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民族的关系篇1
1.功能主义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的启示
帕森斯认为，某个整体行动系统是由形成信息控制等级结构的文化、社会结构、人格和有机体等四个子系统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文化控制社会系统、社会结构控制人格系统、人格控制有机体系统，并且每一个系统都为更高一级系统的运行提供着必要的能量条件。新功能主义者强调应关注作为系统的社会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文化、社会和人格体系的特色，把文化当作社会现实范畴，考察导致社会秩序整合和解体的力量，并且确认社会分化是社会变迁的结果。［3］卢曼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秩序并不是靠对共同价值、信仰及规范的一致性来维护的，所有的社会系统都建立在行动之间沟通的基础上，行动系统由沟通而来。［3］迪尔凯姆强调优先分析整体时，把系统的组成部分看做是完成满足整体功能、满足整体需要的必要条件。［3］斯宾塞发展的必要条件功能主义强调，为适应环境，有机体和超有机体须具备某些必要条件。［3］各个民族世代积累并持续传承着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包括行为规则、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情感态度等)都深深植根并保持于该民族的语言之中，可以说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是该民族文化传承的核心和主要部分。因为语言是人们沟通与交流的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所以说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首要任务。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语言，体现了该民族独有的民族精神。语言的存在是民族存在的最显著的标志。［13］另一方面，作为各民族特有的宝贵精神财富的语言具有多种重要功能，如交际功能、文化功能、心理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政治功能等。［14］由此可见，语言的健康传承与和谐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语言的重要功能决定了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必要性。
2.功能主义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推广普通话之间关系的启示
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某一事物的功能往往是多方面的，功能与功能之间存在着矛盾与互补的关系，结构的优化决定着整体功能的优化。就语言的功能而言，作为特定人群约定俗成的一套符号系统，语言首先表现为人们进行交际和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工具，又同时成为特定文化的重要载体与表征。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既是少数民族群众思想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少数民族群众民族尊严的重要体现、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做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工作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作为全国通用语的普通话是包括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快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交际工具，同时又更大程度地承载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推广普通话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及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然而，学好全国通用普通话与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又形成了“两难”的矛盾，此可谓当前我国双语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如果过急过快地推广普通话，势必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衰退、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承断裂及少数民族群众民族情感受到某种程度挫伤的忧虑。另一方面，如果仅强调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而在全国通用普通话的学习方面跟不上形势，很容易对少数民族群众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妥善解决这一矛盾是破解我国双语教育教学问题的关键所在。根据功能主义理论的启示，妥善解决双语教育基本矛盾的价值追求应是统筹兼顾、结构优化、实现双赢、达到“两全其美”，即在学好普通话的同时做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工作。在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方面，少数民族群众要传承保护好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本民族语言;学者要发挥学科优势，通过技术手段保存保护好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少数民族语言;汉族群众也要学好与自己工作生活有重要关系的少数民族语言。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社会主体资源支配者和社会经济发展全盘规划者的政府应妥善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推广普通话之间的关系，要在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在政策支持上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功能主义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加强双语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考虑成立全国性或重点地区双语教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并将相关规定上升到政策法律层面。双语教育是协调普通话推广及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为了科学高效地推进双语教育工作，笔者认为，有必要成立全国性或重点地区双语教育工作相关组织领导机构。该机构可以代表中央政府或重点地区政府全面组织、领导双语教育及其科学研究工作，对双语教育实现统筹安排，各方兼顾，从而真正体现功能主义理论关于优化工作结构、提高总体工作效率的精神。(2)强化薄弱环节，大力支持与双语教育有关的科学研究与师资培训工作，考虑从技术层面解决双语教育“两难”矛盾。一方面，要特别注重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研究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教材、辅导书、教具学具、教学软件的开发工作;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教学研究，在继续加强汉语教材、辅导书改进工作的同时，着重加强汉语教具学具、教学软件的开发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强双语教育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研究，加强双语师资培训工作，尽可能提高双语教育的效率效果。由于汉语教学在各方面比较成熟，可以考虑在达到相应普通话教学目标的同时，利用技术手段尽量缩短汉语教学的时间，使师生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学好本民族通用语。据笔者所知，已经有专家开发了数套可以大幅度提高汉语教学效率的教具学具及教学软件，建议由政府牵头大力推广，从而从技术层面上破解“两难”的矛盾。(3)优化市场结构，充分发挥语言功能优势。市场经济实际上具有生产领域与营销领域两大部类。在营销领域，学好国家通用普通话是重要条件;而在生产领域，民族语言将发挥其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组织管理与技术指导的优势性作用。为此，须多方举措，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投资建厂，发展当地的优势产业，扭转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当地就业，使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客观需要，并提高他们学习本民族语言的积极主动性。
二、符号互动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及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符号互动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充分沟通，切实做到客观实际。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的调整与实施是一个持续沟通、互动的过程。因此，在进行调查研究时，要善于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注意与调研对象的沟通、互动与交流，使得研究成果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充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可行有效的政策性建议。(2)尊重意愿，充分调动积极主动性。符号互动论的要旨在于通过沟通、互动达成共识，从而实现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化。因此，在协调普通话推广与少数民族语言传承问题上，要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意愿为原则，与人民群众进行大量、细致、持续的沟通，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学习普通话与传承少数民族语言的积极性。(3)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做好工作。符号互动论强调循序渐进的沟通及互动双方对行动意义的深入理解。因此，需要通过宣传与鼓励的办法，使群众明白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的重要意义，坚持从当地生产、生活实际出发的原则，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多方协调、群策群力搞好普通话推广工作，特别要纠正并防止急于求成及不顾实际“一刀切”的倾向。在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的同时，必须充分做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工作，应以两全其美、争取双赢为目标，不可顾此失彼。
三、理性选择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及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理性选择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的启示
由理性选择理论可知，对利益与权利的识别与追求是影响并决定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及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影响人们抉择的因素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但同时，对自身权利、文化价值乃至自我尊严的维护与追求，也是人们理性选择举足轻重的因素。无论居于多数的语言群体或其成员，还是居于少数的语言群体或其成员，都有语言权利。［15］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不仅关乎我国各民族沟通交际与信息交流的顺畅进行，也关乎少数民族语言权保障、民族文化传承及民族尊严维护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在语言传承方面处理不当往往是引发少数民族情绪波动，乃至民族地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跨境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不但关乎社会稳定，其本民族语言能力逐渐衰减乃至丧失，将对了解境外的状况和进行社会文化交流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是理性社会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语言政策的调整与完善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是关乎国家安全稳定和扩大对外交流的大事。
2．理性选择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兼顾各方利益，调整语言政策。据理性选择理论的启示，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政策的调整与完善，要兼顾各方利益，在充分考虑部分利益的同时考虑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本着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工作、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和谐的原则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从一定程度来说，政策调整就是以公平、正义、均衡为价值追求对相关权益进行调整的问题，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多方面的切身利益，涉及种种权益权衡问题。如升学考试中涉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加分尺度把握问题、大学预科招生中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公平合理性问题、公务员和教师录用中的语言政策问题、职称评审和干部选拔中少数民族语言适用性问题、少数民族语言考试标准问题等方面，都应本着利益平衡、公正合理的原则，及时、科学地完善和调整与语言相关的各项政策。(2)将少数民族语言纳入考核项目，促进语言公平的实现。建议相关部门考虑将少数民族语言考试纳入相关专业升学或相关职业领域就业的考核项目，并使少数民族语言考试通过者具有与外国语考试通过者类似的待遇。建议相关部门考虑在职称晋升考试与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在政策层面允许少数民族考生以少数民族语言考试代替部分外语考试。该项举措对实现语言公平，进而实现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3)设立少数民族语言考级制度，以利益杠杆调动语言传承的积极性。建议相关部门考虑参照既有的语言考级制度设立少数民族语言考级制度，并以政策和法律保证少数民族语言等级证书的拥有者与外国语语言等级证书拥有者类似的在学习深造、就业求职、职称评定、评优评先上享有相应的优先权与优惠条件。少数民族语言考级可以从在生产生活中应用人数广、应用领域重要的少数民族语言开始，逐步推广完善。这样，将会较大程度地提高整个社会参与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我国各民族语言和谐健康的传承与发展。
语言和民族的关系篇2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 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 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 Philipson）、萨斯曼（Zdenek 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 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 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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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民族的关系篇3
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
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
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
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
言。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
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威廉·汤母逊：《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
摩尔根：《古代社会》。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十五种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
张公瑾：《语言民族学》（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三编）。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方加方下加土
语言和民族的关系篇4
【关键词】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白族语言保护
【中图分类号】H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2）08－0001－02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之一，它伴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记录着民族的兴衰。白族语言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通用语言，它记载着大理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对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多方面考究来看，白语应属汉藏语系语言。对白语的归属问题，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主要的看法有藏缅语族说、汉白语族说、汉语方言说、混合语说等多种。民族语言学界对白语在藏缅语中的地位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白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有的学者认为白语属藏缅语族，但自成一语支，单立白语支；有的学者把白语列为藏缅语族，但语支未定。这些都为白语的进一步保护和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一 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对白族语言保护的现状
1．政策方面
1986年12月30日云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规定，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1993年6月，在云南省政府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由云南省民语委牵头，在昆明市召开了“白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通过了修订后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
2．学校建设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的剑川县甸南乡西中小学开始，一直到向阳溪白文学校和大理师专白文班的开办，白文在教育领域的试验已经从单一性向多样性发展，为全方位、多渠道培养人才探索了经验。西中小学在教学过程中还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先白后汉，白汉并重，以白带汉，白汉俱通”的16字方针。大理师专则针对学生在学习汉语和英语时存在的一些困难，通过教研发现这与白语有一定的关系，于是1996年开办了白文班。
3．保护措施
目前，在保护白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上，云南省政府主要采取的措施有：（1）未来五年内，云南省将投入105.2亿元发展民族教育，用于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包括实施民族地区学前双语免费教育，加强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2）未来五年，云南省计划投入17.7亿元用于保护民族文化，共安排重大项目13个，内容涉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示范点建设、民族文化资源库建设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基地建设等。其中，每年安排2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世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
二 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对白族语言保护的意义
虽然我国在语言关系上坚定地执行了平等政策，各民族语言不论使用人数多少，一律受到尊重，民族语言从主流上说是和谐的。但随着大理地区经济的发展，白语的吸引力正在加速褪色，其生存危机日益严重，附于语言之上的白族文化同样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语言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通用语言，白语比汉语更能充分体现与之相联系的白族文化。白族语言就是一种白族人民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它不仅是白族文化的载体，也是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担心白语的消失会使一种认知客观世界的独特体系、独有角度随之消失。长此以往，语言的高度单一化，可能会使人类思维方式退化和绝对化。因此，系统研究大理白族语言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1．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保护白语是加强白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保证。但在汉语言为主导的社会里，白语与汉语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应该正确处理好语言竞争与和谐的关系，处理好白族语言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得到顺利发展。
2．有利于传承、研究、利用白族的语言与传统文化
白族语言是白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白族语言就是保护白族文化。传统文化是白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在白族的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大理白族语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但白族语言对于开展描写语言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类型语言学研究以及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其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语言学上，也体现在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当中。因此，保护和利用白族语言，对学术研究和维护我国文化多元性都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白族的传统文化。
3．有利于提升白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近年来，因为受到部分不良民族主义以及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等的影响，一些白族家庭逐渐放弃教授后代白语，致使白语在部分地区面临消失的危险。同时，由于新白文创制后推广和宣传力度不够，大部分人还不了解白族文字的存在，这些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自卑。推进白语工作将大大改善这些情况，使得白语能更好地流传下去。将白族的传统文化纳入到教育当中，一方面，可以使其文化得到保存，发挥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培养白族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潜移默化地提升白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三 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在对白族语言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各级政府部门都采用普通话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采用汉语书写各类文件，白族文字由于书写不方便，只有少数学者在研究，很多群众都不知道有白族文字，更谈不上学习白文了。但白语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通用语言是无法否认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族人民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放弃白语，这就使得保护白族语言的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
1．白族人民普遍存在一种“学习白族语言无用论”的心理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确立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普通话的成功推广对于有效协调社会生产和生活，普及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使得白族地区的青少年学习汉语言文化的能力增强，而母语能力不断下降。大多数白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语言自身存在着复杂性和封闭性，出现了隔山异语，隔村异音的文化现象，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承，容易受到新文化的冲击，削弱了本民族的语言。在这个大背景下，学习白族语言在社会中无法给白族人民带来实惠，无法创造财富，更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白族青年只有学了普通话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再加上现在生存压力这么大，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学习白族语言。对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来说，普通话尤为重要。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在他们看来，普通话要比自己的白族语言更为重要。这就使得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范围内，上到政府官员，下到普通民众，都有一种“学习白族语言无用论”的心理。
2．缺少资金支持，致使在保护白族语言上缺乏足够的物质保障
由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处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所处地理环境位置不佳，生态环境复杂多变，发展相对落后，长期以来都只能依靠旅游业维持其经济发展。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大理地区的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在认识上的肤浅和资金上的有限，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政府都不可能也不会把相对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短期内难见收益的白族语言保护中。然而，保护白族语言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如果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许多项目和课题研究就很难进行下去，也就没法进行保护了。
3．缺乏专门的保护白族语言的法律法规制度
首先，在法律上，以《宪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形成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保障系统，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保护作用，但是相关法律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只是作了原则性的阐述，缺乏可操作性。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尚未出台，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具体问题难以规范，这就使得像白语这样的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其次，在政策上，到目前为止，笔者只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中找到“白族人民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文字记录；而于1958年设计并于同年在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获得通过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根本就没有什么约束力。
四 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保护白族语言的对策措施
1．进一步保护和传承好白族传统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保护了白族的传统文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白族语言。首先，政府部门要对白族人民长期坚持语言平等的方针，妥善处理好白语与汉语的关系，尊重与包容白族文化的多样性，推动白族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要加快白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繁荣发展白族的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事业，加大对白族地区的文艺院团和研究所的扶持力度，开展具有群众性的白族文化活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白族文化的创新，积极促进白族文化的对外交流；最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电视台、报社应该加大力度宣传白族语言，广大媒体应该架起汉语与白语之间沟通的桥梁，力争在积极吸取先进汉语言文化的同时保护好白族的传统文化。
2．科学推广“三语”教学，引导并处理好“三语”关系
近年来，英语学习在白族语文教育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三语”新概念。“三语”是指白族除了学习母语和汉语外，还要学习英语，这就加重了白族学生语言学习的负担。如何安排这三者的关系，是必须探索的一个新问题。因此，解决白族的双语教育，还要考虑“三语”的关系。首先，政府要让白族人民从意识上认识到学习“三语”的重要性，对学习“三语”的白族学生给予资金补助，在中高考的时候实施加分政策，并鼓励学生如果学好了“三语”，政府承诺会在找工作的时候给予政策倾斜；其次，解决目前急需问题，对在岗的民族教师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最后，政府应该组织专门的监督团，对“三语”教学活动进行监督，并制订一套切实可行的奖惩标准。
3．大力促进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白族语言的发展与传承
经济在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事实证明，经济发达的地区会吸引其他地区甚至国外人士到该地区投资，他们为了在这个地区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技术，使自己的公司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就不得不学习本地区的语言，以便与这个地区的政府和人民进行交流。首先，大理白族自治州有许多优秀的旅游资源，如五朵金花、风花雪月、天龙八部影视城、大理三塔以及苍山洱海等，我们要利用好这些资源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其次，充分发挥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民族优势和特色，大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为外部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再次，要以此为契机，注重自力更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最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设立自己的专项资金用于白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并做到专款专用。这样，在发展过程中，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语言才会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4．建立健全保护白族语言的法律法规制度
首先，在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相关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前提下，对如何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作一个具体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并且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具体问题做出规范和调整，让其得到有效保护；其次，自1993年6月通过了修订后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其科学性和可行性也得到了时间的检验。但至今为止，仍不是正式的方案，笔者建议在对原有方案进行适当完善的基础上将方案报请相关部门审订并批准，以使白族人民早日拥有自己的正式的白文方案。
参考文献
［1］赵黎娴.白语的系属问题研究简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2］张霞.白文及白文图书概况［A］.见：徐琳.大理丛书·白语篇［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3］戴庆厦.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2）
语言和民族的关系篇5
论文内容摘要：语言的交际功能是承载文化的桥梁和工具，它的发挥关系到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存在价值和活力。而语言教材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语及其双语教材也是如此。本文从丽江地区双语教材及其民族语交际现状出发，阐释民族语教材与民族语交际功能之间的关系，提出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的建议，以促进双语教学的良好发展。
随着汉语教学的广泛普及，一些民族的语言文字逐渐失去在实际生活中的交际功能，失去了语言本应该有的活力。在我国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地区，当地人口最多的纳西族世代以纳西语为母语，但由于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原因，汉语成了当地公共场合中的主体语言，其母语纳西语的使用群体严重萎缩，有消失的危机。为了挽救纳西语、东巴文及纳西族传统文化，丽江县相关部门将纳西语言文字及东巴文化纳入小学教育课程中。[1] 虽然当地纳西语课程在学校中受到学生的欢迎，但每周仅1课时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同时用于纳西语教学的教材也存在难度大、趣味性低、脱离儿童生活、缺乏统一性等问题，这既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掌握运用造成不良的影响，也对纳西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形成了阻碍，对于纳西语本身的交际功能和活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民族语教材内容与民族语言交际功能的关系
（一）二者是有区别的
1.二者的性质与内涵不同。在本文中，民族语教材指在民族地区，为了提高学生民族语水平、保护民族语言和文化而在学校开设专门民族语课使用的教材，既包括客观存在的课本，又包括教学中使用的其他内容和资源。而民族语言交际功能是指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民族语所发挥的传递信息、与人交流的功能，因此二者在性质和内涵上是不同的。
2.二者存在的领域和空间不同。民族语教材是在学校中开展教学使用，是在理论空间中发挥作用；而民族语的交际功能则是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是操作领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二）二者又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1.教材的内容直接影响到课堂教学及效果。民族双语教材内容贴近儿童生活、趣味性浓，能够吸引儿童，提起他们的浓厚兴趣，课堂教学中教师才容易开展，学生学习的效果自然也会不错。
2.教材内容来源于实际生活；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是对教材内容掌握效果的检验。教材的内容不仅包含文化中经典部分，更应贴近生活。另一方面，学以致用是教学效果最好的检验，把语言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是对教材、教学效果的检验，也在实际交流中发现不足和问题。
3.民族语教材的内容影响民族语的实际应用与交际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民族语言在公共空间的存在价值与活力。
4.民族语言的交际功能关系到民族语教学的继续开展及其相关教材的编写。语言教材的内容来自于实际生活，是实际生活的体现，因此民族语的交际功能更是影响到了双语教材的编写，影响着双语教学的开展。
5.民族双语教材内容与本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息息相关。作为实际生活的交际工具，语言成为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的桥梁，因此民族语教材与其交际功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和作用。
二、民族语教材内容与民族语言交际功能的思考与建议
（一）重视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开展及教材编写
提高对民族双语教学的重视程度。从学生及其家长的角度而言，要提高他们学习民族语的自觉性；从学校而言，要及时了解双语教学开展的情况，培训教师、研发教材、重视实效，使双语课成为学生的兴趣而非敷衍了事的负担；从社会的角度而言，要营造全民学习民族语的氛围。在丽江古城某小学自编教材，联合社区对古城内的商户进行东巴文、纳西语、纳西文化的普及，不仅提高了家长对于纳西语教学的关注和呵呵重视，更是营造了学习民族语的氛围和环境。
（二）重新认识民族地区双语教材内容与民族语言交际功能的关系，并体现在教材编写中。将民族语教材内容作为实现民族语言交际功能的途径，将民族语交际功能的实现作为民族语教材编写的目的之一，并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在民族语教材的编写和双语教学的实践中。既实现民族语言的交际功能，又使双语教学更有成效。
（三）完善相应政策，规范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尽管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有关于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条款，但具体到民族地区的学校当中却缺乏统一性，而丽江地区的双语教材更为明显。因此要完善相应的双语教学政策，在教学内容和选用教材方面统一，实现双语教学的规范化。
（四）日常交际内容纳入教材编写范围及课堂教学中。丽江地区学校纳西母语课所使用的教材内容多是东巴经中节选的诗歌，缺乏实际生活交流。所以在编写民族语教材时应当将实际生活的交际内容也吸收进来，更加注重民族语的实用性。
（五）教材编写应注意兼顾原则。一方面在内容上将注重文化传承与提高民族语交际功能、提高民族语课程的趣味性兼顾，贴近儿童的实际生活；另一方面将教材编写与使用的规范性与教学资源选择的多元化并重，实现教学规范化，同时在民族语教学资源的选择上实现多元化，以统一的教材为核心，开发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使民族语教学体系更加丰富，实现民族语教学的多样性，提高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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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colinbaker.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m].翁燕珩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3]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课题组.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报告[r].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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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新蓉，卓挺亚.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材调查研究[j].广西民族学
语言和民族的关系篇6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前阶段；双语教育；立法
2010年5月5日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将“学前教育”和“民族教育”两项内容分别作为专项列出。对于学前教育，提出了等到2020年时达到“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的目标。对于民族教育，提出了“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视加强学前双语教育”等内容。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教育规划中足以说明国家对于学前教育和民族教育的重视。但发展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时，双语教育是影响民族地区综合发展学前教育和民族教育的壁垒之一。本文将从学前双语教育的内涵边界和发展依据入手，分析开展学前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并尝试探索学前双语教育能否在尚未制定的《学前教育法》中占据一席之地。
一、少数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育的内涵及依据
（一）学前双语教育的内涵
著名的双语专家M・F麦凯和M・西格恩合著的《双语教育概论》中提出，双语教育是指“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①将这一定义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可以定义为：学前双语教育就是指在幼儿阶段，幼儿教师同时以民族语言和汉语言为教学语言进行综合教育的系统。因此，在定义上要对“双语教育”进行缩小解释，它仅仅代表民族语言和汉语言之间的教学关系，而并不包括汉语与其他语言（如英语）、民族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我国“民汉双语”教育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主要的教学用语，同时增加汉语授课的内容，即“民加汉”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以汉语教学作为主要的课堂用语，同时补充民族语言的课程，即“汉加民”模式；第三种模式是一部分课程采用民族语言教学，比如语文等文字类；另一部分课程采用汉语教学，比如物理、化学类。即“民汉兼通”模式。根据我国的不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通常又划分为“延边式”、“新疆式”等不同选择。在对不同模式进行选择时，主要还是依据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具体来说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居民在生活或工作中都主要使用民族语言，母语便是儿童最先接触的语言，而汉语只是作为社会交往的辅助语言。因此，在此类地区，大多采用“民加汉”模式进行教学；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区，由于对汉语言接触较早也较广泛，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受到汉语言环境的熏染程度也较深，因此，少数民族儿童存在被汉化的现象，出现只会说民族语言但不会书写民族语言文字的现象，在这样的地区，则大多采用“汉加民”模式；“民汉兼通”模式在教学中要求同时使用母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对于教师要求相对较高，因此主要适用于有专门双语教师任职的学校中。
笔者认为，在学前阶段应采取以母语为主，汉语为辅的模式，即“民加汉”模式。
（二）实施“母语先行，提高汉语能力”的学前双语教育的依据
1. 政策依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重视加强学前双语教育。”②这一十年教育政策规划确定了是要在尊重少数民族使用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前提下全面开设汉语课程，实际上这也就说明在政策选择上，政府更加倾向于“母语先行，提高汉语能力”的“民加汉”模式。对于学前阶段，应当是先学习母语，同时以汉文化以熏陶；模式并不是单一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年级的提高，也可以逐步发生变化，向“民汉兼通”模式方向转变。
2. 法律依据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民族自治问题上做出了极大创新，而且对于民族教育也有诸多倾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自治机关得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诸如此类的民族法律文件还有很多，这足以说明国家在各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上不仅有政策支持，而且还有法律支持。
二、发展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育的重要性
（一）民族教育的基点――双语教育
民族教育，最基本的问题便是解决民族语言c汉语之间的融合关系，因此，可以说学前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的基点。提倡发展学前双语教育，在个人层面上是帮助少数民族的儿童提高汉语水平，加强他们与社会的广泛交流，从而帮助其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在社会层面上是发扬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提升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感，更有利于民族之间的额交往与和谐；在国家层面上，是实现少数民族平等授教育权的积极措施。因此，发展学前双语教育，既有利于体现少数民族儿童的民族特质，也有利于儿童走向社会，融入社会。
（二）语言教育的基点――学前教育
著名的学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说：“幼稚时期（从出生到七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他将决定儿童的人格和性格；人一生的习惯，知识技能、言语、思想、态度和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下基础。这个时期是发展智能、学习语言最快的时期，是道德习惯养成最易的时期。”③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说过：“幼儿教育是重要的教育。”因此，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应该是处于学前阶段的，充分利用好这一时期率先接触民汉双语教育，对少数民族儿童未来的成长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更有利于其探索未知的领域，培养兴趣。
（三）民族融合的基点――语言融合
我国不仅是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同时也是将教育放在国家建设首位的文化强国。所以，民族教育作为基础性建设的重要部分，也影响着民族融合的进程。民族融合离不开文化交流和语言沟通，民族文化的相互沟通是国家整体文化健康发展、进步的重要桥梁。而且语言融合连接着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关系着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因此，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融合发展不仅仅是个人未来发展的基石，更是国家所倡导的民族政策得以顺利施行的基石。
三、对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育问题的立法思考
鉴于学前双语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笔者思考是否可以将学前双语教育的相关事项作为一项内容规划在未来的《学前教育法》中或者作为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指导实施。
（一）学前双语教育可以被考虑列入《学前教育法》的立法规划之中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教育事业的法治化也非常重要，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立法就更为重要。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乡融入到大社会中去，因此少数民族同胞对于汉语学习的需求就更加强烈。这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事情，而是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否公平的体现。国家在肯定了民族教育的平等性的同时，还应当制定出相应的法律规则加以保障。所以，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制度法治化是建设教育强国最基础的一步。
由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学前教育法》还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这一部法律的内容事先做好规划，而学前双语教育作为具有民族特性的学前教育内容也可以考虑列入到这一部法律中，以便从法律层面上真正保障民族地区儿童的公平受教育权。
（二）学前双语教育可以由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相关条例
《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这说明了自治地方的人大有权力依据本民族的教育特色制定适合本民族地方的法律。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有关少数民族地方教育立法的规定都可以作为学前双语教育立法的参考和依据。这些法律既可以为学前双语教育立法提供法理依据，也可以在立法内容和方法上作为学前双语教育立法的重要参考。
（三）学前双语教育立法的主要内容
学前双语教育法包括哪些内容？教育模式？笔者认为：教育模式并不是固定的，因此也不能将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法律作为最一般的规则，是要广泛适用于大部分民族地区；而教育模式，它作为一种教化人的方式，并不具有一般性，相反，它应该具备特殊性，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环境，不能一概而论地将所有少数民族地区用于一种教育模式，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才能最大限度的获得发展。
学前教育立法的内容可以参照义务教育法，从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政府职责、教育资源配置、财政支持、权利主体、教师资格、教科书、学生收费规则及违法行为的处理办法等方面进行考量。
因此，笔者认为在立法内容的考量上，应该循序渐进。如果说法律过于确定或者要追求立法的严谨性，那么政策这一形式是个不错的选择，是可以作为适应渐进发展要求的折中选择，以便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结语
民族地区的学前双语教育并不是单线式的问题，需要配合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个层面的共同完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民族教育问题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而且仅仅依靠学前教育体系是不足以发展完善的，需要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宏观层面、教育系统的微观层面共同来探索未来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幼儿家长能够从更深的层面认识的学前双语教育的重要性，能够明白学前双语教育对于幼儿的成长和未来意味成功走入社会的机会之门。尤其一些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尚且没有发展完善，更何谈双语教育的发展。
因此，有必要以立法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考量双语教育对于学前教育法的意义，并对政府职能做出明确规定，提升政府职责，促进部门间的协作，使政府职能得到更好地发挥，从而促进学前双语教育更好的发展。
[注释]
①Mackey WF.Siguan M.双语教育概论[M].严正、柳秀峰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③陈鹤琴（1892-1982年），浙江上虞县人，中国著名儿童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教授.
[参考文献]
[1][美]Mackey WF.Siguan M.双语教育概论[M].严正、柳秀峰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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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林・贝克著，翁燕等译.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175.
[4]王鉴.当前民族教育领域需要重新理解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J].当代教育c文化，2011.
语言和民族的关系篇7
一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对白族语言保护的现状
1．政策方面
1986年12月30日云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规定，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1993年6月，在云南省政府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由云南省民语委牵头，在昆明市召开了“白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通过了修订后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
2．学校建设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的剑川县甸南乡西中小学开始，一直到向阳溪白文学校和大理师专白文班的开办，白文在教育领域的试验已经从单一性向多样性发展，为全方位、多渠道培养人才探索了经验。西中小学在教学过程中还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先白后汉，白汉并重，以白带汉，白汉俱通”的16字方针。大理师专则针对学生在学习汉语和英语时存在的一些困难，通过教研发现这与白语有一定的关系，于是1996年开办了白文班。
3．保护措施
目前，在保护白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上，云南省政府主要采取的措施有：（1）未来五年内，云南省将投入105.2亿元发展民族教育，用于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包括实施民族地区学前双语免费教育，加强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2）未来五年，云南省计划投入17.7亿元用于保护民族文化，共安排重大项目13个，内容涉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示范点建设、民族文化资源库建设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基地建设等。其中，每年安排2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世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
二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对白族语言保护的意义
虽然我国在语言关系上坚定地执行了平等政策，各民族语言不论使用人数多少，一律受到尊重，民族语言从主流上说是和谐的。但随着大理地区经济的发展，白语的吸引力正在加速褪色，其生存危机日益严重，附于语言之上的白族文化同样面临着消失的危机。语言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通用语言，白语比汉语更能充分体现与之相联系的白族文化。白族语言就是一种白族人民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它不仅是白族文化的载体，也是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担心白语的消失会使一种认知客观世界的独特体系、独有角度随之消失。长此以往，语言的高度单一化，可能会使人类思维方式退化和绝对化。因此，系统研究大理白族语言的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1．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保护白语是加强白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保证。但在汉语言为主导的社会里，白语与汉语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应该正确处理好语言竞争与和谐的关系，处理好白族语言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得到顺利发展。
2．有利于传承、研究、利用白族的语言与传统文化
白族语言是白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白族语言就是保护白族文化。传统文化是白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在白族的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大理白族语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但白族语言对于开展描写语言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类型语言学研究以及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其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语言学上，也体现在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当中。因此，保护和利用白族语言，对学术研究和维护我国文化多元性都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白族的传统文化。
3．有利于提升白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近年来，因为受到部分不良民族主义以及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等的影响，一些白族家庭逐渐放弃教授后代白语，致使白语在部分地区面临消失的危险。同时，由于新白文创制后推广和宣传力度不够，大部分人还不了解白族文字的存在，这些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自卑。推进白语工作将大大改善这些情况，使得白语能更好地流传下去。将白族的传统文化纳入到教育当中，一方面，可以使其文化得到保存，发挥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培养白族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潜移默化地提升白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三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在对白族语言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各级政府部门都采用普通话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采用汉语书写各类文件，白族文字由于书写不方便，只有少数学者在研究，很多群众都不知道有白族文字，更谈不上学习白文了。但白语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通用语言是无法否认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白族人民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放弃白语，这就使得保护白族语言的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
1．白族人民普遍存在一种“学习白族语言无用论”的心理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确立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律地位。普通话的成功推广对于有效协调社会生产和生活，普及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使得白族地区的青少年学习汉语言文化的能力增强，而母语能力不断下降。大多数白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语言自身存在着复杂性和封闭性，出现了隔山异语，隔村异音的文化现象，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承，容易受到新文化的冲击，削弱了本民族的语言。在这个大背景下，学习白族语言在社会中无法给白族人民带来实惠，无法创造财富，更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白族青年只有学了普通话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再加上现在生存压力这么大，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学习白族语言。对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来说，普通话尤为重要。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在他们看来，普通话要比自己的白族语言更为重要。这就使得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范围内，上到政府官员，下到普通民众，都有一种“学习白族语言无用论”的心理。
2．缺少资金支持，致使在保护白族语言上缺乏足够的物质保障
由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处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所处地理环境位置不佳，生态环境复杂多变，发展相对落后，长期以来都只能依靠旅游业维持其经济发展。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大理地区的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但由于在认识上的肤浅和资金上的有限，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政府都不可能也不会把相对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短期内难见收益的白族语言保护中。然而，保护白族语言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如果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许多项目和课题研究就很难进行下去，也就没法进行保护了。
3．缺乏专门的保护白族语言的法律法规制度
首先，在法律上，以《宪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形成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保障系统，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保护作用，但是相关法律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只是作了原则性的阐述，缺乏可操作性。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尚未出台，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具体问题难以规范，这就使得像白语这样的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其次，在政策上，到目前为止，笔者只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中找到“白族人民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文字记录；而于1958年设计并于同年在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获得通过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根本就没有什么约束力。
四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保护白族语言的对策措施
1．进一步保护和传承好白族传统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保护了白族的传统文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白族语言。首先，政府部门要对白族人民长期坚持语言平等的方针，妥善处理好白语与汉语的关系，尊重与包容白族文化的多样性，推动白族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要加快白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繁荣发展白族的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事业，加大对白族地区的文艺院团和研究所的扶持力度，开展具有群众性的白族文化活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白族文化的创新，积极促进白族文化的对外交流；最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电视台、报社应该加大力度宣传白族语言，广大媒体应该架起汉语与白语之间沟通的桥梁，力争在积极吸取先进汉语言文化的同时保护好白族的传统文化。
2．科学推广“三语”教学，引导并处理好“三语”关系近年来，英语学习在白族语文教育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三语”新概念。“三语”是指白族除了学习母语和汉语外，还要学习英语，这就加重了白族学生语言学习的负担。如何安排这三者的关系，是必须探索的一个新问题。因此，解决白族的双语教育，还要考虑“三语”的关系。首先，政府要让白族人民从意识上认识到学习“三语”的重要性，对学习“三语”的白族学生给予资金补助，在中高考的时候实施加分政策，并鼓励学生如果学好了“三语”，政府承诺会在找工作的时候给予政策倾斜；其次，解决目前急需问题，对在岗的民族教师进行针对性的培训；最后，政府应该组织专门的监督团，对“三语”教学活动进行监督，并制订一套切实可行的奖惩标准。
3．大力促进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白族语言的发展与传承经济在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事实证明，经济发达的地区会吸引其他地区甚至国外人士到该地区投资，他们为了在这个地区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技术，使自己的公司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就不得不学习本地区的语言，以便与这个地区的政府和人民进行交流。首先，大理白族自治州有许多优秀的旅游资源，如五朵金花、风花雪月、天龙八部影视城、大理三塔以及苍山洱海等，我们要利用好这些资源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其次，充分发挥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民族优势和特色，大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为外部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再次，要以此为契机，注重自力更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最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设立自己的专项资金用于白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并做到专款专用。这样，在发展过程中，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语言才会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语言和民族的关系篇8
关键词：三语教育；跨学科；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0-0153-03
一、引言
语言学各分支，如系统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音系学、语用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语言学、病理语言学、跨文化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其他研究领域，如语言习得、话语分析、语言认同、语言教育、多语言现象、语言规划也都体现了当代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Mark Aronoff & Janie Rees-Miller，2001：F7-F44）。例如，教育语言学是语言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并且还涉及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等。周晓琴和许焕荣（2008）发现，教育语言学研究范围在不断延伸，包括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教学、双语或三语教育、语言规划和政策、教育技术、话语分析、课堂研究、课程设计、语言和性别、语言和职业等等。作为教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共享的研究领域，有关三语教育的论文、项目和专著都体现出了跨学科研究视角，并且从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跨文化交际，以及政治、经济、地理、等不同学科探究。苏德（2013）指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于新视角、宽领域、新思维，以及学科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撑。同样，三语教育的跨学科研究有助于建构三语教育理论和教育模式，从而解决三语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三语现象在多民族聚居区普遍存在，例如，居住在丽江纳西族聚居区的多数白族人是白、纳、汉三语者。国外学者一般把三语教育定义为三种语言的教学活动或者第三语言教学。三语教育从双语教育发展而来，在国外，语言政策、双语教育理论、模式和实践都得到很好的研究。在国内，刘全国和李倩（2011）对民族地区英语课堂的三语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刘全国（2013）在《三语教育与三语教学》一书中归纳介绍了国外一些双语教育理论和双语教育模式（p.18，19）。双语教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双语教育规划与政策到双语教育理论，从双语教育模式到双语教师师资、教材和方法，都已形成了“理论-模式-实践”的完整体系（刘全国 2013：19）。国外三语教育研究者主要研究三语习得中的各种社会和心理因素（黄健，王慧 2012）。张武江和张卓（2013）提到四种三语教育模式：语言转换模式、因素模式、多语动态模式和文化适应模式。在欧洲，三语和多语教育政策促进了多语教育的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也是在双语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教学方法到功能研究，从描述到实证研究，从语言学视角到跨学科视角，国内外比较研究，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相结合，双语教育逐步走向成熟（李枚珍，2011）。三语（蒙语、汉语、英语）教育首次于199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小学校开始实施，之后，三语教育逐步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起来。自2001年英语作为小学校课程后，全国范围三语教育逐步形成。黄健和王慧（2012）把中国的三语教育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初期（1992-1998）主要关注三语教育的改革思想、意义、课程、教学方法；发展阶段，自2001年来，研究转向语言政策、语言学理论、教育学理论、民族文化融合等，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视角涉及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等。三语教育在其意义、途径、模式、语言迁移、课堂语码转换、三语教师培训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刘璐璐，张海燕2013）。国内近年三语教育理论和实证研究简述如下：
在云南居住有25个少数民族，拥有丰富多样的生态、文化、语言和多语教育环境，关于少数民族双语、三语和英语教育有较多的研究。李强（2003，2006）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思维、语用、跨文化交际、民族学等不同方面对少数民族学生英语习得做了很多研究。在西双版纳傣族和爱尼族三语或外语教育状况研究中，胡德映（2007）分析了少数民族学生不理想的英语学习成绩的原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不合格的英语教师、学生缺乏自信、效果不佳的学习策略和英语学习环境、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之间的差距等。从其研究结果看，对学习者成绩的影响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从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角度，杨红艳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丽江旅游环境下的多语言现象（纳西语、汉语、英语：丽江的多语现象，2012）。她的研究探讨了语言政策在三语（纳西语、汉语、英语）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和个体纳西人的语言意识形态中的表现。其研究发现表明，纳西语作为民族身份和旅游经济中的文化价值得以保持，汉语因国家统一、教育和社会经济进步而受到高度的评价，由于全球化交际和经济利益，个体纳西人对英语持有积极的态度，但英语学习效果不太理想。另外，随着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兴起，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和英语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刘全国（2013）在《三语教育与三语教学》一书中从理论上对三语教育的定义、类型、模式、多语-多文化环境、课堂文化构建等做了全面探讨。此外，他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育的实证研究中，探讨了英语教师的现状和补偿机制，以及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策略、困难和风格。在《云南三语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一书中，张雨江、盖兴之等作者基于云南拉祜、傈僳、纳西和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母语、汉语、英语教学，提出了三语教学理论、语言对比理论、翻译理论的新观点。他们的研究试图从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多元文化教育的不同视角，探讨三语教育问题。原一川、胡德映等（2013）研究者对云南省跨境民族学生三语教育的态度进行实证研究，调查发现，云南跨境民族学生具有很强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学好三语的信心，被试充分肯定了三语教育的成效，并赞同三语教育对跨境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稳定、安全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原一川、钟维等（2013）研究者在云南省跨境民族学生三语教育的态度、三语现象和三语教育现状的调查基础上，提出对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外语教育规划建议，即少数民族自治县采用民族语“就近”选择，以及非少数民族自治县采用邻国语种“优先”选择原则，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案。
三、讨论
15年间，中外研究者都对三语教育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关于三语习得、语言迁移、外语学习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三语教育比双语教育更复杂，从研究领域和范围看，三语教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等学科都有联系。在中国，三语教育还与民族学、少数民族教育及其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相关。为建构科学合理的三语教育体系，需要多学科的研究。跨学科视角无疑是研究三语教育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构建三语教育理论、教学模式，从而指导教学实践，最终提高三语教育的质量。
1.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三语教育。双语和三语教育研究者虽然对二语、三语已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语言，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根据阈限理论，母语能力不足将影响二语和三语学习，进而影响学习者获得其他科目的知识。但问题是，熟知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教师和研究者很少，有的教师在语言教学中不能给学生恰当的解释，他们不能通过比较不同语言来分析学生的错误，并帮助学生克服语言学习中的困难。有的研究者同样不能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比较语言学做深入的研究。教师了解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和不同语言学流派的观点将有助于他们指导语言教学，预测和分析学习者的学习困难，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个别指导，帮助他们有效地学习外语。而且，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不仅能够促进第一、第二、第三或外语语言能力的提高和知识技能学习，还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保持和创新。
2.从教育学角度研究三语教育。三语教育可能会引起语言之间地位、教学时间，以及教育、家庭、社区、工作语言的使用频率之间的竞争。从教育学视角做研究，对有关课程设计、适用于少数民族学生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大纲、测试标准、教学目标和任务、教学方法、教师培训、教育政策和语言政策等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较好解决。以教师培训为例，三语教育研究中，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师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缺乏合格的语言教师，特别是三语教师，是阻碍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育的一个因素。小学英语教师学历偏低，并且有些不是英语专业毕业。语言教师教学观念传统陈旧，很难适应新课程标准，教学效果不理想，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以及教学方法需要提高更新。
3.借助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理论研究三语教育。根据三语习得研究成果，第三语言习得与第二语言习得在学习过程、认知和心理特征方面存在不同之处。曾丽和李力（2010）总结国外三语习得研究，并指出三语习得的一些特征，尽管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语言能力的发展是线性的，同时，多语学习过程是非线性的，对三语学习者来说存在更多语言磨蚀的可能性，他们需要在语言保持和学习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三语学习者在已掌握第一和第二语言后认知方面显示出更多优势。曾丽（2010）也陈述了语言迁移的复杂性和社会因素，第三语言习得同时受第一和第二语言的影响，多语学习者根据需要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第一、第二、第三语言习得过程具有多样性，并影响学习结果。三语习得的这些特征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具有指导意义。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普遍经历母语、汉语、和英语的三语习得过程，但教学中汉语作为少数民族学生的第二语言和外语作为第三语言的情况被忽视，对三语习得的复杂性，特别是认知过程和语言习得心理机制的研究很少。李强（2003）在《文化多样性与英语教学》一书中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基于多语和多样文化的外语教学研究，对基于多元文化环境的三语教育研究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4.从民族学、社会学、跨文化的视角研究三语教育。三语教育与民族学关系紧密，中国的少数民族不仅要融入中华民族，而且肩负着继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责任。每个少数民族都拥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普通话的推广使得中国的56个民族和讲不同方言的人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交际，普通话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然而，这样的语言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一些较少人口使用的民族语言力量减弱并且处于濒危状态，有的少数民族在适应主流文化中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或改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减少意味着少数民族将失去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语言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地区间的差异和民族关系。三语教育应该在母语、汉语和外语（英语）之间保持平衡，寻求基于多元文化的三语教育模式。三语教育是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整个民族的教育水平。
四、结论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和语言教育迅速发展，当代语言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篇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已融入到语言教学研究中，展现了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和更强的生命力及广阔的前景（李强，2003）。由于三语教育主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受到当地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地理环境的影响，三语教育呈现出多样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的三语教育实践基本在双语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三语教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三语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还在探索之中，虽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三语教育水平还滞后，主要是因为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阻碍：文化差异、母语的负迁移、三语教师缺乏（和新梅，2010）。三语教育的意义已成共识，李晓和童安剑（2008）论述了三语教育研究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育和多元文化构建的意义。然而，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三语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三语教育研究涉及多种学科，跨学科研究将使三语教育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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