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研究篇1
(一）社会组织发展的放松管制有利于非营利组织参与区域性公共事务
201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标志着我国第一份关于创新社会管理的正式文件的诞生。在这一宏观政治背景下，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修订和完善有关管理法律法规，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空间得以放松管制，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机制将逐步实现由传统的政府选择到未来的社会选择的转变。上述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种NGO、NPO参与区域公共事务治理的现象，巳经从理论和政策探讨层面转化为形式多样的现实行动，极大的丰富了区域性治理的方式。
(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区域公共物品生产中发挥着愈发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区域公共物品生产中的作用。我国三大特大城市群、八大城市群的众多高速公路、机场、轻轨、地铁等城际公共物品，均采用了政府供给、公私伙伴关系合作生产的模式，这为区域一体化的深度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近年来，政府的区域规划也重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运用，极大的拉动了公司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公民参与领域向区域公共事务不断拓展
公民参与领域的不断扩展，巳经成为现代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重大趋势，也是公民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民通过网络问政的制度化方式参与重大区域规划的贯彻实施；其次，公民参与贯彻实施区域规划成效的政绩评价；最后，公民自发参与“邻避运动”愈发普遍，表明公民参与区域性事务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压迫性与日俱增。
二.区域治理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日益健全
目前，我国形成了所谓三大特大城市群、八大城市群的发展格局。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大都市区和城市群发展阶段有别于早期的粗放型城市化发展阶段，市际间跨域性公共事务变得日益叠加和倍增，迫切需要城市政府间走向协作性公共管理，采取更多统一的制度性的集体行动。因此，可以说，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巳经成为未来区域治理不可缺少的一环。
(二）区域发展的政策工具研究日益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但相对于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而言，我国以往的区域发展政策存在“国家的简单化”的问题，需要通过设计更为精密化的政策工具来落实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政策意图。简言之，政策工具就是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因此，区域发展的政策工具的研究，其完善和健全，必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
(三）跨域性公共治理日益完善
跨域性公共治理研究，主要包括跨域大气治理、跨界水环境治理、跨域食品安全监管、跨域公共危机管理、跨境警务协作等问题。区域交流的日益扩大与频繁，带来的公共治理亦需要随着交流的扩大而相应的扩展至更大的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为此意。以上列出的一些问题，单靠某一区域的治理，并不能达到积极的效果，只有依靠各个区域联动，协同治理，才能真正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
(四）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治理制度借鉴的更加具有广度和深度
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外区域治理的比较研究，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在大都市区治理、城市群治理、区域发展的政策工具、公民参与区域治理方面的比较研究。今后，需要加大力度译介这些国外区域治理研究的系列著作，从中吸收先进的研究方法、适用的概念工具和成熟的理论观点，进而结合我国区域治理的实际情况，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理论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注重对国内不同区域治理的比较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发展程度、政府治理绩效、公民参政意愿及能力、社会资本发育状况等差异甚大，因此，开展对不同地区的区域治理的比较研究，将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也很具政策价值。
小结
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率先在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倡导和开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十多年来，中国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近年来，随着治理理论向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渗透性使用，以及区域治理的国外文献的相继引人，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两个变化：一是部分学者在做研究时习惯交叉使用区域公共管理和区域治理这两个概念;二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喜欢借用区域治理的理论内涵来讨论我国区域公共事务的治道问题。本文即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自己思考的观点，希望能为相关理论的进步贡献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尹芳
区域史研究篇2
纵观对教育史的研究，要么是某一空间教育通史研究，如外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江苏教育史等，要么是某一空间断代史研究，如外国现代教育史、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教育史，还有其它专门史，如外国高等教育史、中国学前教育史、中国科技教育史、外国女子教育史、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特殊教育史、数学教育史、物理教育史等，但当研究所有这些教育史，希望有助于学校的具体专业（职业）教育时，绝大部分找不到答案，如会计教育，就只能在会计史中找到部分内容，至于地方会计教育史方面，就只有片言只语，形不成系统，但区域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首先应该建立在区域近代化研究基础之上，只有通过一个个富有代表性区域教育近代化模式的研究，才能丰富和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教育近代化演进的轨迹和特征”（刘正伟，2001）。现代会计教育亦如此，江苏作为中国教育的典型和先进区域之一，研究其教育史，对于现实会计教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将研究范围界定为“江苏区域”，它不同于“江苏省”，现代的“江苏省”是有清晰界限的行政区划，从历史上看，行政区划是变化的，现代的江苏经过了许多地理区域和民族的变迁，在夏商周时期，这里笼统称为“九夷”或“东夷”，春秋时期，大部分属吴国，后又大部属越国和楚国，秦统一后，这里分属东海、泗水、鄣、会稽等郡，在汉、三国、唐、宋、元、明时其行政管辖都有变化，清初属江南省，康熙年间分为江苏和安徽两省，江苏始作为一个省级地方行政区划正式出现，1927年，属于江苏省的上海市划出去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域，但是，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应该包括在江苏区域的，特别是会计专业教育更是无法将江苏省与上海市截然分开，1949年后，上海不再包括在江苏省。会计教育研究的内容很广泛，笔者主要以学校本、专科层次会计教育为主（历史考察中还包括中专和培训教育），也涉及研究生教育，研究内容主要以从事会计教育的学校、学生情况、师资、会计课程与教学等方面为主。
二、会计教育学校与学生
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封建教育以儒学的“四书五经”为正统，视经商和理财为末流，“会计”不得登大雅之堂，会计教育是与数学教育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江苏会计教育没有不同。江苏近代教育是以1861年苏州人冯桂芬写成《校庐抗议》一书为标志，他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社会变革思想，成为洋务派先声，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导（刘正伟，2001）。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成立江南储才学堂（1901年清政府下兴学诏将所有书院改设学堂，1902年改为江南高等学堂），招收学生120人，分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其中商务分为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等目，此时才开始涉及商业教育。1898年刘坤一继任两江总督，为振兴实业而创办南洋高等商业学堂，这是当时最早的商业学校。1909年新任两江总督端方奏准把南洋高等商业学堂和中等商业学堂合并为江南高、中等商业学堂，附设银行、税关各专修科（潘懋元等，1993），包括大清银行学堂在内仅有的两所经济专科学堂，为当时试行改良中国会计培养了24名精通西式簿记的会计专门人才，人虽少，但他们与从日本、美国留学归来的经济管理专门人才一起，后来大都成为推动中国会计教育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会计学教授（郭道扬，1997）。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把大学分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商科之中又分设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关税仓库学和交通学六门，六门中簿记与会计学课程的开设有了明显的增加。1917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设商业专修科，杨杏佛出任首任商科主任，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初设5科24系，后调整为6科31系，商科下设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等7个系，同年由南京迁至上海，成立中国第一所商学院――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为上海财经大学前身），马寅初兼任教务主任，郭秉文任校长；1924年，潘序伦完成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商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商业经济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归国，接任上海商科大学的教务主任，还兼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1928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大学是全国院系最全、规模最大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设8个学院34个系，其中商学院设有银行、会计、工商管理和国际贸易4个科，1935年经过调整取消商学院；民国时期至1948年（民国37年），开设会计科或课程的学校还有江苏省立江苏学院、私立江南大学、私立建国法商学院、私立重辉商业专科学校、私立东吴大学等。特别在当时共产党领导的苏皖边区创建的位于淮安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还专门设有会计专业。
1927年，潘序伦在上海设立“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并在事务所内设立会计补习学校，次年，将事务所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扩大会计补习夜校，改名为“立信会计补习学校”，1937年夏天，正式创立经当时民国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
解放后，经过1952年前后和1956年前后的两次院系调整，江苏的高校主要留下的是理工科专业，又经过1961-1963年的全面整顿后，江苏高校由1960年的80所下降到29所，文科专业设置偏少、财经、政治等专业由于调整到其他省市而出现空白。十年后经过拨乱反正和教育的恢复，到1988年，江苏全省范围73所高等学校设置会计专业（包括财会管理专业）的学校有37所，占江苏高校总数的50.7%，包括南京大学、河海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华东工学院、南京航空学院、江苏工学院、南京化工学院、无锡轻工业学院、苏州丝绸工学院、镇江船舶学院、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南京粮食经济学院、南京林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电力专科学校、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苏州大学、淮海大学（淮海工学院）、江苏化工学院、扬州师范学院、常州技术师范学院、江苏水利工程专科学校、盐城工业专科学校、江苏会计专科学校、江苏商业专科学校、南京审计学院、金陵职业大学、常州工业技术学院、江南大学、苏州职业大学、沙洲职业工学院、常熟职业大学、南通职业大学、彭城职业大学、盐城职业大学、淮阴工业专科学校、连云港职业大学等（江苏省志《教育志》，2000）。江苏会计专业培养学校数与全国其它地区比较，普通专科、普通本科排名第一，成人专科、成人本科、硕士和会计硕士专业排名第二， 最高层次的博士排名第九，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逐渐扩大，超过大多数区域的规模扩张速度（见表1）。与此相对应的学生规模普通本科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列第一，普通本科的招生数与普通专科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以及成人本科的在校生数和招生数列全国第二。
截止2011年，江苏各高校各层次开办会计专业的学校和学生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见表2）。其中全省163所高校（包括独立学院、成人高校）有138所开设会计专业，占江苏高校总数的84.7%，与1988年相比，22年内该比例上升67%，本、专科会计专业在校生达到111892人，当年招生数达到33329人，在校生规模100人以上的有113所，500人以上的78所，1000人以上30所，1500人以上19所，2000人以上11所，在校生规模前二十名分别是：南京审计学院 （6428人）、南京财经大学（5170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4318人）、江苏城市职业学院（4087人）、江苏大学（3373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3066人）、无锡太湖学院（2999人）、苏州职业大学（2906人）、南京农业大学（2657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2553人）、常州大学（2150人）、徐州工程学院（1855人）、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1821人）、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1648人）、金陵科技学院（1564人）、中国矿业大学（1548人）、扬州大学（1534人）、苏州大学（1528人）、江苏科技大学（1512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1454人），这二十所高校的在校生数占江苏125所高校全部在学生数的48.4%。
总体上，从培养学校数和学生规模上，江苏的普通本科教育基本领跑全国，普通专科、成人专科和成人本科以及硕士教育也进入第一梯队，但会计专业硕士和博士教育水平较低。
三、会计教育师资力量
古代会计教育没有专职教师，一般作为数学的应用而列入私塾和政府高等学府进行教学，职业会计教育采用师傅带徒弟方式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将会计作为一门技术和专业在学校进行教育是近代的事情。近代最早创办的商业专科学校为江南高等商业学堂和大清银行学堂，当时教师有些是早期留洋（主要是日本、美国等）归来的，有些直接聘用外国教习。民国时期，留学教育更加发展，也造就了许多大师。当时全国担任经济学、会计学课程的教授、副教授以留美归国的留学生最多，其次是欧洲和日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大学和研究院培育出来的人才（郭道扬，1988），江苏的情况类似，根据南京大学校史资料，南京大学在国立东南大学时期（1914-1927），商科的师资力量很强（见表3）。
中国会计博物馆列出了十八位中国会计名人（见表4），其中潘序伦、杨汝梅（予戒）、谢霖、杨端六、徐永祚、雍家源、葛家澍、李宝震、杨纪琬、娄尔行、顾准等11位与江苏（上海在1928年前行政区划属江苏）有关系，要么出生在江苏，要么工作在江苏，要么兼而有之，他们与其它会计教育家一起共同支撑了中国近代以来现代会计教育的大厦，也从另一个角度映证了江苏会计教育师资力量之强。
当代会计教育师资从教育行政部门统计进行研究是一个视角，从专业协会视角研究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视角。根据中国会计学会网站公布的资料，截止2013年8月，中国会计学会现有会员3338人，资深会员为149人、高级会员为1918人、个人会员（初、中级会员）为1271人，其中：高校资深会员和高级会员分别为75人和851人（为有详细单位信息的1472名高级会员中数字），可以从资深会员和高级会员在全国各区域的分布情况来了解高校会计师资的情况（见表5）。江苏目前高校高级及以上会员数排在北京（145人）、辽宁（73人）、上海（67人）和广东（67人）之后，列第五（60人），不属最强。总体上，江苏会计师资力量经过了民国最强解放后30年弱改革开放后逐渐恢复目前次强的过程。
四、会计教育课程与教学
古代会计课程作为算学的应用部分而没有独立分科，实际应用教育是通过老会计带徒弟方式进行，学习内容包括算盘使用、文字识读、毛笔书写、钱币鉴别和清点、钱账与物账核对、账簿开设与记录等。正规的学校会计教育是在近代主要通过学堂和学校聘请外国教习和出国留学生学成回国兴办会计教育而开始的。特别是当时国立东南大学商科及由此衍生的上海商科大学，管理人员如杨杏佛、马寅初、潘序伦等都是留美博士，他们充分借鉴了美国高校的商学课程体系。以潘序伦为例，潘序伦将各大学商学院的专业课程体系总结为：簿记学（初级会计）、高级会计学、审计、决算表之分析解释、设计会计、公司会计、制造业会计、银行会计、各业会计（包括电业、矿业、棉纺织等）、政府会计（包括交通、铁道等）、诉讼；与会计有密切关系的学科还有：基本学科（包括国文、数学、英文）、经济学科（包括经济学、财政法、银行货币学）、商事学科（包括商业组织、工商管理、市场销售、运输保险等）、民商法规（包括民法、商业登记法、公司法、商标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所得税、遗产税条例）、技术学科（包括投资数学、统计方法及制图、珠算、书法）（潘序伦，2008），基本借鉴了美国体系。
1949年至解放后30多年，我国采用原苏联的专业课程体系，包括会计核算原理、部门会计学、部门经济活动分析（即“老三门”）和部门财务管理课程，实践证明这种细分部门的课程体系及会计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1978年改革开放后，首先从财经和文科院校开始讨论课程体系改革问题，打破部门会计藩篱，形成了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等五门核心课程为基干的包括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比较会计、会计制度设计等在内的新的会计学科体系（娄而行、石成岳，1984）。从1992年起国家全面进行会计改革，会计管理体制和课程内容变化较大，但课程体系变化不大。进入新世纪后，教育界引进项目教学、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理念等对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教育部于2003年启动国家精品课程的建设项目，从2003年到2010年期间，教育部共评选出国家级精品课程3910门，其中本科类2535门，高职高专类1023门，网络教育类209门，军队院校143门，共有746所高校的课程获评国家精品课程，本科和高职高专合计共3558门（其中包括统计中未区分的2006年军队院校16门），这其中会计专业课程本科25门，高职高专类22门，共47门，北京和浙江各六门并列第一，湖北和上海次之，江苏以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一门《会计学原理与技能》垫底。
2007年国家公布的会计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学校分别为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五所大学，没有江苏高校。全国高校特色专业建设名单中，江苏会计专业建设点只有三个（分别是金陵科技学院、南京财经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在全国中等偏上。
总体上，民国初期以江苏（包括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开创了系统会计教育的先河，使会计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改变了会计教育模式和政府对会计教育的理念，其会计教育和会计人才的培养为各大学、企业、政府机构提供了大量专门人才，为当代会计教育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目前江苏的会计课程和教学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五、结论
通过对江苏区域会计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近代江苏学校会计教育水平要高于现代学校会计教育。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会计教育尽管源起于北京的京师大学堂，但是江苏却后来居上发展最快，成为整个中国会计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乃至华东是旧中国会计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心。而其次是北京、天津及中南地区。”（郭道扬，1997），主要表现在最强的师资队伍集中在此地、由于实业和经济发达形成理论与实际结合最紧密、学生规模大和质量最高等方面。
（2）强烈的社会需求是江苏会计教育发展的动力。洋务运动和清末维新运动的失败促使国人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研究救亡图存的真理，因此国内教育和留学教育主要集中在文、法科目，后来是商科，对包括会计在内的文科教育的需求很大，潘序伦在会计事务所从业的基础上于1928年附带创办了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由于旧企业会计人员和新学员，特别是女性学员的巨大需求，仅1928年至1937年就培训学员累计4783人，平均每年四、五百人，从 1938年到1952年共有学员83013人，平均每年5500多人（李海波，1998），而同期国立大学受名额限制招生则少得多，据江苏教育厅民国23年（1924年）统计，江苏全省专科以上学生共5493人，民国27年（1938年）中央大学当年招生673人，抗战八年共招生约4000人，金陵大学才招生1000多人（江苏《教育志》资料），这就充分说明社会对会计教育需求之强烈，其背后的原因则是相对发展的经济。
（3）江苏会计教育以师为先非常明显。历史上，江苏教育具有以师为先的特征（陈乃林、周新国，2007），即高素质教师参与教学，江苏会计教育以师为先的特征更加明显，如谢霖、潘序伦等留学归国高级科技人才不仅参与会计教学，而且还积极身体力行针对社会需要创办学校和会计事务所，这些学校聘请的大都是兼具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高水平教师，这些师资不仅精通国际会计，具有国际视野，而且熟悉国内行业、企业，这就保证了会计教育的高起点和高水平。
（4）会计教育具有义利兼顾特点。江苏会计教育义利兼顾的特点也很明显，中国传统教育重义轻利，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此义，江苏作为“东南财赋地”经济相对发达，人们对经济利益较为重视，由此产生义利兼顾的教育价值取向，从“苏湖学派”的胡瑗、改良派的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到甲午战争后的南通张謇、常州盛宣怀以及后来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等，都是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领域的义利兼顾的典型代表，会计教育领域的谢霖、潘序伦等一边开办和经营会计事务所，另一边在感觉会计人员多又素质低时，出于经济考虑开始办补习班、补习学校和出版图书用品，这一方面提高了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事务所收入和经济效益，真正做到了义利兼顾。当代江苏会计教育规模已经领跑全国，同样也是这个特点的表现，尤其在“利”的方面更明显，因为办会计专业是相对成本较低的选择。
（5）当代会计教育受政府的强烈影响。解放后我国中央政府有过两次院系和专业调整，地方也有过多次微调，江苏曾将财经、政法专业都调到外省市，从而使江苏的财经教育出现空白，这是解放后政府干预教育的明显例子，目前，包括开设学校、开办专业、招生规模、经费政策支持、教学评估和师资任用等重要方面，地方和中央政府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会计教育。1989年江苏省提出“科技兴省”战略，1992年提出“科技兴省，教育为本”的方针，1994年进一步充实为“科教兴省”战略，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8年的高校扩招， 使会计教育规模急剧扩大。1997年江苏全省范围45所高校的会计在校生只有10709人， 而2011年则为138所高校，有在校生111892人（包括本、专科和研究生）， 14年扩大近10倍，速度发展惊人，这一方面说明社会需求很大，另一方面也是政策导向的结果。
通过采用纵向和横向比较法对江苏区域的学校、学生、师资、课程和教学等会计教育内容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初步考察，发现不同时期和不同方面不同于国家整体与其他区域的特征，并得出了初步结论，可使政府和学校以及社会了解本地域会计教育的水平，并更有效地开展会计专业教育和进行教育改革，另外，这种结合区域和专业跨历史的研究方法也给专业教育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以及有关统计资料格式和数据的前后口径不一致与不完整（如中国会计年鉴），给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大大增加了工作量，笔者希望历史研究更细些，政府等有关部门的统计信息能够更加科学和公开，使用更加便利。对于目前江苏各高校人才培养、教学水平以及教育质量和会计教育未来趋势等问题，可作为后续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3SJB880092）、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国内高级访问学者计划资助项目（2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娄尔行、石成岳：《努力发展我国会计教育事业》，《会计研究》1984年第5期。
[2]郭道扬：《中国会计教育事业的历史起点与初步演进》，《财会月刊》1997年第10期。
[3]常国良、于珍：《中国会计教育的近代缘起与演进》，《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4]郭华平、曾劲：《论中华民国初期的会计教育》，《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
[5]刘正伟：《江苏教育近代化》，《上海教育科研》2001年第2期。
[6]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7]李海波：《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志》，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年版。
[8]陈乃林、周新国：《江苏教育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9]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0]潘序伦：《潘序伦文集》，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年版。
区域史研究篇3
关键词：景教；宁夏；西夏；也里可温
中图分类号：B9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109-06
景教，即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自公元3世纪中叶于叙利亚兴起后，长期以波斯为基地向西亚、中亚传教。景教传入宁夏始于唐代，在元代达到鼎盛。作为景教在中国最大的地方传教区之一，宁夏在中国景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景教在宁夏的发展历程不仅是中国景教兴衰的缩影，还见证了唐元两代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下面分四个部分来探讨景教在宁夏的发展历程。
一 唐代灵州的景教信仰
唐代前期，中央政府实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积极对外开放。源于波斯的景教于公元635年传入长安后，在传教士自身的努力和唐朝统治者的扶持下迅速传播。在唐高宗时期（650—683），即“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1]。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灵州即属于关内道，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景教初传入中原时，信徒多为波斯和粟特等西亚、中亚民族，长安即活跃着波斯景教徒李素家族和粟特景教徒米继芬家族[2，3]。洛阳新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及幢记》石幢也证明洛阳的景教教士和信徒基本以来自米国、康国、安国的粟特移民为主。由于灵州及其毗邻的原州都有粟特人聚落，灵州都督府下辖的六胡州定居有大量的粟特人，在固原还曾出土具有典型波斯风格的文物。因此，在唐高宗时期于全国各地的布教中，景教中国主教区在灵州建立了教堂，以至于由于事故关闭后又有“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1]之举。按景教教规，在灵州新建的教堂须由主教助圣，而当时中国教区的主教为阿罗本（Alopen）。这样，灵州堂区即宣告成立，由1至2名牧师（司铎）主领。在牧师之下还应有执事等助手。武周圣历年间（698—699）和睿宗先天末年（713），景教遭到佛道二教攻击，“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1]。在这两次反景教浪潮中，一些教堂被关闭，其中就包括灵州的教堂。
天宝元年（742），唐玄宗改灵州为灵武郡。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于灵武即位，征召安西镇兵平叛，“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4]。“城郭诸国”中除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外还应包括中亚昭武九姓粟特城邦国家。据张星烺先生考证，与灵武教堂重建关系至为紧密的景教高级教士伊斯即在这次大规模军事征调行动中随粟特柘羯军入华[5]。伊斯入华后被肃宗派往朔方行营参与平叛战争，“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惣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见亲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1]。伊斯来自于吐火罗（Tahuristan）巴尔缚城（Balkh）。《新唐书·西域传》云吐火罗在“乾元初，与西域九国发兵为天子讨贼，肃宗诏隶朔方行营”[6]。《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助国讨伐》又载：“乾元元年，吐火罗叶护乌那多并九国首领来朝，请助国讨贼。帝令赴朔方行营。”[7]从中可见朔方行营中有不少吐火罗人。伊斯除受命进行侦谍工作外，还应承当了译语人的工作。由于伊斯及其传教团在平叛战争中表现优异、功劳颇多，因此唐肃宗任伊斯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并赐紫袈裟；还诏令于灵武重建因受佛道攻击而被迫关闭的景教教堂。肃宗重建景教教堂，一方面是为了表彰伊斯等景教教士的功绩，对他们进行回报，藉以树立榜样、招徕西域远人，从而集中各方面力量迅速平叛；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伊斯与郭子仪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施恩伊斯等人的同时又可以笼络郭子仪这位在平叛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大将。由于朔方军本部在灵州，而郭子仪在肃宗即位后又率在河北平叛的朔方军主力回师灵武勤王，因此有学者认为伊斯是直接赶到灵武，供职于郭子仪麾下的[8]。但张星烺先生经过考证认为，伊斯是随安西、西域军抵达肃宗行在凤翔后，才“始效节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帐”[1]225，随诣阙自贬的郭子仪往朔方行营效力的。因此伊斯并没有到过灵武，而只是在行军中途经今宁夏南部而已。伊斯在随郭子仪定居长安后，成为长安准主教，他“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1]225。此“四寺”指四方之寺，在“四寺僧徒”中应包括灵州教堂教士。佐伯好郎以为伊斯本应驻锡灵武，但因安史之乱后朔方节度使屯于长安附近而来到长安。另外一名与景教碑中景通同名Mar Sargis者则驻于灵武。[9]按景教碑中名Mar Sargis者为五人，分别为碑文正面下端的Mar Sargis，碑文左面第四行的僧灵德、僧凝虚，碑文右面第一行的僧景通和第二行的僧元宗。由于景教教会实行严格的教阶制度，在景教碑中即表现为主教、准主教、牧师等圣职人员别列一行，而平信徒又别列一行[10]，因此处于平信徒行列的僧灵德、僧凝虚和僧元宗都不可能作为教会代表驻于灵武。碑文正面的Mar Sargis与碑文右面第一行的僧景通实为一人[10]451，因为二者叙利亚文职务相同，皆为司铎兼准主教；且碑文正面还刻有两位准主教伊斯与景净，根据景教碑所体现的等级制度，景通也应与他们排列在一起。虽然由于一些原因景通被排在了碑文右面第一行，但仍可以用其叙利亚名Mar Sargis代替刻于景教碑正面以表明身份。很难想象此Mar Sargis不是景通。这样景通即作为准主教驻于灵州，其叙利亚文职务“korepisqopā ？觢iangtswa”中的“？觢iangtswa”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一个地域名词[10]452[11]，笔者认为似可解释为灵武或灵州。考虑到景教碑中明确提到的传教地点只有长安、洛阳和灵武，景通以准主教级别驻于灵武的可能性极大。另外在8世纪末中国主教区升级为大主教区后，灵州作为堂区是否升级为主教区呢？这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的灭佛运动使景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陷于中断，教堂被毁，教士被驱逐。灵州地区的景教组织也未免于难，但唐代景教的“方伎化”可以使景教徒隐秘地保留自己的信仰，把景教信仰变为秘密信仰，因此到北宋初我们似乎还能看到灵州景教徒的身影。法藏敦煌本P.4071星占书署名为“开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灵州大都督府白衣术士人康遵课”[12]。据姜伯勤先生研究，此灵州粟特人康遵是以波斯星命之术来课命的[13]，该件课文明显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唐代传入内地的景教源于波斯，中国教区第一任主教阿罗本即从波斯远道而来。在景教徒中也不乏精通波斯天文者，如波斯景教徒李素就长期任职于司天台。P.4071课文还指出康遵是“白衣术士”（nxrks’y）。“白衣”是景教传统服色，吐鲁番出土的译自叙利亚文的景教粟特文文献《洗礼与圣餐仪式评注》即云：“白色的衣服是天堂荣耀的例证。”生活于公元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的东叙利亚教会阿拉伯主教乔治（George）也曾谈到：“他们在洗礼后穿上的白衣说明他们已成为天堂光明之子。”①作为景教传统服色，白衣还是一般被称为白衣（sptyt nywdnt）圣职人员的在俗司铎的标志。景教碑中即称赞伊斯“清节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1]225。康遵既任职于灵州大都督府，就不是一般意义下古语所谓之白衣俗人，“白衣术士”之“白衣”应指其服色，因此他应该是景教徒后裔。摩尼教徒也有衣白衣的风俗习惯，在他们中也有很多精通天文之人，但史籍向未记载摩尼教在宁夏传播，迄今为止宁夏境内也没有出土摩尼教遗物，因此康遵更有可能是景教徒。此外，从这件课文发现于敦煌，又从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灵州道繁荣。在会昌灭法后仍顽强生存的沙州景教徒似乎与灵州景教徒存在着某种联系。
二 西夏的景教信仰
西夏时期，佛教是宁夏地区的主流宗教文化。宁夏境内基本上不存在完整的景教教会组织，但从史籍和考古资料来看，仍有个别景教徒在西夏境内活动。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西夏星宿崇拜的希腊天文学因素[14]。前文提到的灵州粟特人康遵即以源于希腊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推命。而景教虽长期活跃在波斯，但最初诞生于叙利亚，因此继承了希腊—拜占庭文化中的医学、建筑学、天文学相关知识，并在传教中予以传播。1995年，在毗邻宁夏的鄂尔多斯东南部的一座西夏古墓中，出土一套卐字符透雕铜牌，是一种用于蹀躞装饰的特殊装饰十字架[15]。科兹洛夫所率考察队曾于黑水城发掘出三件叙利亚写体的景教写本残叶，德国宗教学家克里木凯特（H.—J.Llimkeit）据此认为：“可以想象，基督教由其诸中心向东西方的传播，使唐古特人信奉了基督教；而唐古特人的信奉基督教，又使基督教的传统在敦煌及其周围扎下了根。”[16]但国内有学者将这些写本定性为元代遗物[17]。而1983年—1984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又在黑水城遗址发掘到一些叙利亚文景教写本.俄国学者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也据彼古列夫斯卡娅《黑水城和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突厥文残件》认为西夏境内有景教存在[18]。他又据西夏文“鬼”译意“来自西方的巫师、法师”指出此字大概是来自西方的景教[18]78。美国学者劳费尔（B.Laufer）则认为西夏语中的“po-lo”（萝卜）为定居在西夏的景教徒所传入[19]。美国学者邓如萍（Ruth Dunnell）也指出：“尽管黑水城和中国北方其他遗址中所出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佛教的，但12世纪和13世纪（甚至更早些）的史料则告诉我们，在这一地区还活跃着景教及其他宗教的团体。在1278年前后Bar Sauma Markos去欧洲时在宁夏找到景教徒；除了几个西方题记以外，中方的历史材料在哪里？我们能否期望在蒙古时代之前紧邻汪古和回鹘景教徒中心地带的黑水城也找到景教徒？西夏史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那些留下文献记载的人是怎样组织宗教活动和注册教徒的，从而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20]
回鹘西迁高昌后，有不少回鹘人遵奉景教。由于西夏与高昌回鹘双边贸易兴盛，有不少回鹘商人到过夏境或经过夏境迁往辽、北宋、金。西夏都城兴庆府也汇集了大量回鹘使节和商人。西夏中央还设立“回夷务”来管理回鹘人[21]。史载西夏天盛五年（1153）“夏五月，畏吾儿国来献。畏吾儿居伊州外，见夏国日盛，遣使献方物。”[22]这些使节和商人中可能存在景教徒。陈怀宇先生也认为，由于“在黑城发现了九、十世纪景教徒叙利亚语及叙利亚—突厥语写本，证明黑城在五代、宋时处于西夏统治下也存在着景教徒，此地应为高昌回鹘景教徒的落脚点”[23]。沙州回鹘时期（1036—1067），在沙州有部分回鹘家庭信仰景教。[24]莫高窟北区石窟也曾发现用于佩戴的宋代铜十字架[25]。西夏于11世纪70年代巩固了在沙州的统治后，当地的回鹘景教徒应该仍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他们的信仰，以至于马可波罗在13世纪途经沙州时还提到当地有景教徒。宁夏境内也有回鹘人居住。北宋端拱二年（989）时，这里的回鹘都督石仁政、么啰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等四族并居贺兰山下[26]。《天盛律令》还规定回鹘使军可以守护西夏首都“官家不住之内宫、库藏及其他处”[35]。宁夏境内的回鹘人中也有可能存在着景教徒。
在西夏北部的蒙古诸部中，克烈（Keraits）、蔑儿乞（Merkites）等皆奉景教，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Nayman）也信奉景教。辽、金都曾在靠近西夏东部边境的鞑靼人聚居区开设过榷场，西夏与克烈部存在着贸易往来。克烈部首领王罕（Ilig Khan）之弟札合敢不曾长期在西夏生活，并嫁一女于西夏皇帝。史载其“幼为唐兀人所俘，久居其国，为唐兀人所爱重，遂有札合敢不之号”[28]。波斯拉施特解释道：“‘札阿’是地区（wilāyat）之意，‘绀孛’意为大异密，[合起来]意即‘一地区的大异密’。”[29]陈庆英先生则认为此名称为藏文“spyan-snga-rgan-po”之译音，意为经常在眼前的老者[30]。《史集》记载西夏皇帝的这位克烈部景教徒妃子云：“这个女儿非常美丽，[容貌]净洁，成吉思汗占领唐兀惕[国]时，杀死了国王，竭力搜寻这个女人，但没有找到。”[29]146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宫廷诗集》（编号ИНВ.No.121V）中第十五首《圣威平夷歌》也记载札合敢不嫁女于西夏皇室[31]。克烈部的首领还曾多次流亡西夏，包括王罕叔父菊儿罕、王罕及其子桑昆。在克烈部内战中，成吉思汗之父蒙古乞颜部首领也速该“亲将兵逐菊儿罕走西夏，复夺部众归汪罕。”[32]“迫之仅余二三十人逃往河西（Caschi）之地，不复归。”[28]49河西即西夏，看来菊儿罕的晚年是在西夏度过的。王罕战胜菊儿罕后又被其弟也力可哈刺与乃蛮联军击败，“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奔契丹”[32]6。夏崇宗仁孝“馈以资粮，俾由回鹘走契丹”[22]442。西夏乾祐五年（1174）“冬十月，克烈部长汪罕还自契丹、入河西大掠”[22]442。被仁孝遣兵击走。《蒙古黄金史》也记其“后来他又与古儿罕（西辽皇帝）不睦，途经畏吾尔地方逃难于唐兀人的城池。”[46]在部下谋叛准备离开时，王罕责备部下“吾辈由西夏而来，道路饥困，其相誓之语，遽忘之乎？”[32]7在王罕被成吉思汗击败走死乃蛮后，其子“亦刺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资”[32]35。亦刺哈即桑昆，他曾于西夏乾祐五年进犯西夏边界，被夏军击退。西夏灭亡前夕，夏献宗德旺又收纳了乃蛮部首领屈律罕之子赤腊喝翔昆。史载：“德旺以其同仇纳之，给以粮糗。”[22]495这成为后来成吉思汗攻灭西夏的一大政治借口。
三 元代宁夏府路景教的兴盛
有元一代，元朝政府于宁夏北部长期设置的行政建制为中兴路，后改宁夏路，治宁夏路总管府（今银川）。随着元朝的大一统和中西交通的畅通，大批中亚、西亚的景教教士和平信徒进入内地，宁夏的景教教会组织重新恢复，景教信仰在宁夏空前繁荣。在13世纪中叶和公元1349年的景教主教驻节表中，唐兀均是主教驻节地之一。实际上，景教在汗八里（Khān Balik，大都）和唐兀（唐古特）分别设有大主教区，1281年任唐古特大主教者名为伊索·塞卜兰（Isho—Sabhran）。按景教教阶制度，大区主教（Metropolitan）下应有6至12名主教，主教下有乡村主教、巡视使、执事长、司铎、副执事、襄礼员等。唐古特大主教在景教教会中地位崇高，1281年景教宗主教（Patriarch）登哈（Mar Denha）死后，各地大主教于巴格达选举继任宗主教，唐古特大主教即参与选举大会，排名第二。唐古特大主教还曾和波斯的阿尔尼主教策划汪古部出身的宗主教雅巴拉哈三世（Mar Yahbh-Allaha Ⅲ）和他的老师巡察总监（Visitor-General）列班扫马。史载在伊儿汗国统治层的内争中，“雅巴拉哈三世大总管受到他的对手唐古忒大主教等人的指控，他们指责他支持阿八哈之子阿鲁浑王的要求并在致忽必烈信中谴责过阿合马。”[34]盖山林先生据此认为：“汪古部西邻的，唐古特及畏吾尔的景教徒，由于景教内容、性质不同，与东亚（中国的华北、华东、华南）系统的景教是对立的。”[35]笔者认为由于景教教会的组织完整性和教义的统一性，似乎不存在这种对立。
元代宁夏的景教徒拥有自己的教堂，马可波罗于13世纪末经过额里哈牙（银川）时写道：“居民是偶像教徒，然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堂三所。”[36]外国贵族也对宁夏景教教堂留下了深刻印象，“小亚美尼亚亲王仙拍德致锡勃罗岛王及后书，谓唐兀人民多信基督教，仙拍德尝亲入其地教堂访观情形云”[37]。围绕着教堂，宁夏景教徒形成了自己的宗教社团，行动划一。当景教教士到列班扫马（Rabban Sawma）和马古思于1275年左右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经中兴（银川）时，受到宁夏景教徒的热烈欢迎。“该城百姓听说拉班·扫马和拉班·马可路过那里去耶路撒冷，不分男女老幼，咸切前去会见，因唐古特之民是热忱的信徒，他们思想纯洁。他们送给两僧各种礼物，并接受两人的祝福，随后一大群人护送他们上路，哭泣道：‘上帝选择你们为他的荣耀服务，愿他与你们同在。阿门。’”[38]
元朝政府称景教徒为“也里可温”（Erekhawium，Erekhawün）。宁夏的景教徒由中兴路掌教司管理，各路掌教司被罢后，分布于全国的景教徒统一由崇福司管理。宁夏景教徒虽和全国其他各地的景教徒一样享有蠲免差发的特权，但也受到官府严格管理。《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九年十月，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温有妻室者，同民纳税。”[32]247《大元马政记》云大德三年（1299）二月，枢密院奏：“河西不曾刷马之地，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马匹尽行拘刷，依例与价。”[39]元代宁夏景教徒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主要是回鹘人、蒙古克烈人、汪古部人以及一些东迁西域人中信奉景教的民族。明甘那（A.Mingana）即认为唐古特大主教区“该区教民内可能有相当数量的突厥人和蒙古人”[40]。克里木凯特（H.—J.Llimkeit）也认为在元代“唐古特人中，仍有景教徒；而突厥的汪古部人，基督教徒犹多”[16]132。高昌回鹘亦都护曾亲率军参加成吉思汗攻灭西夏战役，其军中应不乏景教徒。元朝统一全国后，又有很多回鹘人进入宁夏屯田。史载：“畏吾户居河西界者，令其屯田。”[32]222蒙古克烈部也曾参与成吉思汗灭夏之战，蒙古克烈部槊直腯鲁华“以其部人二百，从太祖征乃蛮、西夏有功”[32]3013。汪古部首领不颜昔班曾随蒙古征西夏。入元以后，宁夏境内有白达达人（汪古部人）并设有千户所屯田[35]。在元代东迁西域人中，钦察、康里等部大都信奉景教。《元史·本纪第二十七》云：“修宁夏钦察鲁佛事，给钞二百一十二万贯。”[32]603《元史·文宗本纪》载：“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32]711此二处“佛事”均可理解为景教祈祷仪式。元初曾于开城路（今固原）建安西王府，安西王所辖军队中即有钦察人，为钦察将领土土哈统领，《元朝名臣事略》卷3《枢密句容武毅王传》云：“钦察之散处安西诸王部下者，悉令公统之。”[41]另外，据林梅村先生考证，元代宁夏府路的景教徒中还有突厥浑部后裔[15]243。元末明初，宁夏先后成为红巾军与元军、明军与元军廛战的战场，明朝政府将灵武、鸣沙和宁夏路等地的百姓迁往关中，在宁夏北部形成了无人区。洪武九年（1376），明廷又“徙五方之人实之”[42]，从全国各地移民宁夏。伴随着人口的迁徙和大规模更新，景教在宁夏的传播再次陷入中断，趋于衰亡。
四 结 语
在唐代，今宁夏北部的灵州与长安、洛阳并列为景教中国主教区三大传教基地，地位特殊。西夏时期，景教在宁夏的发展相对缓慢，但宁夏地区景教徒的个别活动为元代唐兀大主教区的形成奠定了稳定的信众基础。进入元代，以宁夏府路为核心的西北传教区一跃成为唐兀大主教区，堪与大都所在的汗八里大主教区相媲美。综观景教在宁夏的发展历程，景教在宁夏的深入传播、持续发展使宁夏成为中原文化联系拜占庭—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的重要交往枢纽，出现了文化移植现象。另外，唐元两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局面和提倡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为景教在宁夏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宁夏历代多民族聚居的社会氛围又适合景教在当地的生存、发展。景教在宁夏的衰亡，一方面是由于景教依附于元朝统治上层，其信众多为色目人，在元代享受种种特权，因此在明朝统治者看来，景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很可能会被退居漠北的北元用以复辟，具有潜在的危险，不利于统治，加之景教宗教观与明朝统治者以理学为核心的价值观不符，所以将其取缔。从自身来看，元代景教没有出现本土化的趋势，现存的元代景教文献多为叙利亚语和突厥语，领洗入教的多为色目人。元代伊斯兰教在宁夏的兴起凝聚了很多色目人，在元末明初逐渐形成回族，而宁夏景教内部凝聚力不强，以致于在明初政府实行同化政策后景教徒多融于汉族之中，景教组织也就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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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史研究篇4
摘 要：要从区域历史同质性、整体性历史要素和多学科的角度研究近代湘西区域开发史；充分认识这项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阐述近代湘西开发引发的社会变迁；研究中要重视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关键词：近代；湘西；开发史；区域史
中图分类号：K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2608
一、何谓区域史视野
强调确立区域史的视野，以“开发史”为问题切入口深刻地阐述一个地方社会的近代变迁，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这一种挑战性首先是必须清楚地回答什么是“区域史的视野”？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运用“区域史的视野”来议论和阐释近代湘西“开发”历史的相关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方法论和意义上予以解释与阐明。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缘于社会史研究推进的带动，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区别于以往仅仅关注上层政治空间与制度安排转而开始越来越关注下层社会空间与生存场景的新变化，形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区域转向”新趋势。史学研究中的这种“区域转向”既不是以往史学界宏观叙事模式下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拓展的一种研究范围的扩大，也不是传统地方史研究范式的翻版，而是一种包括思维方法、解释框架、叙事风格等系统要素在内的史学方法论转型。与以往史学仅仅专注于“宏观历史”的重在描述“国家、政治、时间”的“大历史”的“正史”叙事式研究不同，“区域史”关注“大历史”背景下具体“微观历史”的“民众、社会、空间”的“小历史”的解释与分析，强调社会公众、不同空间、地方经济，凸现史学研究应有的主体性、结构性和差异性；而同传统地方史的主要差别在于传统地方史往往以行政区划为依据确立研究对象范围，而以行政区划来界定研究范围往往包括若干不同显性的区域在内，实际是多个区域历史的机械相加，这与以历史同质性为特征的区域史研究有本质区别。区域史研究是指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的历史进程研究。它不是通史的地方化，也不是专史的地方化，同样也不是宏观主题的地方化（如“在湖南”之类），而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
所谓区域史的视野就是研究区域史所要求的思维角度、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要有基于区域历史同质性上的问题意识，体现整体性特征的历史要素的结构分析路径和以文献与田野相结合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历史同质性是建构区域的基本廪性，也是判断确认“区域”的重要条件。区域史研究就是要在区域历史同质性中寻找课题，从其特征上发现要研究的问题，从而确立问题意识；同时，应当进一步发现影响区域整体社会变化的重要历史要素，并依循这种历史要素的自身结构来分析其在区域社会历史中的形成、特征和作用，从而反映区域社会的整体历史状况。而这样的研究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是不够的，需要把文献与田野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方能在解读“大历史”与体验“地方感”相互印证、补充，从而全面地分析和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全貌。
二、对近代湘西历史研究的学术反思
湘西自古以来就与外部地区及中央王朝存在种种历史联系，而正是这种历史联系赋予它值得关注的历史价值。然而，无论在地域范围、民族地位和历史影响等方面湘西都不可能进入传统的正统学术探讨主流视野，因为它只是一个具有特定民族成份和特定历史影响的特定地域。所以，在传统学术的视野中湘西只能是关注这一区域以及这一区域内民族的学者的学术对象，具体地讲，对湘西的研究绝大多数是研究这一地区的地方历史文化和土家族、苗族问题的学者（或者说本土学者）。经过这些学者多年的努力，有关近代湘西历史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专著方面涉及近代湘西开发历史的主要有：廖极白的《湘西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论述从原始社会到1949年湘西的通史著作，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不同时期、不同方面谈到历史上的湘西开发，其中关于近代湘西的开发用笔较多；游俊、李汉林的《湖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从民族史的角度叙述了近代湘西开发中的一些历史大事；游俊、龙先琼的《潜网中的企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也涉及了近代湘西的开发史实。此外，伍新福的《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陈国安的《土家族近百年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黄柏权的《湘鄂西土家族》（民族出版社，2003年）以及王跃飞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都对近代湘西的开发历史有不同程度的阐述。
2、论文方面关于近代湘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区域史研究篇5
关键词：社会史； 理论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2-0156-09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史的研究尤其令学术界瞩目。社会史研究的提倡，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重要研究机构的出现，给历史学界增添了活力，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近二十余年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学者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了一定的探讨，又从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丰富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文结合学术界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围绕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的研究三个方面，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予以论述。
一、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论探讨
社会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尽管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的性质目前尚有专史、通史和研究方法或范式说等认识的分歧，但是，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学者没有太大的分歧意见。乔志强和冯尔康两位先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乔志强、行龙认为，社会史的结构体系就是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他们以中国近代社会为例，认为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区、民族、阶级与阶层；社会运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社会功能有教养功能、救治功能、控制功能和变迁功能几个方面①。冯尔康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冯先生所言，主要指社会结构、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两位著名社会史专家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共同之处都主张社会史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不同之处在于，乔志强先生强调对于社会功能的探讨，冯尔康先生则突出研究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对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和学科建设，都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社会史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有别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更强调多学科的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这也成为社会史专家的共识。如学者所言：“社会史与社会学、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民俗学、文化学、人口学、民族学、人类学、家庭史、宗族史、环境史、生态史、地理学等学科，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冯尔康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历程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他说：“各个学科学者的带有自觉性的社会史研究，令我们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文字学、法学的研究者，以及一些社会活动家，共襄开创社会史的盛举，这种事实告诉我们：社会史自始就是多学科的产物，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结合20世纪“年鉴学派”崛起七十多年来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和面临的难题，冯尔康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史研究跨学科的重要性。他说：“社会史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状况，使历史学同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法学、数学、农学、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联系起来，从历史学来讲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有关历史研究的成果，深化史学研究，所以产生许多新课题。”“历史学因社会史研究走出孤步自赏的状态，向其他学科求援，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非常可喜。”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10-111页。常建华指出：“当前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日益加强，跨学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行龙强调说：“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为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场所，而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就大力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的对话交流，并不是预设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科，而关键是相互汲取新的灵感和方法、视角，不要过分地强调学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学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会史研究中，并促进其他学科的进一步反思，改变社会史仅仅是从社会科学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论反思能力的传统认识，真正形成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除了历史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如历史的比较研究法、计量的方法、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史料考证与归纳法、个案研究法等之外，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和运用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上面几位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史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很受学者重视的是社会史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198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之后，大多数学者都强调社会学是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就是社会史。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展开和深入，有些学者对于简单套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撰著社会史产生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结合学术界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出现的分歧意见，从历史社会学发展的角度，池子华强调社会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学。他说：“历史社会学因现实需要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探索，虽然与社会历史学即社会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出发点不同，但其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能不相互渗透、交融。……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如分层理论、冲突理论、社会运行理论、社会越轨与控制理论等，对社会史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史应该放开历史的视野，应该敞开胸怀，豁达地让社会学介入，而不是闭关自守，将其拒之门外。”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从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现状出发，赵世瑜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区别。他指出，社会史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等同的。诚然，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但如果我们仍然从社会史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与其说社会史一直被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不如说社会史受到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即使我们把社会学视为社会史的盟友之一来考虑它的影响，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社会学概念、方法的生吞活剥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8页。。行龙一方面强调加强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同时指出应避免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这种吸收并不能限于对社会学概念理论的生搬硬套，而应以社会史的学科特征为出发点，进行重新整合与提炼，体现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承认社会史对于社会学的依赖的同时，强调要克服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强调社会史研究不仅要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而且要借鉴社会科学许多门类的方法，要体现建立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
人类学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视的学科，也成为社会史研究跨学科方法最富有成效的学科。结合西方史学界出现的“人类学转向”，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特征和英国社会史学家E.P.汤普森的基本观点，有学者提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人类学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眼光向下，更加重视普通百姓的历史和日常生活。其二，更加重视田野研究和对历史现场的体验。其三，重视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与利用。其四，为从事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历史学家提供建构理论模型的可供借鉴的途径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2页。。结合多年从事近代华北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行龙从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整体追求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类学体现了新史学总体史的愿望，人类学对宗族、仪式、信仰、象征、习俗等的研究，与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处。人类学拓展和深化了社会史中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当成绩，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杰出的研究影响了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人类学如何研究文明社会的新路。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复兴后，人类学、历史学经历了接触、学习、合作、互动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方向：一是以陈春生、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华南学派，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途径；二是王铭铭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社会史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与考察，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所借鉴，近年来出现的“田野调查热”就引人注目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8页。。常建华强调在社会学之外必须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社会史的研究，他撰著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一文，从宏观方面阐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等重要问题。他指出：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整体史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决定了必须扩大史料来源，注意民间资料，特别是利用非文本的资料。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了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人类学对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它可以推动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理论和方法，发现新的资料，不断推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
除了对于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行论述之外，学者对于社会史与经济史、人口史、文化史及文化学、地理学等领域和学科的关系也予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从事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于欧美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给予了评介。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着重阐述了西方的历史人类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史、社会史的变化。在“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和“联邦德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流派争论”两章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德国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兴起、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形成，以及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日常史学派、妇女史学派、文化史学派的争论等重要社会史的内容参见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浩、侯建新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修订版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新社会史及其发展趋向，妇女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的研究状况；西方的经济——社会史、医学社会史、性别史的研究等内容参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两本书作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后者还被推荐为国家级研究生教材，反映出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们所介绍的相关内容，有助于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研究状况的进一步了解，也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参考。
二、 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现，有些学者结合自己从事区域研究的体会，探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常建华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一文中，论述了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因，作者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还同借鉴国外区域研究和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文章对区域社会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市镇和城市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论述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2-16页。。常建华还撰写专文《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对1981年至1995年以来日本史学界对于明清地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做了评介。关于日本学界“地域社会论”产生的背景和学术渊源，作者指出：地域社会论的出现意在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共同体论、乡绅论启发了地域社会论的提出，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也是其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文章对日本地域社会研究的具体问题和成果也作了介绍，作者最后说：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地域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也比较明显，一些学者积极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探索社会结构。明清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明清史及社会史领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89页。。在《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一文中，常建华对新时期学术界对明清时代宗族的区域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作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采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各异，在对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观点相差甚远，诸说并存、互相探讨有助于研究深化。而从多学科、全方位、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式研究和认识宗族，或许应该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248页。。常建华还呼吁重视历史的土著性空间的研究，他说：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地理空间问题，开展区域研究。不过多数学者注意的空间单位比较大，最大者是如华南、华北等区域或省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徽州等较大地理单位，再次是以市镇为对象。也有少数学者注意更小的历史空间，从事村落历史的研究，难能可贵。关于村落的研究，他指出：村落研究在学理上可归入社区理论。村落的形成受特定生态环境及国家的影响很大。考察村落的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围环境、历史变化、群体意识、权力系统、与国家关系，对于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众意识乃至国家有着重要意义。村落的视角虽然从地理空间切入，其实质是生活史研究的深化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92-193页。。常建华上述系列文章，一方面对于日本和中国区域研究的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同时，阐发了开展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样着手从事区域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区域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理论方面探讨的基本问题。
在多年从事华北近代社会史特别是山西近现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行龙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一书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文，对地域社会史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如何划分地域、近代华北农村变迁研究的内容以及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地域研究中着重采取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和学科渗透方法做了系统的阐述。《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学者开展地域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中层理论”，重点介绍了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律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侧重于从民间社会的立场出发，观察国家传统与民间传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注重仪式、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体现了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特征。站在区域的立场观察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时，重视“小传统”的因素、重视民众思想和民间的风俗文化不失为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切入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使“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的观点在当前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同时，他提出今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应重视“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理论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二是注意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联姻与转向。结合多年从事华北区域研究的经验，他认为在研究方法方面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第二，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只有对于区域社会进行正确的时间和空间划分，才能够进一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三，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山西的特点和社会史研究现状，他提出山西区域社会研究应该着力的四个方面：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研究，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63页。。行龙的上述总结，着力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这种理论总结和反思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理论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他的认识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有些学者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区域研究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结合多年从事闽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对区域研究的了解，陈支平指出区域史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一是大多数的论者，宁愿把中国的文化以及区域的文化讲得好一些，而不大愿意把其中的不足之处，乃至某些糟粕的东西反映出来，这背后实际上交织着传统道德的约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等多种复杂因素在内。二是区域研究者只顾及本区域的情景，而未能把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区域做一个客观的比较分析。三是区域史研究出现许多偏颇现象，除了社会政治的、地方环境的因素干扰之外，有关区域史研究文献资料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这种研究偏颇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是与生俱来的政治与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余年来人们对自身文化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区域历史与文化的许多误解，结果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来论述，而把真正属于区域特性的东西迷失了参见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72页。。社会调查是社会史研究采用的最重要的方法，陈支平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对这种方法从理论高度作了总结。他提出：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途径，社会调查应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搜集民间私家文献资料；二是搜集民间文化行为资料；三是搜集民间神话传说和口碑资料；四是搜集民间意识认知资料。同时，他警告学者当心落入社会调查的误区，提醒学者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避免主题先行的社会调查；二是避免“孤立化”的倾向；三是社会调查要与比较研究相结合。陈支平关于区域研究存在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共同问题，以及开展社会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是自己多年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经验的总结，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化，一些学者强调必须重视社会史“中层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杨念群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先后主编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相关著作，介绍和阐发了社会史研究的“中层理论”。杨念群指出，中国社会史学界比较缺乏在中层理论的范围内建构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史的主流基本上遵从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构建与哲学体系相关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这和西方中国学界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1960年代以后就已通过学术反思开始疏离巨型理论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层解释范畴，如“市民社会理论”、“权利分析”、“过密化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一开始应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争议，但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模式转换却起了相当重大的推动作用。关于“中层理论”，杨念群强调，在中国语境中，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建构策略，以使中国社会史的解释能力趋于多元化恰恰是最为急迫的课题。当然，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史“中层理论”模式并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或实现所谓“范式突破”，而只是实现一种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对以往解释的替换而是修正参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2页。。杨念群的倡议在社会史学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如著名社会史学家冯尔康在他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社会史研究方法”一节中，将“中层理论”也做了简要介绍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行龙在《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对“中层理论”的提倡也予以肯定。他说：“中层理论”、“新社会史”、“新史学”的提出是20年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理论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对话的结果。中层理论提出其任务在于“呈现”，这种呈现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样态的，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层理论”仍处于介绍、消化和初步尝试的运用阶段，我们了解到的“中层理论”，有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和周锡能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中国部分学者试图从本土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层解释框架。如秦晖的“关中模式”、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近代社会变迁的空间结构和观念转变”、应星的科场场域研究中的“集体传记研究法”、王铭铭的福建泉州铺境研究、景军的“制度化知识”过程研究、梁治平运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方慧容关于集体记忆的“无事件境”等，都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中层模式”的努力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13页。。“中层理论”的建构和倡导，无疑有助于社会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提升，当然，“中层理论”在中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需要学者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理论成就，同时，需要注意防止简单的照搬，应该多做一些消化和研究的工作，真正了解其理论，特别是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的同时，着力于理论的提炼和建构工作。
三、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也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结合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这里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具体研究方面，相比较而言，理论和方法论的总结和反思仍然比较薄弱。尽管不少的社会史著作，都在谈社会史的理论，但这部分内容仍然比较单薄，很难说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熟。由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120万字的《中国社会史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水平。该书第一编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分别论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社会史的概念，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特征，社会史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大致反映出社会史学界多年来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其中，社会史的概念以及学科性质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方面学者探讨较多。在方法方面，社会史学者几乎同时强调整体性、跨学科、从下向上看历史，此外，我们还未明显感知到其他方面内容的理论探讨。冯尔康教授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第一章分九节论述了社会史及其理论，侧重点是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史的学科性质、社会史的社会功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特点，接着简要介绍了18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最后，又强调了跨学科的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史向社会生活方式史和社会文化史伸展的发展趋向。冯先生列举的18种方法，心态史学、量化方法、阶级论、口述史、跨学科的研究、史学的传统方法，这些也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剩下的较为新颖的方法，有“从下向上看”的观点与方法、结构论、长时段、等级论、历史记忆、主位观、文本主义、中层理论、新政治史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历史人类学、表象史研究法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9页。。从冯先生的论述中，我们感到作者对方法论的探讨仍显得薄弱，方法论的阐述也显得浅显和凌乱。上述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在理论和方法的表述和概括方面，还有必要借鉴史学理论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其二，在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还应该直面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史的理论建构工作。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直接的起因，在于纠正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过分重视宏观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忽视历史丰富内容的严重偏向。新时期社会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也逐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极大地改变了原来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格局，也纠正了原来阶级斗争观念下历史著作的缺陷，这些成绩都值得肯定。但是，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化”情况，将社会史变成社会生活史，社会史缺少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等缺陷，已经在国外社会史研究成果中有明显的反映，也值得中国社会史学界警惕。关于社会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冯尔康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史定义不明，或者说无法界定；整体史整合不出来；作品中见物不见人，缺乏人物活动；研究资料相对不足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6页。。池子华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对“社会”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对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学科性质等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其次，社会史研究依然火爆，特别是区域史、专题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辉煌，相比之下，理论研究虽有所重视，但依然显得格外冷清。严重滞后，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第三，由于社会史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及西方的学术理论，这种借用无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现象严重，造成社会史学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杂。第四，社会史理论研究脱离本土、脱离实际的苗头有所显现。第五，跨学科研究依然在理论层面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缺少抉择和筛选，如何有效地将其他学科的方法视角为己所用，实现社会史视角下健康的跨学科对话，这是在未来需要探讨的问题。第六，社会史史料学理论研究还缺少呼应。面对一些新资料，如口述史料、实物史料、视角史料等，目前运用得还不够广泛，对新史料的诠释方式也不够深入。第七，如何在研究中，尤其是区域研究、专题研究中体现“整体史”，避免微型叙事所造成的历史“碎化”，做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这是区域社会史在未来研究中所要突破的瓶颈参见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9页。。关于如何解决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行龙强调一是加强多学科的对话交流，二是要“重提政治史”。他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重提政治史”的一个关怀实际上就在于提醒社会史研究者，即使以“从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也应该关注到那些对大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场。这就要求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参见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0页。。学者们陆续看到了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说明社会史研究和反思的深入，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核心在于加强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工作，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其三，社会史研究在重视国外社会史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和开拓社会史研究新领域的同时，还应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积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成果。社会史研究出现的上述问题，除了学科发展初期的共同现象之外，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社会史学者，过分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区别，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成果。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正如学者所言：“在很多方面（诸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然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田居俭：《关键还是以马克思为指导》，《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何兹全先生说：“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新的史学思想理论进入中国，很受欢迎。辩证唯物史观有些不迎时。当然，这些思想理论都是先进的，有它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意义。但我仍然深信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现在最先进的史学理论，是有生命力的，是不会被挤出历史舞台的。”何兹全：《在融会贯通东西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史学理论的创新》，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和西方新社会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都曾做过很高的评价，国内学者也曾深入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的关系。王先明指出：“作为具有历史观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社会史学的兴起、发展的历史作用，也是功不可没。通过对东西方社会史学发展历程的巡礼，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史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而且在社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还将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发挥巨大的作用。”年鉴学派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社会史的兴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注意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注意下层群众的历史活动，无一不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无论从社会史的学术概念的提出，还是从社会史研究范围和方法来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先行者。”马恩除宏观历史理论体系外，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专题社会史研究的成果，这些论著包含的理论认识和方法论价值，足以成为认真反思社会史发展两个偏向的典范：第一，他们都是从专题社会史角度提出问题，侧重于家庭、婚姻、民族、宗教的历史及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的探讨。第二，它们突出体现了社会史是研究整体社会历史的最终目的。关于唯物史观与马、恩社会史研究的关系，作者指出：唯物史观是在马、恩的社会史研究中得以丰富、发展和修正的。因而，对于马、恩来说，唯物史观和社会史研究两者历史发展的纵向关系和横向的学术理论关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实践过程。最后，作者明确指出，在社会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马克思主义还将展示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威力。在社会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充分合理地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范畴、新方法不仅并不矛盾，而且会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学者的这些论述，启示社会史学家，在大力提倡吸收和借鉴国外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区域史研究篇6
2研究领域和成果
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学成果相对集中地表现在历史疆域政区、移民史和人口史、城镇和乡村聚落、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区域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
2.1历代疆域政区研究
从2007年起，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2卷，作者18人)开始陆续出版。它涵盖了自先秦至民国的漫长时期，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历代政区沿革的考证，对一些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而且在某些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复原的详细程度可以达到逐年。这套著作的完整出版，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目前正式出版的有总论先秦卷(周振鹤、李晓杰撰)、隋代卷(施和金撰)、宋西夏卷(李昌宪撰)、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撰)、明代卷(郭红、靳润成撰)、中华民国卷(郑宝恒、傅林祥撰)[4-9]。
商朝是中国出现较早王朝，唐晓峰认为商代领土不同于后世成熟国家的领土，不能将商朝辖区看城一片单纯的地域[10]。先秦是中国历史政区萌芽时期，待考问题颇多。徐少华对楚国国都陈城[11]，钟炜对秦国的洞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12]，晏昌贵对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县与迁陵县[13]，李晓杰对战国时期三晋和秦国的设县情况、齐国和楚国的疆域变迁[14]，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考证。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诸多全新的看法，其中包括秦始皇三十六郡、两汉州制、高阙、直道、秦汉之际的西北和东南边界等内容，多有创见[15]。古代的城市行政建制研究者向来不多，韩光辉等在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的演变方面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16]。
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展开和推动，有关清代疆域政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产生。段伟着重探讨清代分省问题[17]，傅林祥探讨清代政区制度一些人们较少关注的方面[18]，侯杨方依据清宫档案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等问题[19]，韩昭庆则对清初政区的改制及影响发表了看法[20]。徐建平出版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力图将传统的政区地理逐步深入到政治地理的层面[21]。
2.2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
在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6卷本《中国人口史》出版之后，近年有关移民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虽然减少，但仍有新著出现。吴松弟《南宋人口史》全面探讨南宋户口统计制度、考证人口数据，并探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路的人口变迁及其对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著文探讨辽宋金元时期南北人口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并指出人口增长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受此影响生产工具进步缓慢，导致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22]。路伟东著《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及相关论文，理清了清代陕甘回民的人口数量变动和人口管理制度、清代前中期陕甘人口迁移等问题，并首次利用宣统人口普查的“地理调查表”进行人口研究[23]。
此外，安介生对明代北方的灾荒性移民和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24]，侯杨方对乾隆时期的民数汇报[25]，杨煜达对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的若干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郭声波多年致力于西南民族地理的研究，新著《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在此方面有新的推进[26]。需要指出，安介生所著近70万字的《历史民族地理》[27]，表明了作者尝试建立历史地理新方向的努力，引起较大的关注。
2.3城镇和乡村聚落研究
西安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向为古代城市研究的重点所在。李令福的《秦都咸阳》[28]，王社教的《汉长安城》[29]，肖爱玲的《隋唐长安城》[30]，史红帅、吴宏岐的《西北重镇西安》[31]，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咸阳或长安的都市面貌。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32]和李令福的《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33]，则将古都西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研究，前者深入研究了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城市更新模式，后者对秦都咸阳到隋唐长安的城市发展与城郊布局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史红帅推出37万余字的《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墙、水环境、坊里街巷、城市布局、人口规模等多方探讨，为西安“后都城时代”的最新研究成果[34]。
上海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代表，张晓虹对上海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市镇以及乡村聚落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5]。王列辉论述了双岸城市形成这一近代全国滨河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邹怡探讨了民国海宁硖石镇的区位条件与空间结构，以及皖南屯溪镇的发展动力[36]。刘景纯立足于城镇实体进行的“景观与文化”的考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清代黄土高原不同等级、不同区域城镇文化景观的特征[37]。李孝聪著《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则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城市体系或几个中心城市核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城市布局形成的原因和演化的过程，剖析区域中心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成长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38]。
乡村聚落地理的论著向来不多，王社教主编的《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首次对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进行系统探讨，其中涉及对明清民国时期黄土高原的乡村发展、城乡关系、聚落、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均以实证方式进行开篇论述[39]。
2.4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引人关注的重要方面。吴松弟及其带领的团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力军，强调近代开埠通商和外来生产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口岸城市与其腹地的双向经济互动，对塑造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巨大作用。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40-41]，并发表十余篇论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兼及唐朝到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民国时期“市”的兴起与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重要问题、并揭示了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机制及其8个表现。近年来，吴松弟又利用在浙江泰顺县地域考察所获得的资料，以泰顺为例，探讨明清近代东南山区的经济结构、地域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的特点[42]。
戴鞍钢在近代经济地理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2006年又出版《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一书，详细地论述近代以来东西部经济差异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并著文深入探讨长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的相关问题[43]。王列辉著《走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从多个角度探讨上海和宁波这两个长三角主要港口不同发展轨迹[44]。方书生对两广港口—腹地的空间形态和长三角经济区演变过程，张珊珊对汉口的对外贸易及其腹地，姜修宪对闽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变迁，唐巧天对上海的埠际贸易，毛立坤对香港的埠际贸易的研究，构成了近代南方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架构。此类研究以往不多见。樊如森所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及一系列的论文，揭示了开埠以后天津口岸的贸易发展过程及对北方经济的促进作用，论证天津在北方经济的龙头地位，清楚地勾勒出北方外向型产业结构和城镇体系等重要问题[45]。樊如森的研究和姚永超所著《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0)》[46]，以及陈为忠关于山东的多篇论文[47]，构成了近代北方经济地理研究基本架构。
值的一提的，还有王元林对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48]，韩茂莉对明清以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及其种植制度的形成[49]，蓝勇和杨煜达对清代滇铜生产和运销[50]，韩昭庆对青海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程龙对北宋沿边军区的粮食补给问题[51]，辛德勇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等问题的研究。张萍著《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采用商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为例，建构了颇为周密的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框架[52]。
2.5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近年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的深入探讨上。张伟然在佛教地理方面发表多篇相当深入的论文，包括佛教宗派的地域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吴淞江两岸寺院发展的时空进程、清末至民国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等[53]。张晓虹对南宋首都临安节日活动的空间特征、近代陕西宣教区的划分原则都作过探讨，又以陕南的杨泗将军为例讨论民间信仰的区域化与本土化问题[54-55]。王元林等人对明清伏波神信仰的地理分布、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国家祭祀的关系、金龙四大王信仰、湖南湘江流域水神信仰等问题，都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王元林还揭示南海神庙的兴衰发展历史，以及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和广州港变迁和国计民生的关系[56-58]。朱海滨主要研究浙江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地理，成果颇丰，继2008年出版《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2010年又出版《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对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和胡则信仰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及与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关系[59-60]。此外，蓝勇对巴蜀的休闲好赌风气[61]、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62]，马强对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63]，郭声波对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蒟酱食用习惯和开发历史等，进行研究[64]。
2.6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王振忠长期从事徽州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并有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新安江的路程歌及相关歌谣，对徽州的交通、商业、地名、日常生活、村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65]。此外，晏昌贵著《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考察历史时期丹江口水库地区的政区、人口、城邑、经济开发和环境变迁状况，为近年另一项区域研究的成果[66]。
2.7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研究中国生态的日益恶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由于自人类出现以来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参与的结果，对其演变进行历时性的空间考察，自然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或称为“环境变迁”)和灾害史的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过去按照单一人文要素进行研究的模式，进入到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上。
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是近年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丛书选择若干比较典型的地区，对近500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人地关系的复杂过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主旨在于通过这些地区的研究，粗略地反映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全貌。目前已出版了《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陈业新)、《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冯贤亮)、《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尹玲玲)、《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杨伟兵)、《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谢丽)[67-71]系列著作。有关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的研究论著为数不少。段伟通过对禳灾制度的发掘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推进了秦汉灾害应对制度的研究[72]。
张萍的研究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城堡的废毁主要在晚清民国。她并从人口、民族、经济结构入手，探讨了边疆内地化过程中陕北沿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及其影响[73]。张莉在前人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74]。
土地利用是人类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方式，在这方面韩茂莉、杨果、满志敏、王社教、侯甬坚都作出自己的贡献。韩茂莉探讨了辽金两代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从游牧业为主向农业占主要地位转变，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75]。杨果、陈曦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从农田垦殖、资源利用等诸方面探讨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76]。王社教考察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认为总体上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但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的配合。
王建革致力于水利史和农业生态史的研究，继出版《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又出版《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77-78]，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他又将目光投注江南，发表一系列涉及这一区域的农业技术、圩田土壤、水环境、乡村社会等论文。王大学系统探讨了区域海塘修建的过程和技术变化，以及与政权、水系、海潮等方面的关系[79]。韩昭庆关注西南地区的石漠化、西北地区毛乌素沙地形成与扩大的人类因素，杨煜达探讨清中期滇东北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都发表过若干篇论文。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师大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长期流行的人地关系的某些表述进行反思。侯甬坚认为百年来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自然因素更显重要，人类只是一种参与力量[80]。此外，他探讨新疆南部尼雅从聚落到废墟的演变过程，认为尼雅河来水等水源逐渐匮乏，最终迫使一批居民点因彻底无水接济而废弃[81]。他还分析渭河流域的人民生计，认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较多地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富源和人民的勤劳之外，还在于要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物尽其用的致富之道。李大海的研究也表明，明清以来陕西黄龙山区因垦荒导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并非完全可以人地关系矛盾激化角度来加以解释[82]。张力仁通过探讨清代陕南流民行为的基本取向，指出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从而对备受非议的流民刀耕火种与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重新认识[83]。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2.8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历史地理学领域对GIS运用方法的讨论日渐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一文，该文通过讨论小区域GIS数据框架建立的方法，提出了三点非常重要的认识[8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是将地理信息系统用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实践。它按照网络数据和Web地图的要求设计了数据模型和数据库关系结构，开发了基础数据地图浏览、地名查询界面。与基础数据相配套的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政区地名释文数据库，基础数据中的每一个地名，包括全部地名和空间定位的原始史料、研究结论和专家意见，以保存迄今为止对中国政区地名的知识和认识。已完成的四期数据已经在哈佛大学网站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禹贡网”上公开，至今已有数以万计的用户注册，并下载了基础数据。CHGIS项目的研究成果，被有关专家学者公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CHGIS为标志的历史地理数字化研究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3学科发展展望
区域史研究篇7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71－0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每当我们吟诵这首脍炙人口的南北朝民歌《敕勒川》时，连绵不断的阴山便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阴山在蒙古语里的名字为“达兰喀喇”，意思是“七十个黑山头”。雄伟壮丽的“达兰喀喇”，宛如一座天然的屏障，横亘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这条绵延千里的山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阴山地域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阴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汉族和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在这一地域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近年来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正逐步由宏观的描述走向局部的解剖，重视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我国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顺应这种文化研究的新趋势，一部全方位探讨与追寻“达兰喀喇”历史与文化的著作《阴山文化史》由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月适时推出。该书是在著名学者，包头师范学院王炜民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以洗练的笔墨，流畅的语言，紧紧地抓住了阴山地域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突出特点，深入系统地梳理了远古以来阴山地域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展现了阴山地域数千年来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生活图景，描绘了各民族斗争和融合的历史进程，发掘了各民族为共同开发建设祖国北部边疆所做的卓越贡献。可以说，本书拓展了中国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涵。我们拜读全书之后，获益匪浅，启迪良多。
本书开宗明义地指出，阴山文化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我们认为这是对阴山文化研究历史与现状的言简意赅的说明，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其古老是指有关阴山历史文化的记载古已有之。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武丁时期卜辞中就提到土方、鬼方、羌方等，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方国的活动范围已到达阴山地域。到后来如《史记》等“二十四史”中大多有关于阴山地域史实的记载。此外，其他重要的古代文献，诸如《水经注》《通典》《文献通考》《元和郡县图志》《马可波罗行纪》《明实录》等等也都对阴山地域进行了零散的记录。与这些古籍相比，地方志对于阴山地域的记载是相对详尽和集中的。内蒙古地区对于方志的编修起步较中原地区晚，记载阴山地域历史的方志直到清代才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今。比如重要的有：《口北三厅志》《古丰识略》《归绥识略》《和林格尔厅志略》《丰镇厅志略》《蒙古沿革志》《河套图志》《绥远集宁县志略》《丰镇县志》《鹿野纪闻》《呼和浩特市志》《乌兰察布盟简志》《包头市志》《土默特右旗志》等，共50多种。这些古文献和地方志展现了阴山历史文化的“古老”一面。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编纂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则体现了对它研究的“年轻”一面。这其中包括综合性著作，如《内蒙古通史纲要》、《内蒙古通史》《蒙古民族通史》《蒙古族全史》等；也有专题性著作，如《内蒙古民俗概要》《内蒙古喇嘛教史》《蒙古族文物与考古研究》《蒙古族商业发展史》《草原文化概论》等。在这些著作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阴山地域的一部分内容，对于研究相关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体来看，尽管研究阴山某一地区、某一方面历史文化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在近二三十年陆续发表出版，但全面系统论述阴山整个地域历史文化的著作尚未出现。《阴山文化史》的出版发行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是一部拓荒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事实上，开展地域文化史研究，并非易事，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对“地域文化”概念的界定。该书在开篇便着重从三个方面对“阴山文化”的概念及内涵进行了说明，并最终将其定义为：“阴山地域的人们在数千年艰苦奋斗、发展进步过程中，生产、生活及意识形态的状况。”在此定义的基础上，《阴山文化史》一书遍涉文化所涵括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物产、教育等内容，融合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对阴山文化各个领域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探讨。
本书作者以其开放和雄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底，钩沉披隐、溯古及今，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使该书实现了历史的严谨和文化著作质朴与厚实的结合。具体而言，我们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选题富有学术新意。现在对阴山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人物、风俗习惯虽有一定的学术探讨，但比较孤立零散，缺乏系统性，长期以来没有综合性的较全面的阴山文化研究成果问世。该书的作者在长期开展阴山文化研究基础上，认为有必要把阴山文化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课题，从整体上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该书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也是对区域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拓展，富有学术新意。
第二，内容丰富，视角多元。作为一本旨在全面展现阴山地域数千年来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生活全景的文化著作，内容丰富广博是该书的一个基本表征。《阴山文化史》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阴山文化、草原文化为底蕴，广览精取，遂成此著作。该书分四章，共计40万字，以时间为序开展研究，综合考察了从先秦至新中国成立后阴山地域的民族融合发展、政区沿革、政局变动、经济状况、文学艺术、、民俗习惯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另外，视角多元也是本书一个重要特点。比如在阐述清代阴山地域晋陕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交融时，作者在书中便列出专节论述清代“走西口”移民对阴山地域经济生活的影响，将“走西口”移民的影响纳入到了对于整个阴山地域经济生活的考察范围。总的来说，该书从多角度嵌入展开论述，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衔接紧密，体系完整。
第三，资料翔实，论证严谨。历史研究是靠资料说话的，文化研究特别是古代文化研究也不例外。作者在撰写该书过程中，搜集引用了大量正史、编年史、历史地理著作、各种杂史、类书以及现当代学者的大量成果，考辨爬梳，史料翔实。在我们看来，之所以阴山历史文化研究相对较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史料搜集的难度较大，各种相关资料零散的记录在浩瀚的古文献中。该书作者在史料、资料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对阴山地域的各种历史文化进行了较为严密的论证和详细的论述，由此也能看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第四，以史鉴今，学以致用。开展历史文化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以史鉴今，学以致用”，为当今社会、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阴山文化史》的编撰也同样承担起了这个责任。阴山文化尽管只是我国的一个地域文化，位于边疆塞北，但是它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各民族交锋和融合的历史。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基本实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阴山文化史》从自身阴山地域出发，揭示阴山游牧民族冒险进取、勇敢拼搏的优良品质，展示阴山各族淳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民风民俗，塑造叱咤风云、纵横南北的英雄形象，再现政治变革、边疆开发的社会变迁。这些对于当前我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定少数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具有长远的借鉴和指导价值。
从以上四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本书凝聚了作者巨大的精力与心血，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本书的出版发行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促进各族人民大团结。众所周知，阴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域，先后活跃着匈奴、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回鹘、阴山沙陀、契丹、党项、女真、阴山鞑靼、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汉族也从春秋开始有居民迁入。几千年来，阴山地域各民族之间也有矛盾和冲突，而历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通过对阴山地域数千年民族关系的系统研究，总结民族团结的经验和教训，归纳出其发展规律，不仅对本地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裨益，而且对于更好地解决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深入研究一个典型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对于进一步考察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及特征，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价值。
其次，有利于促进地方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此影响下，各地都把文化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更应该如此。随着近几年能源及有色金属等资源的勘探发掘，阴山地域已成为内蒙古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发展必然需要有相应的学术文化来做铺垫和支撑，同时经济发展也为学术发展提出要求和支持。《阴山文化史》的出版，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该书通过全面系统的阴山文化研究，进一步挖掘整理、升华提炼阴山，特别是包头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使阴山文化成为包头地方文化的旗帜，必将促进包头及阴山地域旅游经济开发和各项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其三，有利于阴山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阴山地域悠久的历史沉淀了厚重的文化资源，具有浓郁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遗产遍布阴山南北。如书中所提到的阴山岩画、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古长城以及大量残存的古城遗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影响较大的有成吉思汗祭祀、鄂尔多斯婚礼、二人台艺术、和林格尔剪纸等。这些都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然而，近几年，由于各方面的因素，阴山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遇到一些问题，如一直以来阴山文化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一些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阴山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对于未来阴山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深刻的意义。通过系统研究阴山文化发展脉络，可以促进阴山文化的普及和知名度的提高，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和发扬阴山文化的行列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书选题具有学术新意，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深度研究成果，书中行文畅达，立论平允适当，有理有据，分析透彻，为我国区域文化史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把阴山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达兰喀喇”的历史与文化也将随之深深地嵌入人们心中。
【作者简介】姚伟钧，男，1953年生，湖北武汉市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历史文献学研究。
区域史研究篇8
[关键词] “景德镇学”；区域品牌；影响
[中图分类号] F1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2-0125-04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招标课题“景德镇学与景德镇品牌关系的研究”
[作者简介] 戴启文，景德镇市经贸委主任、景德镇陶瓷学院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陶瓷经济；
陈雨前，景德镇陶瓷学院院长助理、工商学院院长、中国陶瓷文化研究所主任、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陶瓷文化、企业组织文化；
黄勇，景德镇陶瓷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运筹与管理。(江西 景德镇 333001)
区域品牌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形成，用以反映该地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的行业、产业或产品系列，是该地域的企业品牌集体行为的综合表现。区域品牌不同于企业品牌：企业品牌是由独立的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得核心竞争力而创建的，而区域品牌的形成是无数区域内企业产品品牌经过长时间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区域产业品牌是区域内企业产品品牌精华的浓缩，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持续的品牌效应，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无形资产。作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产物，实践证明，区域品牌所具有的集聚效应、外部经济效应和品牌效应，可以有效地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增强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
“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和丝绸、茶叶一样，瓷器曾经是中国的象征。陶瓷是景德镇称都之源，景德镇因瓷而得名，也因瓷而出名，形成了一个集地名、产品名为一体的区域品牌。“中国瓷都”的称号曾经让这个城市“独领数百年”。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景德镇陶瓷产业由于没有抓住经济体制转型的大好机遇，顺应市场和环境的变化，其高档陈设瓷的市场份额不仅急剧降低，而且日用陶瓷在市场上也逐渐丧失了竞争优势。一个千年老字号区域品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衰落，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此，本文试图从“景德镇学”及其构成体系与研究范畴入手，研判“景德镇”构建对景德镇陶瓷区域品牌建设的影响，旨在以学科建设视野来探讨景德镇陶瓷区域品牌建设，以重振景德镇陶瓷产业，重振瓷都盛誉。
一、“景德镇学”及其构成体系与研究范畴
郭沫若曾作诗“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在景德镇这块因烧造精美瓷器而置镇的著名的土地上，两千余年瓷魂窑火所淬沥积淀而成的文心血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王能宪，2005)。然而在既往对景德镇、景德镇陶瓷研究史上，实践经验与理论视野兼具的研究者并不多见，把景德镇或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问、一门学科开展研究的几乎没有，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陶瓷文化研究的深入与推进，与“景德镇”在历史上、在世界、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十分不相称。建构“景德镇学”，这一学术构想的提出，被认为高屋建瓴，史无前例，对弘扬景德镇陶瓷文化，弘扬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举足轻重。
那么，何谓“景德镇学”呢?
“景德镇学”是以景德镇陶瓷为缘由和主要研究对象，以哲学和艺术、历史、经济、科技思想为深刻背景和依托，运用综合的研究包括现代的科技手段与方法，研究景德镇陶瓷泥做火烧与销售、消费过程和各个环节中所呈现及反映的材质文化、工艺文化、装饰文化、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传播文化、历史文化等，以及所积淀和反映的哲学思想、器物思想、科技思想、经济思想、艺术思想，并进而拓宽至研究生活方式与文明史、文化史等内容，并由此提升至研究和挖掘出景德镇陶瓷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乃至揭示出人类生活的一种文化样式和美的生活方式。
可见，“景德镇学”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其研究内容和范畴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具体包括：
1.“景德镇学”的学术构想、体系架构与价值体系研究。主要阐述“景德镇学”提出的背景、目的、意义及研究对象、范畴与方法等方面内容，揭示其架构体系与价值体系。
2.景德镇陶瓷与中国哲学思想。主要研究景德镇陶瓷生产器型、装饰、功能所蕴含和体现的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陶瓷工艺和哲学思想。
3.景德镇陶瓷与中国文化和民族艺术。主要从景德镇陶瓷与宗教、神话传说、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文学、哲学、民俗及建筑等关系入手，研究景德镇陶瓷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景德镇陶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4.景德镇陶瓷与中国民族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从景德镇陶瓷四大传统名瓷与景德镇陶瓷“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风格入手，研究其与中国民族审美思想与审美情趣之间的关系，研究独特的景德镇陶瓷的器物美学。
5.景德镇陶瓷与中国人的生活及其生活方式。从景德镇陶瓷的材质、工艺、装饰、造型、风格和样式、器型、功用等多方面，探讨景德镇陶瓷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相连关系。
6.“景德镇学”与“景德镇”品牌。从“景德镇学”的价值体系入手，阐述“景德镇学”与“景德镇”品牌之间的关系，进而凸显“景德镇学”对“景德镇”品牌提升的重要意义。
7.景德镇陶瓷文化精神与“景德镇之魂”。自古至今，景德镇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汲取他人之长，并加以融合，积极创新，从而呈现“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盛况，形成“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各地良工之精华”的面貌，形成了景德镇陶瓷文化延续千年不衰的辉煌。千年制瓷历史概括出景德镇陶瓷文化精神――创新，创新即景德镇之魂，并用创新的精神，千年不断创造出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技法，不断创造出至精至美的瓷器以满足世人物质的和审美的需要。
8.景德镇区域发展与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陶瓷是景德镇立市之本，称市和兴市之源，“瓷业兴，百业兴”。重点研究景德镇区域与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的关系，并从历史的角度阐述陶瓷文化遗产对景德镇区域的重要影响，陶瓷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开发应遵循的若干原则以及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9.景德镇陶瓷文化与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关系。把景德镇陶瓷文化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在全球文化同质化现象日趋普遍的情况下，景德镇陶瓷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并且在吸取他人所长的基础上，更加彰显民族文化特性，系统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
10.景德镇地域文化。主要研究“景德镇”得名由来，景德镇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景德镇地域文化与陶瓷历史文化的关系等内容。用艺术人类学、地域文化学的观点和文化地理学等的观点，研究景德镇地域文化。
11.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在系统研判中国各地名窑与名品的基础上，从材质、装饰、造型及烧成等诸多方面，研究景德镇陶瓷的演进史和景德镇陶瓷文化史，并探讨各阶段所呈现的特征。
12.景德镇陶瓷材质文化。主要从坯体的构成，釉的种类与组成及装饰工艺等角度，研究景德镇陶瓷材质的特殊性及其表现力，进而表现其特有的科技史与科技思想。
13.景德镇陶瓷装饰文化。主要从青花、古彩、粉彩、颜色釉和玲珑等装饰表现手法，以及纹饰入手，详尽地探讨景德镇陶瓷的装饰文化及其特征。
14.景德镇官窑文化。主要对官窑的形成和特征与管理模式及其历史地位进行研究，揭示官窑文化对景德镇形成瓷都地位的主要作用和深远影响，以及对当代景德镇陶瓷创作和管理的启示。
15.景德镇陶瓷经济史。运用现代产业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从中、微观层面对景德镇陶瓷经济史，在历史中寻找突破与启迪，进而振兴景德镇陶瓷经济。
16.景德镇陶瓷创新研究。以历史为主线，系统探讨景德镇陶瓷艺术创新在景德镇文化发展上的地位与作用。
17.景德镇民窑文化。主要就景德镇不同历史时期的民窑和民窑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揭示民窑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与景德镇官窑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寻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各自对形成景德镇瓷都地位的作用。
18.景德镇陶瓷工艺文化。主要从陶瓷生产方法和生产过程出发，系统探讨景德镇坯、釉用颜料的开采与加工，坯体成型、窑炉结构与烧成装饰工艺，凸现景德镇陶瓷工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19.景德镇陶瓷习俗文化。主要阐述陶瓷习俗文化的内容与分类及其特征，揭示陶瓷习俗文化与景德镇陶瓷生产、交易以及镇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等的关系。
20.景德镇陶瓷器物文化。主要从器物语言中，研究和诠释人们的社会生活、审美意识及时代变迁的轨迹，从陶瓷物质文化的研究中阐释陶瓷器物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器物思想和审美情趣等。
21.景德镇陶瓷作坊文化。从作坊的分类、布局、器具、功能等多方面进行研究，揭示陶瓷作坊的专业化、分工及其意义以及作坊在景德镇陶瓷文化中的地位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22.景德镇陶瓷建筑文化。主要从以坯房、窑房、窑炉为主的瓷业生产建筑以及商贸、行会、生活建筑为研究对象，揭示景德镇陶瓷建筑文化历史与建筑特色，研究和揭示景德镇陶瓷建筑文化的理念和构成方式及其规律。
23.景德镇陶瓷文献。从《陶记》、《天工开物.陶埏》、《陶说》、《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歌》以及《浮梁县志》等古今陶瓷文献入手，阐述陶瓷文献对陶瓷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作用和意义。
24.景德镇陶瓷与科技。对不同的历史时期，陶瓷生产中瓷土配方、色釉的开发、烧成温度、工艺技法等进行研究，阐明科技进步与景瓷独步天下的密切关系。
25.景德镇陶瓷的传播与世界影响。以“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为主线，探寻景德镇陶瓷的传播路线及景德镇陶瓷对世界的影响，展示景德镇所以称都的魅力所在，揭示“景德镇”这一世界级品牌的价值。
26.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研究，是随着景德镇陶瓷发展的轨迹而展开的，其研究成果是丰硕的，其研究方法也是多样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个研究史进行研究，现实的研究需要从历史的研究中获得有益的借鉴，以不断创新研究方式与方法。
二、“景德镇”区域品牌提升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在世界各地提及陶瓷，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景德镇”。可以说，“景德镇”在某种程度上是陶瓷的代名词，其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弱于国内外任何一个区域品牌。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景德镇陶瓷经济发展缓慢，“景德镇”这一区域品牌受到了很大影响。甚至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其经济价值在逐步稀释至尽。为此，拯救“景德镇”，提升“景德镇”区域品牌十分重要。
1.区域品牌的提升有利于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从理论上而言，区域品牌是社会公共资源和财富。区域品牌更加容易传播，传播力强，影响力大，通过政府行为打造区域品牌，可以大大地增加属地产品的附加值。如挂上统一标志的枫溪陶瓷产品在2006年广交会陶瓷展区的展厅里格外引人注目，高雅、时尚的外观设计和独具特色的工艺技术的各式产品，吸引着参展商的目光，使枫溪军团在本届交易会上取得了1.7亿美元合同成交额的可喜成绩，“枫溪陶瓷”这一区域品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2.区域品牌的提升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建设。品牌实际是一个沉淀的结果，集群是区域品牌的基础，而区域品牌的价值积累也有利于集群的建设。由于没有意识到“景德镇”区域品牌的经济价值，缺乏对“景德镇”区域品牌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导致景德镇陶瓷经济的发展遭遇发展的瓶颈。基于景德镇现有的陶瓷产业集群基础，着力提升“景德镇”区域品牌，无疑是景德镇陶瓷继续做大做强的最佳战略选择。
3.区域品牌提升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当前，国内外陶瓷业竞争十分激烈，就国内而言，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河北唐山、山东淄博、湖南醴陵、福建德化等新老陶瓷产区群雄并起，作为市场的一种调控，大品牌联合起来清理市场是一种市场的正常行为，并有可能形成新一轮的品牌重组。同时，由于能源短缺和部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造成了陶瓷行业的利润空间萎缩，部分大品牌称将价格战进行到底，促成行业性的洗牌，将部分劣势品牌清理出局。而且，区域品牌的提升势必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发展地区产业的手段之一。
三、“景德镇学”与“景德镇”区域品牌的关系
“景德镇”这块金字招牌陪伴了景德镇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上千年了，但是无论是哪个领域的研究，都只局限于本领域，人们对“景德镇”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知识领域，对景德镇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武断的，这犹如盲人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通过“景德镇学”的研究，将从人文、政治、宗教、绘画、经济、审美等多个方面，去丰富和完善“景德镇”区域品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景德镇学”的研究就是“景德镇”区域品牌的研究。
1.“景德镇学”学术构想的提出，不仅填补了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史上的空白，而且把景德镇纳入国际学术的大视野，促其和“红学”、“敦煌学”、“徽学”一样成为国际性显学。这将有利于我们从更多的层面去认识“景德镇”区域品牌的历史内涵、文化内涵；去研究“景德镇”区域品牌的发展历程、演变里程；以及在当前市场经济、全球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观念背景下，不断的对“景德镇”区域品牌的内涵进行丰富，提升“景德镇”区域品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发展“景德镇”区域品牌。
2.把景德镇区域品牌视为一种区域文化，以文化形态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地展示景德镇陶瓷品牌的内涵，而且立意高远，提升了景德镇陶瓷品牌研究的品位，对“景德镇”区域品牌研究具有历史意义的引领。
3.用文明史的观点，以大量鲜为人知、未曾面世的图片、实物藏品照片和首次公诸于世的文献资料，对“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进行考辨与研究，将景德镇地区文明的早期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样，将有助于加深消费者对景德镇陶瓷产品、对“景德镇”区域品牌的认知度。
4.以集众合力的形式，突破单一艺术背景下陶瓷研究的局限性，从人文、政治、宗教、绘画、经济、审美等多个角度，运用系统思维对景德镇地域陶瓷文化、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景德镇陶瓷材质文化、景德镇陶瓷工艺文化、景德镇陶瓷器物文化、景德镇陶瓷装饰文化、景德镇陶瓷制度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研究，克服了陶瓷文化研究的艺术本位主义。摆脱以往的“闭门造车”的艺术创作，在产品设计、品牌内涵的提升等多个方面，为“景德镇”品牌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景德镇学”的构建对“景德镇”区域品牌提升的影响
1.通过“景德镇学”的研究，挖掘“景德镇”区域品牌的内涵。品牌代表了一种或一个系列产品的质量、文化、品质、社会属性、使用阶层等内涵，通过“景德镇学”的研究，有助于挖掘那些被当代人所遗忘、所忽视的陶瓷历史，挖掘“景德镇”区域品牌的内涵。如对《周礼・考工记》进行考究，可以发现，其中说到，“凡陶旖之事，髻、垦、薛、暴不入市。”意思是说，凡是陶人和旖人的成品，若有损伤、顿伤、破裂、偾起、不坚致的，不许出售。可见，中国古代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制瓷者对陶瓷制品的品质和品牌都十分重视。
2.通过“景德镇学”的研究，总结陶瓷制作，尤其是景德镇四大名瓷的制作工艺，为制订现代化的日用瓷、艺术瓷的工艺标准提供积淀。在国外，无论哪个级别的品牌，都有严格的制作和生产标准，而这个问题在我国则不那么受到重视。所谓标准化，是经营上的标准化，是从原材料到产品到服务的标准化。比如温州的打火机，首先必须拿到这个打火机产品的国家标准制定权，按照国际化标准接轨角度，制定出标准来。这个区域品牌的标准应当是“以国际化为立足点，以产品质量、原材料管理、生产管理、销售服务、形象标识和人员培训的全面标准化为技术性支撑，以历史文化为重要内涵的”。
景德镇“集全国名窑之大成，汇各地良工之精华”，历史上曾长期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与其在制瓷技术上的不断创新和领先是分不开的。所以，可以通过“景德镇学”的研究，总结陶瓷制作，尤其是景德镇日用瓷和艺术瓷的制作工艺，结合当前的生产流程和制作工艺，为制订现代化的日用瓷、艺术瓷的工艺标准提供积淀，同时向其他产瓷区和国外学习并引进先进技术，不断抢占陶瓷新技术的制高点，使古老的陶瓷与现代技术完美结合，重新屹立于世界陶瓷之林，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的陶瓷生产和研发中心，再现“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辉煌，进而重振“景德镇”区域品牌。
3.通过“景德镇学”的研究，为“景德镇”区域品牌的提升提供各种信息。“景德镇学”从人文、政治、宗教、绘画、经济、审美等多个角度，运用系统思维对景德镇地域陶瓷文化、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景德镇陶瓷材质文化、景德镇陶瓷工艺文化、景德镇陶瓷器物文化、景德镇陶瓷装饰文化、景德镇陶瓷制度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研究，为“景德镇”区域品牌的提升提供各种资料和行业信息，这将有助于“景德镇”品牌在短时期内汇集全国乃至全球的陶瓷信息，加快区域品牌的建设速度。如在”景德镇学“的研究基础上，整合其他方面的资源，建立一个服务于整个产业集群的工程中心。这个中心是一个工艺设计中心与信息平台，是公共性的国家级或国际级综合性工程中心，它有两项职能：建立权威性产品质量检验中心，设计、制定和定期修改各种相关标准；加强国际、国内最新工艺和设计技术、产品、市场和原材料信息的交流，并做好动态信息。
4.通过“景德镇学”的研究，规范行业秩序，促进“景德镇”区域品牌的良性发展。通过“景德镇学”的研究，我们发现：宋代以后，独特的官窑与民窑两大生产体系的形成，进而在客观上要求建立行规制度。到了明清时期，一些主要的陶瓷生产地、集散地普遍设立了行会组织和会所。从古代制瓷业的行规制度中，我们发现，古人很早就懂得利用行业组织和行规来协调行业生产经营中的矛盾，消除无序竞争，以保护业主利益，促进行业的壮大发展。所以，当前景德镇各级各类陶瓷协会都要制定完善的行业管理规章和办法，加强行业自律，维护陶瓷行业的竞争秩序。同时，协会要组织好陶瓷行业的产学研协调，引导本行业开发和利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开展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攻关、人员培训、技术交流，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打击侵犯本行业正当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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