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政治理论篇1
论文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正义；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统一与矛盾
《理想国》是柏拉图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写就的着作。系统地阐释了作者的正义观、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我们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来理解《理想国》中的正义、幸福、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柏拉图关于国家政治设计的目的，了解柏拉图的国家思想对后世政治哲学中制度设计的影响。
一、城邦的正义与灵魂的正义
《理想国》以讨论“什么是个人正义”作为开始，依次讨论了城邦的建设、城邦中的三个等级和城邦的正义等问题，最后回归到“什么是个人正义”。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理想的城邦是由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理念构成的。这三种理念分别在现实世界中形成了城邦中的三种品质，也同时相对应地形成了三个阶级，分别是护国者、护卫者和被统治者，其本质上就是学者阶级、军人阶级和劳动阶级。而城邦的正义就是能够使智慧、勇敢、节制在这个理想的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那个品质。简单来说城邦的正义就是三个阶级各安其职、各尽其责、互不僭越，正义就是一种秩序。正义的目的是为了使全体公民得到最大的幸福。“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而在其德性幸福论的体系下，只要每个人完美地拥有其依附的这一个阶级的品格，不僭越，则国家中的每个人就都是幸福的。这个国家的任务就完成了。这就是柏拉图的早期政治思想。
类比的方法论是柏拉图着作中的很大一个特点。柏拉图认为可以先读“大字”，再读“小字”，由大见小。因此在讨论了城邦正义的基础上，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论述了什么是个人正义。和城邦相类似，个人的灵魂有三部分组成：理性、激情和欲望。“我们每个人如果由于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份的事情的。”也就是说，正义的人就是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品格的人。每个人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品格就是正义的人，正义的人就会得到幸福。
这里我们注意到，《理想国》中的个人灵魂的正义是在城邦的正义下才得以成立的。每个人在城邦中拥有其个人独特的技艺，属于其独特的阶级。当每个人拥有他个人作为该阶级成员需要拥有的品格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护国者拥有智慧，能完善地治理国家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护卫者拥有勇敢，能有保护国家不受外来袭击的时候，他就是正义的；劳动者能够提供劳动，提供物质资料，并且节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时候，就是正义的。因此可以认为，在柏拉图的政治和伦理体系中，伦理思想中的品格“真实存在的东西并不是个别人而是人类，对柏拉图来说，伦理思想变成了政治思想”。下文将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展现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和矛盾进行分析。
二、理念论体系下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统一
“理念论”的方法论思想深深影响了《理想国》中对国家政治和个人伦理的探讨。柏拉图的“理念”在方法论上来讲，可以被界说为类的概念，“所以无论何种类概念均属于纯形式的更高级的世界”。具体来看，《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多次使用了类比的方法来推出结论。最大的类比就是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类比。这个类比形成了理想国的整体骨架。还有城邦中的三个阶级和个人灵魂中的三种品格的类比。其中个人的理性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学者阶级，个人的勇敢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军人阶级，个人的欲望可以上升为城邦中的劳动阶级。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柏拉图认为个人正义是的更高形式就是城邦的正义。在理念论的思想下，个人正义一定具有更高层次上的类概念，也就是城邦的正义。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申明是为了寻找个人的正义才虚拟了一个理想的城邦，由大见小，“先探讨在城邦里的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但是很明显看到《理想国》的主要目的是想论述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也就是他的理想城邦思想。因此，从柏拉图的逻辑来看，不是由城邦的正义来推导个人的正义，而是个人的正义上升为城邦的正义。
可以认为，柏拉图哲学的伦理思想不在于个人的能力和幸福，而在于类的伦理的完美。因此，在柏拉图理想城邦中的人，并不是单个存在的，而是从属于其类概念上的城邦的。对柏拉图来说，其伦理思想就上升成为了政治思想。这样，在理念论体系的影响下，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得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是对当时雅典，甚至是整个希腊城邦政治日趋腐化的对抗。在柏拉图的时期，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已开始败落，“在当时希腊政治生活分崩离析，个人幸福风靡一时，柏拉图理论与之抗衡，将国家的概念提高大驾驭一切的高度”。⑥如此就可以解释为何柏拉图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是低于并且服务于政治思想了。
但是，柏拉图使个人伦理从属于国家政治体系的做法，必然导致极端限制公民的个人自由，弱化个人利益，甚至不能谈个人利益。这样一来，《理想国》中的国家理想就变成了为实现科学理论的军事国家了。因此，如果排除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对伦理学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中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下文将论述这种矛盾。
三、柏拉图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矛盾
柏拉图的伦理思想是“德性幸福论”，他宣称只要拥有了其该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这里拥有品德和幸福同一的，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但是与后世的德性幸福论不同的是，柏拉图的“德性幸福论”适合其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在其理想的城邦中，个人的品德(也就是个人的幸福)是和这个城邦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
具体来说，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城邦中每个人只要拥有其该有的品德就是幸福的。但是，他的理想城邦中的人是有阶级差别的。每个阶级的人应该拥有的品德是不一样的。学者阶级的品德是智慧，因此拥有了智慧，这个阶级的人就拥有了幸福；军人阶级的品德是勇敢，拥有了勇敢，这个阶级的人就拥有了幸福；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劳动阶级，也就是被统治阶级好像没有被赋予他们独有的品德。
如此看来，按照柏拉图的逻辑，由于每个人隶属于各自的阶级，因此每个人应该拥有的品德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他的理想城邦中三个阶级中的人的幸福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等级差别的。为了解释他的这种有差别的品德和幸福论，特别是为了让被统治者相信这种有差别的幸福。柏拉图甚至引人了“腓尼基神话”。
但是伦理学研究“正义”、“幸福”、“品德”这些概念，都无非是为了找到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能够排除等级差异和政治制度影响的标准。而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却不是这种目的。柏拉图的“德性幸福论”就和其政治思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柏拉图使其哲学中的伦理思想就附属于其政治思想。比如阅读《理想国》前几卷我们会认为柏拉图论述城邦的正义仅仅是为了与个人灵魂的正义做类比。
由于《理想国》中伦理思想和其政治思想的矛盾，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成为了极端限制个人自由的、弱化个人利益的国家。就如马克思所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族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虽然这种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结合在当时的雅典社会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却泯灭了个人的自由。
四、理解《理想国》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篇2
【关键词】《理想国》，理念，正义，哲人王
在古希腊众多的思想家中，柏拉图或许是思想最丰富的一个。柏拉图才思敏捷，研究广泛，著述颇丰，其主要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对话的形式记载下来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早期阶段，“苏格拉底”的对话;2、成熟期的对话，最重要的有《理想国》;3、后期的对话，包括《法律篇》。以他的名义流传至今的著作有40多篇，另有13封书信。柏拉图的著作大多是用对话体裁写成的，人物性格鲜明，场景生动有趣，语言优美华丽，论证严密细致，内容丰富深刻，达到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修辞的高度统一，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柏拉图的著作，无疑地是命运从古代给我们保存下来的最美的礼物之一。”奥地利思想家卡尔・波普尔认为，西方思想史或是柏拉图的或是反柏拉图的，但从来不是非柏拉图的，没有人会质疑这位先贤伟大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的强大影响力。柏拉图一生著述颇丰，其中《理想国》成作于其壮年，涉及伦理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是集中体现柏拉图政治理想的经典力作。
一、柏拉图的生平及《理想国》的由来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哲学思想都是特定时代历史助生的产物，哲学作为上层建筑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历史，源于历史而超越历史。任何思想家，其思想的产生、发展及转变必然与其经历有着密切联系。
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原名阿里斯托克勒斯，出身于雅典贵族，在家中排行老四，他的母亲是雅典立法者梭伦的后裔。柏拉图自幼身体强壮，胸宽肩阔，因此体育老师就替他取了“柏拉图”一名，“柏拉图”希腊语意为“宽阔”。后来，柏拉图的名字被延用下来，流行至今。青年时师从苏格拉底，由于柏拉图出色的学习能力和其他才华，古希腊人还称赞他为阿波罗之子。成长于一个政治氛围浓厚的家庭，奠定了他对政治浓厚的兴趣，少年时期就成为民主政治的拥护者。然而，当时的雅典在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开始由繁荣走向衰落，雅典城邦民主政体也日渐衰微。公元前399 年，雅典城邦检察官指控苏格拉底为城邦宗教的异端，以不敬城邦公认的神并引进新神、腐蚀教坏年青人这两项“莫须有”的罪名宣判苏格拉底有罪并将其处死。城邦民主的衰落和苏格拉底的死促使柏拉图重新思考其政治立场，他针对当时的状况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把失败归咎于民主制……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对苏格拉底怀有深厚的敬爱;而苏格拉底是被民主制判处了死刑的。因此，他又转向斯巴达寻求他的理想国的影子，是不足为奇的事。”柏拉图对自己曾经满腔热情所追求的政治生活深感失望，原有的政治抱负在现实面前产生了动摇。经过一番思考，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初我对于政治雄心勃勃，但一再考虑，看到政局混乱，我彷徨四顾，莫知所措。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难免的。”显然，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认为只有拥有智慧的人才能达到善，只有将哲学家的智慧和政治家的权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家正义，这就是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哲学家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成为哲学家，是其政治理想的重要内容。
二、《理想国》中的政治理想的构建
《理想国》一书原名为“Politeia”（政体）本无“理想”之意，但书中确实阐述了一个理想城邦，包括其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生活方式等，是柏拉图盛年政治理想的完满体现，其宗旨是建构一个整体幸福的完善国家。“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铸造一个这个整体的幸福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柏拉图认为，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国家“正义”。
（一）人、城同构的正义理论―――理想国的建构基础
1.个人正义的显现
柏拉图认为，灵魂本身是从本体世界来的，以理性为本质的灵魂进入人的肉体之后，就成为肉体的囚徒，被激情尤其是欲望所左右，灵魂因此被分割成理智、激情、欲望三部分。理智拥有追求智慧与思虑、认识真理的能力，镇座人的头部;激情是名誉与权力的冲动，对理智比较服从，高于欲望，占有人的胸部;欲望是对金钱和名利的冲动，支配着肉体腰部以下的部分。人的德性来自灵魂的作用，灵魂的理智部分的德性是“智慧”，激情部分的德性是“勇敢”，欲望部分的德性是“节制”。为了使灵魂各个部分的德性都得到正常的发挥，这些德性就必须有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存在。三个部分都服从理智的指导，各自发挥自身的德性优势，使灵魂全体和谐一致，这时的灵魂就拥有了“正义”的德性，这样的人就是一个使正义的德性得以发挥的人。至此，柏拉图把苏格拉底关于人的德性的探索，归纳为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这四种最基本的德性。
2.国家正义的实现
柏拉图认为，“各人性格不同，能力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从事适合其性格和能力的工作，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个人先天能力的差异和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决定理想的城邦要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他把理想国的组成人员分为三个阶层：首先是卫国者，即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所具备的美德是智慧、节制，是神用金质做成的，他们的职责是执掌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其次是辅国者即护卫者阶层，勇敢、节制是他们的美德，是神用银质做成的，他们擅长作战技艺，其职责是保卫国家，并充当统治者的辅助者。再次是生产者阶层，他们是城邦中的最低等级，由农民、牧人、各类工匠以及商人等构成，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从事低级的体力劳动和商业活动。他们的先天禀赋比较低，擅长生产方面的技艺。他们执行着整个国家的经济职能，为整个社会提供生活资料，从根本上维系着国家和社会的运转。柏拉图认为，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只有生产者阶层、护卫者阶层和统治者阶层各司其职，各守其责，整个城邦才能实现正义，即实现人们的整体幸福。
3.人、城同构为理想
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个人的扩大，个人是城邦的缩小。国家即城邦和人一样，有三种品格，即智慧、勇敢和节制，正义就是这三者的正确结合和协调运作。智慧即知识，柏拉图所说的“智慧就是护国者的知识，是考虑整个国家大事，”这项重任只能由身为统治者的“哲人王”来担负。“勇敢就是一种保持”，是 “保持着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害怕―――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苦恼、快乐或是欲望、害怕，都能保持这种信念，这样的勇敢是战士的品格。“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但是，普通劳动者难以控制自己的，只有那些天分最好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正确理念的引导下才能做到。只有普通劳动者的欲望被贤人的欲望和智慧所统治时，才能实现节制，才能使整个国家的正义得以实现，城邦最理想的秩序得以形成，人们整体的幸福与至善理想转化为现实。
（二）哲学家为王―――理想国的基本原则
哲学家执政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与绝对的最高权利的结合”。这种哲学家是城邦的“拯救者”。他相信，如无哲学家的治理城邦与个人绝无希望可言。 “要改造现实的不良政治，必须从改造人的品性入手”，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个使命。根据柏拉图设计的政治建构，哲学家被置于等级结构的的顶端，垄断全部政治权力，其他各等级则完全被排斥在城邦最高权力体系之外。在城邦的三个组成阶层中，柏拉图认为，用金子做成的人的灵魂中赋有理智的要素，他们的职能就是管理国家，他们的本性决定了其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统治阶级的成员绝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统治阶级以国家利益至上为信念，过一种没有贪婪和仇恨的近似于禁欲的生活。此外，统治阶级还要废除家庭以及完全放弃个人感情，因为个人的家庭情感会妨碍个人完全献身于国家，还会造成人们之间的纠纷。他反对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认为男女的随意结合不利于优生，也不利于下一代统治者的产生。因而，要实行公妻制，公子女制，孩子一生下来就应该立刻被抱走，与父母分开，让父母和子女之间不相认识，并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将天生劣质的婴儿秘密处理掉。另外，男女之间的结合也不是单纯的私人问题，而应作为公共问题由国家决定。通过一系列的控制，灭人们的私心，建公德心，再从这些人中挑选出类拔萃的人，接受哲学的训练，最后挑选出精通哲学的人来执政，成为“哲学王”。灭“小家”，成全城邦为“大家”，所有人利益一致，便可以实现国家的正义即整体幸福。
（三）教育和培养―――哲人王的实现途径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一整套关于如何培养统治者的教育计划，他认为城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是“唯一重大的问题”，只有通过正确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军人和哲学家，也只有依赖哲学家的教化手段，才能重新塑造人性，培养出优秀的城邦公民，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他认为，“传统的音乐和传统神话教育太复杂多变、跌宕起伏，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度粗暴，那些专搞音乐文艺的人又不免变得过度软弱”，这样对维护灵魂的正义毫无益处，反而能激起灵魂中的欲望，使理智受到压制，只会使灵魂失去美德。教育工作的第一项是对原有的教育内容进行审查和删改，如在诗歌、戏剧和故事中，把神描写成不道德的或把英雄描写为放荡不羁的，都会对读者产生错误的诱导，描写地狱的可怕及战争的恐怖的等情节，也会对培养公民勇敢的美德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都要删除，统治者要对此制定出标准来。甚至音乐的曲调，乐器的使用，绘画雕刻创造什么形象，都要进行审查。柏拉图认为这是“净化城邦”，是清洗城邦画布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柏拉图要采取全新的心灵教育方式，他将数学、几何学、立体几何学、天文学等变成思想品德训练的工具，通过这些学科逐步去打开心灵之窗，再进一步进行辩证法的训练，使人获得纯粹的理性的功能，从而认识善的理念。这几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简单趋向复杂，由抽象转而具体，可以看出柏拉图要哲学家研究抽象的东西，把握最基本的原则，是为了指导哲学家认识现实的事物，从现实令人迷惑的现象中进行分析和把握。
三、柏拉图政治理想的局限
（一）城邦公民个人的缺失
在柏拉图营造的理想国里，个人完全融于城邦，成为城邦的一分子。其政治理念有的只是国家理想和公共的利益，个体以及个体的意见不在考察的范围之内，成为缺失的概念。柏拉图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的社会中，他的政治理想也超越不了这个范围，在其构建的理想国度里，人是被严格地分为不同等级的，而这种不平等又被冠以正义的称号。这个国家里，人们必须安于自己的阶层和地位，人们不能尝试打破既定的秩序而只能在这种秩序中循规蹈矩，服从卫国者和辅国者的统治而不能改变和超越，甚至于个人的生活也要听命于统治者。“对于一般人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服从统治者，” “人们不可以没有领袖。任何人在做事情时，其头脑既不应当习惯于完全自己作主，也不应当习惯于完全处于热情、甚至出于嬉戏的动机。但在战争期间―――人们应该将目光瞄向他们的领袖并忠心耿耿地追随他……”
（二）“哲人王”的判断标准及其空想性
对于衡量贤人的标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阐述是不明确的。他认为，每个人都会有自认为对于哲人王的标准，而哲人王的最终判断只能是神或统治者，这样的结果将是每个统治者都可宣称自己为哲人王，这势必可能造成政治生活的极端混乱与无序。
柏拉图心目中的贤人即“哲人王”是终日苦思冥想治国之道、修炼自身美德并且获得最高统治权力的哲学家。“哲人王”要做的仅仅在于思考如何达到“善”，他们的美德是永不变质的。然而，一个人无论思维如何缜密，如何集“智慧”和“美德”于一身，也不一定就具备政治家尤其是统治者必备的素质，这种具有最高才智的和不会做出错误判断的人士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无法找到的。
（三）国家即城邦具体制度的缺失
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主要是一个理论模型，用以论证理想国家的基本原则。柏拉图也期望着这种“天上的原型”能够在世间得到实现，但是，一个国家的建立和具体运行，除了政治伦理及政治理念之外，还要具备相关具体政治制度的建构，以及制定体现制度的一系列治理体系与治理原则，用以保障国家生活有序进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涉及任何现实的制度和政策，只是在理论上提出一系列的预设前提进行论证。就连柏拉图自己也承认，他塑造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家“是为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样板、范式或模型……是为了我们可以按照它们所体现的标准，判断我们的幸福或不幸，以及我们的幸福或不幸的程度。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表明这些样板能成为在现实上存在的东西。”他通过格劳孔之口提出：“合意的城邦是指我们在理论中建立起来的那个城邦，那个理想中的城邦。但是我想这种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
四、《理想国》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绘的政治理想，富于想象力，给后世读者以无限的刺激性。柏拉图政治学说中理想国家与现实国家的对立，开创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乌托邦主义的传统。他设计的理想国是后世一系列理想国中的第一个。《理想国》因其在很大程度上的虚幻性和非现实性被后人所诟病。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教育思想如“审定教育内容，控制一切教育手段”体现了文化专制主义精神;《理想国》中要求“个人完全消融于社会整体中，无条件地为城邦服务，为城邦现身”，这又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整体主义思想传统的源头。作为一位对国家前途充满了忧虑和期待的学者，作为一位有着高度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思想家，他的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风范值得后人学习。而且，理想虽然有不切实际的一面，但作为一种激励和动力，它可以促使我们对现状不断进行反思，以一种理性批判的精神，不断地改造自我，改变社会，为更加美好的理想社会而努力。
参考文献：
[1]王宏文，宋洁人.柏拉图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篇3
摘要：古代雅典崇尚政治辩论以及哲学思辨之风看来并未能影响到柏拉图，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反对言论自由是占主要位置的，他一贯主张由“哲学王”来统治国家（城邦），他总是怀疑普通劳动者的知识和智慧，甚至非常警惕民主制度，这也许是苏格拉底之死给他留下的阴影。笔者从“说服”统治方式、艺术作品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以及政治性言论有没有存在的必要等几个方面来考察柏拉图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以期对现代的人们有所启示。
关键词：“说服”统治方式；不雅艺术的限制；政治性言论的存废
说言论自由起源于古代雅典人的政治辩论一点都不为过，正是这种政治辩论，致使人类历史中的言论自由权利得以发韧，也突显了人是政治动物的本性、更突出了言论自由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特征、以及言论自由的自然权利属性特征。柏拉图的言论自由思想，有一部分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有一部分是苏格拉底的思想中所没有的。
首先，柏拉图继承和发扬苏格拉底“说服”的思想，他强调政府更应该采用“说服”方式进行统治。“柏拉图赞同希腊人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朴素的信念，即政府最终依凭的是说服而不是强力，因而政府所建立的各种制度也是为了加强发挥说服作用而不是为了发挥强制作用。……公民的自由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在与其同伴进行自由且不受限制的交往中，具有一种能够说服他人并接受他人说服的理性能力”。在这里，柏拉图为政府执政树立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即通过说服他人而达到治理的目的，而不是通过强力去弹压人民群众，任何暴力机构的设立都不符合辩论说服的原则，把政府视为一个工具，更是对辩论说服原则的背叛。而真正的公民自由，则只有具备能够说服他人并准备接受他人说服的理性能力的人才能真正拥有，任何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试图通过强力达到他人臣服目的的人，都不会拥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其他比他更强大的人也会通过强力迫使他臣服。所以，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有说服别人并接受他人说服的理性能力，任何想通过暴力达到自由目的的想法都是不符合言论自由原则的。
其次，柏拉图认为，对于非政治的言论要给予限制，不符合教育青少年要求的艺术作品要予以禁止，城邦应该鼓励艺术家们应该创作优秀的作品光大美德、压倒那些道德败坏的作品。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这样的思想：“那么，问题只在诗人身上了？我们要不要监督他们，强迫他们在诗篇里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则我们宁可不要有什么诗篇？我们要不要同样地监督其他的艺人，阻止他们不论在绘画或雕刻作品里，还是建筑或任何艺术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坏精神？哪个艺人不肯服从，就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否则我们的护卫者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间心灵上便铸成大错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这是柏拉图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思想，也是近现代思想自由市场理论的先驱。柏拉图限制言论自由的思想还体现在他对诗人的作用产生怀疑，“一个诗人可以传递知识吗？在柏拉图式的建国方案中，诗人是一种颇有非议的人物……柏拉图禁止他们进入理想国，理由是他们的作品相对真正的知识而言是非理性的和虚假的”。在柏拉图看来，不能传递知识的人和他的作品是不能存在思想市场里的，诗人所传递的知识就是非理性的和虚假的。然而，谁掌握和传递的知识是虚假的、非理性的，而谁传递的又是真实的和理性的呢？没有经过真假知识的辩论，又怎能区别谁真谁假呢？如果不让拉出来遛遛，谁又知道谁是驴子还是马呢？
最后，柏拉图认为，关于城邦统治的言论并没有存在的必要，即政治性的言论自由可以取消。“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弟子柏拉图于晚年创了一种理想国，在这种国里他制定了一种宗教，和当时的各种宗教大不相同，他又主张须强迫一切公民都信仰他所创的诸神，否则就处以死刑或禁锢。他设想的这套严密的制度，一切言论的自由都在排除之列。”。早年的柏拉图总是认为，“哲学王”的统治才是城邦中最好的统治，他认为“统治纯粹是一个科学知识的问题”。“如果统治者只是依凭他们卓越的知识而有资格行使权力的，那么不是舆论对他们的行为所做的判断是无足轻重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对舆论的假装诉诸实际上只是一种狡诈的据以抑制‘群众不满’的政治伎俩而已。”如果权力就是知识、智慧和真理（后来培根提出knowledge is power的命题），那么是可以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是掌权者、统治者是不是真的掌握了真理、甚至于是掌握了全部的真理？统治者掌握真理或者掌握了全部真理是如何得到证明的？还是无需去证明、只要位居尊荣的人就自然地拥有了真理？这样的逻辑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无疑是会让人哑然失笑的。因此，只有象苏格拉底那样——“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才能掌握更多的真理，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而放开言论无疑是获取知识、掌握真理的不二法门。柏拉图所暗含的关于言论自由（舆论影响）的思想就是：在哲人王的统治之下，君主已经深刻洞见人类之善与国家之善，何需民众的言论自由呢？除此之外，他对于城邦中的文学艺术也主张要严格限制。他认为，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而文学艺术则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此文学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因此，一切诗人、艺术家的东西是危险的、不能轻易相信的，他甚至提出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他对文学艺术的态度是明确的：文学艺术必须对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城邦的治理和教育，否则就应该被禁止。由此可见，柏拉图是不主张放开言论的，但从他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中，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些关于言论自由的东西。
参考文献：
[1][美] 乔治﹒萨拜因著、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2][法]卢梭著：《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8页.
[3][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7页.
[4][英]韦恩﹒莫里森著，李桂林、李清伟译：《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5]J.B.伯里著,宋桂煌译：《自由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6页.
[6][美]乔治﹒萨拜因著,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8--99页.
[7]参见：《柏拉图的哲学观,政治观,美学论和艺术论》，.
作者简介：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篇4
关键词： 柏拉图 理想国 国家建构原则
柏拉图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生于雅典城邦衰落时期，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和国家战争，对当时雅典的混乱政局痛心疾首，力图通过参政挽救雅典于危难之间。柏拉图在对雅典城邦政治和自己游历生涯反思的基础上，著述《理想国》一书，提出了精英治国、社会分工和整体利益等国家建构原则，试图构建一个平等、自由、和谐、正义的理想国度。虽然柏拉图的国家建构原则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但它毕竟是欧洲思想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家建构原则，并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所以对它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一、“理想国”建构思想的起源
柏拉图出生于伯利克利去世后的第二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年，那时雅典群龙无首，瘟疫流行，城邦逐渐由强盛走向衰败。奴隶主出身的柏拉图从小接受的是优良的贵族教育，对文学、艺术和音乐都有浓厚的兴趣。青年时期柏拉图曾师从苏格拉底八年时间，在政治上和他的老师一样，反对无序的民主政治而拥护专制的贤人政治。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人陷害致死，柏拉图随即离开了雅典，开始了游历生涯。柏拉图先后游历了埃及、南意大利、西西里等地。在埃及，高度发达的官僚政治和制度，僧侣们牢牢掌控国家教育和森严的固定职业分工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南意大利，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活动中心塔壬同结识了政治领袖兼哲学家阿启泰，塔壬同推行的民主政治，阿启泰的卓越政绩及其社会公信力成为了柏拉图日后所追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相结合的一个理想的雏形。
长达十二年的游历生涯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意识到导致雅典衰落的原因是当时实施的寡头政治，他认为统治者们根本无法解决雅典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更不可能带领雅典走向强盛。“所有现存的城邦无一例外都治理得不好，它们的法律制度除非有惊人的计划并伴随好运气，否则是难以治理的。因此我被迫宣布，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1］。可见，柏拉图意图把哲学和政治联系起来。他强调要使有哲学思想的人成为统治者，或令统治者成为有哲学思想的人，整个城邦应由哲学家兼政治家的“哲学王”领导。只有由“哲学王”管理国家，“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国家才能走向正义，并最终成为一个稳定、正义、和谐、完善的理想国度。
二、“理想国”建构原则的理论基础——“心灵对国家的承载”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公民分为三个等级，即统治者阶层、军人阶层和生产者阶层。为了证明这种分层的合理性，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著名的“高贵假说”。“苏格拉底说过：地球是人类共同的母亲，人们也是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应该成为统治者。在辅助者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2］。每位公民身上的不同成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社会职责，即由金子铸成的人应当成为一国的统治者；由白银铸成的人应当成为军人；而由铁和铜铸成的人只能充当生产者。柏拉图认为当一个国家各阶层各尽其职，彼此间不干扰，并且满足于自己的应得利益，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国家。
柏拉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的小字，这时候我们发现在别处有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就交上了好运，我们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我想我们可以说，有个人的正义，也有城邦的正义……让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大见小。”［3］可见，柏拉图把国家看成放大了的个人。既然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那么正义的国家必然就应由正义的公民组成。柏拉图认为每位公民的灵魂都由三部分组成，即理性部分、激情部分和欲望部分。一个正义的公民，他灵魂中的三部分应当和谐相处，即理性起主导作用，激情部分辅佐着理性，而欲望部分被理性和激情所控制。希腊哲学史学家陈康先生曾经这样分析灵魂、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正义的国家里，各阶层都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不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其他阶层的事情，而各阶层之所以都只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自己职责以外的其他阶层的事情是因为各阶层中的每位公民都是正义的个人，而每位公民之所以都是正义的个人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具有正义的灵魂。”［4］这就是“心灵对国家的承载”学说，即“若要有正义的国家，必须先有正义的个人，若要有正义的个人，必须先有正义的灵魂”［5］。柏拉图以此作为国家建构原则的理论基础，并提出“国家是心灵的产物”，他依据公民灵魂中的三部分（理性、激情、欲望）将国家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阶级、军人阶级、生产者阶级）；他依据正义公民的观念（即心灵中的理性部分起主导作用，激情部分、欲望部分服从理性部分的领导，三部分和谐相处，各尽其职）推导出了正义国家的观念（即一个国家要由统治者阶级领导，军人阶级、生产者阶级要服从于领导，三个阶级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如此，一个理想国家的建构蓝图就应运而生了。
三、“理想国”的建构原则
根据“心灵对国家的承载”学说，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国家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精英治国原则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篇5
[关键词]孔子 柏拉图 论语 理想国
一、柏拉图与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孔子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春秋以将，礼崩乐坏，政权下移，民心不古”。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之际，当时周天子权威日下，日益失去统治各诸侯的权力，各诸侯之间为了争夺权利，“臣弑君、子弑父、少凌长、庶废嫡”的行为司空见惯。
论文百事通传统的礼仪制度失去了权威，道德规范荡然无存。孔子认为出现“礼崩乐坏”的原因在于人们缺乏宽厚仁爱之心，并且认为只有用道德的力量，才能使社会重新回到和谐的关系中，天下才能安宁。于是孔子提出了著名的“仁”学来挽救世道人心。
柏拉图的一生正处于雅典政治急剧变革的不稳定时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又受到瘟疫的袭击。人们想到明天就可能死去，于是，无视法纪，为所欲为。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和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柏拉图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并不能真正了解知识的内涵，因而现实生活中便缺少了衡量一切事物的客观标准。为了重建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一切是非曲直，柏拉图写下了《理想国》一书，并提出了著名的“正义论”。
孔子与柏拉图的经历也极其相似。青年时的他们都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均从政不利孔子周游列国，游说于鲁卫陈蔡之间；柏拉图则远走意大利，两次赴色拉库斯，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当征途失意之后，都选择教育来推广他们的思想：孔子兴办私学，开中国民间教育之始；柏拉图则兴办了“阿卡德米学园”，来传授自己的理论。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与柏拉图都处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并且够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二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仁学”和“正义论”。这两种理论是他们思想的基础和关键。
二、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相似之处
1.认同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公民分为三种，即哲学家、军人、生产者。认为在政治社会的角色分工中，最适合担当政治角色的就是哲学家。军人，则适合当统治者的辅助阶级，劳动者，则适合当被统治者。柏拉图强调着社会中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合理性。认同社会中存在着等级制度。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天下大乱的时候。奴隶制的社会伦常秩序生产颠倒与混乱，“礼崩乐坏”正是形容当时的社会情况。自周平王东迁后，周天子权利衰微，不能号令天下，齐桓晋文等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对礼的僭越，所以孔子认为，要安定，必须拨乱反正，必须“正名”。孔子是倾向于要保护奴隶制的伦理等级制度的。
2.重视知识分子，轻视劳动者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哲学家放在他所设计的理想国家的权利顶峰，这是由柏拉图的哲学认识所引伸出来的.柏拉图说过所有城邦成员皆一土所生，互相之间亲如兄弟，但是上天在铸造哲学家时，在他们身上掺入了黄金，因而他们成为高贵的统治者；在军人的身上掺入了白银，所以军人成为了统治阶级的辅助者，而生产者身上掺入了铜和铁，所以成为了被统治者。并且哲学家代表了理性，军人代表激情，分别拥有指挥和勇敢的美德，而生产者代表着欲望，无论属于本阶级的美德，正如欲望应该被理性与激情控制，生产者是应该被统治的。
正是孔子的倡导和影响，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级——“士”开始形成。这些士是从生产劳动的农、工、商阶层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而所谓的“君子”，就是指“士”里面杰出的人物。而孔子的“仁学”基本构想，就是要通过道德教化，培养一批有道德理想、有文化教养的君子，然后借助君子的治理，来设计国家与社会走向文明与秩序。而孔子则把“民”当作蒙昧的一班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此可见，与上层统治者——士阶层相对的是生产者，被视作无知的意思。因对生产劳动者的轻视，不鼓励学生进行劳动生产，乃至有人批评孔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殊为夫子?”
三、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差别
1.文化的态度不同
理想国的教育体现了文化专制主义精神，城邦里的教育都被纳入了政治轨道。教育的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对原有的教育内容进行审查与删改，描写战争的恐怖的情节，会对培养公民的勇敢美德产生消极影响，所以要删掉。统治者要制定出规则来。凡是对塑造公民勇敢的“无用的”都禁止和消灭。柏拉图称这是“净化城邦”。客观上是在禁锢文化、扼杀艺术。
在那百家争鸣的岁月，孔夫子自己并没有明确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类似主张。作为一名学派的创始人，他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采用自己的主张，也不能说明他就是排斥其他文化的。相反，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话，提倡博学多闻。也相传他向老子问过礼，这都说明，孔子是不反对文化多元化的。
2.妇女地位认识不同
孔子收取弟子，不论门第，不论贫富。但三千弟子清一色的是男性。由于孔子传承了周的分封制中的长子继承制。树立了孔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他把妇女排除在受教育的对象之外，更不会考虑让妇女担任官职。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男女兼收、人才济济。并且在他眼中，只有能力大小，没有男女性别之分。他主张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接受各种训练。他认为妇女也有和男子同样受教育并能够担任官职的权利，甚至把妇女也可以培养成为合格的哲学家——国家的统治者。在所谓文明的雅典民主政治中，广大的妇女是无权享受民主的。柏拉图提倡解放妇女，开西方女性执政的思想之源，思想确实伟大。
通过以上对孔子和柏拉图思想的比较分析，作为东西方文化巨人的孔子和柏拉图虽然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相异之处，我们必须以学术的冷静去对待，以理性的批判去化解，认真探讨中西文化差异的成因，寻求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来充实自己，这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出路所在。
参考文献：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43.
[2]休昔底德.佰罗奔尼撒战争史[M].商务印书馆.
[3]蔡尚思.孔子与柏拉图：一种理想智慧纲领[J].中国哲学史，1994.
[4]《论语》.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篇6
【关键词】法治思想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法治理论是千百年来西方法律思想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之一，也是经久不衰、不断深化的主题。接下来，笔者将就法治思想的起源谈谈自己的看法。
谈到法治理论，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的将首倡者的荣誉授予亚里士多德，而将他的老师柏拉图视为人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事实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在思想上真的没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么?我认为，两者思想上的差异实际上是被后人人为的夸大了，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第一个问题。为此，我们不妨从柏拉图的《法律篇》谈起。
《法律篇》是柏拉图晚年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从书名便可以看出其思想与《理想国》的显著不同。在《法律篇》中，柏拉图主要阐述了以下法律思想：
1.法律制度的目标。他认为，在社会或个人灵魂的各成份之间的和平而非战争，才是最佳状态，一个优秀的立法者应着眼于和平制定法规。
2.城邦及立法的产生。在谈到城邦的产生时，雅典人是这样叙述的：经历了无数的灾难(洪水、瘟疫等)之后，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幸存者们起先大概在荒僻的地方按隔离的家族群生活，很少甚至没有互相联络的手段，几乎没有生产工具。当他们开始恢复彼此交往时，他们大体上仿照游牧者的方式靠他们的畜牧产品生活，不积累“可以携带的财产”，因此，没有竞争和贪心。他们的生活由家长管辖，每个家长为自家制定规章。经过一段时间，人类从这种“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并且在山顶上新拓居地。为了防御危险，一些家庭会结合在“大屋子”下。由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特定的习俗或规则，“大屋子”会从每个家庭带进拓居地的各种规则中挑选可以为共同体接受的东西，加以整理，发展成一种新的生活规则，这就是原始立法的起源。当洪水的记忆完全消失时，人们就会敢于走下高地，进入平原，较大规模地建立像荷马史诗中描写的伊利奥斯那样的城邦。当然，“这些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极其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演变的”。
3.政体。柏拉图主张的是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相结合的混合政体。“两者――专制和自由――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事情就变得好多了”。柏拉图还主张分权。他认为，为了任何国家的永久福利，需要在几个方面划分最高权力，把完全的统治权集中在同一人手中是毁灭性的。
4.法律权威。他说，在一个“真正的政体”中，统治者不是阶级利益集团，而是上帝，而上帝藉以使其命令家喻户晓的声音，就是法律。因此，良好政体的根本原则是，统治者不应是个人或阶级，而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法律。
5.立法、执法和守法。柏拉图在书中构建了人们的一切行为都由具体的法律来规范的新理想国。
由此可见，柏拉图在他的晚年思想中实际上已经由早期的理想国式的所谓“人治”转向了后人所称的“法治”，这与亚里士多德后来的法治思想不可谓不一致。众所周知的亚里士多德法治“公式”：
一、要有制定的良好的法律；二、制定好的法律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在《法律篇》中都能找到出处。柏拉图强调的法律形式实际上就是良法的问题，而柏拉图不仅强调了守法，也强调了立法与执法，从当今的意义上看，柏拉图似乎比亚里士多德更加进步。这一点与我们的传统认识有了巨大的不同，那么怎么解释这样的进步与退步呢?
我认为，所谓的柏拉图的人治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甚至柏拉图前期的理想国思想和后期的法律篇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柏拉图一生最后20年里，曾经是希腊精神生活中心的古老城邦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叙拉古远征瓦解之后，雅典沦为第二流强国；在泽凯莱战争结束之时，斯巴达的霸权地位也一去不复返。希腊文明的存在，因东面的波斯人和西面的迦太基人的侵犯而遭到威胁。要保住希腊文明，只有依靠新城邦的建立或者老城邦的复兴。而这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崭新或复兴社会提供一套完善的政体和基本法律。柏拉图的《法律篇》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不可否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有所谓人治的主张，即由“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的哲学王来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并呕心沥血地为此制定了理论基础，但当别人问他这种理想国在人间能否实现时，柏拉图自己也感到惶惑，承认这种理想国只存在于天上，他说，“或许天上边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晚年的柏拉图根据自己长期切身的政治实践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意识到“理想国”是不切实际的，在人间无法实现，转而主张法治。基于这种认识，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了新理想国的蓝图。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也认为柏拉图在其后半生对他的法律思想作了“实质性的修改”。
我认为，这样的看法仅仅看到了表面现象，却并为发现本质的同一。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强调法治的良好功效以及具体的法律形式(即良法)的重要性和立法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同样强调了制定良好的法律。但是，这样完美的法律应当由谁来制定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答案。他的老师柏拉图自己也回答不出来，事实上，他又一次陷入了如同理想国一样的惶惑中，于是转而唯心的求助于上帝，认为统治者不是阶级利益集团，而是上帝，而上帝藉以使其命令家喻户晓的声音，就是法律。
那么也就是说，《法律篇》中的法律靠人同样制定不出，还是得依靠天上的上帝，这同《理想国》中虚构的哲学王又有多大的差异呢?可见，柏拉图的思想根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在《法律篇》中，智慧具体化为法律，也许可说冻结为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法律规范在总体上可能是最为合理的。因而，现实的国家是法治的国家，是依靠守法的意向，通过培养服从法律的精神试图达到和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法治思想应当起源自柏拉图，而非大家普遍公认的亚里士多德，并且柏拉图前期的所谓“人治”思想和后期的思想实际上也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具体形式的差异。
参考文献：
[1]沈宗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
[2]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
[3]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篇7
关键词：孔子；柏拉图；文艺思想
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轴心期时代”中，孔子和柏拉图都被誉为坐标似的人物。柳诒征曾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奥地利当代哲学家波普尔则说：“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这两位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传统又同为文化思想的形塑者和代表者的巨匠在文艺思想上呈现出既相通又相异的独特风貌，对中西文艺思想颇有深远的影响。而通过孔子与柏拉图对文艺本质、文艺功用、文艺批评的认识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文艺思想。
一、文艺本质认识
孔子与柏拉图对文艺本质的认识都存在对前人文化传统的继承。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回答文艺本质问题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律和声，声依咏”。“志”即心，“心所念虑”，其实质是指诗歌是心灵的表现，但“志”常常是与政教相联系的，“言志说”成为中国古代圣贤们对文艺本质的共识。孔子则遵循了这一观点，在其《诗大序》中就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形于言”。这里孔子明确地指出诗歌就是言心中之志，并将情志并举，强调了诗歌表达内在情感的本质特点。更要注意的是，孔子所强调的文艺表达的感情并非是个人的感情，而是符合礼仪规范、受理性控制的社会性情感。这就表现出孔子文艺“主善”的倾向，即文艺的社会道德性。可见，孔子对文艺本质的看法，着重考察文艺与主体世界的情感关系，探求的是文艺将个人心理欲求导向社会伦理的意义。这是一种表现论，且是一种“主善”的表现论。
而西方则有所不同。自古希腊以来，盛行“艺术摹仿自然”的说法。苏格拉底就指出，艺术家刻画出来的人物可以比原来的真人物更美。这位先哲还提出，衡量美的标准就是“效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显然，苏格拉底主张艺术中“真”是第一位的，而“美”和“善”两个概念是统一的。柏拉图继承传统“摹仿说”，并和他的“理念论”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艺术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柏拉图看来，艺术是由摹仿现实世界而来的，而现实世界又是摹仿理念世界而来的。现实世界本身并不是真实体，它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或“影子”，因此，摹仿现实世界的艺术也就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柏拉图由此断定：“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他在《国家》篇里，便是从“研究摹仿的本质”来闸明艺术的本质。对理念的摹仿即为柏拉图对文艺本质的认识。而且这种摹仿力图达到对理念的“真”的反映。
由此，孔子与柏拉图关于文艺本质看法上的主要区别――“诗言志”与“摹仿说”、“主善”与“重真”。这与二者不同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孔子的文艺思想核心为“仁”，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在《论语・里仁》篇中，他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可见，孔子的“知”主要是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有了这种认识，就利于实行“仁”。所以“仁”与“智”是统一的。因而，对文艺本质的认识上，孔子重视的是道德。他对文艺持肯定态度，是因为文艺可以主善。而柏拉图所追求的是理念，信奉的是真理，柏拉图重真实。他对文艺总体上持贬低态度，其根本原因是他认为文艺作品不真实，远离真理和理性。
二、文艺功用认识
孔子的文艺功用大致上可以分为教化功用和社会功用。本着实现“仁”的理想，孔子主张文艺教化为政治服务。他从“文、行、忠、信”4方面教育弟子，“文”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在《秦伯》中，他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教育的思想，即通过感发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使诗、礼、乐融合为一，在情感的感染与愉悦中，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修养和性格上完美的人。可见，孔子将艺术看作“立人”和“成人”的根本手段。
孔子最具代表的文艺功用论观点是“兴观群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孔安国注说是“引譬连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为“感发志意”，综合两种解释，可见“兴”即诗歌借助由比兴而产生的艺术形象可以引起联想和陶冶读者的思想感情。“观”为“观风俗之盛衰”，孔子认为读者可以借助诗歌认识风俗盛衰和诗人的思想感情，统治者可考见得失，以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孔安国注“群”为“群居相切磋”。即诗歌可以使人相互交流切磋，加强团结。而“怨”即“美刺”，指诗歌可以用来批评现实。表达民情。由此可见，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全面地论述了诗的作用与功能，体现了孔子重视文艺的感染作用、认识作用和政治功能。
而柏拉图认为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即在柏拉图眼中艺术无助于人的理性认识。摹仿论必然使柏拉图否定一般艺术，否定艺术的认知功能。特别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例举了文艺的4条罪状。他认为首先文艺亵渎神明：其次诗人们还讲述了很多有伤风化的故事。例如嫉妒、、纵酒作乐等，只会教人堕落：再次艺术贬低英雄人物：最后艺术着力表现了人的情感而非理性，这与柏拉图祟尚理性是背道而驰的。柏拉图认为诗人们不仅“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而且总是迎合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迎合人的。放纵人的欲念，使人失去理性的控制，这一切表明对文艺的作用上柏拉图持反对态度，首先它只是对理念的摹仿；其次它亵渎神，腐化人，不具有积极的意义。
柏拉图对文艺的作用并非完全否定，后期他主张用形式和内容都经过净化的诗歌去教育、引导青年一代的灵魂，并且这种教育不只是通过用神话和诗歌中的英雄榜样来提高青年人的热情和精神，也不只是通过在神话和诗歌中所反映的人类生活来培养城邦公民政治和实践的智慧，而是要塑造一个内在和谐的灵魂，让入学会用理性来引导和规范自身中的激情和欲望，使人身上难以调和的东西――动物性与神性、理智与――达到统一，遵守各自应有的美德。但是这类文艺
必须是经过严格规范后才能具有这样的教化功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孔子肯定文艺功用还是柏拉图否定文艺从而驱逐文艺，他们的立足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着眼于文艺对社会的影响作用。他们都对文艺提出了明确的道德要求，并且他们对文艺问题的思考都带有明确的实践意义，因此，文艺实用论是二者的共识。
三、文艺批评认识
孔子的文艺批评简言之有以下的标准：
第一，思无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要求文学作品思想纯正，这是孔子文艺批评最基本的批评标准。
第二，尽善尽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即指文艺作品既有美的形式。内容中又要包含道德教化的内容。孔子强调“里仁为美”，也是要求把审美与政治教化统一起来。
第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安国认为这个标准是“言其和也”。“和”即是适中、恰如其分。这条标准引申到文艺上的适度、调和。“和”之美的实质就是要求诗歌哀乐适度、折中，其实这也是将政治标准转化为文艺审美标准。
综上可知，孔子的文艺批评是为政治服务的，是否具有政治教化功能是孔子文艺批评的一个首要标准。但是同时我们也能发现，孔子在文艺批评中始终坚持了一种比较平和与宽容的文化态度。《诗经》中选入的批判政治荒诞和反抗主题的诗歌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孔子在评价文艺作品中由于受“和”的影响，主张一种“温柔敦厚”的诗教标准，要求文学符合礼教政治的需要，虽“发乎情”但要“止乎理”。
柏拉图在其晚期的《法律篇》中，对文艺的态度稍有缓和，并从政治、教育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对文艺的具体批评标准。他指出艺术问题是不可能从单纯的角度来考虑的，而必须从政治、宗教等角度出发，文艺必须体现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道德规范”。文艺作品就是要调节人的情意智以达到品德的要求，塑造所谓的和谐的灵魂。所以，评价诗人，判别他们的“谎言”是美还是不美，其标准就是他们是调和了冲突因素，还是妨碍了它们趋向和谐。柏拉图还要求诗人必须选用优秀和高雅的文字，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在节奏、形象、曲调的配合，去描写有自制力、勇敢并且在一切方面都很善良的人们。显然这与孔子的政治道德评价标准颇为相似。在柏拉图看来，文艺的好坏与国家的利益和人的品性成长息息相关。所以，他评论文艺时就不可能就事论事，不可能把文艺看作是与政治和伦理无关而独立的东西。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柏拉图在西方是第一个人明确地把政治教育效果定作文艺的评价标准。”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在文艺批评上遵循了一定的美学原则，但柏拉图因为要强调政治标准，就抹杀了艺术标准，他因为要强调理智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就不惜压抑情感。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篇8
西方法律思想起源于何时，并无定论，但是，西方法律理论以柏拉图的著作为起点，则是没有太多争议的事。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学科的划分并不存在，也就是说， 他的著作本身并不是某门学科的专门论著，其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教 育思想和法律思想溶为一体，这是阅读柏拉图的困难之一。再者，就文体的华丽而言，柏拉图在哲学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常常分不清他通过哪个人物和哪种方式在表达他的看法，哪是在嬉戏玩笑和哪是在一本正经，这是阅读柏拉图的又一困难 .他批评说“比喻是油滑的”，而他自己却又从一个比喻滑进另外一个比喻；他说 ，“除了靠举例，阐述任何重大的思想都是困难的”，因为在梦中时，我们知道一切 ，而醒来时，我们又一无所知了。因为这个缘故，要解释清楚柏拉图的理论并非容 易，这里，就关于法律的三个比喻，我们来看看柏拉图的法律图画。
时动用的身体的一部分。理智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欲望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或欲望部分，亦即 那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激情是“我们藉以发怒的那个东西”。正象国家的正义 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司其职那样，每一个人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受理智领导，这样的人就具有节制的美德。柏拉图最后强调，正义的真正内涵不是“外在”的各部分和谐一致，而是“内在”的和谐。一个正义的人应该安排好真正的事情，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他称保持和符合和谐状态的行为为好的 行为，相信指导这种和谐状况的知识便是智慧。
的罪恶。“哲学如果能达到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可以看得很明白 ，哲学确实是神物，而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人事。” 应该说，追求一种哲学王 的政治理想是柏拉图一生的愿望，在理论上，他写了《理想国》，在实践上，他曾试图一位暴君改造成一个哲学王。在实践上他没有成功，但在理论上留下了“哲学王” 的政治统治方式。哲学王统治的核心是把“哲学家的智慧”和“国王的权力”结合起 来，也就是智慧地统治。
用经验的比喻，我们不能够判断，我们只能够 描述，这里，韦伯统治类型分类的理论是有参考价值的。依据个人的权威、个人的魅力或者理性的规则的合法性基础，就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想统治类型：传统型统治、 个人魅力型统治和理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与个人魅力型统治都是建立在以个人权 威的信仰与服从的基础之上，换言之，都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之上。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前者服从的是传统和习俗，后者服从的是特殊的秉赋与神性。在传统型统治下，统治不是凭借法律，而是传统习惯，政治的统治并不遵循一定的章程。随着官僚政治的出现，传统型统治发展到其高级阶段，并逐步走向世袭制度。在这一过程中， 法治并没有得到发展，所得到发展的只不过是更高形式的专制。个人魅力型统治基 于人格特征，他们被认为是具有超凡的力量与品质。个人魅力型人物及其追随者相信他们具有天赋的神圣权力，能同宇宙中最主要、最强大、最权威及最神秘的力量保持联系。在韦伯那里，先知、救世主、英雄、领袖都属于这类，佛陀、耶稣、穆罕默德、梭伦、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是其典型的代表。当社会发生危机，处在失范状态时，这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现代西方法治社会在韦伯那里则是理法型统治的典型。法律以理性为价值取向，法律得到普遍的遵从，法律是抽象的 和非个人的，政治统治以法律为准绳，人们只服从那些非个人的制度。形式理性法 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个人的情感也被完全忽视，世界变得呆滞和单调 .如果我们假定韦伯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如果以此反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之“人治”与亚里士多德反对之“人治”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柏拉图的人治实际上是“个人魅力型统治”，他理想的哲学王是集“智慧”和“权力” 为一身的天才，而亚里士多德反对的是“传统型统治”，他否定的人治是政治权力掌 握在一人手里的君主或者僭主政治。
制头脑不清醒的人，由此，柏拉图认为迦太基对饮酒的控制是最为理想的：军人和奴隶不能够饮酒，工作期间的舵手和陪审团不许饮酒，执行职务期间的地方官员和参议员不得饮酒。如此规矩的饮酒方式，酒就不再那么可怕了，“饮酒者的灵魂就象火里的铁，热了起来，变得越来越年轻、温柔”，酒“这件礼物意在成为一种药物，使灵魂中产生崇敬，身体中产生健康和力量”。接着，柏拉图更进一步，因为酒与葡萄种植联系在一起，而种植葡萄又是一个国家农业法和食品法律的一部分，由节制饮酒上升到对酿酒数量的限制，最后归结为对农业 的管理。如此这般，一个国家的法律就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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