并不认同“掌握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新闻传播的准入证”的说法，但民族语言修养缺乏确是当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一大软肋。
3.对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价值把握不足。思维的惰性会使我们把民族语言媒介等同于国家政治，将其仅仅是看作为没有实质意义的政治符号。但实际上，民族语言媒介具有多层的含义：它不仅是传播信息、传承民族文化的平台，同时具有保障民族话语权力、展示民族生存状态和增强少数民族凝聚力、影响力的使命，而在国家层面上，民族语言媒介还具有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历史责任。当然，不论给民族语言媒介赋予多少文化角色，其基本的媒介角色却不能被忽视。只有突破政治视角的局限和成见，认可其媒介本质属性，才能对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价值有基本的把握。
4.缺少在文化融合背景上面对民族语言媒介的学术勇气。关于民族媒介的研究，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主要难题之一。有一个担忧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依然沿用传统的汉族主体民族新闻传播模式，以非主流文化的眼光看待民族语言媒介，不能准确评估民族语言媒介的传播意义和文化价值。在一个开放的多民族国度，国家既以立法的形式保障民族的文化权利，同时又力图推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塑造中华文化的当代形象，于是民族文化个性和文化融合就成为一种复杂的关联。如何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审视民族语言媒介的“前世今生”，眺望民族语言媒介的未来命运，就成为极大的难题。但因为涉及国家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等敏感话题，民族语言媒介就被有意“疏忽”，转而关注比较“保险”的话题，在学术的边缘优雅“散步”，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很难触及关键范畴，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境界，不利于树立研究的独立性。
面对民族语言媒介的生存现状和研究现实，笔者建议学界要明确“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之间概念的区别，清醒认识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核心范畴”的学术地位，全面梳理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和现状，分别建立不同民族语种的媒介研究中心，有效推进民族语言媒介的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拓展民族语言新媒体传播领域，直面民族语言媒介发展中的困惑和挑战，由此思考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华传播学”。
注释：
①柳盈莹：《“作为文化的传播”：论我国民族语言新闻媒介的发展――基于西双版纳傣语媒介的调查》，载《新闻大学》2011年2期;
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民族文化 应用工具性 双语教育
一、语言的应用工具性
语言纯粹作为信息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工具。语言和文字在民族内部交流中实现的是传递信息、文化传承的功能，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中体现的是从其他群体获取信息和学习知识的能力。当语言被看作纯粹是工具时，选择或放弃哪种语言学习，只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可以不带任何感彩。为了向其他民族学习知识，使个人和自己的民族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并获得发展，人们就必须学习那些掌握先进科技、引领经济潮流民族的语言文字。由于语言具有这样的双重性，而各民族的发展水平与速度又不平衡，所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每种语言文字的角色与功能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辩证和动态地来认识每种语言的发展趋势。从语言的工具性这一性质来思考和评价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必须承认在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世界结构中，有一些民族的语言在历史发展的竞争态势中是居于劣势的，而另外一些语言则居于优势。在争取其他民族学习自己的语言方面，不同的语言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在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字的发展大趋势下，如果一个民族语言的工具性呈现出相对弱势，但这个民族坚持只使用本族语言文字而不是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这种保守心态甚至有可能成为这个民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激烈竞争态势下，有些民族曾经居于劣势，但它们及时认清形势，放下架子，在语言问题上克服了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态度，以谦虚和开放的态度积极学习其他发展速度较快民族的语言文字，并以此为工具努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思想财富和科技成果，积极投入到世界经济贸易的大市场中，这些在语言和思想方面比较开放的民族就会因此而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一旦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以后，巩固了国家的独立，发展了经济实力，回过头来更有条件保护与宏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和日本，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最后的发展效果上，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现在各国之间在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的语言文字难以避免地将会呈现出一个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人们在感情上对某些语言的消亡难以接受，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一客观现实，因为这实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从语言的工具应用性方面分析，在争取语言的使用者方面，各种语言之间凭靠本国的科技与经济实力会出现激烈的竞争，这就像向用户企业推销制造技术与设备时，各种技术和设备的制造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一样。为了扩大本国文化和国际影响，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各种语言推广项目，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众与学生学习和使用自己国家的语言。
采用什么指标对一种语言的工具应用性进行评价就成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语言的工具性也许可以通过三个指标进行测量：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口规模，即以该种语言为母语或国内公共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的群体的人口规模；某种语言所能够提供的科技、财贸、学术等领域的信息的先进程度，以科学技术领域的信息先进性为例，我们可以根据学术界提供的出版信息，了解到各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当中有百分之多少是以该种语言文字公开发表的，占据高百分比的文字即体现出较高的先进信息提供程度；可通过某种语言进行各方面交流的其他群体的人口规模，即除了以该种语言为母语的人口外，还有多大规模的其他人口能够熟练掌握该语言，或以该语言为第一外语，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口头或文字交流。
二、双语教育在我国实施的必然性
据统计，2000年我国总计出版图书143376种，同年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2598种。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约为图书总数的1.8%，而且完全是在国家经费补贴政策下得以出版的，其中相当部分是政府的文件和政策宣传读物。我们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汉语出版物在中国是各族共同拥有的不可替代的最庞大、最重要的知识与信息来源。通过一百多年的对外开放和社会发展，现代汉语词汇中已经吸收包容了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词汇，这一优势是其他任何民族语言无法比拟的。以13亿人口和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优势，汉文出版物对世界最新科技、文化、科研知识信息的涵盖面和翻译速度，在世界上已没有其他语言可以比较。
汉语文在中国是应用性最强、最利于提高发展潜力的语言，使用汉语群体的人口规模和在现代科技、教育、经济等领域所具有的相对领先地位都使汉语成为在我国城镇日常口语交流、学校学习、专业阅读、国外各学科的翻译著作等方面的主要语言，是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普遍用语。从文字的现实应用性和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汉语作为中华民族族际共同语的语言功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只会越来越强大。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语言发挥的功能是具有双重性的，语言除了纯粹作为信息交流和学习知识的工具以外还是民族传承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是这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与发展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必定有对邻近民族语言文字的借鉴。这个民族历史的正式文本及后人的追述、民间创造的英雄史诗；这个民族在天文、数学、医学、建筑、文学、农学等所有方面的知识与文化积累，都是用本民族文字记述下来的，所以语言又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从这点出发，如果一些民族有部分民众仍然要求以本族文字为学校教学语言，那么根据我国宪法，这一权利必须坚决予以维护。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满足语言的应用工具性价值，更应该尊重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的深厚情感。因此，政府应当根据该族民众的愿望编制相应教材，并在部分专设的学校为那些愿意学习本族文字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在这些地区以少数族群学生为对象的“民族教育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加强，提供良好的教学条件。与此同时，政府应当向各族学生提供选择机会，对于学生是进入以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还是以汉语教学的学校就读，应当完全尊重学生和家长的自愿选择。
三、结语
中国有56个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的发展水平不平衡，每个少数民族既有保存和延续本族传统文化和语言的深厚感情，也都有使本族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并充分发展的强烈愿望。从根本上讲，只有每个兄弟民族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整体的充分发展。
参考文献：
[1]何波.民族教育专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
[2]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3]哈经雄，滕星.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篇4
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
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言。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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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十五种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
张公瑾：《语言民族学》（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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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字库未存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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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篇5
一、我国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等相关依据
目前，我国与少数民族群众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相关的法律有《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修正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二是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使用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义务;三是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和检察案件;四是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当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五是规定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国家机关、学校、广播电台、电视台、公共服务行业等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义务。对于城市中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问题，集中见于《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国家民委民政部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社区民族工作的意见》(民委发〔2011〕204号)。《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并根据需要和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和教学研究。《国家民委民政部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社区民族工作的意见》(民委发〔2011〕204号)第三条第4款规定:切实加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在外来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社区要明确有关责任人，积极提供就业帮助、语言翻译、法律维权等方面的服务。此外，2011年7月至今，国家民委办公厅先后下发三批次“关于开展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单位的通知”，其中多次明确了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中“购买民族语文翻译或其他社会工作服务”、“开展汉语普通话培训”等相关内容，有关省区结合实际制定了工作方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探索做好城市民族语文服务工作的措施和办法。由此可见，在城市中加强民族语文公共服务工作有据可依，并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础。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学习使用民族语文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对城市少数民族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问题的观点
从总的来看，在学习使用民族语文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问题上，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有关专家学者，都主张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减少障碍，促进沟通与交流。同志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彭真同志1984年1月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关于语言文字问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要以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为主，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青壮年要学习普通话、学习汉文。”同志1998年7月在视察新疆工作时曾指出:“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语言的作用十分重要，语言不通，就不能交流。我国有56个民族，语言种类繁多，为了加强学习和交流，各个民族要克服相互之间的语言障碍，汉族要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要学习汉语，有条件的还要学习外语，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同志2009年9月29日在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同志要努力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了解当地民族历史文化，密切同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目前看，专家学者关于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的研究还不多，基本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处理学习使用城市民族语文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关系的观点。戴庆厦、邓佑玲认为:“城市生活的快节奏、高效率要求信息的传递快速而准确。各个少数民族身居都市，也不得不选择一种通用、经济、高效传递现代科技文化信息的族际交际共通语。”“应当承认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是客观的必然的趋势，是语言功能适应社会变化所做的调整。”［6］何丽、李秋杨、王雪梅认为:“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无论是在物质生产、生活方面，还是在文化精神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民族间频繁接触和交融的过程中，其交际工具———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也在发生着变化。”［7］布阿加尔•买买提认为:“少数民族一方面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教育的权利，这是贯彻民族平等政策的主要体现，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有接受国家通用语———汉语的义务。”“为了扩大交际的领域，为了民族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少数民族都应把学习和使用汉语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共同任务。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客观的需要。”［8］巴合提努尔•达尔肯拜认为:“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可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为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多更好的方便条件。我们生活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要发展，要提高本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不学会汉语文，不能借助汉语文看更多的书，学习更多的知识，是要落后的。”［9］陈海玲认为:“尤其对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语言的自由沟通交流是他们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前提，也是实现真正和谐民族关系的起点。就个体而言，各民族成员只有通过族际语(汉语普通话、汉语方言或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才能够具备顺利步入主流社会的条件，从而跨越文化障碍获得个人在主流社会的更大发展。”［10］
三、国内外语言政策类型和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做法比较
为了适应不同的国内语言文字状况和管理策略，实现不同的政治目的，各国制定了相应的语言文字政策。根据李锦芳和王怀榕的研究［11］，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法律规定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语言平等，同为官方语言。例如加拿大联邦政府于1969年通过《官方语言法》，确定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新西兰从1840年至1974年，英语一直是唯一的官方语言，1974年通过法案，正式确认毛利语为新西兰的官方语言，享有与英语同等的法律效力。英国于1967年通过威尔士语言法案，规定威尔士语与英语具有同等效力。二是几种语言均衡使用、共同发展。瑞士规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为传统官方语言，罗曼什语为地区性半官方语言。比利时规定弗拉芒语和法语均为官方语言，根据语言使用的领地权原则，将全国划分为4个语言区，各语言社区都进行了语言立法，规定了本社区的官方语言。此外还有“宽松政策，柔性涵化”(例如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强制同化”(例如沙俄、前苏联对中亚的严厉管制)和“消极对待母语，采用国际通用语言为官方语言”(例如新加坡)等三种类型。我国的语言政策具有自身的特色。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平等”，各民族语言文字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同时规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道布、周庆生等专家将这两条相辅相成的政策概括为“多样性和统一性”［12］或“多样性和主体性”［13］。郭友旭认为:“中国奉行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政策，对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保障采行的是集体保障原则和属地原则。在中国，政府的促进性语言权利体制安排和实践表明少数民族语言权利是一种积极权利。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摒弃‘国语’和‘官方语言’两个概念，关照了各民族在国家象征上的平等，是正确的做法。”［14］在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领域，国外有一些相关做法:斯里兰卡国家语言和社会整合部最近开通一条“1956”电话热线，主要受理国民由于语言问题导致不便的投诉。［15］美国霍华德县总医院最近配备了一种可用于视频对话的新平板电脑，为不谙英语的病患提供包括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在内的实时翻译服务。［16］乌克兰议会新近批准一个法案，规定如果某一语言的使用人口超过当地总人口的10%，该地方政府就有权给予该语言区域官方语言的地位。［17］目前，国内部分城市也有一些提供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的做法。例如，北京市针对少数民族群众杂散居大都市的特点，提出“全面纳入、优先发展”思路。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寓管理于服务，并有重点地搞好专项服务……加强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印制民族语言执法文书，聘请少数民族语言翻译。［18］再如，山东省青岛市近期开办了首个少数民族语言兴趣班，社会志愿者为居民、学生和老师进行了朝鲜族基础语言的培训。［19］另外，与此相关的是，不少城市还提出了建设语言无障碍城市的目标，并制定了相关规划或措施。北京市提出到2015年，在北京的外国人如遇到困难，可以拨打110、120、999、119、12345等公共服务热线轻松求助，5条热线将实现英、法、西、德、俄、阿、日、韩8语种24小时值守。成都市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打造“语言无障碍”旅游城市，即提高从业人员的多语种服务能力，规范城市和景区的标识系统，设立多语种公共服务热线等。上海提出要通过加强对商场、出租车等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外语培训来努力建设无障碍语言交流环境。但遗憾的是，在《首都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工作规划(2011年―2015年)》和成都、上海建设语言无障碍交流环境的新闻报道中未见涉及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的内容。
四、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的原则与思路探析
通过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是一个涉及面较广、政策性和敏感性都比较强的工作，并对其原则和思路探析如下:
(一)关于工作的基本原则
1．尊重语言发展客观规律。城市中民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是整个人类社会语言文字发展客观规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群体、范围、功能的变化是语言适应社会变化所做的调整。在城市民族语文工作中，必须全面掌握、科学评估城市民族语文发展趋势，依据国家语言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强引导，规范发展，尽量不犯“左”或者“右”的错误。
2．尊重群众自择自愿权利。民族语文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涉及少数民族群众自由权利的工作。各民族群众既有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也有不学或者学习和使用别的民族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二者都可以自由选择，任何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和剥夺。所以，在城市民族语文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保障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为他们的自由选择提供条件，而不是包办代替。
3．遵循我国语言政策和法律法规。一方面，要坚持语言平等观，妥善处理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依据集体保障原则和属地原则，积极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促进民族关系团结和谐和社会语言生活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各民族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高国民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服务国家建设。此外，还要着力抓好现有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努力执行到位，取得实效。
4．尊重城市化进程中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规律。从整体上看，城市化进程中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是大趋势，民族语文工作也必须顺应这个大趋势，把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合法权益和促进各民族间互相沟通交流统一起来，创造各民族间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进步的良好局面。
5．尊重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由于语言文化背景差别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不同，城市中的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切实存在语言交流方面的困难，在与用汉语交流的顾客进行交易时，有时沟通不够顺畅，到邮局、银行、法院、派出所、工商管理、城管等有关部门办事时，有时无法理解有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的准确含义，对此，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决策部署，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存在问题，切实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现实需求。特别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正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城市中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益保障需要公共部门提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形式的文化服务，同时也需要公共部门提供民族语文形式的文化服务，例如广播、电视、网站的民文频道，报纸、电影的民文版本，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民族文化、民族语文展示等。
6．尊重各行业和各地情况差别，分类指导。各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组成情况千差万别，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水平、对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程度也各不相同，此外，各有关行业提供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的方法、途径和重点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按照民族工作一贯的分类指导的方法，突出关系民生的重点行业和部门，突出区域性少数民族主体人群，尊重行业和地方的主导权、决策权，统筹协调推进。
(二)关于工作的整体思路
以我国语言政策和法律法规为依据，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以建立健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为载体，创新方式方法，凝聚社会力量，着力提高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民族语文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逐步破解少数民族群众在城市中的语言沟通交流障碍问题，为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努力。
(三)关于当前工作的重点任务
1．开展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现实需求和提供能力调研。正如前面所述，尽管不少专家学者对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问题表达了关切，但对其现实需求状况和城市提供能力均没有一个相对全面、准确的数据。这种状况，很难为有关部门出台相应政策措施提供决策依据。因此，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现实需求和提供能力调研，以求取得基本数据。例如群居、散居、流动等不同类别少数民族人口在城市中碰到的语言障碍情况，他们对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状况;城市中与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医院、银行、公安、工商、城管等窗口单位目前提供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的状况，潜在提供能力大小，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等等。
2．突出抓好现有政策规定的贯彻执行。当前加强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是有政策规定依据的，工作中必须突出抓好这些政策规定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国家民委民政部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社区民族工作的意见》(民委发〔2011〕204号)有关民族语文服务条款的贯彻落实，指导推动各有关地方密切结合实际，研究解决本地存在的涉及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的突出问题。同时，在《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修订工作中，必须注意完善涉及民族语文有关条款，以适应形势发展。
3．做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中民族语文模块的顶层设计。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仅仅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的一个方面，从工作性质和行政成本等各个角度，均没有必要对城市民族语文公共服务体系进行单独设计，而作为其中一个模块来设计是合适的。该模块必须力图解决这么几个问题:一是服务的提供方式(指民族语文翻译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等);二是服务语言的种类;三是服务的质量标准;四是服务的人才支撑;五是服务的技术支持;六是与其它服务之间的关系等。而服务对象的界定、服务的城市范围、服务的响应标准、服务的经费保障等则与其它方面服务具有相通的地方，可以在综合体系设计中一并考虑。
4．推动在重点行业和窗口单位及早提供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目前看，在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银行、邮局、法院、派出所、工商管理、城管等重点行业、窗口单位提供民族语文公共服务是比较迫切，也是比较可行的。建议升级这些行业的大量自助服务系统，增加民文版本，这样可以最为迅速、有效地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民族语文服务。同时，推动在法院、公安、城管、银行等有关部门增加配备民族语文工作人员，以缓解这些部门民族语文公共服务紧缺的问题。
5．建立健全民族语文翻译制度规范体系。主要是民族语文各语种和各行业翻译资质认定、翻译人才库管理规范、翻译质量评价标准、翻译人员监督管理规定等，惟其如此，才能为做好民族语文公共服务工作提供重要基础性保障。
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语言文化资源;语言文化产业化
云南文化处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的边缘地带,是汉文化的西南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和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的北部边缘。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不仅是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交流工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在现代化进程中使用人口少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强势语言的交融中能否稳定传播使用和发展?是否会出现语言衰退和语言濒危?在文化日益繁冗的新时期如何开发和利用宝贵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语言文化资源的开发能否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研究。
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大文化背景
2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姿的云南民族文化。由于各民族生产生活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正是在与此相应的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居住于坝区交通便利的民族往往比较开放,如白族、纳西族等,他们既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较多地接受汉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二是居住于边远山区的民族则比较封闭,如拉祜族、部分彝族等,他们居住地区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不易接受外来文化;三是一些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化成果较多并趋于定型化,或者表现为物质载体(如建筑、雕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等),或者表现为语言文字,或者表现为抽象的思想和性格(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四是一些传统文化积累较浅和后进的民族,如基诺族、景颇和部分佤族,在一定条件下反而容易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这些民族都信仰原始宗教,也容易改信外来的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
从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资源得到开发,到当今全新的、自主的得以积极发展的阶段。从总体上来说,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具有整合化、现代化、艺术化和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二、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的开发
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语言的资源、文化的资源、经济发展的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存在许多有利和不利的因素。
(一)有利条件
第一,国家政策。我国政府历来都很重视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成立专门机构,帮助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国家共为壮、彝、布依、苗、侗、哈尼、傈僳、佤、白、纳西和景颇等民族设计了十几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很受欢迎。
第二,特色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语言文化的传播贯穿于人类传播历史的全过程,特别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这种传播方式仍然保留,在传播过程中留下了特色的云南文化资源。例如:歌谣,传说,谚语,咒语等。
第三,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的竞争性。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历史上都是经历了语言竞争的考验而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之中的大多数深深扎根于本民族之中,有很强的竞争性,其功能很难在短期内受外界语言文化的干扰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四,就政治经济水平人口分布比例来看,政治经济力量较强、文化水平较高、人口较多的民族使用的语言能够容易开发并且容易影响另一个民族的语言。
(二)不利因素
第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本身具有的复杂性与封闭性特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与生态环境使云南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点,其中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十分丰富并呈现出“隔山不同语,隔村不用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闭塞性和封闭性的特点
第二,云南政治经济水平总体落后,容易被新的文化所影响,削弱本民族语言的使用与普及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青少年接受新事物,学习接受了新文化,母语能力是一定程度会下降。
第三,聚居地中散居、杂居,相对闭塞、落后的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更容易被汉族语言文化以及其他聚居地更集中经济更发达的民族语言文化所影响和改变。
第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还不够完善,在教育体系中加强少数名族语言文化教育的课程和方向还不成熟和明确,只是在一些民族性的学校有相应的专业并没有从基础学校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全面展开双语教学的要求。
三、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产业化发展
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创文字；语言生态；双语教育；双语教学
[作者]陆勇，广西百色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136－005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新创文字大都是按照党中央的民族政策来制定的。对很多先前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同时也必须看到，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推广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由于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拉丁化、中国人过分依赖方块汉字的历史传统等等，导致了在民族地区不少人对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认同程度、接受程度、心理距离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人们对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语言态度等因素有直接的关联。
因此，树立科学的语言生态观，培育人们对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认同情感，以唤起人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觉醒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围绕语言生态观，以家庭双语教育和学校双语教育教学为契机，探讨少数民族新创文字与语言生态的相互关系。
一、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语言生态
语言学与生物学向来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施莱赫尔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观点的影响，提出了语言谱系学说，为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乔姆斯基认为儿童大脑有天然的语言习得机制(LAD)，强调语言是人类特有心智和生物机制之一，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和普遍语法。钱冠连成功地运用了生物全息律原理，发展了语言全息论，提出“隔代激活音感”假设。语言生态或生态语言学的提出也并非偶然，它是人们的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过去人们倾向于把语言当“问题”来看，而现在很多有识之士逐渐把语言当成资源来看。客观地讲，语言既是“问题”也是资源。陈章太按照语言活力程度的不同把我国的语言资源大致分成这样几类：超强势语言资源，如汉语普通话；强势语言资源，如蒙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壮语，彝语等；弱势语言资源，如土家语，布农语，仡佬语等；超弱势语言资源，如满语，畲语，赫哲语等；消亡但仍有一定价值的语言资源，如古吴语，古越语，古楚语，古闽语等。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亦称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这里的“生态”是一个隐喻，“语言生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及地理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就好像自然界特定生物和非生物的生态。
少数民族新创文字是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社会资源，有其特殊的语言生态系统。关于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界定和认识，我们可以参看西方所谓的正字法(orthography)。依照《新编英汉语言学词典》，正字法界定如下：正字法，(orthography)指使得拼写(spelling)合乎规范的方法。换言之，正字法是正确的或标准的拼写。同拼写(spelling)这个术语本身一样，正字法用于字母书写而不是音节书写，更不能用于表意文字(ideography)的书写。一种语言的拼写系统有时是不同的、有争议的，甚至是重叠的几个原则的结果。以英语为例，这些原则包括语音原则(phonetic principle)、音系原则(phonological principle)、词源原则(etymological principle)、历史原则(his-torical principle)、同音异义原则(principle of homonymmy)、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美学原则(prineiple of aesthetics)、实用原则(pragmatic principle)等。
国内很多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大多是拉丁化的拼音文字，选择标准点和创制时同样也考虑到上面诸多的原则。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之处是，国内的新创文字的声调大都用最后一个字母来标记。如现代壮语的几个声调字母符号就有很高的象似性(ieoncity)，体现了美学原则和实用原则。
目前，人们对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认识有诸多的不足或偏见。究其原因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淡化以及语言生态意识的缺失。其表现为很多少数民族新创文字远离学校正规教育、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民间的普及率低等。现在人们更倾向地认为，在中国学校正规教育只需要用汉语、英语就足够了。而在民族地区，现实的情况是：人们仅满足于能用民族语进行简单交流，遇到复杂些的情形或表达更丰富思想、情感则用汉语辅助交流，根本无需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其实这些都不利于民族文化的承传与发展，是民族语言生态观不良思想的表现。因此，人们只有树立正确的语言生态观，才能更好地推广和使用新创文字，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创文字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
二、少数民族地区家庭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指称多民族国家或地区实行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主体民族语言，这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教育体制；而“双语教学”则指在“双语教育”体制下的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具体的教学形式。双语教育在中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和中国源远流长的双语现象发展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双语教育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也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它符合中国的国情、族情、民族关系、语言关系以及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家庭双语或多语教育是民族地区推行新创文字重要举措之一。父母要担当好第一任老师的角色，尤其是母语教育的角色，要尽可能的把父母身上优秀的传统发扬光大。如果父母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并操不同的民族语，那么通过家庭双语或多语教育可以让他们的子女传承更多的多元文化内容。
关键是父母须有正确的语言生态的意识和理念，有科学的语言生态观。英国语言学家P.H.Mathews的论段发人深思，认为对语言学家来说，所有的语言都是财富。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不妨看看赵元任在《我的语言自传》(My linguistic au-tobiograpby)的现身说法：
“那一年(1920)我初次认得我太太杨步伟，第二年我们就结婚了，我太太是个医生，而且能说好几种方言。所以我们结婚后不久就定了个日程表，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北话，后天说上海话等等。最妙的是她居然进了三年的上海中西女塾，可是她跟同学们一直用她带南京、安徽口音的南方官话，这是她第一次给上海话说出声音来。可见学一种语言简直可以纯用听觉，听了潜伏在脑子里，后来一说就说出来了。这种纯粹靠听而不是听、说的办法固然未必是学语言的最好办法，不过
这至少是一种可能的方法。”。
赵元任与爱妻婚后制定的日程表，体现了一代著名语言学大师学习语言的风范，即任何语言对他来说都是平等的，都是宝贵的资源。在研究中不能对任何语言产生任何偏见，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语言生态观，是为人父母应该学习的，父母给自己的子女们多用几种语言交流本身不是坏事，相反可以培养他们的多语能力(polyglot)和增加他们的百科知识。赵元任没有过分强调听、说在学习语言的重要作用是对的。其实学习语言应该先口语后书面语(文字)，两者最好能密切结合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早就对言语和语言做了严格的区分。言语相当于我们每个人所说的口语，语言相当于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化了的书写文字或新创文字。口语和文字各有利弊。口语易变化，文字比较稳定，利于文化的传承。历史已证明，缺少统一使用的文字语言，在民族文化的传承方面是要吃亏的。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各种功能。
笔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家庭双语(多语)教育的比较理想模式是：先给自己的子女在家中充分体验双亲各自的母语，熟练到一定程度且达到识字阶段后，再结合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和强势语展开双语或多语教育，但要强调双亲母语的重要性，把母语的应有地位排放好，母语的第一重要性再什么强调都不过分，毕竟它是一种极其“天然”的资源。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庭都倾向于用共通语来交流，这无可厚非，但千万不可忽视自己的母语、忽视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如果对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和民族语言持偏见或歧视的态度，势必会破坏整个语言生态的环境，这是对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不负责任的行为。
三、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双语教育教学
在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教学中，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该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和应有的教育教学功能。学校教师要善于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语言生态观，注意言传身教，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教育，不可漠视或淡化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令人担忧的是，不少民族地区的教师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语言缺乏深入了解和认识，在强势语言的影响下，对少数民族新创文字有很多偏见或很多认识不到位的地方，远远没有提高到科学的语言生态观的高度。为此，教师在双语教育教学中应努力成为多元文化传播的主要执行者之一，这就要求教师本身首先一定是一个身兼多元文化的文化人。这样才能在培养和塑造下一代多元文化人的光荣使命中担当起重任。民族地区的教师应熟悉本土语言文化和外来文化，既要立足于本民族本地区优秀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发展，同时也要以开放的胸怀，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外来文化，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中优秀、合理的内核，以此来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即所谓的“拿来主义”、“洋为中用”。
我们不妨以《布洛陀经诗译注》“Baed sam bauj fih ciq，Miuh aen cih fih daengj.(那时三宝神还没确立，那时庙宇没有盖)”中的现代壮语baed／pat／的来源为例，说明本土语言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联，从中可见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双语或多语教育教学中重要性及可行性。
Baed在现代壮语中有三个含义：(1)名词：神位、神堂、神龛ancestor shrine in a home，in-set in a wall：shrine同：ham；(2)名词：祖先的神灵：神灵spMt of an ancestor:ancestral spirit同：ham；(3)名词：佛陀、佛Buddhism，gouz sien baiq baed求仙拜佛entreat the gods and worship Bud-dha。baed／pat／在壮语中有“神龛、神”的含义，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深究一下为什么有这样的含义?其来源如何?却并非容易。其实，原因很简单，如果拿baed／pat／的古方块壮字(即利用和模仿汉字的构形特点再造形态和音韵上都与壮语相近或相似的方块字)与意义相关的汉字或英语比较就不好比。相反，拿baed／pat／的现代壮语与汉语“菩提心”的“菩”音和英语的‘Buddhism’(梵语借词)第一个音节‘bud’就有可比性，且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并得出壮语的baed本义就是佛教中的“佛”，是中古汉语从印度梵语直接借入后古壮语再从中古汉语借入的结果。佛教对壮族地区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Baed的“佛”本义之所以不易识别，笔者认为有如下三个原因：
a.宗教影响：壮族地区受佛教影响的同时也受儒家思想、道教等影响；
b.音变原因：“佛”大致经历了bud＞hut＞bat＞pat＞fat＞fo等不同层次的历史音变并互相影响，尤其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f03s对中古汉语pad3的覆盖影响；
c.传统思维：壮族人们长期依赖方块字或没有文字的定势思维，缺少对新创拼音文字系统形态分析。
下面再以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yy020)“壮族典籍英译研究?一以布洛陀史诗为例”的第十一章“献酒还愿”中的一小节经诗为例，进一步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新创文字融入汉语或英语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以上现代壮文为五言体，汉语为七言体，英语为无韵自由散体。壮汉英三种语言一对照，还真看不出孰优孰劣，各具特色。但对于母语为壮语的壮族学生来说，新创壮语文字无疑比汉语和英语更易于激发他们的背景知识。如果学生的母语背景知识被激活后再学习新的目标语，如汉语或英语，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学习语际语的方法。假如学生母语的地位和母语的情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母语背景知识没有得到充分地激活，那么目标语的学习可能会耗时又耗力。
其实，这种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完全可以有效地融入英语课堂和语文课堂，而不是徘徊在教室之外或远离学校。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学生们在语言学习或习得过程中，语言与语言系统之间、口语和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系统之间是可以相互激活的。关键是老师如何指导学生进行有效的激活，一个学生如能把他(或她)母语的语言能力有效的激活并迁移或转化为其他语言(如英语等)的能力，那么其发展潜力将会十分巨大。我国外语教学所占资源是我国全部教育的五分之二，但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外语学习者的母语能力没有完全被激活，或处于休眠状态或半休眠状态。实际上，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系统和其相应的口语系统可以有效地激活他们相应的母语能力，为他们更好、更有效地学习其他语言做好准备。
值得庆幸的是，社会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已经着手进行整理、研究工作。他们通过收集、整理、开发乡土课程语料资源或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典籍翻译成英、汉多种语言等等，这些丰富了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文化内容和语料资源，也为少数民族新创文字走进汉、英文化课堂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如扎根于壮族地区数十年的美国语言学博士白丽珠女士，通过语言田野的方法，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壮－汉－英对照)武鸣壮族民间故事》，真可谓是这方面一个成功的典范。又如百色学院韩家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西部课题《壮族典籍英译研究一以布洛陀史诗为例》(08xyy020)的成功立项和研究，对壮、汉、英三种语言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将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等等。这些都将极大地丰富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文化内容和语料资源，促进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推广与使用，也是对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和谐发展的一大贡献。
四、结语
著名的语言学家戴庆厦教授在谈到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的必要性和发展前景时，认为：“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需要的。有两个原因，一是要实现民族平等和语言文字平等，另一个是当时也没有，路总得摸索。就是现在来讲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不管它的使用情况如何，哪怕是有很少的人在使用，这种文字对他们的民族来讲，也还是有用的，可以用来保留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记录他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也觉得有他们自己的文字，在心理上也是一种平衡和安慰。”
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篇8
一 实施藏、汉、英三语教学的重要性及特殊性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藏族学生主要来源于甘南藏族自治州7县1市、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肃北民族县以及云南、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随着21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英语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英语学习也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对藏族学生进行藏、汉、英三语语言能力的培养,既适合时展的需要,也适合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从语言教学角度看,对藏族学生进行三语语言能力的培养不同于普通类学生,更有其特殊性,研究和探讨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三语教学的特殊性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民族师范院校“三语”教学体系。
1 办学任务特殊。占全省面积40%、占地18万平方公里、人口320多万的甘肃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人才相对缺乏、经济欠发展,这些因素已成为影响全省改革发展大局的主要问题。因此,加大培养民族地区“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各类人才,特别是懂多种语言的民族人才,是加快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在振兴甘肃民族教育和区域经济中负有特殊的办学任务。
2 办学区位特殊。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所在地――甘南,在战略上具有特殊意义。这里地处甘、青、川三省交界和安多藏区民族宗教文化中心。费孝通先生曾在甘南考察时说:“这里地处藏汉接触的前哨,它有条件成为藏族现代化的跳板”。“甘南藏族现代化可能是整个藏族现代化的先行者,而走这条道路的第一步是培养人才,教育要先行。”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在24年前建立合作民族师专,赋予了其特殊的办学使命。
3 办学条件特殊。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是在甘肃省西南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地区设立的一所民族高等院校,这里海拔3000米,长冬无夏,高寒缺氧,信息相对闭塞,交通相对不便,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这使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在办学环境条件方面具有不同于甘肃省内其他院校的特殊困难。
4 政治意义特殊。境外敌对势力长期以来针对甘南及周边藏区教育落后、人才缺乏、群众整体素质较低等问题,实施“分化”战略,对这一地区稳定和发展带来不安定因素。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的发展壮大以及对藏族学生藏、汉、英三语教学的普及对促进甘肃省藏区和周边藏区的教育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 藏、汉、英三语教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进行藏、汉、英三语教学有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有利条件,但也有明显不足和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语言环境的差异是影响三语教学和学习的重要因素。由于藏族学生来源于不同地区,学生从小生活的语言环境各不相同,造成三语教学中的单一或不平衡发展趋势,即形成牧区学生因懂藏语,而学习藏文热情高,成绩提高快,而汉语、英语无语言环境,难学难懂,无积极性,成绩提高慢;而半农半牧区、特别是部分没有藏语言环境的学生,因懂汉语,而学习汉语文热情高,成绩好,而对藏语文,因无语言环境,无积极性,成绩提高慢;而城区,由于生活条件好,思想开放,藏、汉、英三语语言环境相对较好,他们对三语学习的兴趣较高,效果也好。而这种语言环境的差异导致了藏族学生从小对不同语言的不同功能和价值取向的认识,升入大学则会造成三语学习的不同动机和态度,这是阻碍和影响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进行系统性藏、汉、英三语教学的重要原因。
2 独特的语言文化背景对藏、汉、英三语学习的干扰。藏族聚居地区通常实行的是民族自治管理形式,例如自治州、自治县等,政府尊重并支持突出民族特色文化,加上藏民族对自己文化的崇拜和遵从,导致了他们对外来文化的不适应。汉语对他们来说已属于外来文化,英语则更陌生。加之藏民族聚居地区地处偏远,思想保守,无法和发达地区互通有无,导致他们无法消化和吸收发达文化和知识,这部分藏族学生接触汉语、英语较晚,学习难度更大。再者,英语所涉及的西洋文化和开放的风土人情与藏民族文化的保守和自我封闭存在很大冲突,对藏族学生很好地学习英语造成了先天障碍[1]。
3 教学资源的匮乏和不适的教学模式是阻碍藏、汉、英三语教学实施的关键因素。首先,缺乏适合于不同起点藏族学生的藏、汉、英三语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是教育教学实施的主要依据,藏族大学生藏、汉、英三语教学应符合其特点,大纲应对教学的目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做出具体规定,依据大纲教学将会克服教学中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其次,选用教材不配套,教材内容陈旧单一,缺乏民族与地方文化特色,教材中的词汇释义、语法讲解以及课文翻译均用汉语,教材未能反映藏族学生由藏语汉语英语,即从双语三语转化过程中语言间的差异及语言学习的迁移问题,这对部分汉语较差的藏族学生来讲,增加了英语学习过程中理解和记忆的难度,调动不起三语教学中教师的教和学生学的积极性。再次,限于学校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具有一定学历和资历的英语教师短缺,藏、汉语言与文化兼通,英语又好的老师更缺。这是目前藏、汉、英三语教学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藏、汉、英三语教学举步艰难,成效不卓的主要原因。最后,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教学中重语言知识传授,淡语言能力培养;教学双方缺乏应有的交流,课堂气氛沉闷,语言的输入与输出极不平衡;教学设备匮乏,现代化教学设备几乎没有用于教学。所有这些,都限制了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藏、汉、英三语教学的发展。
三 搞好藏、汉、英三语教学应采取的措施
1 激发学生学习藏、汉、英三语的动机。任何语言的学习,都与人的其他活动一样,是一种有目的、有动机的活动。既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系列语言反应的形式,也不能归结为掌握某种一成不变的语言规则。因此,进行藏、汉、英三语教学,必须充分发挥藏族学生主动性、积极性,激发强烈的三语学习动机。教师除利用教学中的各种情境和活动,激发学生学习藏、汉、英三语的直接动机外,还要依靠经常的教育、帮助藏族学生认识学习藏、汉、英三语的潜在功能,激发学习藏、汉、英三语的间接的、社会的动机[2]。这种动机强而有力,有助于克服藏、汉、英三语学习中的各种困难。
2 认识藏族学生藏、汉、英三语学习的困难,给予理解和帮助。对藏族学生而言,藏语为其母语,汉语为第二语言,英语则为第三语言。藏、汉、英三种语言分属两种不同语系,有其特异性和差异性。三者在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言方面既有些共同点,也有很大差异。因此藏族学生学习英语的语言干扰比汉族学生多,既有来自藏语的,也有来自汉语的。藏族大学生的英语教学,也不能用汉族学生的标准来衡量。教师应在教英语的同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汉语,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关注藏、汉、英三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注重语言教学中的迁移现象,对藏、汉、英三种语言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和解释,帮助学生克服语言学习中的负迁移强化正迁移,有针对性了解学生实际,做到因材施教。同时,更应不失时机地进行“授渔”教育而非“授鱼”教育,使学生实现由传统的被动的知识接收者向主动学习、自己学习者转化。
3 修订现有教材,注重跨文化能力培养。依据藏族大学生的文化、心理特点,参照国内各少数民族院校的经验和做法,在考虑藏、汉、英三种语言的差异和联系的基础上,组织藏、汉、英三语兼通的教师编写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藏、汉、英三语教材以配套的教师和学生用书。教材的编写在遵循教育性、科学性原则的同时,要突出地域性和趣味性原则,注重藏、汉、英三种语言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内容既要力求客观、科学,又要适合藏族学生的心理与需求,既要贴近藏族学生的社会生活和经历,又要介绍目标语的文化。更重要一点,教材要从异域及本土人情、日常生活入手,在藏族大学生现有的知识框架基础上,以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来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文化的多元性。同时,更应将教材作为一种媒介,有意识培养藏族学生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敏感性,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念、思维特点、、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使学生学会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场合顺利实现跨民族、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学习语言是为了了解文化、服务文化,在文化碰撞中了解,在了解中欣赏,在欣赏中认可。藏族学生藏、汉、英三语教学应将重点放在语言的工具性和信息的传递上,而不是将教学停留在语言的形式上。
4 加强藏、汉、英三语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24年来,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藏、汉、英三语教学工作虽然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藏、汉、英三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特别是缺乏一批精通藏、汉、英三语的优秀藏族教师,给学校的藏、汉、英三语教学带来很大困难。因此,要加大培养藏、汉、英三语师资队伍的建设力度,特别是加大培养各学科专业配置的高层次藏、汉、英三语师资队伍的力度。同时,学校需举办经常性的、形式多样的藏、汉、英三语教学师资培训班,由具有较高藏、汉、英三语水平和经验的教师任课,扎扎实实地、少而精地逐年培训一批藏、汉、英三语兼能的师资队伍。
四 结束语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藏族学生众多,情况复杂,努力促进藏族学生藏、汉、英三语学习将对民族院校的藏、汉、英三语教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藏、汉、英三语教学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有语言障碍、也有文化障碍;有教材教法问题,也有师资问题,更兼有地域问题。因此,藏、汉、英三语教学是一项既复杂又系统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但只要学校各部门齐心协力,就一定能使藏、汉、英三语教学迈向更高的层次。
参 考 文 献
[1]马学伶.浅议民族师专藏族学生英语自主学习存在的
问题与对策[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8(4):82-83.
[2]李瑾瑜.试谈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的几个问题[J].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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