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篇1
论文内容摘要：语言的交际功能是承载文化的桥梁和工具，它的发挥关系到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存在价值和活力。而语言教材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语及其双语教材也是如此。本文从丽江地区双语教材及其民族语交际现状出发，阐释民族语教材与民族语交际功能之间的关系，提出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的建议，以促进双语教学的良好发展。
随着汉语教学的广泛普及，一些民族的语言文字逐渐失去在实际生活中的交际功能，失去了语言本应该有的活力。在我国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地区，当地人口最多的纳西族世代以纳西语为母语，但由于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原因，汉语成了当地公共场合中的主体语言，其母语纳西语的使用群体严重萎缩，有消失的危机。为了挽救纳西语、东巴文及纳西族传统文化，丽江县相关部门将纳西语言文字及东巴文化纳入小学教育课程中。[1] 虽然当地纳西语课程在学校中受到学生的欢迎，但每周仅1课时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同时用于纳西语教学的教材也存在难度大、趣味性低、脱离儿童生活、缺乏统一性等问题，这既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掌握运用造成不良的影响，也对纳西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形成了阻碍，对于纳西语本身的交际功能和活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民族语教材内容与民族语言交际功能的关系
（一）二者是有区别的
1.二者的性质与内涵不同。在本文中，民族语教材指在民族地区，为了提高学生民族语水平、保护民族语言和文化而在学校开设专门民族语课使用的教材，既包括客观存在的课本，又包括教学中使用的其他内容和资源。而民族语言交际功能是指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民族语所发挥的传递信息、与人交流的功能，因此二者在性质和内涵上是不同的。
2.二者存在的领域和空间不同。民族语教材是在学校中开展教学使用，是在理论空间中发挥作用；而民族语的交际功能则是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是操作领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二）二者又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1.教材的内容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及效果。民族双语教材内容贴近儿童生活、趣味性浓，能够吸引儿童，提起他们的浓厚兴趣，课堂教学中教师才容易开展，学生学习的效果自然也会不错。
2.教材内容来源于实际生活；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是对教材内容掌握效果的检验。教材的内容不仅包含文化中经典部分，更应贴近生活。另一方面，学以致用是教学效果最好的检验，把语言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是对教材、教学效果的检验，也在实际交流中发现不足和问题。
3.民族语教材的内容影响民族语的实际应用与交际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民族语言在公共空间的存在价值与活力。
4.民族语言的交际功能关系到民族语教学的继续开展及其相关教材的编写。语言教材的内容来自于实际生活，是实际生活的体现，因此民族语的交际功能更是影响到了双语教材的编写，影响着双语教学的开展。
5.民族双语教材内容与本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息息相关。作为实际生活的交际工具，语言成为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的桥梁，因此民族语教材与其交际功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和作用。
二、民族语教材内容与民族语言交际功能的思考与建议
（一）重视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开展及教材编写
提高对民族双语教学的重视程度。从学生及其家长的角度而言，要提高他们学习民族语的自觉性；从学校而言，要及时了解双语教学开展的情况，培训教师、研发教材、重视实效，使双语课成为学生的兴趣而非敷衍了事的负担；从社会的角度而言，要营造全民学习民族语的氛围。在丽江古城某小学自编教材，联合社区对古城内的商户进行东巴文、纳西语、纳西文化的普及，不仅提高了家长对于纳西语教学的关注和呵呵重视，更是营造了学习民族语的氛围和环境。
（二）重新认识民族地区双语教材内容与民族语言交际功能的关系，并体现在教材编写中。将民族语教材内容作为实现民族语言交际功能的途径，将民族语交际功能的实现作为民族语教材编写的目的之一，并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在民族语教材的编写和双语教学的实践中。既实现民族语言的交际功能，又使双语教学更有成效。
（三）完善相应政策，规范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尽管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有关于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条款，但具体到民族地区的学校当中却缺乏统一性，而丽江地区的双语教材更为明显。因此要完善相应的双语教学政策，在教学内容和选用教材方面统一，实现双语教学的规范化。
（四）日常交际内容纳入教材编写范围及课堂教学中。丽江地区学校纳西母语课所使用的教材内容多是东巴经中节选的诗歌，缺乏实际生活交流。所以在编写民族语教材时应当将实际生活的交际内容也吸收进来，更加注重民族语的实用性。
（五）教材编写应注意兼顾原则。一方面在内容上将注重文化传承与提高民族语交际功能、提高民族语课程的趣味性兼顾，贴近儿童的实际生活；另一方面将教材编写与使用的规范性与教学资源选择的多元化并重，实现教学规范化，同时在民族语教学资源的选择上实现多元化，以统一的教材为核心，开发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使民族语教学体系更加丰富，实现民族语教学的多样性，提高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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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篇2
关键词：双语教育 国家通用语 民族语 关系
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下，为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加规范化、标准化，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2000年10月31日，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规定，我国通用语是指在综合北方汉语的基础上，吸收南方汉语中的一些音调与词汇，和国内一些其他民族的词汇以及某些外国语中的词汇而形成的语言。中国通用语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语。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很少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问题，因推行通用语而忽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致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消亡，阻碍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在海南，黎族同胞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会讲黎语，黎语受到了普通话的严重影响，据推算，如果不加以保护的话，不到20年，黎语将在年轻人口中彻底消失。鄂伦春族、赫哲族、哈尼族等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
因此，双语是我国少数民族使用语言的最佳选择。少数民族同胞若能成为既懂民族语又能兼用汉语的双语者， 对他们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因为如此， 双语教育一直成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逐步开始在民族地区学科教学中实行民族语和汉语并行的模式，即一类和二类模式，取得不小的成就。但是在目前的双语教育中，仍然存在着重视汉语多于重视民族语的问题，导致民族语、甚至是民族文化的消失。这就是没有处理好民族语和通用语的关系问题。
语言之间的关系包括三种，即语言竞争、语言互补和语言和谐。某环境中一旦存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关系，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某种语言的发展，更会造成民族关系的不和谐，所以我们应当引导语言关系中的竞争矛盾，把它转化为良性的循环。所谓互补关系是指功能的互补和语言结构的互补，互相吸收有益的成分以丰富和发展自身，包括感情功能上的互补和结构上的互补。语言和谐，是指在我国多民族、多语种的背景下构建和谐的语言环境，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与当地的民族语之间既有竞争关系又有互补关系，一方面它们会因为使用频率的多寡或者功能的强弱而有主次、强弱的竞争；另一方面它们因功能和结构的不同而产生互补关系，对于各自的发展也是相互促进的。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宣传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将竞争转化为良性循环，促进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的和谐发展，这是我国语言文字实践工作中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这样做并不是要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更不是要消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而是要少数民族同胞在会说少数民族语言的基础上，还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次，宣传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过程是有重点、有步骤进行的过程，并不是自上而下的一刀切，而是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展开的。因此，在坚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同时，要树立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的观念，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提倡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努力促进各民族语言的和谐共生，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因此要做到：
第一，要承认竞争矛盾的存在，注重语言接触和语言的共时研究。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之间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竞争，我们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要正视这种竞争矛盾的存在，不能避开。想要处理好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的关系问题，就必须了解语言接触的情况，包括两种语言接触的历史和现状，同时，展开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对双语进行语言结构、特性、功能等方面的比较，进而促进这两种语言的互补，这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处理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之间的关系大有帮助。
第二，要在少数民族地区营造一个崇尚民族文化的社会环境，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本族语群体保护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意识。让各族同胞懂得，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珍贵的文化，孩子会讲少数民族语言，不但不会影响学习，还将更有利于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及其他语言，要鼓励孩子在家与父母讲本民族语言。
第三，要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为国家通用语的推广和本民族语言的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宏观调控。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应通过制定政策，对该地区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为国家通用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和使用、相关研究管理机构的设立、相关项目的实施等必要活动创造便利条件。
第四，应用现代先进技术，为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建立资源库。要采用现代化手段，如录音、录像、现代化语料库、语音实验等手段，对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通过调查、收集、研究、整理等工作，设立有关濒危语言的重大课题，投入经费并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进行普查并设立档案，建立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库。
第五，在双语教育中采取措施做到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的兼顾。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中应当注重包括教学比例、教学安排、教学先后、教学衔接在内的各方面的问题，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双语教学计划，使不同的语言对号入座，各自发挥应有的功能，这有利于两种语言的和谐共处。
每个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权利，并且这种平等权利还应受到尊重和保障，这是体现我国民族平等政策的重要标志。因此在民族地区，我们必须处理好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之间的关系，营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语言环境，促进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构建新时期多民族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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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篇3
一、同与异的关系
同与异的关系存在于语言文字的各个方面。比如在语言上：同一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这是同；使用不同的语言，这是异。在新词术语的选择上，有些语言采用同一来源的借词，这是同；而有的语言各自使用本语固有的词，这是异。在文字上，不同民族有的使用相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而有的则使用不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即使是同一民族内部，有的只使用一种文字，而有的则使用几种不同的文字。有的文字与现在的口语一致，而有的已经脱节，等等。民族心理对待语言文字中的同和异，往往因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时间而有不同的选择，其不同的态度受着不同社会特点的制约。
任何民族都有民族认同感，所以一般都会认为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成员在民族的一些基本特征上应是相同或最好是相同的，而且总希望相同的成分越多越好。因而，民族心理所表现出的状态往往是趋向于同，即愿意看到共同点，对共同点估计得比较充分，而不愿看到相异点，对相异点的估计往往偏少。如对待语言归属问题，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同一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总想把同一民族使用的不同语言看成是方言的差别。这样一来，受民族心理制约的感性认识与对语言的科学认识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以我国景颇族使用的语言为例：景颇族内部存在支系的差别，不同支系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些语言中，景颇语同载瓦语等语言差别较大，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载瓦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上，相互间的同源词不到1／3，一些常用的基本词也不同源，而且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很不严整。其次，在语音、语法上也有一些差异。国内外研究景颇族语言的专家通过语言比较，几乎都认为景颇语和载瓦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由于景颇语和载瓦语相差较大，原有的景颇文（创制于19世纪末，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难以适应说载瓦语的人们使用，客观上需要创制一种适应载瓦语特点的文字。但在景颇族内部，许多人出于统一的民族心理，不愿承认景颇语和载瓦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尽量强调景颇语和载瓦语的相同特点。这种心理与语言文字使用的客观规律是不一致的，而人们决定怎样认识景颇族语言以及怎样解决他们的文字使用，则只能遵循语言文字演变的客观规律。
又如，对云南蒙古族使用的嘎卓语的归属认识，统一的民族心理也有过强烈的反映。嘎卓语是云南蒙古族使用的语言，它不是蒙古语，而是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一种语言。云南蒙古族为什么使用了彝语支的语言呢？元朝忽必烈率十万骑兵于1252年进攻云南，由于1381年明军击溃了忽必烈军队，使得这部分蒙古族官兵在今通海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主要民族彝族的女子通婚，以致出现了语言转用，由原来操用蒙古语转为彝语。后来，他们操用的彝语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嘎卓语。但由于嘎卓人还清晰地知道其祖先是北方的蒙古族，因而与北方的蒙古族存在深厚的民族认同感。在这种认同感的支配下，他们希望自己现在使用的语言也是蒙古语，而不愿认为自己操用的是一种接近彝语的语言。当他们听到有的语言工作者提出嘎卓语有蒙古语底层的见解时（后经比较研究证明，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感到非常高兴，很快就接受了这种错误见解。他们甚至用嘎卓语和蒙古语相同的“宾动型”语序以及某些词偶然的语音接近，来论证二者的同源关系。后来的比较研究成果，已较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嘎卓语既不是蒙古语，也没有蒙古语的底层，而是一种属于彝语支的语言。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各个民族在对待不同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上，存在着“求同”的趋向，而对待自己的语言文字，又存在“存异”的心理。所谓“求同”，就是希望各民族语言文字能增长共同成分，以利于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这种统一的心理，在1957年12月10日国务院批复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中作为民族语文政策得到了具体体现。其中包括：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文字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同或者相近的音，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各民族的文字，特别是语言关系密切的文字，在字母的形式和拼写规则上应尽量取得一致。”经数十年的新文字的试行和推行效果证明，这些基本原则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语言文字使用规律的，是受到各民族普遍欢迎并得到认可的。我们的国家，不同民族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在设计新创文字时，若能在字母形式和用法上尽可能取得一致，对于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拼音方案或汉族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对于新创文字使用现代化手段，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必将会造福于子孙后代。当然在具体贯彻这几项原则时应适度，不能影响文字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即不能为求“同”而“削足适履”。
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民族仿照汉字创造了类似汉字的文字系统，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方块哈尼字等，这也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求同心理。这些以汉字为基础创制的文字，形成了一个“仿汉字”的文字系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仿照汉字创造文字的做法还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这些国家也以汉字为基础创造了适合自己语言特点的文字。不同国家的人能够采取相同、相似的文字形式，这与邻近国度人们之间的求同心理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对待语言文字除了“求同”的心理外，还存在“存异”的一面。“存异”，指的是各民族都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字，都要保存自己语言文字的特点。不管哪个民族，都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民族的一部分，所以对语言文字的不尊重，都会被认为是对民族的不尊重。求同和存异共存，是辩证的统一。
即使是属于同一民族而分布于不同国家的跨境语言，在使用什么文字的问题上，民族心理也趋向于“求同”。如苗族除了在我国主要聚居分布外，在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菲律宾以及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也有分布（其中大多是移民造成的）。国外苗族主要使用苗语川黔滇方言。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存在不同特点，其语言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特点，而且在文字上也有差异。可以预计，这种差异在今后还会加大。但是，不同国家的苗族普遍存在着“求同”的心理，希望“国内与国外之间应加强互相交流与学习，以缩小二者之间的差别，促进双方的发展。”他们还希望能共同使用一种相同的文字。当然，这种愿望至少在近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语言文字的分化与统一是受社会各种条件制约的，而且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民族语文工作中，虽然要注意“求同”的民族心理，但求同的原则不宜泛用。在有的条件下，求同是可行的，而在有的条件下，则是不可行的。之所以不可行，或是因为违背语言文字演变规律，或是时机不成熟。下面所举的就是不可行的例子。
对于少数民族文字中汉语借词如何拼写的问题，过去曾一度出现过“求同”的做法，即：使用拉丁字母的民族文字拼写汉语借词时都照抄普通话拼音词形。以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向汉语靠拢，而且可以做到各民族借用汉语借词在拼写法上取得一致，尽可能增长各民族文字中的共同成分。这种愿望是良好的，如果能够做到对各民族是有益的。但是经实践证明，这样做违反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应用的规律，而且给少数民族拼写自己的文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各民族语言从汉语借用自己所需要的新词已有很长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我国民族团结的不断加强，各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各少数民族语言从汉语里吸收借词的数量比过去更多了。如果新老借词怎么说就怎么写，在使用中就不会有什么困难，而如果硬性规定借词按普通话拼写，在书写时就必须分清哪些是汉语借词，哪些是本语词，还要分清哪些是老借词应按本语读音拼写，哪些是新借词应按普通话拼写。这样做，在文字拼写上就出现两套拼写规则：一套用来拼写本语词和老借词，一套用来拼写新借词，势必造成学习、使用上的困难。1958年以后我国试行的几种新文字遭受挫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硬性规定汉语借词照抄普通话和大量使用汉语借词。这种不看条件的求同心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许多人的共同愿望，以为这样做是好事，但后来经过实践才逐渐使大家认识到其危害性。
二、变与不变的关系
语言文字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总是随着社会的演变而演变，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当然，语言文字的变化是缓慢的，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它的变化。在对待语言文字中变与不变、怎样变的问题上，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持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语言文字的使用。
对待语言文字中的变化，民族心理在多数情况下趋于保守。如：一个新词使用后就不愿改动；不愿改动与口语不一致的文字；不愿改换原有的拼写法等。要对语言文字做些改动，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是不愿改的。
藏文创制于7世纪，拼写的是当时的藏语语音。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藏语语音有了明显的变化，如复辅音声母简化为单辅音声母，辅音韵尾也出现了简化等。这样，藏文就与现在的口语出现了脱节现象，给藏族学习藏文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大量的词语要靠死记才能拼写出来。尽管如此，藏族并无改革文字的要求，普遍对这种与口语脱节的文字含有很深的感情，甚至有不少人还认为这种文字是不能改变的。藏族对藏文的这种特殊感情，既与藏族长期使用这种文字有关，又与藏文记载大量宗教经典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形成了藏族不愿改动藏文的共同心理。
景颇文从创制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经推行实践证明，景颇文大体能反映景颇语的特点，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缺点是：代表音位的双字母和三字母附图过多，造成书写和印刷上的不便。所以从50年代起，民族语文工作者多次有过修改双字母和三字母的考虑，但都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坚持不改的人，习惯于现行的字母，认为双字母、三字母没什么不好，无非是多写了几个字。特别是分布在缅甸的景颇族，由于人口多，比较聚居，景颇文使用的范围比较广，更不愿修改文字方案。他们强烈希望我国不要改革景颇文，以保持两国景颇族使用文字的一致性。1956年中缅两国在芒市举行的边民联欢会上，缅甸吴努总理曾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中缅两国景颇文应保持一致的建议，周总理当即表示同意。现在看来，景颇文方案没做重大改动是对的。
几十年来民族语文工作实践经验证明，改革文字应采取慎重态度。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曾帮助四川凉山彝族设计了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耗费了不少人力、财力。这种文字几经试验推行，都未能扎根下来。原因何在？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彝族原有音节文字的作用估计不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文字在试验推行期间几经修改，丧失威信，致使群众对这种常变的文字失去好感。而彝族原有的音节文字，曾在历史上长期使用过，彝族对它已有一定的感情，很容易接受它。所以当这种规范的音节文字取代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之后，很快就在彝族地区普及开来，取得了预想不到的好效果。
文字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与宗教、风俗、习惯密切相关。文字一旦出现，就成为该民族重要的文化形式之一。久而久之，人们就对文字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赋予它一种神圣感或神秘感。特别是对一种历史悠久、记载过历史文献的古老文字，人们对它都有一种崇敬的心理，自然是不愿轻易改动。即使看到它有某些缺点，也甘愿“委曲求全”。至于主要用于宗教的文字，更是神圣不可侵犯，再难也要去学。总之，文字改革常常遇到阻力，或者遇到挫折，或者走回头路，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对文字的保守心理状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语言中的一些词语，如果在造词中所含意义不当，或后来所指对象有所变化，人们也不愿轻易加以改动，往往赋予它以新的意义继续使用。景颇语的“中国”一词，很早就用mi[31]附图（即“汉人国”义）表示。现在看来，这个词所包含的词素意义不符合人们后来对“中国”的理解。所以，过去曾有人提出不用这个词，最好改为汉语译音词，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不改的人认为，这个词已被群众所接受，其意义已由“汉人国”转指整个中国。“黄狗”一词，景颇语称kui[31]khje[33]（即“狗”＋“红”），因为景颇语的颜色词系统在最初只有“红”色，而无“黄”色，“黄”色用“红”色表示，到后来才出现了thoi[31]“黄”一词。但人们并不把“黄狗”改为kui[31]thoi[31]，而仍然使用kui[31]khje[33]。这就是说，某种语言形式一旦被人们长期使用，要改就比较困难。由此看来，要人为地改变语言的某一形式或意义，一定要慎之又慎。
我们说民族心理对待语言文字中的变化趋于保守，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而当社会处于变革时期，或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人们对语言文字中的变化相对会开放一些。比如在我国建国初期，各少数民族语言都在短时间内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甚至有些是本语中已有的词也用汉语借词代替。变革时期语言文字的变化，有时会猛一些，其中有的变得合适，也有变得不合适的。变得不合适的，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还会通过语言文字的内部规律得以调整。
三、纯与不纯的关系
世界上的语言，相互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不受别的语言影响的纯语言是不存在的。不过，语言影响有大小之分，有的语言受别的语言影响大些，语言中夹杂外来成分多些；而有的语言受别的语言影响小些，语言成分相对纯些。我国各民族语言之间都存在语言影响关系，特别是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带有普遍性，语言影响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的变化均起到重要的作用。怎样对待语言影响，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而持什么心理也会影响到语言文字的使用。
就多数情况而言，对语言成分之“纯”与“不纯”，民族心理一般偏向于“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情感，都注意自己的民族特性，因而看待自己的语言，自然是希望母语中固有成分越多越好，不愿被人认为母语中外来成分比重很大。“你说的是一口纯正的话”，往往含有褒奖之意；而“你说的话怎么有这么多外来借词”，常使听者感到不悦。受外族语言影响大的语言，操这种语言的人大多不愿承认自己的语言是混合语。但是，人们又无法抵挡别的语言的影响，别的语言的词语总会源源不断地、不知不觉进入自己的词汇系统，甚至还会夹进某些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这就构成了民族心理的愿望与客观实际的流向存在不一致的状态。一种语言吸收外来语成分，总是在民族心理偏向于“纯”，而客观上则需要外来成分补充的对立矛盾中逐步进入的。
虽然民族心理对待外来语成分一般偏向于“纯”，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的条件下，其程度会有所不同。当一个民族受到异族侵略或歧视、处于不公正的地位时，会出现抵制外来语影响的情绪，即使是已进入本语的外来语成分也要设法将其“清除”出去。20世纪50年代英语外来词难以进入汉语，包括在此之前已借入汉语的英语借词也被汉语词所代替，固然与汉语不易吸收外来语的特点有关，但还与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孤立中国的心理有关。新中国建立后，汉语借词源源不断地进入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是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友好关系不断加强、少数民族日益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分不开的。少数民族对待汉语借词都有一种亲切感，都愿把它当成“家人”对待。汉语词进入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两种语言的词汇交融在一起，在不同的层面上（语素、词、词组、句子）汇成一体。由于吸收了汉语借词（有的语言还吸收了别的语言的借词），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更为丰富，由相对的“纯”变为“不纯”。汉语借词丰富了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提高了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的表达能力，无疑这对少数民族是有利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民族语文工作中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出现了不尊重少数民族语言客观规律的倾向，使得一些民族出现了逆反心理，不愿接受汉语借词，甚至还要把已在自己语言里生根的汉语借词改为本语词，片面追求语言的“纯”。两种心理，两种做法，造成民族语文工作的一次反复。
民族心理是一种社会范畴，又是一种历史范畴，它是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积累到一定时间后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由于民族心理是民族历史某一阶段的产物，而又与民族的其他特征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稳固性的一面，不易改变。但由于民族是发展的、变化的，因而民族心理也是可变的。所以对待语言文字的民族心理具有两重性：稳固性和可变性。民族心理有的符合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有的则只能是一种不能实现的（或在短时期内不能实现）的主观愿望，甚至与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不一致。民族心理会随着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有可能从一种认识转为另一种认识，由一种不符合客观规律（或不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愿望转为符合客观规律的愿望。所以，我们在制定民族语文政策或处理民族语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时，既要考虑民族心理的因素，又不能完全以民族的一时愿望做为依据。而应具体分析制约语言文字的各种因素，正确掌握语言文字演变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判断。凡符合语言文字演变规律的民族心理，应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而不符合语言文字演变规律的，则应因势利导，说服等待。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民族的根本利益（注：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对于什么是民族心理，现在的认识还不一致，这是民族理论中尚未解决好的问题。）。
戴庆厦，傅爱兰，刘菊黄.云南蒙古族嘎卓语研究[J].语言研究，1987，（1）.
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篇4
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威廉·汤母逊：《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
摩尔根：《古代社会》。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十五种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
张公瑾：《语言民族学》（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三编）。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方加方下加土
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篇5
一、湘西苗歌研究的简要回顾
关于湘西苗歌的调查与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33年春夏间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凌纯声与芮逸夫对湘西苗族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查,并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书中对所搜集的44首苗歌歌词用国际音标进行了记音。此次调查得到了当时湘西众多苗族人士如石启贵、吴良佐、吴文祥等人的协助。在凌、芮离开湘西后,石启贵被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聘请为“补充调查员”,又深入苗区,历时数载,搜集了大量资料。经整理研究,于1940年编写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1951年又写成《湘西兄弟民族介绍》。1982年,原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与石启贵先生从事民族科研工作的子女根据这两部手稿重新整理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并于198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从局内人的视角对湘西苗歌歌词进行了记录与分析。以上两本民族学专著已成为学者们研究湘西苗族历史与文化的必读文献。1956年,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一批专家对包括湘西苗族音乐在内的湖南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并于1960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湖南音乐普查报告》,该书至今仍是研究湘西苗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文献。同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湘西民间歌曲选》。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湘西自治州州委宣传部选编的《湘西土家族苗族歌曲乐曲选》,共收录了18首苗歌。1994年,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大型辞书《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一书收录了19首湘西苗歌,并对湖南苗族的民歌作了简要概述。1996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杜亚雄编著)以语系为框架把苗、瑶诸民族作为一章节对苗族音乐进行了阐述,其中也有关于湘西苗歌的论述。2001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下)(田联韬主编)在苗族音乐一章中重点对贵州苗族音乐部分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与研究。在学理性的文论中,蒲亨强的《苗族民歌研究》(刊于1988年《中国音乐学》第1期)、《苗族婚礼歌》(刊于《中国音乐》1988年第1期)等均有关于湘西苗歌的分析论述。而湘西本土音乐学者黄意声的《湘西苗族民歌音乐浅析》(刊于《人民音乐》1985年第7期)、花老虎的《湘西苗歌研究》(刊于《音乐研究》1994第1期)等也对湘西苗族的部分苗歌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近年来,还有部分年轻学者从苗歌的演唱、衬词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总之,关于湘西苗歌的研究,前辈的学术成果作了重要的基础工作,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令人欣慰。但随着国内外学者对苗族历史、语言、服饰、习俗、信仰等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学术成果和研究理念与方法的不断涌现,已有的湘西苗歌研究所存在的一些缺失也逐渐显现出来。
二、湘西苗歌研究的当代缺失
笔者的母语为苗语湘西方言的西部次方言的一种土语,从童年时听自己土语的苗歌,到成年后听其他土语的苗歌,再到认真地学习与研究其他的苗语土语和苗歌,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通过十余年来对湘西苗歌不断的田野调查,觉得近些年来的苗歌研究尚存在以下缺失,希望能引起苗族音乐文化研究学者、研究机构和各级文化管理部门的思考。
第一,忽略了苗歌与方言土语的所属关系。民歌与语言的依存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在依然使用自己母语来交流的少数民族中,他们的民歌因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土语来演唱而使这类民歌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这对于用复杂的方言土语来唱的苗歌来说,尤其如此。某一土语的苗民,只演唱自己土语的苗歌,其他土语的苗歌不听,也不唱。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听不懂。然而在已有的苗歌研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苗歌与方言土语的所属关系。例如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的湘西苗歌部分,由于当时参与民歌集成的仅为音乐学者,缺乏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学者的共同参与,人们除了仅能获得这首苗歌的歌谱外,对其所属支系、用苗语的哪个方言中的哪个土语演唱、该土语的地理分布、该土语与相应苗歌结合后所形成的地域风格等等,均不知晓。研究视角的单一,也就把鲜活的民歌文本的诸多信息遗漏了,委实可惜。虽然记谱是重要的基础,但欲深入研究这些曲谱与歌词背后的苗族文化,研究它们与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如湘西苗族迁徙歌中所提到的苗族与汉族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等,仅有曲谱是远远不够的。“集成”中虽然把所收集的苗歌都已注明到“县”这一级行政区划,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苗族支系及其方言土语的分布,与现在的省、县、乡等行政区划往往不一致,于是所注明的县级行政区划不仅失去了意义甚至产生了误导。一个没到过湘西苗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者若按图索骥地找寻“集成”中所收录的苗歌,一是不易找到,二是即使找到了又会发现临近的其它各县也有。这无疑给后来研究者的学习与研究带来了不便,也给普通的音乐爱好者了解、认识湘西苗歌带来了困惑。
第二,忽略了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的苗歌研究。苗语湘西方言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次方言,各次方言下又分为若干土语。明清时期,统治者曾因为“开疆拓土”而在湘西所修筑的“苗疆边墙”(即现今部分人所说的南方长城),对湘西苗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苗族音乐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致使讲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的苗族被人为地划到“边墙”以外,这部分苗族因接触汉文化较多而被称为“熟苗”,其苗语和苗歌均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如苗语中夹杂有更多的汉语成分,所唱的苗歌有一部分用苗语演唱,有一部分又用汉语演唱。自1956年以来的湘西苗歌的调查与研究,事实上主要是对苗语湘西方言的西部次方言一部分土语的苗歌进行研究,对东部次方言各土语的苗歌研究相当少。这与历史地形成的学术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对湘西苗族的实地调查,其范围主要是现今湘西自治州的凤凰、花垣、吉首三县(市),准确地说,仅仅是对原来“苗疆边墙”以西的接触汉文化相对较少的湘西苗族进行调查,而对“边墙”以东的苗族涉及很少。凌、芮两位前辈当时选择这样的调查范围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认为“边墙”以东的这部分族群为仡佬族而非苗族,这在他们后来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说得很明白。也许是受这样的影响,1956年的湖南民间音乐进行普查,在对湘西苗族民间音乐普查时,主要也是对湘西苗语西部次方言的苗族民间音乐进行普查,这些也都反映在1960年出版的《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上。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的苗族,历史上曾称为仡佬苗,主要聚居在今吉首、泸溪、古丈交界一带,在1956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语言调查中,经从事民族识别工作专家们的鉴定是苗族。据笔者近年来的实地调查,其苗歌一样是非常丰富的,并且有二声部的多声现象,极具自己的个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民歌“集成”工作,大家才开始注意到这一支苗族的民歌,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的湘西苗歌部分收录了两首,但仅为单声部。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一书中苗族音乐的苗族民歌部分,虽然对湘西苗歌有所涉及,但绝大部分是对苗语黔东南方言和川黔滇方言的苗歌进行研究,苗语湘西方言中各土语的很多优秀苗歌却没有收录进去。仅收录的一首情歌《怎么舍得离开你》,也只是湘西苗语方言中一个土语的一种苗歌音调,很缺乏代表性。而众多优秀的湘西苗歌均未收录,当然也就不存在论述。至于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各个土语的苗歌更是没有任何文本描述了。这些都给人们从整体上了解、认识和把握我国苗族民歌的全貌造成了相当困难,也给后学者造成误解。湘西苗歌研究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学术传统,已无形间把湘西苗语东部次方言的苗歌边缘化。然而,苗歌的生存价值远胜于音乐本身的意义,因此,不论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还是从学术的角度,我们均不应遗漏这一支苗族的音乐文化。
第三,忽略了近古史上从湘西迁出去的苗族的苗歌研究。1795年(乾隆六十年)春,在湘黔边爆发了震惊当时朝廷的“乾嘉苗民起义”,战争持续了整整两年,而起义余波则持续了十余年。清朝廷先后集结十余万重兵进行征剿,众多苗寨被焚烧,众多苗民被杀戮,致使起义失败后湘西苗族的苗寨和苗族人口骤然减少,一部分湘西苗族因此而被迫迁往贵州望谟和紫云、广西南丹、湖北宣恩等地。对于这些迁走的湘西苗族,二百多年来他们的苗语与苗歌必然发生了变迁。但它是怎么变迁的?现状如何?世人不得而知。因此,对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被迫外迁的湘西苗族后裔的民歌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从另一个侧面去认识湘西的苗族民歌,而且对研究明清以来湘西苗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及其音乐文化的变迁都有着相当深远的意义。然而多年来我们在苗族音乐研究和苗语研究上均关注不够、研究不够。
第四,来自本土学者的研究太少。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湘西苗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可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湘西高层次的研究型音乐理论人才的成长还是太少,我们很难看到湘西本土学者从主位的视角对湘西苗族的音乐文化进行阐释与研究的文论――尽管近年来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中学界已越来越关注来自主位的话语。本土学者研究上的失语,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却也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和追问我国现行的各级各类音乐教育所存在的某些问题,如艺术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历史地形成的区域差异问题,等等。令人振奋的是,为培养我国高层次的研究型音乐理论人才,国内几家音乐学院从2009年起特向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招收若干名硕士和博士,并给予政策上的倾斜,这必将不断推进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
三、应提倡对湘西苗歌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
存在以上问题,本身说明我国苗族民歌研究之不易。苗族因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而跨地域、跨省区乃至跨国界居住,在国内则形成了湘西、黔东和川黔滇三大方言区,居住上的大分散、小聚居,又形成了众多的支系乃至亚支系,并由此形成了各地复杂的土语。但也正是这复杂的苗语土语,才使得苗族民歌在我国少数民族民歌中显得这么瑰丽多姿!同时也由于绝大多数苗歌研究者都非湘西苗族,不懂苗语,做田野调查时在当地难以较长时间地停留,对各地苗族支系的语言、习俗、服饰、信仰、民族心理等势必缺乏深入了解。或研究者虽为当地苗族,但由于时代和知识结构等多方面的局限,致使研究难以广泛、深入和细致。尤其是用于祭祀仪式的苗族古歌,因其用相当成分的古苗语演唱而使研究者不得不驻足。因此,欲对湘西苗歌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就迫切需要音乐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等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尤其是懂当地苗语和民俗的音乐学者和语言学者的共同加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笔者认为,对湘西苗歌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湘西苗歌的现状、种类、所属支系的地理分布及其相关民间歌手进行全面的调查与统计,理清家底。并从服饰、次方言、土语、习俗、信仰来理清相关苗歌与苗语土语的对应关系,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实证依据。二是以土语(亚支系)为单元,对湘西苗歌的音乐形态、演唱特点进行音乐学层面的客观描述与分析,把握每一个土语苗歌的个性特征,探究其“族性音调”。同时对各个土语不同种类苗歌的使用场景、功能价值进行学理性的分析研究,透过苗歌去理解苗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三是对整个湘西苗族民歌进行共时与历时的综合研究,深入阐释湘西苗族民歌在这一族群长达几千年的迁徙中与汉族及周边少数民族进行交流、融合的渊源关系。四是利用现代多媒体手段,以土语(亚支系)为单元建立湘西苗歌音像数据库,为音乐人类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一份真实的湘西苗歌文本。
跨学科综和研究的积极意义是深远的:第一,明确地把湘西苗歌与其所属土语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找出其内部各自的对应关系,既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对其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把握,也有利于我们从微观上准确地认识某一首具体的苗歌。第二,为维护我国苗族众多支系及其亚支系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为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持,有利于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进一步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第三,为当代人提供一份翔实可靠的湘西苗歌文本,为苗族音乐文化的科研、教育和管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信息需求。第四,这样的一种研究视角、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其他地域的苗族民歌提供某些具体经验与参考,不断推进我国的苗族民歌研究。
湘西苗歌研究,在资料搜集的层面还远未完善,而欲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研究者除了应具备扎实的音乐基本功之外,应当广泛涉猎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其它人文学科,尤其是应注重对湘西苗族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学习与梳理。同时它迫切需要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来共同关注。湘西苗歌研究,既任重道远,更呼唤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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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4年。
[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8YBB122)阶段成果]
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篇6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H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093-02
1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分析及研究意义
11概况分析
语言方面，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因此，全国55个少数民族，共使用72种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属于五个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文字方面，除回族、满族已不使用自己民族的文字而直接使用汉字外，有29个民族有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字，有的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文字，如傣语使用4种文字，景颇族使用2种文字，故29个民族共使用54种文字。
在少数民族中，或是各民族杂居的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家长有的出现重视汉语、忽视母语的倾向，不愿让自己的子女进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因为他们担心子女以后进大学、找工作、出国留学有困难。在民族地区的一些中小学，民族语和汉语授课的比例中，民族语的比重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的书刊、报纸、杂志数量偏少，少数民族群众获取信息的通道明显不畅。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如云南省的纳西语和仙岛语、贵州省的仡佬语、湖南省的土家语、四川省的彝语以及中国东北部的满语、鄂伦春语以及赫哲语等。
12研究意义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不同特点的总和。是该民族千百年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总和。群体生存和延续的历史经验依赖语言文字代代相传，并记录着人类知识的一个侧面和局部，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文字是族群的标志，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也是族群内部联系的纽带。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切实保护各少数民族利益和风俗文化的体现，是促进民族团结、合理处理民族关系的必要之举。我国有许多小语种，学术价值极高，是解开历史上许多谜团的钥匙。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保护由此可见。
2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经济的发展，政治社会的稳定，文化的融合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发展陷入困境的三大基本因素。三大因素密不可分、相互作用，在近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继承发展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21相关教育发展缓慢
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教育失衡。进入21世纪，社会文化转型，全球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语言文字生存环境更迭，少数民族成员只有学习汉语或英语才能跨越文化障碍获得个人在主流社会的更大发展。
民族语言文字教育的功利性与培养目标的偏差。由于缺乏整体的评价机制，考试成绩成了唯一的衡量指标，至于教育所应包含的其他内容，如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价值观念、民族认同感的培养等方面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分数就是结果，也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的最终宿命。
教育资源不足则是教育发展缓慢的又一重要原因。首先是教育经费问题，虽然我国政府不断提高教育投入，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成本昂贵的双语教育或多语教育的经费。然后是高素质师资力量不足。再次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材编写不足。
22法律保护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相关的法律也不断出台。问题是，这些法律法规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仍有一定差距，许多条款未能得到全面落实，可操作性差。专门立法的空缺也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中的软肋。
23竞争力不足
在我国，汉语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文献多，早已成为民族语言中的强势语言和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少数民族人口少，使用范围狭窄，只有在相对较少的范围内使用，导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率降低，甚至已经濒危或消失。
24媒体及宣传不足
汉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手机电话进入少数民族千家万户，而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传媒供应却明显不足。媒体的灌输很容易导致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汉语言文化影响，而忽视本民族语言文字。
25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视不足
社会一体化进程加速，各民族杂居散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各少数民族群众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机会减少，对汉语言文字的需求迫切。就目前形势来看，在青少年一代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啊中，汉语言文字的使用已占绝对的指导地位。
3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建议
31促进相关教育的发展
311重视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双语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民族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开展双语教育的过程中需要系统和大规模的培养双语教师，一是解决目前的急需，对在岗的民族教师进行培训；二是大规模培养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的汉族学生。更重要的是提高双语教师的待遇，及时发放工资，防止教师资源流失。
312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
首先，提高民族师范院校的教育水平。要突出将民族师范类师范学校的功能，加大对民族师范院校的投入以提高办学条件和水平。与此同时，建立民族学校毕业生就业机制，让学生为民族语言教育事业服务。完善培训系统，建立针对民族语言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系统。
313实行分担体制下的专款专用
分担体制要求中央政府按期拨出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省级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投资力度。明确三级财政分担比例，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责任。专款专用，按时、按量地投入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事业上。
314转变学生评价机制
建立民族语言文字专业的学生评价、考核体制，以保证专业毕业生的质量。加重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考查力度，增加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整个学生考核体系中的分量，以这种方式促进教师、学生、和社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视程度，才能达到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学习和发展的目的。
32建立保护区、扶持传承人
321建立保护区
维护弱势语言的生态环境，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区。对弱势地区实施“原产地保护”，保持语言环境的稳定，为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建立“民族语言文字生态区”打造本民族的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言文化品牌。云南丽江纳西族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成功的示范。
322扶持传承人
保护濒危语言文字的传承人，扶持继承人。使濒危语言文字及其文化传人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保护和大力扶持。除了为其录音、录像，积累语言文字和文化素材，更重要的是为其提供传承的环境和条件，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其内在积极性。
33完善法律保护体系
目前我国主要是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条例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保护。这些法律法规面对当今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日益复杂的生存环境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国应制定一部专门性的法律来保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该专门性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学习、传播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和义务；对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文字的方法措施做出明确规定；要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信息化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明确规定剥夺、歧视和侵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34加强媒体宣传
对于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媒体来说，少数民族的电视、广播节目、书刊、报纸、杂志的供应量应该加大，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切实融入少数民族群众的方方面面。
35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经济在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传承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既能促进语言文的传承和发展，又能为语言文字的继承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尤其旅游业的发展，其发展为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民族语言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符合旅游资源的可利用性和可开发性，其独有特点能有效地吸引游客，使游客得到审美享受和精神满足。体现其在旅游业应有的价值对于旅游业的发展、语言文字的开发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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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篇7
语言作为一种资源，其多方面的价值属性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其中，语言的经济价值是语言作为资源的价值属性的重要方面，开发语言经济价值（简称开发语言经济）的意义已有较多论述，在此笔者不作赘述。本文重点关注民族语言的经济开发问题，此处简要讨论开发民族语言经济的重要意义。首先，从语言权利角度看，每个民族都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这已是写入宪法的语言政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民族为了自身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富裕，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民族语言，选择学习更具有经济价值和发展前途的通用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权利的落实需要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条件。不具备一定经济实用性的语言，其语言使用者对该语言的语言权利就会受到影响。这种权利看起来不是别人的剥夺，而是自己主动地放弃自己的母语，主动放弃这种语言权利；而实际上，语言权利的放弃与否是以语言经济价值及其交际度为准绳的（语言的Q值理论可以对此作出一定的解释，参见Swaan，2001）。
因此，要真正实现语言权利，发展该语言的语言经济，使其成为具有相当经济价值的语言是较好的选择之一。其次，从语言生活角度看，语言生活本身应是丰富多彩的。这里的丰富多彩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存在形式的丰富多彩，语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语言生活的丰富多彩也意味着语言种类的丰富，即多样的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各得其所，各展其能，而不是一种语言独揽天下。因此，语言生活的多样性，简言之，就是多样的语言（包括方言）在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多样的作用。而民族语言的作用自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自然是语言发挥多样作用的重要体现。此外，从文化的多样性来看，少数民族语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将促进社会文化的多样与繁荣。再次，从语言问题的角度看，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决部分语言问题。关于“语言问题”的概念，陈章太进行了界定和分析，他指出：“语言问题是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专业术语，多指因语言及其社会应用所带来的困难、麻烦或冲突。具体指因语言结构、地位及其功能等的缺失、变异，或因相关制约因素的变化，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素，及语言关系、语言观念、语言政策的变化，使得语言在社会应用中发生困难与障碍，甚至可能造成、引发社会、民族、宗教、群体等的矛盾与冲突”，简言之，“语言问题是指由语言及其社会应用带来的需要认真对付、解决的困难与麻烦”。
由语言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已不是奇闻轶事，世界上由语言引起的社会冲突、民族冲突，甚至是政权更迭也是时有发生的。因此，适当地解决语言问题，对于化解社会问题、缓解民族冲突以及维持政治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发展语言经济，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经济，则是解决语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少数民族语言经济的开发，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和重视，以此体现语言平等和语言权利，进而体现并处理好语言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将会有利于区域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此外，从区域发展看，发展民族语言经济是科学、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一。民族地区一般是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在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代中国，民族地区需要全面、科学、可持续地发展地方经济。而语言作为一种具有多重价值的重要资源，可以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语言经济是绿色环保、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语言经济，可以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也是繁荣和发展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关系，必将表明语言经济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旅游业中的民族语言及语言经济
旅游业是近些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旅游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旅游业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民族旅游业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创汇高、收益多的朝阳产业。旅游开发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给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民族地区人民的收入，转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旅游产业条件充足。“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旅游资源可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语言资源是属于人文旅游资源范畴。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民族语言既遇有挑战，也存在机遇，具体体现在民族语言危机的出现和民族语言经济的开发上。
（一）挑战：旅游业中的民族语言危机所谓旅游业中民族语言的挑战，即旅游业所带来的民族语言危机，主要表现在旅游业对民族地区民众语言学习和语言转用的影响。具体体现在：随着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地游客涌入民族地区。为了更顺畅地进行言语交际，更顺利地进行旅游服务，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的民众积极学习通用语（普通话）。与此同时，民族地区的民众在母语（民族语言及其方言）的使用以及对待下一代子女的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上，逐渐发生态度的变化，表现在对本民族语言的渐趋淡漠，对具有经济价值的通用语的趋之若鹜，从而造成民族语言使用范围日趋减小，使用人数日趋减少，语言转用逐渐发展，以至于放弃本民族语言，致使民族语言出现濒危，甚至灭绝。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上文所提及的语言问题。对此，李宇明指出，语言濒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某种原因自动放弃本民族语言。其中，经济因素是自动放弃本民族语言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旅游业的发展，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让民族地区的民众看到了通用语的经济价值，看到了学习和使用通用语对于地方经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因而，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民族语言的濒危，甚至灭绝。
当然，致使民族语言濒危的原因并非仅仅是旅游业，但不可否认的是，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语言的濒危。关于包括旅游经济在内的经济发展对民族语言的影响，国内外都有研究和分析。据孙杰远、李玉玲的研究，广西那坡县境内生活着壮族、汉族、苗族、瑶族、彝族。那坡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形成了多民族语言共生共存的状况，并具有丰富和谐的多民族语言文化。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断裂的危机。其中，旅游业的发展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那坡县少数民族中的年轻一代对民族传统语言文化的看法也正在发生改变。在那坡县百省乡坡伍屯，仍然使用彝语交流的所剩无几，大多数是彝语汉语互用，一些接受汉语教学的小学生甚至拒绝用彝语与家人、邻居交流。”具体来说，旅游业可通过三方面使语言发生变化：“当地人不得不用该族群语言以外的语言与外面的人进行交流；外面人所显示的物质优越感和他们的言谈举止会使当地人对外界产生兴趣，本族群的人会积极地学习他族语言；游客和当地居民在各种情况下进行直接交往，他们只有用外语才能与外面的游客沟通。”另据资料显示，韩国济州岛也遭遇类似的处境，以旅游业闻名的韩国济州岛在旅游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当地的方言土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二）机遇：旅游业中的民族语言经济应该看到，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语言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旅游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为语言的保护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方面，旅游业的发展为民族语言的使用和民族语言经济的发展开创了活动的空间，民族语言可以在旅游业中发挥出自身独特的优势，充分开发语言这一种旅游资源，对于旅游业的发展、语言的保护和语言资源的开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陈丽君、胡范铸所述，“语言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它符合旅游资源的可利用、可开发性质，尤其是具有观赏性、趣味性、稀缺性等特点，能有效地吸引旅游者，使他们得到审美享受和精神满足”，无论是作为符号形式、交际工具的语言，还是作为知识和文化的语言，都可以在旅游业中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对于民族语言来说，体现出民族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知识，是民族语言在旅游业中体现资源价值的重要方面。例如，湖南永州的旅游指南把“女书”列入了旅游资源；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在旅游业中的开发也有声有色。以东巴文为例，当地印制的“东巴文化系列丛书”可以看作是在旅游业中开发民族语言的典范。东巴文化系列丛书包括：东巴纸经（东巴经典节选集粹）、东巴纸典（东巴象形文字译注）、东巴纸语（游丽江学说纳西话）、东巴纸言（纳西锦言名句欣赏）、东巴纸印（东巴文字印章集锦）和东巴纸像（东巴图案艺术集锦）。其中，东巴纸典（东巴象形文字译注）收录了一千四百多个东巴象形文字与汉字等语言文字的对照，具有实用性和欣赏性的双重作用，对于外地游客了解、体验东巴语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只要发掘出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文化的精粹与独特之处，在开发民族地区旅游经济过程中完全可以发挥出民族语言的作用，开发民族语言经济。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为民族语言的发展及其语言经济的开发带来了机遇。
（三）民族语言与旅游业的互动关系民族语言的开发与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双向互动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民族语言对旅游业的作用作为旅游经济的新增长点，文化旅游近些年来得到了社会民众和旅游业界的重视。而民族语言所体现和承载的民族文化是开发文化旅游的重要对象和途径之一。如上文所述，民族语言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体现了当地民族文化、民族风情，甚至是民族历史。这些都是外地游客在文化旅游过程中极为感兴趣的内容。开发旅游经济的过程中，注重从民族语言的角度开发文化旅游，将为旅游产业，尤其是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带来新的活力，这也是带动地方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2．旅游业对民族语言的作用就民族地区旅游业对民族语言的作用来看，旅游业促进了民族语言的使用，使更多的人看到民族语言的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进而促进民族语言的语言习得与代际传承。保护语言，最重要的就是“用”。在语言活力的评估指标中，就有相关的“用”语言的指标。例如，语言活力的主要评估指标中的“代际语言传承”、“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和“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2006），都是与“用”语言密切相关。可见，“用”语言在语言保护中的重要性。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如果民族旅游业中能够开发出民族语言的经济价值，将会激励更多人使用民族语言。这种“使用”，首先是作为一种旅游资源的使用，即通过类似上述东巴文的做法，让语言文字在旅游经济中得到开发，开发出语言产品，形成语言经济。简言之，这种语言使用是把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的开发。其次，使用语言是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使用，即逐渐扩大民族语言在旅游经济活动中的使用范围，扩大民族语言的使用人群、使用场合，从而进一步逐渐增强民族语言的代际传承能力，同时在语言态度上，使得本民族成员增强对本民族语言的积极评价与认同，进而推动民族语言的推广，扩大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
三、开发民族语言经济的途径
（一）语言经济的基本类型开发民族语言经济的途径多种多样。就一般的、传统的语言经济类型来看，主要有语言培训、语言翻译和语言科技等几种。语言培训是语言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提高人们的语言能力为目标的经济行为。据相关统计，2005年国内语言培训市场的市场总值大约为150亿元。语言翻译行业也是语言经济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主要通过提供有偿的口译、笔译或者手语翻译服务，从而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据美国CommonSenseAdvisory公司2010年5月的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翻译市场外包服务的价值约为232．687亿美元，而另据统计，国内语言翻译和本地化业务产值已达到120亿元［3］。语言科技主要涉及与语言运用、语言信息处理等有关的软件设计、开发及生产等方面的经济活动，通过给客户提供与语言相关的技术、设备或高科技产品，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致力于智能语音及语言技术研究、软件及芯片产品开发、语音信息服务的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快速发展是语言技术领域的语言经济的典型。民族语言经济的开发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发展上述传统的语言经济类型。
（二）旅游业中的语言经济类型除了传统的语言经济类型，民族旅游业中的语言经济的发展还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发展新的语言经济。初步分析来看，结合旅游业的特点，可以发展（但不限于）以下一些新形式的民族语言经济形式。
1．语言艺术语言艺术主要是指利用语言进行艺术创作，并由此获得经济利益，如小品、相声、文学创作等。在此过程中，语言是其获利的主要手段和工具。旅游业中的语言艺术可以体现在多方面的语言活动中。例如，在原生态的民族歌舞中体现出独特的民族语言魅力。以羌语为例，据孙宏开统计，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多声部唱词包含了羌族文学的大部分内容，就最动人的酒歌曲目《迪沙》而言，就有80多首唱词。无疑，这些艺术形态如能与旅游产业结合起来，将向游客多方面展示当地民族语言的独特魅力。又如，在旅游经济中，旅游纪念品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当地语言的特色，开发出刻有当地语言文字的纪念品，也是发展民族语言经济的重要途径。
2．语言体验这里的语言体验，类似于上述语言培训中的语言学习但又不同于语言学习，主要是在旅游活动中，引导游客对当地的民族语言进行体验式学习，让游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自由学习（甚至是习得）民族语言，感受民族语言的独特魅力，体验异域文化的神奇诡秘。具体做法可以有多种，例如，上文提及的“东巴文化系列丛书”就是一种很好的对书面语言（及文字）的体验方式。就口语而言，可以在特定的旅游区域内设计一定的类似于大学校园里用于学习外语的“语言角”，让外地游客身临其境体会民族语言及其语言交际的独特与神奇。此外，为了更好地提升游客对民族语言的体验，可以在诸多语言体验过程中加入语言科技的成分，将传统的语言经济形态———语言科技融入到民族语言体验中来，如民族语言与通用语的互译、旅游景点的语音信息服务等。
3．语言展示不同于上述语言艺术呈现和语言体验过程中的民族语言的动态展示，这里的语言展示，主要是语言博物馆功能的体现。具体来说，旅游经济中的语言展示，是通过静态博物馆的方式，向游客形象地展示该民族语言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及使用领域，即展示民族语言在不同时空下的状态，使游客简洁地了解该语言的历史与现实，进而了解与此相关的语言文化，以此达到文化旅游的目的。这种语言展示，也需要一定的媒介，如不同时期的书面文字材料、民族语言所依赖的文学、音乐作品等。
四、语言服务视角下的民族语言
经济在旅游业中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是发展语言经济、提升旅游产业的“双赢”活动。这种双赢活动是在隶属于服务业的旅游产业中完成的。因此，开发旅游产业中的民族语言经济，可以从服务经济学，进一步说从语言服务的视角加以审视。语言服务是以语言作为工具手段或产品内容的服务。总的来说，旅游业中的民族语言经济开发，也是向游客提供一种语言服务。语言服务需要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两个基本要素，涉及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就旅游业中民族语言经济的开发来说，语言服务的“供给”主要是要激发当地民众使用民族语言的积极性，增强语言服务意识以及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语言服务的意识，在旅游业中创新服务形式、提供民族语言服务。当然，促进民族语言服务的发展，需要政府制定并实施适当的语言政策，激励、鼓励当地民众开展民族语言服务，发展民族语言经济。语言服务的“需求”主要是引导游客进行语言消费，激发游客的语言消费意识和语言消费意愿，从而形成语言消费市场。当然，对民族语言服务的消费意识和消费意愿以及语言消费市场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重要的一方面是民族地区要通过多种方式，向消费者（游客）积极展示民族语言的独特魅力，以此吸引游客对民族语言的关注和向往。总之，开发旅游业中的民族语言经济，提供民族语言服务，需要民族地区的政府和民众做更多的工作，在敞开胸襟接待来自四面八方游客的同时，积极展示自身语言文化的神奇与魅力，宣传民族语言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五、结语
语言经济学研究表明，语言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少数民族语言也不例外。然而相关研究多是针对通用语经济价值的讨论。本文以民族地区旅游业为例，尝试探讨少数民族语言经济开发的意义与途径，以此表明少数民族语言经济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无论从语言生活、语言权利还是语言问题的角度看，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都具有相当的必要性；而在旅游业中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的诸多途径和方式，也表明少数民族语言经济开发的可行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同时指出，“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党的十报告也指出，“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及民族地区语言文化与地区文化旅游的紧密关联，使得少数民族语言经济的开发与民族文化发展、区域发展双赢成为可能。倘若上述开发少数民族语言经济的途径与方式能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得到成功实践和广泛发展，那么语言经济学研究也将进一步证明：经济的发展未必导致少数民族语言的衰落和濒危；在旅游业中开发语言经济，提供语言服务，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保护语言的重要途径之一。
民族与语言的关系篇8
一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对白族语言保护的现状
1．政策方面
1986年12月30日云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规定，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1993年6月，在云南省政府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由云南省民语委牵头，在昆明市召开了“白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通过了修订后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
2．学校建设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的剑川县甸南乡西中小学开始，一直到向阳溪白文学校和大理师专白文班的开办，白文在教育领域的试验已经从单一性向多样性发展，为全方位、多渠道培养人才探索了经验。西中小学在教学过程中还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先白后汉，白汉并重，以白带汉，白汉俱通”的16字方针。大理师专则针对学生在学习汉语和英语时存在的一些困难，通过教研发现这与白语有一定的关系，于是1996年开办了白文班。
3．保护措施
目前，在保护白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上，云南省政府主要采取的措施有：（1）未来五年内，云南省将投入105.2亿元发展民族教育，用于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包括实施民族地区学前双语免费教育，加强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2）未来五年，云南省计划投入17.7亿元用于保护民族文化，共安排重大项目13个，内容涉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示范点建设、民族文化资源库建设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基地建设等。其中，每年安排2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世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
二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对白族语言保护的意义
虽然我国在语言关系上坚定地执行了平等政策，各民族语言不论使用人数多少，一律受到尊重，民族语言从主流上说是和谐的。但随着大理地区经济的发展，白语的吸引力正在加速褪色，其生存危机日益严重，附于语言之上的白族文化同样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语言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通用语言，白语比汉语更能充分体现与之相联系的白族文化。白族语言就是一种白族人民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它不仅是白族文化的载体，也是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担心白语的消失会使一种认知客观世界的独特体系、独有角度随之消失。长此以往，语言的高度单一化，可能会使人类思维方式退化和绝对化。因此，系统研究大理白族语言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1．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保护白语是加强白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保证。但在汉语言为主导的社会里，白语与汉语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应该正确处理好语言竞争与和谐的关系，处理好白族语言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得到顺利发展。
2．有利于传承、研究、利用白族的语言与传统文化
白族语言是白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白族语言就是保护白族文化。传统文化是白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在白族的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大理白族语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但白族语言对于开展描写语言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类型语言学研究以及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其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语言学上，也体现在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当中。因此，保护和利用白族语言，对学术研究和维护我国文化多元性都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白族的传统文化。
3．有利于提升白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近年来，因为受到部分不良民族主义以及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等的影响，一些白族家庭逐渐放弃教授后代白语，致使白语在部分地区面临消失的危险。同时，由于新白文创制后推广和宣传力度不够，大部分人还不了解白族文字的存在，这些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自卑。推进白语工作将大大改善这些情况，使得白语能更好地流传下去。将白族的传统文化纳入到教育当中，一方面，可以使其文化得到保存，发挥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培养白族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潜移默化地提升白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三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在对白族语言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各级政府部门都采用普通话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采用汉语书写各类文件，白族文字由于书写不方便，只有少数学者在研究，很多群众都不知道有白族文字，更谈不上学习白文了。但白语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通用语言是无法否认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族人民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放弃白语，这就使得保护白族语言的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
1．白族人民普遍存在一种“学习白族语言无用论”的心理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确立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普通话的成功推广对于有效协调社会生产和生活，普及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使得白族地区的青少年学习汉语言文化的能力增强，而母语能力不断下降。大多数白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语言自身存在着复杂性和封闭性，出现了隔山异语，隔村异音的文化现象，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承，容易受到新文化的冲击，削弱了本民族的语言。在这个大背景下，学习白族语言在社会中无法给白族人民带来实惠，无法创造财富，更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白族青年只有学了普通话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再加上现在生存压力这么大，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学习白族语言。对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来说，普通话尤为重要。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在他们看来，普通话要比自己的白族语言更为重要。这就使得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范围内，上到政府官员，下到普通民众，都有一种“学习白族语言无用论”的心理。
2．缺少资金支持，致使在保护白族语言上缺乏足够的物质保障
由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处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所处地理环境位置不佳，生态环境复杂多变，发展相对落后，长期以来都只能依靠旅游业维持其经济发展。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大理地区的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在认识上的肤浅和资金上的有限，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政府都不可能也不会把相对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短期内难见收益的白族语言保护中。然而，保护白族语言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如果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许多项目和课题研究就很难进行下去，也就没法进行保护了。
3．缺乏专门的保护白族语言的法律法规制度
首先，在法律上，以《宪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形成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保障系统，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保护作用，但是相关法律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只是作了原则性的阐述，缺乏可操作性。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尚未出台，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具体问题难以规范，这就使得像白语这样的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其次，在政策上，到目前为止，笔者只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中找到“白族人民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文字记录；而于1958年设计并于同年在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获得通过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根本就没有什么约束力。
四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保护白族语言的对策措施
1．进一步保护和传承好白族传统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保护了白族的传统文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白族语言。首先，政府部门要对白族人民长期坚持语言平等的方针，妥善处理好白语与汉语的关系，尊重与包容白族文化的多样性，推动白族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要加快白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繁荣发展白族的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事业，加大对白族地区的文艺院团和研究所的扶持力度，开展具有群众性的白族文化活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白族文化的创新，积极促进白族文化的对外交流；最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电视台、报社应该加大力度宣传白族语言，广大媒体应该架起汉语与白语之间沟通的桥梁，力争在积极吸取先进汉语言文化的同时保护好白族的传统文化。
2．科学推广“三语”教学，引导并处理好“三语”关系近年来，英语学习在白族语文教育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三语”新概念。“三语”是指白族除了学习母语和汉语外，还要学习英语，这就加重了白族学生语言学习的负担。如何安排这三者的关系，是必须探索的一个新问题。因此，解决白族的双语教育，还要考虑“三语”的关系。首先，政府要让白族人民从意识上认识到学习“三语”的重要性，对学习“三语”的白族学生给予资金补助，在中高考的时候实施加分政策，并鼓励学生如果学好了“三语”，政府承诺会在找工作的时候给予政策倾斜；其次，解决目前急需问题，对在岗的民族教师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最后，政府应该组织专门的监督团，对“三语”教学活动进行监督，并制订一套切实可行的奖惩标准。
3．大力促进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白族语言的发展与传承经济在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事实证明，经济发达的地区会吸引其他地区甚至国外人士到该地区投资，他们为了在这个地区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技术，使自己的公司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就不得不学习本地区的语言，以便与这个地区的政府和人民进行交流。首先，大理白族自治州有许多优秀的旅游资源，如五朵金花、风花雪月、天龙八部影视城、大理三塔以及苍山洱海等，我们要利用好这些资源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其次，充分发挥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民族优势和特色，大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为外部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再次，要以此为契机，注重自力更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最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设立自己的专项资金用于白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并做到专款专用。这样，在发展过程中，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语言才会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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